「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那些消失的特首選舉氣氛，和曾經的走入群眾

5年前的2月，沒有疫症，香港全城上下正為一場即將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炒熱氣氛，3名候選人包括後來當選成為特首的林鄭月娥、當時人氣高企的曾俊華，以及退休法官胡國興，正全力展開他們的競選工程：曾俊華在網上發起競選眾籌；林鄭月娥接連舉行競選分享會及造勢會；胡國興更早已公佈競選政綱，3人同為進入競選最後直路蓄勢待發。

10年前的2月，香港同樣有一場行政長官選舉即將上演，由前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火拼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後者亦在此時被揭發大宅有嚴重違建，報名前夕誠信突然破產。而差不多被遺忘的民主派代表何俊仁，則默默地收集足夠提名，趕在提名期首天搶閘報名。

同樣是2月，2022年香港將迎來「完善選舉制度」後首場行政長官選舉，惟在2月20日提名期開始前5天，只有1名藍營KOL冼國林、過往兩屆曾宣佈「去馬」但均不夠票入閘的胡世全、和3名非從政者表態參選，現任特首林鄭月娥本人亦未表態是否角逐連任，政界則仍在揣摩北京屬意人選；在五光十色的立法會選舉中未獲一席的民主派，更勢必缺席。

特首選舉氣氛跟過去南轅北轍，曾參與特首選舉選戰工作的資深政治公關何安達形容，「那個球場的闊度跟深度不同了，組隊落場的要求也不同了」；曾協助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在2007年挑戰曾蔭權的民主派中人，更惋嘆當年民主派政綱重點之一，是爭取普選及推動政改，但他不諱言：「現時（爭取雙普選）隨時會違反國安法。」就連建制派中人亦慨嘆，完善選舉制度後，很多立場不能彰顯，當沒有兩大陣營對壘作政治對決，亦令競選工程空間減低，選舉中火花已不復見。

以前仍會想打一場明知會輸的仗

將在今年3月27日舉行的第六屆香港行政長官選舉，提名期由2月20日至3月5日，換言之提名期即將開始，但截至本報導刊出，暫時只有藍營KOL冼國林及前民建聯成員胡國全高調宣布參選。再翻查香港選舉事務處資料，尚有自稱「中央军委中共国宝壬昕阳」人士及另一名叫黃文康的男子，登記了成為候選人，另自稱是「政治新鮮人」的軟件工程師蕭德良，就曾在1月底於YouTube發表參選宣言。惟外界普遍沒視他們為下任香港特首的真命天子。

香港自九七主權移交後，先後舉辦4次特首選舉（第一屆選舉在回歸前舉行），與立法會選舉不同，香港的特首選舉結果僅由選舉委員會決定。縱使選委會的人數歷年增長，由400人增至現時1500人，選民基礎仍難跟全港逾440萬選民比擬。

甚至乎，林鄭月娥於今年2月8日回應有關特首選舉提問時，亦稱「看不到特首選舉因疫情而要押後」，直言「是一個規模很小的選舉」。

在如此的「選民基礎」下，上屆擔任胡國興之競選辦公室主任何安達接受端傳媒專訪時，劈頭先擱下一句︰「我覺得特首選舉是沒有Campaign可以做的。我們（在特首選戰）說的對象是1500人（選委）。」

但讓人嘖嘖稱奇的是，雖然絕大部分香港人無票在手，民眾卻對特首選舉關注度愈來愈高。

根據Google搜尋趨勢數據，每逢特首選舉年，搜尋「特首選舉」或「行政長官選舉」字串均出現明顯增幅，熱度出現趨勢變化的時間，往往可追溯至選前3至5個月前，搜尋度開始出現攀升，繼而在舉行選舉的3月份達至最高峰。相關趨勢數據又顯示，比較2007年、2012年及2017年三屆選舉，熱度高峰更是一屆高於一屆。

至於其他時期出現零星的「特首選舉」或「行政長官選舉」搜尋，則跟香港社會出現的大型群眾事件時序吻合，包括民主派在2007年底至2010年間，多次爭取政制改革、2014年的雨傘運動，以及2019年中開始的反修例運動；由於普選行政長官曾多次成為社會運動的議題，令「特首選舉」或「行政長官選舉」的搜尋出現。

其中，公眾關注的熾熱度又以上屆為主權移交以來最高，箇中原因，除由於時任特首梁振英在選舉前倒數約百日之時，突以家庭為由，宣布不會參選，為選舉帶來巨大變數，亦令無數港人一度幻想，透過群眾參與，可望改變北京的選人決定。

曾擔任前特首曾蔭權年代的特首辦公室新聞統籌專員、後開設公關顧問公司的何安達，則相對現實，他分析說：「選舉結果一早寫在牆上……沒有空間，制度就是這樣。如果說做Campaign的結果是把Office（特首辦）贏回來，想都不用想啦。」

不過，上屆他仍決定陪胡國興打一場明知會輸的仗。

胡國興在選舉前5個月（2016年10月底），成為首個宣布參選第五屆特首選舉的人。何安達在訪問中，多次重覆提及「政治現實」這四字詞，但認為不參賽就會失去推動議程機會，「將你的政治理念帶出來。你起碼在那個場所裏，有電視辯論、有很多的機會，大家會報導你。選舉完了，誰理睬你？ 」

當時胡國興希望推動的議程，可從其政綱中一窺。他表明反對「人大8.31決定」，提出希望5年內重啟政改；又支持基本法《22條》立例，即禁止中央人民政府干預香港依法自行管理的事務等等。當時他亦是唯一一位候選人，強調《23條》立法的前提是政改獲通過。

除政治面向，他亦支持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等民生議題，甚至曾在Facebook表示，如當選將會建立公開的棕地資料庫資訊平台、收回棕地建公屋及居屋等。上屆選舉提名期前半個月，胡國興更走入群眾，與80名市民討論民主民生議題。

但現實是候選人要面向的是選委會，何安達不諱言公關工程是無法控制這1000多票去向，最終能做的就是賣「人」。當年原打算迎戰前特首梁振英的胡國興，競選賣點簡單直接，「一個字，正。」

在選舉中要跟對手比拼，何安達認為其中一點是要突出自己的性格，而胡國興賣的是「正直」，口號是「心要正，路要正，香港重回正軌」。後來梁振英沒參選，對手換上被民間熱捧的「薯片叔叔」曾俊華，和被視為北京「心水」的林鄭月娥，胡國興於是在選舉論壇上說要把林鄭列為「不誠實證人」。

胡國興選前曾接受端傳媒專訪，表明自己是「非建制、非泛民，完全獨立」；即使民調結果較另外二人大落後，仍相信自己非全無機會，又指若中央選擇以法官治港，便能推翻外國指香港再沒有司法獨立的說法。

事實上，當年胡國興是挾着民主派180個提名入閘參選。然而，民主派選委最後變成胡國興口中的「策略派」，幾近「All-in」曾俊華以圖打低林鄭月娥。根據當時選前最後一輪由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發布的民調，曾俊華最終支持度為55.6%，林鄭月娥為29.1%，胡國興為9.2%。但「政治現實」一如何安達所料，任曾俊華支持呼聲再高，選舉最後仍由獲777名選委投以一票的林鄭月娥勝出。

選舉後，有泛民選委哭着跟胡官道歉，說很想投他一票，但礙於集體決定不能這樣做。「300+（民主派選委）都這樣，300+以外的哨子更加大。」何安達說。

再回望過去幾屆特首選舉，曾經亦有來自公民黨的梁家傑及民主黨的何俊仁等民主派參與其中，在充滿政治交易和政治現實的舞台上，輸贏也好，何安達始終覺得這是好事，「社會上多多少少有辯論，你（被北京祝福的人）明知會贏都要回應一下，理論上有這樣的互動。」

只是「互動」沒有延續下去。說着，何安達再道出另一「政治現實」：「5年前，在選舉的框裏面，可以有這些東西發生。現在那個框又變了。沒有梁家傑，沒有曾俊華，沒有胡官。」然後反覆琢磨用字下，他最終這樣形容今屆特首選舉：「這樣說吧，那個球場的闊度跟深度不同了。」又續道：「組隊落場的要求也不同了。不要說是教練，就是做軍醫，我都無法接近場邊啦。」

「小圈子選舉」，也曾經走入群眾

2017年的選舉，選擇以賣「人」為策略的，還有另一候選人曾俊華，全力在營造個人形象方面下功夫。曾俊華早已是大熱人選，選前大半年已不時被問到是否有意「去馬」（參選）；當胡國興參選展開選戰序幕，曾俊華就在一場舞台劇的台前分享時，把莎士比亞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改成「To run, or not to run, that is the question」，當時全場拍掌；而由於曾俊華仍未「洩露天機」，引起更多市民有所期待，繼續追蹤他的一舉一動。

上屆選前5個月，坊間已經很熱鬧。

曾擔任曾俊華競選團隊成員的忻浚賢回顧，曾俊華在營造個人形象方面是最特別的一人︰「以前那種是很Formal，好似規定了特首選舉就是要這樣做，我們只會期待有Debate，或好正式的落區（到社區宣傳）。但其實這些都沒有很多人關注，因為本質很Boring（沉悶），和普通市民亦Irrelevant（不相干）。」

又例如，一般候選人形象官式，即使會利用社交媒體，仍與大眾所理解的有一段距離：「跟現在的公營機構使用Social Media的邏輯有點類似。公營機構理解Social Media仍然是2.0，是一個發佈資訊的地方。」

忻浚賢認為，曾俊華不是如此。早於曾俊華仍是財政司司長的時期，已著手經營其個人Facebook帳號，不時上載生活照。乃至選前兩個多月，曾俊華終於宣布出選，那年他在記者會說，香港人活得不快樂，有些人開始談論移民，他的心願就是讓「香港地」不單沒有人想移民，還要讓其他地方的人嚮往，那才是一個更好的香港。

團隊期後在其Facebook專頁推出一系列影片，例如「拍住上」系列和「曾．Connect」系列，內容為曾俊華與其朋友、太太、助手、司機的對談，以及致電市民討論社會問題。他落區（走進社區）的照片，相框內更是「人頭湧湧」—— 市民爭相握手、拍照、打卡，而他亦總是笑面迎人。

忻浚賢形容，上述工作都是為了發掘曾俊華更多非政治性的面向，「他就是說給你聽，我都是一個人，我都會過情人節，過新年，拉近大家的距離。很久都沒有試過一個政治人物和大家的距離會這麼近……透過選舉工程，有了這樣的效果，人們就會想選擇一個近自己的人。」

5年前的情人節，林鄭月娥率先於Facebook上載丈夫的情書，內容提到支持她參選，為落實「一國兩制」作出貢獻。忻浚賢與團隊看到後，「哦，咁得啦（這樣好了），即興出一句。」同日中午，曾俊華在Facebook寫了一封「給香港的情書」，特別在文末標示「#今天我們不談一國兩制只談一生一世」，成為一時佳話。

不過，今年的情人節，未知是否有意角逐連任的林鄭月娥未有發帖；有網民仍在轉載當年曾俊華的情人節帖文回顧。

「以往對政治傳播和選舉的理解，就是早已Plan好所有事情。但阿Sir（曾俊華）的，你可以說是貪玩。」

忻浚賢表示，過往的特首競選團隊，必然會涉獵基本的整體形象設計，但要到曾俊華於2017年着重利用社交媒體「接觸」群眾的程度，既有專人負責既定內容，又會有不少突發的應對，「我覺得是由這次開始。」

一直專研選舉的忻浚賢進一步分析，如此變化，或跟2016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有關。他形容，2016年及2017年接連兩個選舉，均是競選Campaign技術含量很高的選舉年，「那時有很多辯論剪接走出來，例如完美KO。」

他舉例，當年民主派劉小麗在選舉論壇中與建制派蔣麗芸同場較量，一口氣講出既定問題，不讓對手有足夠時間回應，再插口反駁，然後把影片剪輯和發放；又例如公民黨楊岳橋會與其他同區的民主派參選人合作，在選舉論壇中互相協調，營造一個團結氣氛，「你又不會被人鬧，拿走新界東全部的票，令所有人輸，又可以令到大家都贏，人人都開心，得到美名。」

而這些技術背後所呈現的候選人形象，也成了群眾茶餘飯後的話題；延伸下去，特首選舉與立法會選舉的「選民基礎」雖大相逕庭，但市民對於選舉、對於在候選人身上投射政治期望，已建立了一份參與感。

「你有沒有看Facebook Live？你臉下面的『嬲嬲』（憤怒表情符號）已經去到你的鼻子。」曾俊華在當年一個選舉論壇上對林鄭月娥說。

「我們想要的香港」

上一屆特首選舉，落敗一方都被視為打過一場美好的仗，幕前幕後贏盡口碑，但如果把時間巨輪再推前10年，2007年第三屆特首選舉，就是特首選舉文化的分水嶺。
2002年第二屆特首「選舉」沒有投票日，皆因時任特首董建華在沒有競爭對手下，自動當選連任；經歷過金融風暴和沙士，他於05年以「腳痛」為由辭職，由原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接任。

為阻曾蔭權在2007年爭取連任自動當選，民主派陣營當時醞釀派代表參與被他們長年狠批為「小圈子選舉」的特首選舉 —— 公民黨梁家傑早於選前約半年，已獲黨內執委通過推薦其出戰，並於選前4個半月，獲民主派組成的特首選舉民主工作小組敲定為代表。他期後5日內就正式宣佈參加「特首跑馬仔」並公布政綱，競選辦事處亦緊接開幕。

而曾蔭權雖然去到選前不足兩個月才宣佈參選，但事實上他的競選辦公室早於選前4個月已啟動；他甚至曾以「正積極考慮及預備參加行政長官選舉的人」名義，視察競選辦公室。

現已移居海外的羅斌（化名），是當年協助梁家傑制定選舉工程策略的骨幹成員之一。這位「軍師」憶述，當年香港市民對政治參與及熱誠均遠低於近年，「當時梁家傑的策略，是想公眾見到小圈子選舉的運作，所以才要爭取入閘去參選，讓公眾知道整個運作，同時希望嘗試改變當中的選舉文化。」

翻查香港民意研究所數據，梁家傑的唯一對手曾蔭權，當時民望評分逾60，除首任特首董建華上任首半年外，該民望評分已高過歷任所有特首的任何在任時期。

挾甚高民意支持的曾蔭權，在未宣佈參選前，多次在特首工作「下班」後轉到街頭派發政綱接觸市民，甚至落區家訪基層民眾。民主派一方就近乎總動員為梁家傑造勢，但不為勝選，反希望藉此機會推動政治議題，包括發起全港收集簽名的一人一票爭取普選全民運動；亦有民陣及時任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在特首選舉日前夕舉行「爭取普選 改善民生 大遊行」。

回望那個還有公眾參與大型遊行的年代，羅斌說，當年民主派內，亦曾爭論過參選是否會為「小圈子選舉」增加認受性，但15年後的今天，他沒有看到如此情況；加上當年多個民調均一直沒有顯示過梁家傑有任何當選希望，他坦言民調只是反映香港民眾明白當中的政治現實，「選委以建制陣營為主，大家明白他們不會票投梁家傑」。既然民調沒有指標性，參選當中更大意義，是在於如何面向公眾進行整場選舉工程。

他透露，刺激整場選舉工程的熾熱度，其實由選前3個半月的選委會選舉時開始。由於民主派須獲最少100個選委提名，才可令梁家傑入閘參選，故民主派動員搶奪選委會議席，最終搶到132個席位，成功保送梁家傑入閘，「要營造這場是有競爭的特首選舉，就要有民主派選委，他們核心組成部分來自各個專業界別，可惜這股力量現時已被全面瓦解。」

民主派當年另一參選目的，還是藉此向公眾展示陣營也有自己的治港政綱及藍圖，因此更要爭取機會面向群眾。梁家傑當年其中一份政策大綱小冊子上，有一個頒獎台，台上冠亞季軍3個台階，只站了1個人，下面有大字寫着︰「誰想去贏一場沒有對手的競賽？」那時，他們以「我們想要的香港」為主題，發表了一共7份政綱，並走遍全港九新界，開拓一個以全民為對象的空間。

對手曾蔭權是公務員體制出身，熟悉政府運作；有梁家傑團隊的義工透露，梁當時認為，要讓群眾看到從政者的高度，因而曾去拜訪一些友好的公務員朋友，細緻得連政府撥款的行政程序也一一請教，為的是向公眾展示從政者的認真和抱負。而那時，曾蔭權的競選口號為︰「我會做好呢份工。」

公民黨吳靄儀曾在其撰寫的《拱心石下︰從政十八年》一書中，重提梁家傑參選一事，形容雖然當時是「大衞大戰哥利亞」，但落區的競選工程，除接觸市民外，更要令市民質問︰「為什麼我無權投票？」

「當時提議跟對手（曾蔭權）大家一齊落區，亦有跟對手進行電視直播的同台辯論，都創下了先河，改寫了整個選舉文化。」羅斌說。

有別於過去多屆的特首選舉，今年即將舉行的這一場，1488名選委當中（由於部分委員分別是兩個界別的成員，因此實際選委數字不足1500人），只有狄志遠一名「非建制派」；而從特區政府的宣傳海報可見，首次為選舉訂出「愛國口號」，為「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那麼，官方向公眾釋出的主軸訊息，是否將再一次改寫選舉文化？

羅斌坦言：「2007年時有提及要有普選，提及要有政制改革，這些在今日社會上已沒有空間討論，就算討論也不會是公眾認同的方向。當年寫的政綱，現時不敢再拿出來了，爭取普選、要求政改等，隨時會是違反《國安法》的。」

雖然群眾沒有投票權，但羅斌認為當年的選舉工程仍需要面向公眾，因為當時的制度下，仍可產生間接制衡力量，即建制派政團如提名支持某個特首候選人，對方當選後但在施政上有錯誤缺失，建制派政團亦需承擔政治代價，會在其他選舉中被追擊。惟現時的立法會選舉，完善選制後只選出五光十色的議員，「現時連這個間接影響力都失去，建制派跟特首可互相扭抱一起，想怎樣就怎樣。」

不過，查實5年後連梁振英的選舉工程，都是為主打面向群眾爭取民意而設。曾在2012年特首選舉中成為某候選人競選團隊義工的林雅婷（化名）認為，當時3名候選人除爭取選委支持外，都認真對待競選工作，視民意為另一戰線：「當年選舉都很有火花……予人感覺是有競爭的。」

這一屆的特首選舉，時任行會召集人梁振英在選前6個半月前，已表明為特首選舉開始「備選」工作；而民主黨亦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啟動初選提名機制，又計劃在選前5個月召開特別黨大會，其時預料何俊仁「去馬」機會極高。

梁振英亦馬不停蹄，選前4個月，先以「齊心一意 撐香港」為競選口號舉辦參選大會，及至選前兩個月，他已最少3次走入社區舉行政綱諮詢會。

競爭對手唐英年亦不遑多讓，參選造勢大會竟是在選前3個月舉行，然後多次走進社區探視不同家庭。在2月中提名期開始前夕，選舉形勢就出現急劇變化，唐英年突被傳媒揭發其九龍塘大宅有違建，嚴重影響他的誠信，令當時外界更高度關注特首選舉的發展。

「一張凳，一本簿，一支筆，落區聽民意。」這句話是梁振英當年其中一句競選口號。據林雅婷觀察，當年梁營競選團隊有不少工作都為爭取民意，「市民雖然不能投票，但當時梁振英真的用了很多時間落區，和市民接觸。」林雅婷認為，目的是為梁振英營造「貼地」形象，好與形象中產的競選對手唐英年作區別，「我覺得是想給人一種感覺，要營造我（梁振英）真的有很多市民支持。」

翻查當年資料，2011年大部分民調顯示，梁振英是當時3名候選人中支持度最低一個，但及後支持度逐漸攀升，至選舉投票前，大部份民調結果均顯示梁振英已取得逾四成民意支持，他最終也成功當選。林雅婷認為，民意支持度對結果可能有一定程度上的影響力。

忻浚賢亦認為，「以前的邏輯是，中央和選委如何選擇，和民意是Consistent（一致）的。」故此，在2017年特首選舉中，當電視台的滾動民調顯示，曾俊華曾獲得六成、甚至七成多的支持時，「那一刻，自己都會有種僥倖心態或感覺，會否贏呢？會否有奇蹟呢？」

當競爭者都變成是自己人

「我其實都沒有很大期望。」忻浚賢說，選委是很實際的群體，他以某一個泛民職工團體作例子：「（平時）可能是關注是否支持23條，普選那些。但去到選委，就不會理會這些，會講工時、待遇、合約，是好實際的。你可以是一個很受歡迎的候選人，但正式商量時，都是講這些事。」他自問，所有的公關工作，其實都沒有影響到選委的意向。

羅斌更認為，選委本身並沒有自由意志，最終如何投票，很大程度受北京指揮，而在完善制度後的選舉，選委本身更由小圈子選舉變橡皮圖章，作用是為被欽點的人選面上貼金，更多於產生競爭，「用有幾多選委支持，包裝為有多眾望所歸，但現時的選委會，民主陣營是缺席的，所以再多選委支持，都不能反映真正香港民眾的意願。」

亦因如此，他擔心這屆特首選舉的候選人，會無懼發表極其親中的言論，令極左的路線出現，不會憂慮令群眾反感，「過去建制派候選人，都會用迴避方式回應23條立法及政改等議題，但現時是肆無忌憚表態，此舉隨時可以被視為忠誠，反而迴避方式，肯定在北京眼中會扣分。香港人既再沒有話語權跟影響力，卻需要直接承受這些路線與立法的影響，令人很絕望。」羅斌在越洋電話筒的另一端說。

至於現時已身處場外的何安達，就研判這屆特首選舉工程重點，會繼續朝「23條」立法、《國安法》、規管假新聞等主旋律進發。他認為，如果林鄭競逐連任，她或會宣傳自己將落實上屆政綱，其他人則可能會督促《施政報告》中尚未兌現的內容，但是「（要看到）候選人之間的對比，很難。」

在新政治形勢下，還可以比併甚麼？「如果要鬥，就只會鬥更左，怎會鬥寬？侮辱公職人員的法例不夠，要再加碼；監察措施不足，安心出行要追蹤到（市民）。Campaign（的賣點）只會愈想收得緊。（候選人）不會出來鬥，說『現在香港已經恢復秩序，可以展開一個社會的整體對話』。這怎麼可能？」

他重提球場的比喻，「界線就已經劃了，深度和闊度就是這樣」。他認為目前尚有空間的辯論，剩下的可能是對疫症的處理，「但如果你說共存也不符合國策」。

他特別提到來屆候選人，還能賣個性和處事手腕，但以目前大局初定的氣氛，中央政府未必想選戰出現太多爭拗；而有別於以往選舉的唇槍舌劍，候選人可能會顯得客氣、親和，「攬攬小孩，養隻倉鼠，探探劏房戶，完全可以想像就是這些」，但政策上的寬大容和，「唔得（不可以）；新球賽底下有不同的風險，阿爺可能不喜歡，選委可能不喜歡，可能少做一點更好。」比起上屆鬥年輕、鬥創新的風格，競選團隊或會傾向「穩穩陣陣。」

在新時代下，政治競選工作，前後確有很大的分野。林雅婷於2012年以後亦有參與兩屆立法會選舉建制派競選團隊，曾為建制派候選人撰寫政綱。她說踏入2021年，不少候選人政綱第一句，必然是愛國愛港，「這是一個態度，要讓其他人知道。而且講這句一定不會錯，變成一種政治正確。」

她感嘆，新選制之前，各路公關較注重本地媒體，例如《蘋果日報》、《明報》、《信報》等，至於親北京的媒體如《大公報》、《文匯報》等則不太重視：「以前有誰會看大公、文匯呢？」但在2020年初後、反修例運動降溫後，情況逆轉，「現在很多人都會看大公文匯的社評說了什麼，再去猜上面的意思。」

據她觀察，隨著瀏覽量增加，連帶投稿量亦水漲船高，「有點像交功課，總之一有，例如（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講話，或者哪個主任講話，就有很多人要排隊交功課。報紙版面少，未必排到，就可能會發去（其他親北京媒體）《橙新聞》、《點新聞》這些。」

親建制媒體的高度關注，跟香港市民的關注度卻形成反比，去年的立法會選舉只有僅三成投票率，反映市民跟選舉參與割裂。

「以學術角度去看，這個選舉制度令很多立場不能彰顯，不能在shopping cart（購物車）上供你選擇。作為一個消費者，一個選民，shopping cart上沒有，我就不會關注。」忻浚賢說，公眾的冷漠成為結構性的問題，「沒有人關注這件事，你很努力地去做，其實都是對牛彈琴。今屆立法會選舉就出現了這情況，再好的公關都發揮不到。」

他坦言，假設要在今年的特首選舉加入戰團，他亦無從入手，「和立法會的情況一樣，結構上市民關注度很低，你可以做，但不會再像以前那樣。」更感慨道：「最大的感受是可惜；會質疑還有沒有土壤，一些外國的選舉技術政治傳播技術可以在香港開花。」

曾以不同身份從旁協助建制選舉工程多年的張海欣（化名）就表示，香港歷年選舉，慢慢形成兩大陣營對壘 ，是在進行政治對決；而有對決，才有競選工程的空間。但完善選制以後，選舉中火花已不復見。

張更透露，每屆立法會選戰，某建制政黨會向黨內候選人派發一本厚厚政綱，詳列政黨這年的重點政績和主張，供候選人參考，但在多彩的對決下，候選人和助選團「基本上只會看一兩句」，主力反而挖掘對家弱點；但現時建制中人才發覺，因為競爭者都變成是自己人，「惟有找回那本很厚的政綱，看看有什麼可以用。」

距離2月20日的特首選舉提名期開始尚餘不足一星期，至今仍未有政圈中具份量人士公開表態參選。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11條，倘提名期結束時並無候選人獲足夠有效提名，須在提名期結束後的42日定為新投票日，即最快是4月17日。加上疫情因素，政圈和傳媒亦開始關注到，到底特首選舉是否會押後。

不過，即使選舉如期舉行，在五光十色的新香港下，各家的團隊又有甚麼發揮空間？

「敵我矛盾不是用communication campaign（宣傳工程）去處理的，那我們（政治公關）還有什麼作為呢？」何安達則以此作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