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誤決策殺人，必須有人負責」：意大利疫情死者家屬起訴政府求償1億歐元

冬末一個深夜，83歲的安東尼奧（Antonio Lorenzon）趁著照護人員熟睡時，用預先藏好的餐刀截斷約束帶，撐起久臥在床的虛弱身子。他使盡所有力氣站穩腳步，步履蹣跚走到療養院的大門，扭了扭門把，試了又試，大門深鎖。脫逃計畫失敗。

那是2020年2月中，安東尼奧因為支氣管炎到醫院治療，隨後轉到療養院復健。就在這段期間，意大利成為第一個遭到COVID-19疫情席捲的西方國家，全國一陣兵荒馬亂，他所在的北意倫巴底大區（Lombardia）更是疫情的重災區，即使療養院禁止會客，但狡猾的病毒仍滲透到院內、展開無聲的殺戮，安東尼奧也在劫難逃。

安東尼奧入住療養院後，大女兒蘿倫佐（Alessandra Lorenzon）每天與他通話，等著早日接他回家。3月初，安東尼奧的手機沒電後，音訊全無，封鎖的療養院成為疫情中的黑洞。一個禮拜後，蘿倫佐盼到的是一具棺木，為了避免病毒傳播，COVID-19患者死後遺體立即密封，她連父親的最後一面都沒見到。

在只有最親近家人才能參與的喪禮上，蘿倫佐無法相信眼前的棺木裝著她爸爸，總覺得他在家裏等著，根本不知道正在舉行一場屬於他的喪禮。她連哭都哭不出來，大腦也轉不過來，不明白這木箱代表著父親，代表著他的死亡。她的腦海裏還停留在最後一次探望時，父親的微笑與擁抱。

失去至親是痛徹心扉的過程，但蘿倫佐的悲慟無所依歸，父親最後怎麼活著，或說是怎麼死的，她毫無頭緒。她也無法像妹妹、媽媽一樣，把悲傷埋在內心角落，不追究黑洞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在臉書的「我們要控訴」（Noi Denunceremo）群組，她找到了成千上萬跟她一樣又茫然又憤怒的COVID-19失親者。

在相互慰藉取暖之外，一些人決定循司法路線探找親人死亡的真相。

COVID-19從武漢爆發後，蔓延全世界，肆虐兩年來，奪去五百多萬人的性命。意大利至今有超過13萬人死於COVID-19，是西歐國家第二高，僅次於英國。

2020年初，第一波疫情在靠近米蘭的貝加莫省（Bergamo）一發不可收拾。官方的統計數據顯示，光是3月，貝加莫省大約有二千人死於COVID-19，但當時採檢能量不足，很多死者症狀符合但無法確診。根據國家統計局（ISTAT）估算，貝加莫省在2020年3月有超過6000人死亡，是前5年平均值的6倍。偏高的死亡率引起貝加莫檢察官關切，並在2020年4月根據過失導致流行疾病蔓延的刑法罪行，立案調查政府處理疫情的疏失。

蘿倫佐居住的布雷夏省（Brescia）與貝加莫省緊鄰，一樣哀鴻遍野，2020年3月的死亡人數是前5年平均值的3倍。2020年6月初，意大利政府鬆綁封鎖措施，身形嬌小的蘿倫佐站在貝加莫地方法院高聳的大門前，背著碩大的公事包，裏面裝滿與父親有關的資料與病歷。她拿著父親的身分證，連同五十多位「我們要控訴」的成員一起向貝加莫的地方法院遞狀，提供他們在疫情間的第一手見證，協助檢察官調查。接著，又有五百多位家屬發起民事訴訟。

「錯誤的決策殺人」

「我要的不是錢，而是一個形式上的正義；我也不是要怪罪醫生或護士，當時他們像是活在世界末日。不過，制度顯然出錯了，錯誤的決策殺人，必須有人為此負責。」

2021年7月，我和蘿倫佐在她住家附近的咖啡館再次見面，經過一年，父親的死仍是她揮不去的陰霾，說到傷心處，心頭一絞，汪汪的淚水便湧上化著精緻眼妝的大眼睛。

蘿倫佐的外表看不出已經年過50，她在客運公司當秘書，有兩個已成年的孩子，養寵物，喜歡做木工，練瑜珈也學打坐，過著歲月靜好的小日子。父親離世後，她怎麼靜坐冥想都填不滿心頭上被剜開的大洞。她以前看新聞時，總是很同情那些地震、洪水或戰爭的受害者，「可是這一次悲劇輪到我了，我成為毫無招架之力的受害者。」

為了打官司，她向療養院和醫院申請了父親的病歷。夜深人靜，忙完工作與家人後，她打開父親的病歷，拼湊他最後的日子。尋找真相的過程是痛苦的，她每讀一小段必須停下來深呼吸一會兒，鼓起勇氣後，再繼續追索父親飽受折磨的死亡過程。她以前從沒想過，簡單到幾乎沒有意識到的呼吸動作會變得如此艱難——父親染上COVID-19後，連一口氣也喘不過來。直到現在，她仍三不五時夢到，窒息的父親向她求救，像是一具不願深埋地底的屍體。

蘿倫佐認為，父親是在音訊全無的那段時間，在療養院感染病毒的，因為當時她和家人的檢測都是陰性、血清檢查也沒有抗體，表示他們都沒感染過。她推測著，探望父親時，家人都會抱抱他，如果當時他已經感染了，不可能其他人全都沒事，包括年過八十的母親。

但是，療養院不願意透露父親離世前在院裏的狀況。急診室的醫生告訴蘿倫佐，安東尼奧連同其他兩位老人一起被送到醫院，入院時，嚴重脫水，尿布多日沒有更換，皮膚發炎紅腫。沒人知道他有幾天沒喝水、沒人照料，但蘿倫佐知道，父親感染了病毒身體衰弱，連最基本的衛生清潔都沒有，顯然是療養院棄之不顧，任他自生自滅。安東尼奧進到醫院幾個小時後，蘿倫佐就接到死訊。

在療養院的病歷上，蘿倫佐看到父親脫逃的過程，心如刀割，她相信父親想回家，但聯絡不上家人，靠著僅存的一絲力氣要逃出淪為囚牢的療養院。逃亡行動證明父親一直到最後的日子，腦子依舊清晰，意志力仍然堅定，但這也讓她更揪心：「他是清醒著，帶著所有恐懼，在沒有任何親人的陪伴、神父的安慰下，孤獨走向死亡。如果他能好好走，我會接受的，但我無法接受，這種不人道的死法。」

死亡已經是鐵錚錚的事實，但蘿倫佐仍不斷想著如何扭轉父親生命結局，想像自己穿著防護衣，戴面罩、戴口罩，戴手套到療養院照顧爸爸，「至少我可以清理他，讓他舒適一點。」

安東尼奧出生在1935年，經歷過法西斯的獨裁統治，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不到十歲的他膽子大，常常到廢棄的空屋裏幫家人找食物，有時遇上軍人，還會賞他一些巧克力、餅乾。成年後，他北上到瑞士當木匠學徒，學會製作複雜的家具，還練成修復古董家具的好手藝。在瑞士12年後，他回到意大利成家，不久後，蘿倫佐誕生。

在子女眼裏，白手起家的安東尼奧是勇敢的戰士，從不退縮，他總是告訴孩子：「試了總比不試好，做了總比不做好。」到了臨終，他仍奮力一試，要逃出病毒魔掌。

蘿倫佐無法釋懷，父親這一代人胼手胝足讓意大利從戰敗國的廢墟中重新站起，比年輕世代更能吃苦。然而，就在他們晚年遇上百年大疫時，準備不足的政府像是對待用過即丟的工具般，以「年事已高，終將一死」為藉口，任由他們成為犧牲者。意大利有將近九成的COVID-19死者年齡超過70歲。

蘿倫佐明白，意大利是中國之外第一個遭到病毒嚴重襲擊的國家，一開始資訊不足，難免手忙腳亂；她也體諒在慌亂中被推上第一線的醫護人員，無意把矛頭針對他們。但她認為，錯誤的決策殺人。

來自貝加莫的律師羅卡笛（Consuelo Locati）也在第一波疫情失去父親，她協助五十多位家屬遞狀給檢察官。不過，刑事案件要有極嚴格的因果關係才能定罪，而且檢察官面臨龐大的政治壓力，關鍵決策者可能逍遙法外。羅卡笛建議發起民事訴訟，另闢蹊徑追查政府的防疫疏失，並要求政府賠償失親的損失。但「我們要控訴」的發起人主張參政，透過政治改革來矯正錯誤，反對集體的民事訴訟。

「我們要控訴」從此分裂，五百多位堅持訴訟的遺屬成立了「心平氣和，永遠團結」（Sereni e sempre uniti）協會，副會長卡希拉吉（Paolo Casiraghi）在2020年春天失去了父親與岳父、岳母。他解釋，遺屬們齊心一致追索真相與正義，但不會偏激斥責，而是冷靜找出政府的錯誤，避免重蹈覆轍，「我們不希望同樣的悲劇在我們的子孫身上重演。」他們委託羅卡笛在2020年12月發起民事訴訟，總計要求賠償一億歐元，控告中央政府的總理府與衛生部之外，倫巴底在第一波與第二波都是疫情重災區，而且大區政府握有健保大權，倫巴底大區政府也列為被告。

蘿倫佐決定跟隨「心平氣和，永遠團結」的民事訴訟，她說：「我要的不是錢，而是一個形式上的正義；我也不是要怪罪醫生或護士，當時他們像是活在世界末日。不過，制度顯然出錯了，錯誤的決策殺人，必須有人為此負責。」

檢察官調查與民事訴訟同步施壓，慢慢揭發從中央到地方的錯誤決策與制度問題。意大利在2011年遭歐債危機波及，被迫採取撙節政策，過去十年刪減健保支出。倫巴底的醫療經費卻逆勢成長了11％，但集中在高利潤的頂尖醫療，大砍不賺錢的防疫與基層家庭醫師體系，當疫情的海嘯來襲，迅速沖垮脆弱的第一道防線。貝加莫醫師協會主席、全國醫師協會委員馬里諾尼（Guido Marinoni）說：「倫巴底的家庭醫生一人要負責上千名病人，防疫體系像是頭腳分屬不同機構，危機時刻很難協調。大區政府意識到問題，但十年的荒廢不是一時可以彌補，人才培養也不是幾個月可以完成，到了第二波，還是擋不住疫情。」

多年來，家庭醫生指出倫巴底的基層醫療出現斷層，但大區政府對這些警告充耳不聞，並把他們視為推動大型綜合醫院的絆腳石。當疫情猛爆，政府在調度口罩等防護器材時，甚至跳過了家庭醫師。一些醫生為了自保，僅透過電話診斷，有人冒險探望病人，卻染上了COVID-19。貝加莫省約有600名家庭醫生，在第一波疫情有21位病逝，1/4染疫，包括馬里諾尼。

病人全湧入綜合醫院，不堪負荷的醫院淪為散播病毒的溫床，醫生也不得不選擇要救治誰，年邁的老人常常是犧牲的對象。雪上加霜的是，倫巴底政府為了騰出病床接收蜂湧而至的病患，在2020年3月下令療養院收治病情好轉，但採檢尚未轉陰的患者，隨之入侵的病毒像是一把鐮刀收割了療養院內孱弱老人的性命。在2020年2月到5月的第一波疫情，意大利約有6萬5000人死於COVID-19，其中1萬6000名死者是在倫巴底大區，占了四分之一。倫巴底大區的1萬6000名死者裏，五分之一是死在療養院，可是當時要到醫院才有機會確診，多數療養院沒有篩檢工具，實際死亡人數還要更高。

蘿倫佐堅持參與這場對抗龐大官僚機器的艱難官司，「這是還給我爸爸一個公道，換作是他，他一定也會站出來，要求掌權者解釋為何疫情這麼嚴重，為什麼死了這麼多人。」

2021年7月8日，五百多位失親者發起的民事訴訟首次在羅馬開庭，但為了防疫，法庭不對外開放，幾十位從南北各地趕來的家屬只能在法院側門外等候。法官駁回政府律師團的所有抗辯，這個判決提振了家屬的士氣，律師羅卡笛說：「至少法官沒有偏袒政府，政府無法繼續在程序上打轉，用拖延戰術讓大家筋疲力竭，淡忘他們的過錯。」

「像蒼蠅般死去」

「只有每個人都變得更好，我們才可能重新站起來，這是倖存者的唯一救贖之道。」

馬佐拉（Salvatore Mazzola）和他的妻子、姊姊千里迢迢從北部來到羅馬，站在法院前，要替父親的死討個說法。他們的父親從貧窮的西西里島來到倫巴底探望孫子時，未料到他會在這個富裕的大區走上黃泉路。比起安東尼奧，馬佐拉的父親感染病毒後，遇上善體人意的醫師，舒緩了臨終前的疼痛與不安。但馬佐拉想不通，為何擁有意大利最先進醫療設備的倫巴底在疫情下潰不成軍，讓父親錯失治療的機會。

馬佐拉在貝加莫郊區的連博諾（Nembro）開了家麵包店，這個位在阿爾卑斯山腳下的寧靜小鎮是第一波疫情的震央，2020年2月底傳出群聚感染，死訊接踵而至，儘管當時政府對COVID-19的威脅輕描淡寫，但居民都察覺到大事不妙。

聽聞小鎮可能被封鎖，馬佐拉在3月5日到IKEA買了張行軍床，從家裏裡搬來棉被，準備睡在麵包店裏裡，避免把病毒帶回家，也希望能繼續工作保有收入。然而，最嚴苛的紅色警戒封鎖從未到來，病毒的魔爪則早已經伸入馬佐拉的家裏。

2月中，先是上幼稚園的女兒咳嗽不止，然後輪到兒子，那時候意大利還不知道COVID-19的病毒已經在悄悄蔓延。直到2月20日意大利發現第一起本土病例，馬佐拉的太太與媽媽兩人狂咳，並出現失去味覺與嗅覺的典型COVID-19症狀，他們才開始覺得驚恐。3月初，連身體硬朗的父親也開始咳嗽、腹瀉，可是當時醫療體系瀕臨崩潰，沒有人手幫馬佐拉的家人檢測。

80歲的父親朱塞佩（Giuseppe Mazzola）在3月17日病情惡化，身為體育老師，他曾經教導孕婦拉梅茲呼吸法，訓練她們如何在分娩時調勻氣息減少疼痛感。但現在他怎麼努力都無法攫取足夠氧氣，轟隆隆的喘息聲彷彿隨時會嘎然而止。

3月29日，朱塞佩終於被送進醫院並確診，醫師在電話中質問馬佐拉：「為何拖到這麼嚴重，才把你父親送醫？」馬佐拉滿腹委屈回答，十天前就打過緊急專線，但沒人來接父親。他懇求醫師千萬別因為父親年事已高就放棄救治，「他是一頭猛獅，遇上懸崖也會爬上去。」然而，X光片顯示，發炎的肺像是毛玻璃，腎與四肢也出現血栓，全身發痛。這一次，猛獅攀不過懸崖了。

馬佐拉一家人在醫師的協助下，舉行了一場父親的「生前告別式」。分隔四地的家人打開手機擴音功能，跟在病床上的朱塞佩講了兩小時的電話，陪著氣若游絲的他神遊了西西里島老家的橄欖園，回憶了在海邊度假的時光，逐一向他致意道別。朱塞佩要家人團結，說了聲「謝謝」，隔天撒手人寰。

馬佐拉帶著我到麵包店的地下室看疫情爆發後，他臨時組裝的行軍床，說起那段不知所措的日子，他還是熱淚盈眶。

疫情星火燎原，政府要求有疑似症狀者必須先打緊急專線，不要直接到醫院。馬佐拉第一次打通電話時，接線員要他診斷父親的呼吸狀況，「可是，我是麵包師，不是醫生，不懂判斷父親的病況已經相當嚴重。」接線員說會派人到家檢測，但事實上，那時候只有綜合醫院才能檢測。他第二次打電話，接線員要求提供血氧指數，但一般民眾家裏沒有血氧機，這也不是送醫的標準。政策朝令夕改，沒有標準程序，讓無所適從的接線員和醫生延宕了救命時機，等到朱塞佩進醫院，已經回天乏術。

倫巴底大區的防疫體系螺絲鬆脫，沒口罩、缺檢測拭子，人口1100萬，最初只有3間實驗室有能力分析檢測，要等上48小時才能知道結果；相較之下，鄰國瑞士人口850萬，有19間實驗室。位在波河平原的科多陽（Codogno）發現第一起本土病例時，倫巴底政府在衛生部的協調下，立刻把周邊城鎮劃為紅色警戒區，嚴格禁止進出。可是，連博諾與周邊城鎮接著傳出群聚感染時，中央與地方政府都擔憂擴大封鎖會傷及經濟，雙方互相推諉責任，連博諾從未被劃為紅色警戒區。

從2月底起，馬佐拉每天和客人討論著，何時會被封鎖，但前來勘查封鎖檢查哨的軍警卻在最後一刻撤走。拖延十多天後，中央政府在3月9日宣布全國進入中度的橙色警戒，人們關在家裡，學校、商店、咖啡館等關門，但許多公司、工廠仍以提供生活必須品為由，營業到3月23日才全面封鎖。馬佐拉說：「太遲了，患者已經擠滿醫院，急救電話很難打進去，結果來不及搶救我爸爸。」

與倫巴底緊鄰的威尼托大區（Veneto）在武漢爆發疫情後，聽從帕多瓦大學的病毒學家克里森堤（Andrea Crisanti）的建議，儲備檢測拭子、擴大驗證實驗室，還規劃了試劑的生產和採檢的流程。倫巴底發現第一起本土病例後，威內托也隨即出現病例，但兩個北部大區的疫情有著天壤之別的結果：倫巴底2020年3月的死亡人數較前5年平均值暴增了186.5%，威內托則增加24.3％。

克里森堤接受貝加莫檢察官委託，領導專家小組評估政府防疫決策對第一波高死亡率的影響。這份在今年一月完成的報告仍列為機密，但克里森堤透露，如果連博諾在2020年2月底爆發疫情時，政府仿效發現第一起本土病例時的作法，立即採取最嚴格的紅色警戒封鎖連博諾與周邊城鎮，大約可以挽救二千到四千條性命。

一名醫生形容，連博諾的居民像蒼蠅般死去。2020年2月底到4月底，連博諾的死亡人數是前一年度的十倍。連博諾所在的貝加莫省火葬場24小時運轉，棺木仍排滿醫院太平間、殯儀館和公墓的教堂。政府派出軍用卡車運送棺木到其他城市火化，墨綠色軍用卡車一輛接著一輛從貝加莫公墓的太平間開出，盤據整條街道，彷彿是暗夜裏裡匍匐前進的蟒蛇。朱塞佩隨著蟒蛇到了二百公里外的城市火化，三個星期後才回家。

疫情嚴重時，連博諾教堂的神父切拉（Matteo Cella）曾經一個禮拜主持14場喪禮，在正常時候，一個禮拜最多三場。那是一個寂靜的春天，所有人禁足在家，但救護車接連呼嘯而過，喪鐘響不停，切拉最後停止敲鐘，以免人心惶惶。

為了防止病毒傳播，天主教徒臨終的敷油禮也被禁止，沒有天主的寬赦與陪伴，孤零零走向死亡，家人見不到死者最後一面，也無法舉行天主教的告別儀式。切拉說：「親人的死亡意味著這生命不再屬於我們，交付給天主，即使非常痛苦，但死者有神的照應。當這些儀式都無法進行時，死亡就像是一條命被偷走了，是硬生生的剝奪、血淋淋的斬斷，失親者充滿愧疚感、無力感。」

地震後，房屋需要重建，受災戶的心靈需要安撫，疫情撕開慘烈的集體創傷，但許多人刻意忘記，或是害怕想起那段超現實的經驗，孤單的死亡與空白的喪禮砌成一間沒有出口的房間。2020年6月23日，切拉在連柏諾的運動場舉行集體喪禮，教堂敲響188下鐘聲，代表那些在第一波疫情被COVID-19奪走的188條生命，彌補失親者的遺憾，療癒集體的心靈傷痛。

2021年9月，連博諾劇院的銀幕放映著空蕩蕩的機場和街道，桌上擺好刀叉，一旁是張空椅子。如果疫情像戰爭，死者則是上了戰場從未歸來的士兵，但妻子還是改不掉擺好丈夫餐具的習慣。紀錄片「暫時停止呼吸」（Ritorno in Apnea）帶著連博諾人回到2020年的春天，凋零的記憶瞬間活絡了起來，心緒波動。切拉與鎮政府認為，回首那段驚心動魄的日子是療癒的過程，他們也開座談會反思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想像如何建構更好的未來。切拉堅持這些活動必須一直辦下去，悲劇最糟的結果是沒有從悲劇中學到任何教訓。他說：「只有每個人都變得更好，我們才可能重新站起來，這是倖存者的唯一救贖之道。」

要找出哪裏出錯了

疫情下的失親者像兜圈子般，往前幾步又繞回了原地，「他們的記憶是片段的，像是唱片跳針，不斷閃現一些局部的場景、聲音，很難走出來。」

2021年7月，卡拉裘洛（Giuseppina Caracciolo）和母親從卡拉布里亞（Calabria）趕來羅馬，等待集體民事訴訟首次開庭的結果。夏日的豔陽穿透枝繁葉茂的法國梧桐，卡拉裘洛紅蘿蔔般橘紅色的頭髮閃閃發光，手上拿著她與外婆的合照。卡拉布里亞躲過2020年春天的第一波疫情，然而，當疫情在秋天捲土重來，這個位在南部的大區還是沒有準備好，醫院沒人、沒器材。

卡拉布里亞是意大利的艱困大區，平均所得只有全國平均值的六成，但當地民風剽悍，是跨國犯罪組織光榮會（’ndrangheta）的發源地，這個黑幫靠著毒品交易大舉擴張後，逐步往灰色地帶滲透，籠絡政界與商界人物，由大區政府掌控的健保體系也被染指。十多年來，中央政府接管整頓卡拉布里亞的健保體系，但始終無法填補巨大的赤字黑洞，也無力撼動當地錯綜複雜的裙帶關係、黑白勾結。

2020年10月中，嚴重咳嗽的卡拉裘洛發現自己染上COVID-19，衛生所疫調時確認，與她同住的外婆檢測結果為陽性。

確診後的一個禮拜，卡拉裘洛因為呼吸困難、血氧濃度急速下滑而住院。不久後，外婆嚴重下痢、體力不支在家昏倒後，也被送往醫院。卡拉裘洛被關在病房隔離，裏面蚊子飛舞，地板上還有隨手丟棄的礦泉水空瓶。她心知肚明，以這醫院的條件，外婆不可能得到妥善的照料，在跟醫護人員嗆聲後，被擱在救護車上一整個下午的外婆，終於被送到她的病房。

躺在病床上的外婆被推了進來，沒有毯子保暖，直打哆嗦。又是一番抗議後，護理師才心不甘情不願送來毯子，但仍拒絕清理因為下痢沾染了穢物的外婆。三小時後，護理師終於幫外婆換上乾淨的衣物與尿布。不久後，有骨質疏鬆症的外婆抱怨，手臂疼痛無法移動，這才發現，動作粗魯的護理師讓她骨折了。

「搞到這種地步，現在由我來負責照顧外婆。」卡拉裘洛怒氣沖沖，上氣不接下氣告訴護理師。從此之後，她戴著氧氣罩、拖著氧氣瓶，幫外婆翻身、按摩，餵她喝水。

88歲的外婆血管細，護理師在她的手臂上打不進點滴的針頭，只好在腳底板扎針。她的頭上套著像是太空人面罩的氧氣頭罩，身體一晃動，腳上的針頭就跑掉，為了讓她安穩接受治療，護理師給她上了約束帶，看似理所當然的照料防護，卻是對病患的虐待。外婆的頭像是囚在鳥籠裏，身體則是落入圈套的困獸。

動彈不得的外婆情緒激動，苦苦哀求卡拉裘洛幫她鬆開約束帶。卡拉裘洛不忍外婆受折磨，晚上入睡前，解開了約束帶。隔天醫師發現，痛斥卡拉裘洛一頓，威脅如果還有類似行為，不讓她繼續與外婆同房，並找來護理師重新上了約束帶。這一次綁得更密、更緊，即使卡拉裘洛幫外婆插上翅膀，也無法遁逃了。

外婆猶如蠶繭困在床上，但腸胃蠕動不斷，一直拉肚子，護理師剪開她的上衣，尿布直接攤在臀部下，連遮掩她的私處包好尿布都省了。他說：「包起來也沒用，反正她一直拉。」外婆像一具衣不蔽體的人體模特兒躺在床上任人擺佈；只不過，她還活著，有知覺也有羞恥感，忍受身體的病痛外，還有心理上的屈辱與無助。

外婆套著氧氣頭罩，還是不斷抱怨呼吸困難。卡拉裘洛檢查後發現，氧氣頭罩管線的閥門故障，容易鬆脫。護理師換上的另一只頭罩尺寸過大，在外婆小小的頭上搖搖晃晃。氧氣頭罩無法發揮功能，加上外婆入院後，全靠著點滴補充營養，超過一星期沒有進食，失去胃口，越來越虛弱。

卡拉裘洛心想，把外婆送回家由母親照料或許可以少受點苦。主治醫師回絕了他們的要求，堅持入院後就必須在院治療，「醫好了，就會讓她回家。」身為虔誠的天主教徒，卡拉裘洛祈求主協助她與外婆脫離這人間煉獄。彷彿是奇蹟降臨，一名過去從未出現的醫師前來巡房，他仔細檢查後，調整了外婆氧氣頭罩的控制閥，血氧指數旋即上升，痊癒回家的路出現一道曙光。卡拉裘洛懇求這位天使般的醫生一定要再回來看外婆。

天使再也沒來過。打了幾針類固醇後，外婆的血氧指數再度下滑。頭罩不斷注入的氧氣吹乾她的眼，無法順利循環的體液堆積在眼珠，像是荔枝果肉，迷迷濛濛。她開始出現譫妄，神智不清，不斷喊著媽媽和一些早已經往生的親友名字。卡拉裘洛說：「這不是我的外婆了，她變成另外一個人。」

外婆每況愈下，醫師要卡拉裘洛做好心理準備，以安慰的口吻告訴她：「外婆活過她的人生了，我們盡力了，放手讓她走。」然而，卡拉裘洛認為，醫院並未全力拯救年邁的老人，而是急著要騰出病床收治新病人。

婆孫兩人困在本該救治她們的病房裏孤立無援，生命一點一滴從外婆身上流失，個性強悍的卡拉裘洛也亂了分寸，不斷在她耳邊重複著，不會丟下她不管，會帶她回家，要她做拿手好菜一起慶祝即將到來的母親的生日。陷入彌留狀態的外婆感受到孫女的誠摯愛意，低緩的心電圖曲線陡升，「她握了握我的手，握得好用力，像是在說，她很感動。」

情緒激動的卡拉裘洛用手擦去淚痕，但這個無意識的動作把手上沾染的病毒帶入眼睛，雙眼如火燒般炙熱疼痛。屋漏偏逢連夜雨，她摸索著到洗手間沖洗眼睛後，水管開始漏水，淹進了病房。暫時瞎了眼的她四處找抹布、紙巾，「別問我，我怎麼擦乾那些該死的水，我也不知道。」經過情緒波動的一天，還有突如其來的水災，雙眼腫痛的卡拉裘洛疲憊不堪，像是在懺悔，她說自己後來睡著了，「忙著照顧外婆，很多天我沒好好闔眼了。」

就在卡拉裘洛陷入沉沉的夢鄉時，外婆悄悄離開了人世。醫生在清晨喚醒她，告知外婆的心臟停止跳動，要她通知家人辦理後事。聽聞死訊，卡拉裘洛六神無主，像是魂魄都被抽走了。

父母離婚後，卡拉裘洛跟隨母親回到娘家，由外公、外婆撫養長大，失去外婆就像失去第二個母親。醫師警告她，不要接近充滿病毒的遺體。但十幾天貼身照料外婆的卡拉裘洛回答，該感染的，她已經感染了，「我要像個孫女該盡的義務一樣，好好擁抱我的外婆，向她告別。」她擁入懷裏的，是一具輕飄飄只剩下皮包骨的軀體，她拿下外婆的項鍊，永遠戴著它，擱在心頭上。

擁抱外婆後，卡拉裘洛被趕出太平間，她站在門外，要求殯葬業者幫外婆穿上衣服，清理髒污的尿布，保有她的最後尊嚴。對方回答，在疫情下「辦不到」。他們用床單裹住外婆後甩入黝黑的屍袋，接著噴灑了大量的消毒藥水，彷彿在處理有毒廢棄物。

送走外婆後，卡拉裘洛無法在殘酷對待病人的醫院多待一刻，決定回家自行隔離治療，兩週後採檢為陰性，但已錯過外婆下葬的日子。一年後，她仍有COVID-19肺炎後遺症，多走幾步就氣喘噓噓，外婆在醫院的最後一段日子也像恐怖電影般盤據大腦，她參加了「心平氣和，永遠團結」安排的集體心理治療。

疫情最嚴峻時，心理醫師莫雷納（Stefano Morena）在貝加莫擔任心理諮商的義工。他表示，至親離世後，每個人有不同的恢復期，但通常是線性逐步往前，回到常態。但疫情下的失親者像兜圈子般，往前幾步又繞回了原地，「他們的記憶是片段的，像是唱片跳針，不斷閃現一些局部的場景、聲音，很難走出來。」

卡拉裘洛親眼看過外婆死前的煎熬，雖然哀傷欲決，但有具體的記憶。相較之下，那些無法探視親人，最後僅見到棺木或是骨灰罈的失親者，傷心之餘，腦海裏卻有一大片空白。莫雷納協助他們回想其他的記憶補足這些缺憾，形成一個較完整的敘事，讓這突如其來的死亡有著一定的意義，「否則那些支離破碎的記憶會一直糾葛著他們。」

莫雷納認為，若不只是為了報復特定個人，打官司尋找親人離世的真相也是療癒的過程，「找出系統上或制度上哪裏出錯了，可以減輕他們的罪惡感。」

卡拉裘洛是少數見證疫情下醫院內部運作的失親者，懷著倖存者的愧疚，她決定把親身經歷作為集體民事訴訟的呈堂證供。她指出，有心臟病的外婆住院時，醫生完全沒讓她服用相關藥物，也輕忽了施用過多類固醇的副作用，「他們只想到對抗COVID-19肺炎。」她們的遭遇也說明了，經過第一波的疫情教訓，當第二波疫情來襲，意大利政府還是沒有準備好。

在律師羅卡笛與媒體鍥而不捨的施壓下，政府公開了防疫期間的決策紀錄，揭露政府在武漢傳出疫情後並沒有啟動防疫計畫，而且防疫計畫還停留在2006年，十幾年沒有更新。2020年2月初，衛生部才臨時拼湊一份防疫計畫，但直到第二波疫情爆發都無法落實。

曾擔任意大利國防部災害應變措施負責人的退役將軍盧內里（Pier Paolo Lunelli）解釋：「有了防疫計畫，還要有推動的時間，這也是為何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05年通過新版『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並在2007年生效，但給成員國5年時間，到2012年才提交防治計畫，因為還要打造組織、投資與培訓。很不幸的，意大利沒有依約執行，造成死亡率偏高。」

盧內里接受「心平氣和，永遠團結」委託，分析第一波疫情資料，指出如果意大利遵循世界衛生組織的規範準備防疫計畫，至少可以減少1/3的死亡人數。歐盟國家裏，死亡率偏高的比利時與西班牙，防疫計畫也是停留在2006年；光有優秀的防疫計畫不足以遏制病毒，像是美國與英國，但他們至少有藍圖可依循。疫情肆虐全球兩年，國際組織和許多政府都犯過錯，意大利政府在去年走馬換將後，防疫政策趨嚴，有將近九成人口打了兩劑疫苗，第三劑施打率也超過六成五，防止了重症病例，但這些成果不能遮掩曾經犯下的錯誤。

尾聲

一些政治人物仍在攔阻真相曝光，跨左右黨派的議員提案，國會的疫情調查委員會僅追究2020年1月31日之前的政府疏失，也就是疫情在意大利爆發之前。「心平氣和，永遠團結」持續上街抗議，認為國會調查是虛晃一招，並舉辦座談會關注疫情對社會、心理、經濟與文化的影響，他們發起的民事訴訟也將在2022年3月31日第二次開庭。

意大利的官司曠日廢時，這場訴訟一舉挑戰了中央與地方政府，官方更是在程序上百般拖延。律師團表示，這一次將是實質審理，一年多來，收集到許多家屬和醫師的見證、官方檔案、會議記錄、科學研究與專家證詞，政府必須對這些證據提出解釋，不能迴避正面交鋒。疫情剛爆發時，意大利人震驚不已，對失親者的遭遇充滿同情，媒體也緊迫盯人，揭露政府決策內幕。然而，疫情反反覆覆，人們漸漸疲乏，失親者的哀傷與控訴從頭版新聞變成地方新聞，從焦點報導到乏人聞問，慢慢淡出記者與讀者的視野。

蘿倫佐說：「當太多人想要遺忘時，我們的戰役才剛開始。」安東尼奧離世兩年，他生前在院子種的水蜜桃樹依舊生生不息，今年暖冬，飽脹的枝頭像是藏不住的活力。蘿倫佐相信，這是父親用一種看不見的形式繼續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