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决策杀人，必须有人负责”：意大利疫情死者家属起诉政府求偿1亿欧元

冬末一个深夜，83岁的安东尼奥（Antonio Lorenzon）趁著照护人员熟睡时，用预先藏好的餐刀截断约束带，撑起久卧在床的虚弱身子。他使尽所有力气站稳脚步，步履蹒跚走到疗养院的大门，扭了扭门把，试了又试，大门深锁。脱逃计划失败。

那是2020年2月中，安东尼奥因为支气管炎到医院治疗，随后转到疗养院复健。就在这段期间，意大利成为第一个遭到COVID-19疫情席卷的西方国家，全国一阵兵荒马乱，他所在的北义伦巴底大区（Lombardia）更是疫情的重灾区，即使疗养院禁止会客，但狡猾的病毒仍渗透到院内、展开无声的杀戮，安东尼奥也在劫难逃。

安东尼奥入住疗养院后，大女儿萝伦佐（Alessandra Lorenzon）每天与他通话，等著早日接他回家。3月初，安东尼奥的手机没电后，音讯全无，封锁的疗养院成为疫情中的黑洞。一个礼拜后，萝伦佐盼到的是一具棺木，为了避免病毒传播，COVID-19患者死后遗体立即密封，她连父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在只有最亲近家人才能参与的丧礼上，萝伦佐无法相信眼前的棺木装著她爸爸，总觉得他在家里等著，根本不知道正在举行一场属于他的丧礼。她连哭都哭不出来，大脑也转不过来，不明白这木箱代表著父亲，代表著他的死亡。她的脑海里还停留在最后一次探望时，父亲的微笑与拥抱。

失去至亲是痛彻心扉的过程，但萝伦佐的悲恸无所依归，父亲最后怎么活著，或说是怎么死的，她毫无头绪。她也无法像妹妹、妈妈一样，把悲伤埋在内心角落，不追究黑洞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脸书的“我们要控诉”（Noi Denunceremo）群组，她找到了成千上万跟她一样又茫然又愤怒的COVID-19失亲者。

在相互慰藉取暖之外，一些人决定循司法路线探找亲人死亡的真相。

COVID-19从武汉爆发后，蔓延全世界，肆虐两年来，夺去五百多万人的性命。意大利至今有超过13万人死于COVID-19，是西欧国家第二高，仅次于英国。

2020年初，第一波疫情在靠近米兰的贝加莫省（Bergamo）一发不可收拾。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光是3月，贝加莫省大约有二千人死于COVID-19，但当时采检能量不足，很多死者症状符合但无法确诊。根据国家统计局（ISTAT）估算，贝加莫省在2020年3月有超过6000人死亡，是前5年平均值的6倍。偏高的死亡率引起贝加莫检察官关切，并在2020年4月根据过失导致流行疾病蔓延的刑法罪行，立案调查政府处理疫情的疏失。

萝伦佐居住的布雷夏省（Brescia）与贝加莫省紧邻，一样哀鸿遍野，2020年3月的死亡人数是前5年平均值的3倍。2020年6月初，意大利政府松绑封锁措施，身形娇小的萝伦佐站在贝加莫地方法院高耸的大门前，背著硕大的公事包，里面装满与父亲有关的资料与病历。她拿著父亲的身分证，连同五十多位“我们要控诉”的成员一起向贝加莫的地方法院递状，提供他们在疫情间的第一手见证，协助检察官调查。接著，又有五百多位家属发起民事诉讼。

“错误的决策杀人”

“我要的不是钱，而是一个形式上的正义；我也不是要怪罪医生或护士，当时他们像是活在世界末日。不过，制度显然出错了，错误的决策杀人，必须有人为此负责。”

2021年7月，我和萝伦佐在她住家附近的咖啡馆再次见面，经过一年，父亲的死仍是她挥不去的阴霾，说到伤心处，心头一绞，汪汪的泪水便涌上化著精致眼妆的大眼睛。

萝伦佐的外表看不出已经年过50，她在客运公司当秘书，有两个已成年的孩子，养宠物，喜欢做木工，练瑜珈也学打坐，过著岁月静好的小日子。父亲离世后，她怎么静坐冥想都填不满心头上被剜开的大洞。她以前看新闻时，总是很同情那些地震、洪水或战争的受害者，“可是这一次悲剧轮到我了，我成为毫无招架之力的受害者。”

为了打官司，她向疗养院和医院申请了父亲的病历。夜深人静，忙完工作与家人后，她打开父亲的病历，拼凑他最后的日子。寻找真相的过程是痛苦的，她每读一小段必须停下来深呼吸一会儿，鼓起勇气后，再继续追索父亲饱受折磨的死亡过程。她以前从没想过，简单到几乎没有意识到的呼吸动作会变得如此艰难——父亲染上COVID-19后，连一口气也喘不过来。直到现在，她仍三不五时梦到，窒息的父亲向她求救，像是一具不愿深埋地底的尸体。

萝伦佐认为，父亲是在音讯全无的那段时间，在疗养院感染病毒的，因为当时她和家人的检测都是阴性、血清检查也没有抗体，表示他们都没感染过。她推测著，探望父亲时，家人都会抱抱他，如果当时他已经感染了，不可能其他人全都没事，包括年过八十的母亲。

但是，疗养院不愿意透露父亲离世前在院里的状况。急诊室的医生告诉萝伦佐，安东尼奥连同其他两位老人一起被送到医院，入院时，严重脱水，尿布多日没有更换，皮肤发炎红肿。没人知道他有几天没喝水、没人照料，但萝伦佐知道，父亲感染了病毒身体衰弱，连最基本的卫生清洁都没有，显然是疗养院弃之不顾，任他自生自灭。安东尼奥进到医院几个小时后，萝伦佐就接到死讯。

在疗养院的病历上，萝伦佐看到父亲脱逃的过程，心如刀割，她相信父亲想回家，但联络不上家人，靠著仅存的一丝力气要逃出沦为囚牢的疗养院。逃亡行动证明父亲一直到最后的日子，脑子依旧清晰，意志力仍然坚定，但这也让她更揪心：“他是清醒著，带著所有恐惧，在没有任何亲人的陪伴、神父的安慰下，孤独走向死亡。如果他能好好走，我会接受的，但我无法接受，这种不人道的死法。”

死亡已经是铁铮铮的事实，但萝伦佐仍不断想著如何扭转父亲生命结局，想像自己穿著防护衣，戴面罩、戴口罩，戴手套到疗养院照顾爸爸，“至少我可以清理他，让他舒适一点。”

安东尼奥出生在1935年，经历过法西斯的独裁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到十岁的他胆子大，常常到废弃的空屋里帮家人找食物，有时遇上军人，还会赏他一些巧克力、饼干。成年后，他北上到瑞士当木匠学徒，学会制作复杂的家具，还练成修复古董家具的好手艺。在瑞士12年后，他回到意大利成家，不久后，萝伦佐诞生。

在子女眼里，白手起家的安东尼奥是勇敢的战士，从不退缩，他总是告诉孩子：“试了总比不试好，做了总比不做好。”到了临终，他仍奋力一试，要逃出病毒魔掌。

萝伦佐无法释怀，父亲这一代人胼手胝足让意大利从战败国的废墟中重新站起，比年轻世代更能吃苦。然而，就在他们晚年遇上百年大疫时，准备不足的政府像是对待用过即丢的工具般，以“年事已高，终将一死”为借口，任由他们成为牺牲者。意大利有将近九成的COVID-19死者年龄超过70岁。

萝伦佐明白，意大利是中国之外第一个遭到病毒严重袭击的国家，一开始信息不足，难免手忙脚乱；她也体谅在慌乱中被推上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无意把矛头针对他们。但她认为，错误的决策杀人。

来自贝加莫的律师罗卡笛（Consuelo Locati）也在第一波疫情失去父亲，她协助五十多位家属递状给检察官。不过，刑事案件要有极严格的因果关系才能定罪，而且检察官面临庞大的政治压力，关键决策者可能逍遥法外。罗卡笛建议发起民事诉讼，另辟蹊径追查政府的防疫疏失，并要求政府赔偿失亲的损失。但“我们要控诉”的发起人主张参政，透过政治改革来矫正错误，反对集体的民事诉讼。

“我们要控诉”从此分裂，五百多位坚持诉讼的遗属成立了“心平气和，永远团结”（Sereni e sempre uniti）协会，副会长卡希拉吉（Paolo Casiraghi）在2020年春天失去了父亲与岳父、岳母。他解释，遗属们齐心一致追索真相与正义，但不会偏激斥责，而是冷静找出政府的错误，避免重蹈覆辙，“我们不希望同样的悲剧在我们的子孙身上重演。”他们委托罗卡笛在2020年12月发起民事诉讼，总计要求赔偿一亿欧元，控告中央政府的总理府与卫生部之外，伦巴底在第一波与第二波都是疫情重灾区，而且大区政府握有健保大权，伦巴底大区政府也列为被告。

萝伦佐决定跟随“心平气和，永远团结”的民事诉讼，她说：“我要的不是钱，而是一个形式上的正义；我也不是要怪罪医生或护士，当时他们像是活在世界末日。不过，制度显然出错了，错误的决策杀人，必须有人为此负责。”

检察官调查与民事诉讼同步施压，慢慢揭发从中央到地方的错误决策与制度问题。意大利在2011年遭欧债危机波及，被迫采取撙节政策，过去十年删减健保支出。伦巴底的医疗经费却逆势成长了11％，但集中在高利润的顶尖医疗，大砍不赚钱的防疫与基层家庭医师体系，当疫情的海啸来袭，迅速冲垮脆弱的第一道防线。贝加莫医师协会主席、全国医师协会委员马里诺尼（Guido Marinoni）说：“伦巴底的家庭医生一人要负责上千名病人，防疫体系像是头脚分属不同机构，危机时刻很难协调。大区政府意识到问题，但十年的荒废不是一时可以弥补，人才培养也不是几个月可以完成，到了第二波，还是挡不住疫情。”

多年来，家庭医生指出伦巴底的基层医疗出现断层，但大区政府对这些警告充耳不闻，并把他们视为推动大型综合医院的绊脚石。当疫情猛爆，政府在调度口罩等防护器材时，甚至跳过了家庭医师。一些医生为了自保，仅透过电话诊断，有人冒险探望病人，却染上了COVID-19。贝加莫省约有600名家庭医生，在第一波疫情有21位病逝，1/4染疫，包括马里诺尼。

病人全涌入综合医院，不堪负荷的医院沦为散播病毒的温床，医生也不得不选择要救治谁，年迈的老人常常是牺牲的对象。雪上加霜的是，伦巴底政府为了腾出病床接收蜂涌而至的病患，在2020年3月下令疗养院收治病情好转，但采检尚未转阴的患者，随之入侵的病毒像是一把镰刀收割了疗养院内孱弱老人的性命。在2020年2月到5月的第一波疫情，意大利约有6万5000人死于COVID-19，其中1万6000名死者是在伦巴底大区，占了四分之一。伦巴底大区的1万6000名死者里，五分之一是死在疗养院，可是当时要到医院才有机会确诊，多数疗养院没有筛检工具，实际死亡人数还要更高。

萝伦佐坚持参与这场对抗庞大官僚机器的艰难官司，“这是还给我爸爸一个公道，换作是他，他一定也会站出来，要求掌权者解释为何疫情这么严重，为什么死了这么多人。”

2021年7月8日，五百多位失亲者发起的民事诉讼首次在罗马开庭，但为了防疫，法庭不对外开放，几十位从南北各地赶来的家属只能在法院侧门外等候。法官驳回政府律师团的所有抗辩，这个判决提振了家属的士气，律师罗卡笛说：“至少法官没有偏袒政府，政府无法继续在程序上打转，用拖延战术让大家筋疲力竭，淡忘他们的过错。”

“像苍蝇般死去”

“只有每个人都变得更好，我们才可能重新站起来，这是幸存者的唯一救赎之道。”

马佐拉（Salvatore Mazzola）和他的妻子、姊姊千里迢迢从北部来到罗马，站在法院前，要替父亲的死讨个说法。他们的父亲从贫穷的西西里岛来到伦巴底探望孙子时，未料到他会在这个富裕的大区走上黄泉路。比起安东尼奥，马佐拉的父亲感染病毒后，遇上善体人意的医师，舒缓了临终前的疼痛与不安。但马佐拉想不通，为何拥有意大利最先进医疗设备的伦巴底在疫情下溃不成军，让父亲错失治疗的机会。

马佐拉在贝加莫郊区的连博诺（Nembro）开了家面包店，这个位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宁静小镇是第一波疫情的震央，2020年2月底传出群聚感染，死讯接踵而至，尽管当时政府对COVID-19的威胁轻描淡写，但居民都察觉到大事不妙。

听闻小镇可能被封锁，马佐拉在3月5日到IKEA买了张行军床，从家里里搬来棉被，准备睡在面包店里里，避免把病毒带回家，也希望能继续工作保有收入。然而，最严苛的红色警戒封锁从未到来，病毒的魔爪则早已经伸入马佐拉的家里。

2月中，先是上幼稚园的女儿咳嗽不止，然后轮到儿子，那时候意大利还不知道COVID-19的病毒已经在悄悄蔓延。直到2月20日意大利发现第一起本土病例，马佐拉的太太与妈妈两人狂咳，并出现失去味觉与嗅觉的典型COVID-19症状，他们才开始觉得惊恐。3月初，连身体硬朗的父亲也开始咳嗽、腹泻，可是当时医疗体系濒临崩溃，没有人手帮马佐拉的家人检测。

80岁的父亲朱塞佩（Giuseppe Mazzola）在3月17日病情恶化，身为体育老师，他曾经教导孕妇拉梅兹呼吸法，训练她们如何在分娩时调匀气息减少疼痛感。但现在他怎么努力都无法攫取足够氧气，轰隆隆的喘息声仿佛随时会嘎然而止。

3月29日，朱塞佩终于被送进医院并确诊，医师在电话中质问马佐拉：“为何拖到这么严重，才把你父亲送医？”马佐拉满腹委屈回答，十天前就打过紧急专线，但没人来接父亲。他恳求医师千万别因为父亲年事已高就放弃救治，“他是一头猛狮，遇上悬崖也会爬上去。”然而，X光片显示，发炎的肺像是毛玻璃，肾与四肢也出现血栓，全身发痛。这一次，猛狮攀不过悬崖了。

马佐拉一家人在医师的协助下，举行了一场父亲的“生前告别式”。分隔四地的家人打开手机扩音功能，跟在病床上的朱塞佩讲了两小时的电话，陪著气若游丝的他神游了西西里岛老家的橄榄园，回忆了在海边度假的时光，逐一向他致意道别。朱塞佩要家人团结，说了声“谢谢”，隔天撒手人寰。

马佐拉带著我到面包店的地下室看疫情爆发后，他临时组装的行军床，说起那段不知所措的日子，他还是热泪盈眶。

疫情星火燎原，政府要求有疑似症状者必须先打紧急专线，不要直接到医院。马佐拉第一次打通电话时，接线员要他诊断父亲的呼吸状况，“可是，我是面包师，不是医生，不懂判断父亲的病况已经相当严重。”接线员说会派人到家检测，但事实上，那时候只有综合医院才能检测。他第二次打电话，接线员要求提供血氧指数，但一般民众家里没有血氧机，这也不是送医的标准。政策朝令夕改，没有标准程序，让无所适从的接线员和医生延宕了救命时机，等到朱塞佩进医院，已经回天乏术。

伦巴底大区的防疫体系螺丝松脱，没口罩、缺检测拭子，人口1100万，最初只有3间实验室有能力分析检测，要等上48小时才能知道结果；相较之下，邻国瑞士人口850万，有19间实验室。位在波河平原的科多阳（Codogno）发现第一起本土病例时，伦巴底政府在卫生部的协调下，立刻把周边城镇划为红色警戒区，严格禁止进出。可是，连博诺与周边城镇接著传出群聚感染时，中央与地方政府都担忧扩大封锁会伤及经济，双方互相推诿责任，连博诺从未被划为红色警戒区。

从2月底起，马佐拉每天和客人讨论著，何时会被封锁，但前来勘查封锁检查哨的军警却在最后一刻撤走。拖延十多天后，中央政府在3月9日宣布全国进入中度的橙色警戒，人们关在家里，学校、商店、咖啡馆等关门，但许多公司、工厂仍以提供生活必须品为由，营业到3月23日才全面封锁。马佐拉说：“太迟了，患者已经挤满医院，急救电话很难打进去，结果来不及抢救我爸爸。”

与伦巴底紧邻的威尼托大区（Veneto）在武汉爆发疫情后，听从帕多瓦大学的病毒学家克里森堤（Andrea Crisanti）的建议，储备检测拭子、扩大验证实验室，还规划了试剂的生产和采检的流程。伦巴底发现第一起本土病例后，威内托也随即出现病例，但两个北部大区的疫情有著天壤之别的结果：伦巴底2020年3月的死亡人数较前5年平均值暴增了186.5%，威内托则增加24.3％。

克里森堤接受贝加莫检察官委托，领导专家小组评估政府防疫决策对第一波高死亡率的影响。这份在今年一月完成的报告仍列为机密，但克里森堤透露，如果连博诺在2020年2月底爆发疫情时，政府仿效发现第一起本土病例时的作法，立即采取最严格的红色警戒封锁连博诺与周边城镇，大约可以挽救二千到四千条性命。

一名医生形容，连博诺的居民像苍蝇般死去。2020年2月底到4月底，连博诺的死亡人数是前一年度的十倍。连博诺所在的贝加莫省火葬场24小时运转，棺木仍排满医院太平间、殡仪馆和公墓的教堂。政府派出军用卡车运送棺木到其他城市火化，墨绿色军用卡车一辆接著一辆从贝加莫公墓的太平间开出，盘据整条街道，仿佛是暗夜里里匍匐前进的蟒蛇。朱塞佩随著蟒蛇到了二百公里外的城市火化，三个星期后才回家。

疫情严重时，连博诺教堂的神父切拉（Matteo Cella）曾经一个礼拜主持14场丧礼，在正常时候，一个礼拜最多三场。那是一个寂静的春天，所有人禁足在家，但救护车接连呼啸而过，丧钟响不停，切拉最后停止敲钟，以免人心惶惶。

为了防止病毒传播，天主教徒临终的敷油礼也被禁止，没有天主的宽赦与陪伴，孤零零走向死亡，家人见不到死者最后一面，也无法举行天主教的告别仪式。切拉说：“亲人的死亡意味著这生命不再属于我们，交付给天主，即使非常痛苦，但死者有神的照应。当这些仪式都无法进行时，死亡就像是一条命被偷走了，是硬生生的剥夺、血淋淋的斩断，失亲者充满愧疚感、无力感。”

地震后，房屋需要重建，受灾户的心灵需要安抚，疫情撕开惨烈的集体创伤，但许多人刻意忘记，或是害怕想起那段超现实的经验，孤单的死亡与空白的丧礼砌成一间没有出口的房间。2020年6月23日，切拉在连柏诺的运动场举行集体丧礼，教堂敲响188下钟声，代表那些在第一波疫情被COVID-19夺走的188条生命，弥补失亲者的遗憾，疗愈集体的心灵伤痛。

2021年9月，连博诺剧院的银幕放映著空荡荡的机场和街道，桌上摆好刀叉，一旁是张空椅子。如果疫情像战争，死者则是上了战场从未归来的士兵，但妻子还是改不掉摆好丈夫餐具的习惯。纪录片“暂时停止呼吸”（Ritorno in Apnea）带著连博诺人回到2020年的春天，凋零的记忆瞬间活络了起来，心绪波动。切拉与镇政府认为，回首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是疗愈的过程，他们也开座谈会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想像如何建构更好的未来。切拉坚持这些活动必须一直办下去，悲剧最糟的结果是没有从悲剧中学到任何教训。他说：“只有每个人都变得更好，我们才可能重新站起来，这是幸存者的唯一救赎之道。”

要找出哪里出错了

疫情下的失亲者像兜圈子般，往前几步又绕回了原地，“他们的记忆是片段的，像是唱片跳针，不断闪现一些局部的场景、声音，很难走出来。”

2021年7月，卡拉裘洛（Giuseppina Caracciolo）和母亲从卡拉布里亚（Calabria）赶来罗马，等待集体民事诉讼首次开庭的结果。夏日的艳阳穿透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卡拉裘洛红萝卜般橘红色的头发闪闪发光，手上拿著她与外婆的合照。卡拉布里亚躲过2020年春天的第一波疫情，然而，当疫情在秋天卷土重来，这个位在南部的大区还是没有准备好，医院没人、没器材。

卡拉布里亚是意大利的艰困大区，平均所得只有全国平均值的六成，但当地民风剽悍，是跨国犯罪组织光荣会（’ndrangheta）的发源地，这个黑帮靠著毒品交易大举扩张后，逐步往灰色地带渗透，笼络政界与商界人物，由大区政府掌控的健保体系也被染指。十多年来，中央政府接管整顿卡拉布里亚的健保体系，但始终无法填补巨大的赤字黑洞，也无力撼动当地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黑白勾结。

2020年10月中，严重咳嗽的卡拉裘洛发现自己染上COVID-19，卫生所疫调时确认，与她同住的外婆检测结果为阳性。

确诊后的一个礼拜，卡拉裘洛因为呼吸困难、血氧浓度急速下滑而住院。不久后，外婆严重下痢、体力不支在家昏倒后，也被送往医院。卡拉裘洛被关在病房隔离，里面蚊子飞舞，地板上还有随手丢弃的矿泉水空瓶。她心知肚明，以这医院的条件，外婆不可能得到妥善的照料，在跟医护人员呛声后，被搁在救护车上一整个下午的外婆，终于被送到她的病房。

躺在病床上的外婆被推了进来，没有毯子保暖，直打哆嗦。又是一番抗议后，护理师才心不甘情不愿送来毯子，但仍拒绝清理因为下痢沾染了秽物的外婆。三小时后，护理师终于帮外婆换上干净的衣物与尿布。不久后，有骨质疏松症的外婆抱怨，手臂疼痛无法移动，这才发现，动作粗鲁的护理师让她骨折了。

“搞到这种地步，现在由我来负责照顾外婆。”卡拉裘洛怒气冲冲，上气不接下气告诉护理师。从此之后，她戴著氧气罩、拖著氧气瓶，帮外婆翻身、按摩，喂她喝水。

88岁的外婆血管细，护理师在她的手臂上打不进点滴的针头，只好在脚底板扎针。她的头上套著像是宇航员面罩的氧气头罩，身体一晃动，脚上的针头就跑掉，为了让她安稳接受治疗，护理师给她上了约束带，看似理所当然的照料防护，却是对病患的虐待。外婆的头像是囚在鸟笼里，身体则是落入圈套的困兽。

动弹不得的外婆情绪激动，苦苦哀求卡拉裘洛帮她松开约束带。卡拉裘洛不忍外婆受折磨，晚上入睡前，解开了约束带。隔天医师发现，痛斥卡拉裘洛一顿，威胁如果还有类似行为，不让她继续与外婆同房，并找来护理师重新上了约束带。这一次绑得更密、更紧，即使卡拉裘洛帮外婆插上翅膀，也无法遁逃了。

外婆犹如蚕茧困在床上，但肠胃蠕动不断，一直拉肚子，护理师剪开她的上衣，尿布直接摊在臀部下，连遮掩她的私处包好尿布都省了。他说：“包起来也没用，反正她一直拉。”外婆像一具衣不蔽体的人体模特儿躺在床上任人摆布；只不过，她还活著，有知觉也有羞耻感，忍受身体的病痛外，还有心理上的屈辱与无助。

外婆套著氧气头罩，还是不断抱怨呼吸困难。卡拉裘洛检查后发现，氧气头罩管线的阀门故障，容易松脱。护理师换上的另一只头罩尺寸过大，在外婆小小的头上摇摇晃晃。氧气头罩无法发挥功能，加上外婆入院后，全靠著点滴补充营养，超过一星期没有进食，失去胃口，越来越虚弱。

卡拉裘洛心想，把外婆送回家由母亲照料或许可以少受点苦。主治医师回绝了他们的要求，坚持入院后就必须在院治疗，“医好了，就会让她回家。”身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卡拉裘洛祈求主协助她与外婆脱离这人间炼狱。仿佛是奇迹降临，一名过去从未出现的医师前来巡房，他仔细检查后，调整了外婆氧气头罩的控制阀，血氧指数旋即上升，痊愈回家的路出现一道曙光。卡拉裘洛恳求这位天使般的医生一定要再回来看外婆。

天使再也没来过。打了几针类固醇后，外婆的血氧指数再度下滑。头罩不断注入的氧气吹干她的眼，无法顺利循环的体液堆积在眼珠，像是荔枝果肉，迷迷蒙蒙。她开始出现谵妄，神智不清，不断喊著妈妈和一些早已经往生的亲友名字。卡拉裘洛说：“这不是我的外婆了，她变成另外一个人。”

外婆每况愈下，医师要卡拉裘洛做好心理准备，以安慰的口吻告诉她：“外婆活过她的人生了，我们尽力了，放手让她走。”然而，卡拉裘洛认为，医院并未全力拯救年迈的老人，而是急著要腾出病床收治新病人。

婆孙两人困在本该救治她们的病房里孤立无援，生命一点一滴从外婆身上流失，个性强悍的卡拉裘洛也乱了分寸，不断在她耳边重复著，不会丢下她不管，会带她回家，要她做拿手好菜一起庆祝即将到来的母亲的生日。陷入弥留状态的外婆感受到孙女的诚挚爱意，低缓的心电图曲线陡升，“她握了握我的手，握得好用力，像是在说，她很感动。”

情绪激动的卡拉裘洛用手擦去泪痕，但这个无意识的动作把手上沾染的病毒带入眼睛，双眼如火烧般炙热疼痛。屋漏偏逢连夜雨，她摸索著到洗手间冲洗眼睛后，水管开始漏水，淹进了病房。暂时瞎了眼的她四处找抹布、纸巾，“别问我，我怎么擦干那些该死的水，我也不知道。”经过情绪波动的一天，还有突如其来的水灾，双眼肿痛的卡拉裘洛疲惫不堪，像是在忏悔，她说自己后来睡著了，“忙著照顾外婆，很多天我没好好阖眼了。”

就在卡拉裘洛陷入沉沉的梦乡时，外婆悄悄离开了人世。医生在清晨唤醒她，告知外婆的心脏停止跳动，要她通知家人办理后事。听闻死讯，卡拉裘洛六神无主，像是魂魄都被抽走了。

父母离婚后，卡拉裘洛跟随母亲回到娘家，由外公、外婆抚养长大，失去外婆就像失去第二个母亲。医师警告她，不要接近充满病毒的遗体。但十几天贴身照料外婆的卡拉裘洛回答，该感染的，她已经感染了，“我要像个孙女该尽的义务一样，好好拥抱我的外婆，向她告别。”她拥入怀里的，是一具轻飘飘只剩下皮包骨的躯体，她拿下外婆的项链，永远戴著它，搁在心头上。

拥抱外婆后，卡拉裘洛被赶出太平间，她站在门外，要求殡葬业者帮外婆穿上衣服，清理脏污的尿布，保有她的最后尊严。对方回答，在疫情下“办不到”。他们用床单裹住外婆后甩入黝黑的尸袋，接著喷洒了大量的消毒药水，仿佛在处理有毒废弃物。

送走外婆后，卡拉裘洛无法在残酷对待病人的医院多待一刻，决定回家自行隔离治疗，两周后采检为阴性，但已错过外婆下葬的日子。一年后，她仍有COVID-19肺炎后遗症，多走几步就气喘嘘嘘，外婆在医院的最后一段日子也像恐怖电影般盘据大脑，她参加了“心平气和，永远团结”安排的集体心理治疗。

疫情最严峻时，心理医师莫雷纳（Stefano Morena）在贝加莫担任心理咨商的义工。他表示，至亲离世后，每个人有不同的恢复期，但通常是线性逐步往前，回到常态。但疫情下的失亲者像兜圈子般，往前几步又绕回了原地，“他们的记忆是片段的，像是唱片跳针，不断闪现一些局部的场景、声音，很难走出来。”

卡拉裘洛亲眼看过外婆死前的煎熬，虽然哀伤欲决，但有具体的记忆。相较之下，那些无法探视亲人，最后仅见到棺木或是骨灰坛的失亲者，伤心之余，脑海里却有一大片空白。莫雷纳协助他们回想其他的记忆补足这些缺憾，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叙事，让这突如其来的死亡有著一定的意义，“否则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会一直纠葛著他们。”

莫雷纳认为，若不只是为了报复特定个人，打官司寻找亲人离世的真相也是疗愈的过程，“找出系统上或制度上哪里出错了，可以减轻他们的罪恶感。”

卡拉裘洛是少数见证疫情下医院内部运作的失亲者，怀著幸存者的愧疚，她决定把亲身经历作为集体民事诉讼的呈堂证供。她指出，有心脏病的外婆住院时，医生完全没让她服用相关药物，也轻忽了施用过多类固醇的副作用，“他们只想到对抗COVID-19肺炎。”她们的遭遇也说明了，经过第一波的疫情教训，当第二波疫情来袭，意大利政府还是没有准备好。

在律师罗卡笛与媒体锲而不舍的施压下，政府公开了防疫期间的决策纪录，揭露政府在武汉传出疫情后并没有启动防疫计划，而且防疫计划还停留在2006年，十几年没有更新。2020年2月初，卫生部才临时拼凑一份防疫计划，但直到第二波疫情爆发都无法落实。

曾担任意大利国防部灾害应变措施负责人的退役将军卢内里（Pier Paolo Lunelli）解释：“有了防疫计划，还要有推动的时间，这也是为何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05年通过新版‘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并在2007年生效，但给成员国5年时间，到2012年才提交防治计划，因为还要打造组织、投资与培训。很不幸的，意大利没有依约执行，造成死亡率偏高。”

卢内里接受“心平气和，永远团结”委托，分析第一波疫情资料，指出如果意大利遵循世界卫生组织的规范准备防疫计划，至少可以减少1/3的死亡人数。欧盟国家里，死亡率偏高的比利时与西班牙，防疫计划也是停留在2006年；光有优秀的防疫计划不足以遏制病毒，像是美国与英国，但他们至少有蓝图可依循。疫情肆虐全球两年，国际组织和许多政府都犯过错，意大利政府在去年走马换将后，防疫政策趋严，有将近九成人口打了两剂疫苗，第三剂施打率也超过六成五，防止了重症病例，但这些成果不能遮掩曾经犯下的错误。

尾声

一些政治人物仍在拦阻真相曝光，跨左右党派的议员提案，国会的疫情调查委员会仅追究2020年1月31日之前的政府疏失，也就是疫情在意大利爆发之前。“心平气和，永远团结”持续上街抗议，认为国会调查是虚晃一招，并举办座谈会关注疫情对社会、心理、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他们发起的民事诉讼也将在2022年3月31日第二次开庭。

意大利的官司旷日废时，这场诉讼一举挑战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官方更是在程序上百般拖延。律师团表示，这一次将是实质审理，一年多来，收集到许多家属和医师的见证、官方档案、会议记录、科学研究与专家证词，政府必须对这些证据提出解释，不能回避正面交锋。疫情刚爆发时，意大利人震惊不已，对失亲者的遭遇充满同情，媒体也紧迫盯人，揭露政府决策内幕。然而，疫情反反复复，人们渐渐疲乏，失亲者的哀伤与控诉从头版新闻变成地方新闻，从焦点报导到乏人闻问，慢慢淡出记者与读者的视野。

萝伦佐说：“当太多人想要遗忘时，我们的战役才刚开始。”安东尼奥离世两年，他生前在院子种的水蜜桃树依旧生生不息，今年暖冬，饱胀的枝头像是藏不住的活力。萝伦佐相信，这是父亲用一种看不见的形式继续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