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退潮后的白罗斯媒体人：当红线再临，新闻如何做下去？（上）

〔编按〕2020年夏末，被称为“欧洲最后独裁者”，已在位26年的卢卡申科（Aliaksandr Lukashenka）六度胜出白罗斯总统选举，但源源不绝的舞弊指控，触发了白罗斯30年来最大型的抗议运动。2021年抗争退潮后，卢卡申科政权对公民社会的打压愈趋极端，多家国内新﹑旧媒体首当其冲，逃不过被肃清的命运。红线再临，在甚么都不能报，不敢报的时候，新闻如何做下去？本文作者在2020和2021年两度造访白罗斯，访问了国内多家媒体和独立记者，勾勒出一幅白罗斯的新闻人群像：即使在卢卡申科政权对记者和新闻机构的不断打压下，也有新闻从业者尝试在极仅有的、狭窄的空间中，继续采访和报道。

本文分（上）﹑（下）两篇，连续两日刊出。

“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见面 (надеюсь, ещё увидимся)”，这是俄语中礼貌的道别，直译意思“我们会再见”。

2020年 8 月，卢卡申科六度当选白罗斯总统，全国掀起大型示威，抗议选举舞弊。“原获”八成选票的反对派女候选人季哈诺夫斯卡娅（Sviatlana Tsikhanouskaya）在选举后被逼流亡海外，其丈夫上月被判监 18 年，选举团队的队友科列斯尼科娃（Maria Kolesnikova）被控利用互联网操控选举，判监 11 年。

那年夏天，我见证成千上万白罗斯人民涌上街头。他们挥动红白色的旧国旗（注：原为1918-19短暂存在的白罗斯人民共和国的国旗），高呼“Жыве Беларусь!（白罗斯万岁）”。催泪弹掷向人群时，附近民居打开门伸手援助，

我在前线认识了一班本地独立媒体的记者朋友，他们把每一次采访当最后一次做，白天出门晚上或回不了去，因为他们深明，传媒必然首当其冲遭镇压。

自2020年8月起的一年半，白罗斯媒体一间接一间被被肃清。在传媒官方认证制度下，外媒如 BBC 及自由欧洲电台（Radio Liberty）的驻当地记者首先遭除名及赶离境，卢卡申科又多番公开讉责“西方势力”攻击白罗斯主权，并指国内反对派密谋煽动及颠覆政权。在国内，拥每月 3 百万浏览量的独立媒体 TUT.BY 结业，编辑部高层面对刑事检控，一模一样的情况复制发生在各大大小小独立媒体，近乎无一幸免。

经过一年整顿过后，街头抗争不复见，我在2021年底重返白罗斯采访，得悉不少异见者和记者离国的离国，还押的还押。坚持留下来并愿意受访的人，小心翼翼相约见面的地方：有的约在公园水坝旁边、有的边行边聊，恐防有人窃听。其中一个缘悭一面的受访者，是白罗斯唯一私营新闻通讯社 Belapan 的总编辑艾莲娜（Irina Levshyna）。前一晚我跟她约好了访问时地；翌日，在新闻上我得知她被捕了。

白罗斯人在高压下活了一个世纪。苏联在 1991 年瓦解后，白罗斯旋即进入独裁者卢卡申科手中。2020年，白罗斯人再次陷入政权的全面镇压统治下。国家全权控制全国的网络供应，没有私营电讯商，因此卢卡申科得以在示威爆发初期，切断全国网络足足 3 日之久，其后又疏而不漏地逐一封锁独立媒体、反对派组织的官方网站，以至全民唯有学懂用 VPN “翻墙”。媒体总编辑大街大巷上被秘密警察抓捕，几天杳无音讯，传媒界人人自危，众多媒体权衡风险后决定撤出白罗斯。

经历再多的折难，白罗斯独立媒体仍未被打倒，因为白罗斯人深深明了：我们活在历史中。在白罗斯采访期间，我听过受访者说，后苏联独立国活在苏联留下的历史结果，而这些结果至少民族三代共同承受，亦须经历三代后才得以摆脱。至今，那种谨言慎行、提防他人、不必求变的心态，仍深深种植在大部分人心中。毕竟苏联是一个不曾活于其中，则不为人道的世界。苏联竟会倒台，对他们来说，是一章曾经无法想像的历史翻页。

但苏联竟也真的过去了。即使白罗斯人身经无数次的官方严厉镇压示威、大清算，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必经的历史阶段。因为相信历史规律，他们积极地想：这一切将必过去。

即使在卢卡申科政权对记者和新闻机构的不断打压下，也有新闻从业者尝试在极仅有的、狭窄的空间中，继续采访和报道。我走访了苏联时期过渡下来，办起白罗斯第一份独立报章的前党报总编辑﹑被逼离境遥距工作的白罗斯历史最悠久的报纸﹑高峰期逾百万人订阅的 Telegram 频道Nexta，白罗斯记者会“Press Club Belarus” ﹑在苏联旧工厦墙上画政治壁画的前文化记者﹑以及在独立媒体工作的两代记者。
他们当中有的选择流亡，有的选择留下而妥协，也有的尝试利用新媒体另辟蹊径。这是白罗斯的新闻人群像，也是时代的注脚：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做新闻异常艰难，但不是不可能，甚至他们更相信，唯有及必须继续做下去，“我们才会再见”。

前党报老编辑：当全世界走向文明，我们却走往相反方向

苏联黑色笑话一则：老妇人在报纸摊前买报纸，报贩问：“你要《真相报》吗？”老妇答不，《真相报》没有真相；报贩又问：“那么要《新闻报》好吗？”，老妇又拒绝，说：“那都不是报道新闻。”

只有曾经活在前苏联的人，听到上述笑话才懂得苦笑。但对于曾经参与筑构苏联谎言的人，笑话却就是痛处。现年七旬的史雷特奇（Josef Sereditch）是前苏联共产党党报的副总编辑，苏联倒台后，他与现任总统卢卡申科一同走入议会。他曾是个不折不扣的苏联精英分子。

1995 年，他却与卢卡申科闹翻，同年另立门户，创立白罗斯第一份独立报章《Narodnaja Volya》(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从此他被打入异见者一列，26 年来独自担任总编辑。史雷特奇说得响亮：“我不是一个革命家，我只是相信进化──我们的社会需要进化到自由民主的体制。”

史雷特奇（Josef Sereditch）是前苏联共产党党报的副总编辑，1995 年创立白罗斯第一份独立报章《Narodnaja Volya》，26 年来独自担任总编辑。

《Narodnaja Volya》直译作人民的意志（People’s will），办公室座落恩格斯街 34 号。大部分前苏联独立国仍然保留以革命伟人命名的街道。这里的街号编码很紊乱，几座巨型白色方方正正的楼宇标示同一个街号，盲摸乱撞不可能找到目的地。史雷特奇的助手从地库走上来迎接我，说警方这星期已搜过办公室两次，今天应该不会回来了，著我放心。

史雷特奇的办公室在地库，昏暗的走廊尽头挂几盏灯，有张印上报章名称的 A4 纸贴在门上。他桌面摆著一叠叠参差不齐的纸张、年报，有实体计算机、电话簿，旁边是上世纪那种挂线听筒的电话。

他说一口非常标准、字正腔圆的俄文。这亦理所当然，他可是苏共时期的党精英。

形容他是“根正苗红”的党报记者一点也不为过。从地区小报开始担任记者，他一直攀上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党报《Soviet Belarus》的副总编辑位置。他以前报的是党指示的新闻，在苏联，媒体完全没有自行编采的空间，能够写的题目，都经过“代表大会”和“全体会议”决议。

然而，他一直是一个有棱角的人。他忆想，当年曾撰文批评苏共的“集体农庄”（苏联专有字词：Kолхо́зник），不是有政治意图的抨击，而是针对经济活动的评论。他的文章一度被党中央干部（同为苏联独有字词：Номенклатура）批评。

1982年，他被党中央提拔，负笈莫斯科的苏联共产党中央社会科学院 ── 进得去的人都是党核心人物。从明斯克往莫斯科的火车上，他心底在想“苏联会永远长存”，他以为在莫斯科等著他的，是大好前途。

真正等著他的，却是翻天覆地的真相。

苏联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在 1980 年末活跃于苏联决策的核心圈子，令苏联开始逐步对外开放。“这道堤坝一打开，国外的信息大量涌入莫斯科”，史雷特奇在学院里读德国哲学家尼采、叔本华、读曾被斯大林流放的俄国小说家亚历山大．索忍尼辛，这些都是明斯克境内的禁书。他又在教授的课堂上，得知斯大林大清洗（1930 年中一场全国性的政治镇压）中发生的一切，得知曾经发生的大饥荒饿死了数百万人，得知西方国家的生活面貌。他惊觉以前党传播的一套，尽是谎言。

“那时我大开眼界。”他比划了一个爆炸的手势。

“我们以前确实活在一个封闭国家、铁幕背后，我如同其他苏联人民，无法接触被党禁止的信息。苏联对我而言，始终不是一个邪恶的帝国，但它是为了一个领袖而服务的政府。”

那两年在莫斯科的见闻，决定了他人生从此“走偏”。他看见铁幕外西方的民主发展，“他们走向文明，而我们，苏联人，却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

“去莫斯科前，我没有想过自己是一名改革者，但在那里得知这一切后，我相信苏联必须要改革。”1984 年，他从莫斯科学成回到明斯克，并感到“终于与共产教条说再见。”他抱著一个信念：要透过办报，逐步推动苏联成为自由、开放的国度。

他回去继续在党报工作，向党中央提议要革新报纸，成为一份更自由、包纳民众声音的报纸，却换来降职的结果：本来他可以升职上任党报总编辑，但“党委察觉到我有自由的意志”，拒绝将他升职。

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进行一系列开放政策，包括革新新闻传播，史雷特奇在1990年开始编辑《Narodnaya Gazeta》（译：People’s Newspaper），这份党报以外的唯一独立报纸，报纸短时间内销售量达 7 万份，从一众苏联成员国中突围而出。

翌年苏联倒台，白罗斯独立。史雷特奇与当时任职集体农业部部长的卢卡申科，同时经过选举进入议会。他留任《Narodnaya Gazeta》的总编辑一直至1995年──其时卢卡申科首登总统之位。同年 3 月，卢卡申科更改法律，解除史雷特奇的职务。当时议会内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党员，“根本没有人能够帮我”，意即没有人敢与卢卡申科作对。从此史雷特奇被逼离开官场，同年 7 月他另立门户，创办《Narodnaja Volya》。

从党中央精英到“异见者”的不归路

由另创《Narodnaja Volya》开始，史雷特奇就深明这大概是一条不归路。成为异见者不是他的意愿，他却从此被标签为反对派。

哈维尔说过，当政权欲集权使社会受全面控制，媒体无可避免首当其冲，因为媒体存在的根本性质，必然动摇权力的基础及结构。媒体报道示范何谓“活在真相之中”，它使政权对现实的定义不能成为唯一。

史雷特奇遇上的第一重难关──禁止印刷。

承接苏联传统，国内的印刷厂全归国有，媒体不可能开设私人的印刷厂。《Narodnaja Volya》创立仅仅 3 个月后，就遭卢卡申科下令封杀，史雷特奇惟有将办公室移往二百多公里外的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很难想像，为何在卢卡申科初上台、竭力集权的初期，《Narodnaja Volya》竟能一度在白罗斯境内成功注册？一方面，史雷特奇形容当时的独裁统治仍算“温和”，卢卡申科不明白一份独立报章会构成甚么威胁。另一方面，他直言不讳：“因为我是个德高望重的人”。其时的信息部长是他苏联时期的同僚，思想同样倾向自由开放，因此轻易批准他注册。但亦正因为这次审批，那位部长后来被革职。

《Narodnaja Volya》在维尔纽斯渡过五个寒冬。史雷特奇原想办日报，但碍于地理差距，报纸最终只能一周出版两次。出版流程亦相当费力：部分留在白罗斯境内的记者继续挂名工作，稿件传回维尔纽斯的办公室，在当地印刷，再由义工帮忙包入没有记印的信封，逐份写上订阅者的地址寄回白罗斯；亦有部分报纸，会由义工“人肉”带回白罗斯，陆路过关时屡遭警方截查，每次都兵行险著。

通过这种地下的发行形式，《Narodnaja Volya》由最初的 25000 份订阅量，短短数年间增加一倍。究竟一份报纸在无法于公开场合出现、无法摆在报摊随手可买的情况下，如何巩固一班“忠实”读者群？史雷特奇解释，“人的良知冲破了以往长年苏联高压统治”，加上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在 1980 年代进行了经济重组的改革（Perestroika），人们开始追求替代方案（Alternatives），渴望自由信息的传播是社会内一股不可抗的动力。

在《Narodnaja Volya》的报纸封面，有两行字写著“感谢你的订阅，请传给下一个人”，报纸就是靠著这样口耳相传而增加读者群。即使报章的立场鲜明，但史雷特奇没有特意迁就读者的口味，而特别写“反政府”的言论，否则他认为“就与办党报无异”。

以报道与政治检控相关的法庭新闻为例，当官媒写被告人士犯了什么“罪行”时，史雷特奇的做法则是，他写被告“做了什么事”，并调查被告所做的是否真有其事。他相信，他的报道既非谩骂政权，亦没有把矛头指向任何人。而这种“只写事实”的取态，政权也无法抓到痛脚。

但他说，历年来《Narodnaja Volya》没有一天不是在压力下运作。问及他遇过最大的难关，他叹道：“根本记不清楚，多到我数不清我上了多少次庭、与 KGB（秘密警察) 会面过多少次。”

政权高压能影响独立媒体生死。不过《Narodnaja Volya》也曾渡过一段风平浪静的顺境。2000 年，创报后第 5 年，史雷特奇称有赖国际间的游说及施压，国内亦出现一堆追求民主的反对声音，《Narodnaja Volya》得以回到明斯克办公，亦能在国营印刷厂出版。

好景不常。白罗斯的政局近这二十年，都是随每 5 年一次的总统选举而起伏。2011年卢卡申科第 4 度连任总统时，曾爆发示威冲突，但因规模不大，不足两个月就遭警方平息。《Narodnaja Volya》再次成为政权的眼中钉，遭新闻部起诉，罪名为报导示威即散播不实信息。

史雷特奇回想，那宗官司缠绕了数个月之久，他每天都要上庭，所耗费的时间和金钱令报章一度濒临结业。卢卡申科公开讉责史雷特奇，指他成为异见者是咎由自取。官司却峰回路转。在裁决日，新闻部撤回起诉，“他们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向人施压”，他说。

至 2016 年，卢卡申科第 5 度连任总统，白罗斯踏入一段所谓“自由化”的阶段，政府近乎毫不干预新闻自由，那时史雷特奇也美好地想像，即使卢卡申科不喜欢他的立场，亦只能容纳民主派的声音，证明国家真的正在进化。《Narodnaja Volya》甚至前所未有地出现在邮局的订阅册子上（订阅刊物须经政府批核，再由邮寄统一派发，非能私人投寄），上述种种迹象，投映出一个美好的海市蜃楼，自由、开放仿佛近在咫尺。

但去年 8 月起，《Narodnaja Volya》终极触礁，不仅被逐出国营印刷厂，记者不能公开工作，报章亦只能转为网上版，供读者下载 PDF 档。创报 26 年来第一次失去实体报纸。早前卢卡申科举行的记者会，史雷特奇本人也没有被邀请──尽管他是传媒界相当德高望重的人物。

史雷特奇坦然说，面对的难关虽然很实在，同行其他人会选择转行，其他媒体选择离开白罗斯继续营运，他却无法离开。“我相信作为一个记者，应该身处与事情发生的现场愈近愈好。”说则容易，但红线究竟如何画，没有人知道。对他来说，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的红线，就埋伏在“真相的终点和谎言的起点”。

传媒屡屡接到威吓，KGB 不时上门搜捕，史雷特奇即使备受尊敬，但继续留下来的代价，就是难保哪一天、哪一次轮到自己被捕。他妻子每天都问他为何不走。他说“如果这将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我会选择生。但感恩地，还没有来到问这问题的时刻。”

在毫无选择下，生于、受教育于、服务于那体制，史雷特奇理应是体制下被精雕细琢的模范。活在甚么世代他无从选择，但他清楚知道“一个专业记者，是不会与良知作交易”。一个前党报精英，愿意背弃给予他既得利益的那套体制，我问他这么多年来，除了靠坚定的个人意志，是如何坚持下去。他指著装饰柜顶的一幅相，“她是我们编辑部总监，她 75 岁了，这些年我都很喜欢和她工作”。

原来是同伴，战友。

与政权交缠大半生，来到耳顺之年，他看走过的争取自由报道之路：“的确很困难的，但不要背叛你自己。”

百年老报流亡记

能在白罗斯留下来的独立媒体屈指可数，其余被逼撤离的媒体，散落在邻国如立陶宛维尔纽斯。他们走难，当然不会有移民展、移民公司一条龙协助。从执拾细软到踏出边境，只是一两晚之间的事。

“我在白罗斯留到最后一刻，留到直至留不下去为止。”百年老报纸《Nasha Niva》前两任总编辑相继被捕后，现任总编辑萝达（Nastassia Rouda）今年 7 月不得不逃离，她带领约十人团队迁移到维尔纽斯。

接受真正离开，及未来长时间羁旅无归这件事，却是很漫长的过程。

“有时望出窗外，看见维尔纽斯的街道，我感到很轻松”，但垂眼回到电脑前工作，“又回到白罗斯非常令人消极的日常新闻”。她不欲想像，究竟何时才能回白罗斯。

萝达相信，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让白罗斯回到历史上她应在的位置”──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建立健全的民主制度，由人民决定何谓自由。

萝达接任总编辑一位不过数月。当旁人无法想像压在她肩膊上的重担，她却泰然说“这是内部一早协商好的 Plan B”。她将自己的人生规划，说成一个拯救公司的后备计划。

能令记者、包括萝达本人赴汤蹈火为《Nasha Niva》工作，因“它不仅是一个媒体，它是一种我们共同相信的价值。”《Nasha Niva》由 1906 年创报起就流著革命的血。它由沙俄时期的知识分子卢基耶维奇（Luckievich）两兄弟创立，创报之初已将报格定调以文哲史经内容为主，并坚持以白罗斯语书写，成为白罗斯经典文学的作家摇篮。

安东．卢基耶维奇（Anton Luckievich）是沙俄反对党白罗斯社会主义议会（Belarusian Socialist Assembly）的领袖。在十月革命后，1918 年白罗斯曾在他带领下，成立了白罗斯人民共和国（1918-1919）。这亦是自去年示威爆发后，民众追源溯流指白罗斯唯一“真正独立”过的短短一年。后来白罗斯被纳入苏联版图，苏共统治下自然不可能存在独立报章，《Nasha Niva》从此消失，至苏共 1991 年解体后才得以复活。

在源远流长的报史前，“我们不会随便聘请人，能在《Nasha Niva》工作的人，他们都想在这里，既向外发扬白罗斯的文化和语言的面向，亦向内教育白罗斯人自己的身分和历史”，萝达说。

2015 年，卢卡申科第 5 度当选总统，《Nasha Niva》的定位有助卢建立白罗斯的民族主义，以对抗吞并克里米亚不久的俄罗斯。萝达说她初入职时，白罗斯政府为独立媒体“开了一盏绿灯”，《Nasha Niva》把握时机，转型网上版，以发布更多与文化语言相关的身分议题。她参与一个集中写白罗斯女性的频道，并发展影像新闻说故事，感觉国家真的步向自由开放。

所谓能“自由写作”，萝达说唯一的限制不过是，有些拿不到的政府文件则写不了，但基本上“只要依据法律办事”，其余想写的都能写，没有官方审查，民间筹款和广告收入亦支持发展多样的稿题。

但这几年借来的自由，直至 2021年 8 月遭扼杀净尽。《Nasha Niva》的网站被封锁、不能在报纸摊公开摆卖，但编辑部其时认为，他们既然是国内注册的认可媒体，依据法律，他们有权利留在国内，因此决定继续派记者到现场采访，如常工作。

惟政权的凶狠超出他们想像。“穿了写有‘PRESS’字样的蓝色背心，反而成为警察的攻击对象。”其中一位记者娜塔莎（Natasha Lubnevskaya），示威初期被防暴警以橡胶子弹射中膝盖，留院两个月。

“警方会突然上门搜查办公室、记者的家”，娜塔莎再次经历被防暴警撼动生活。编辑部考虑到同事安全，酌情让全体员工选择要否停薪放假，好让他们有时间选择去留。尽管如此，“没有一人辞职，即使他们明知会面临刑事起诉”。

当独立媒体一个接一个如骨牌般倒下，“ 连 TUT.BY（白罗斯最大型独立媒体）都被查封，我们就意识这是一个警号 (Red Flag)。”于是今年（2021年） 5 月，编辑部围内讨论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时任总编辑马尔齐诺维奇（Yahor Martsinovich）被捕，萝达就是接任人，她必须离国，并带领愿意一同离去的记者们，在维尔纽斯重建阵地。

不足两个月，这个“如果”应验了。

“马尔齐诺维奇是在大街大巷，从自己的车上被绑架走的”，萝达说。据当地媒体报道，马尔齐诺维奇被捕前后数天，还有《Nasha Niva》前总编辑、两名记者一同被捕。事态紧急严重，《Nasha Niva》却不会停止营运，于是转而开设新网站，并发布公告，声明新网站的内容与为《Nasha Niva》工作的人没有关系，以免加重在囚员工的罪名。

萝达知道，自己要不是即将离开明斯克，就是来不及离去就被捕。“我每一天都穿著运动波鞋，也不会穿裙子了，以备随时要跑”──她说的“跑”，是物理上逃离警察追捕的跑走。她又担心如果被捕，羁留时不可能换衣服，不穿裙子较好。

一个周末她就执拾好行李，将《Nasha Niva》随同她的几个行李箱，迁移到维尔纽斯。

“离开是不是妥协？”

“离开是不是妥协？”一个本地媒体无法在本地扎根，失去的首先是实地报导，其次是对民情、社会脉膊的理解。海明威写过，一个人离开了自己祖国，就再写不上值得出版的作品，哪怕是报上一篇新闻报导。

萝达却认为，“对很多人来说，这也许是牺牲，也许是妥协。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护人，我们的团队规模不大，付不起失去他们的代价。”

她叹道，离开白罗斯的《Nasha Niva》员工，都由衷喜欢自己国家，希望留下来见证国家趋向文明发展。去与留，“从来都是一个悖论”。过去一年，即使社会动荡如此，但《Nasha Niva》从未报道过鼓吹移民的信息，不会写什么绿卡移民、欧盟工作签证这些稿题和接广告，“因为我们尽力向白罗斯人证明，这是一个你可以留下来的国家。”

矛盾的是，如今连《Nasha Niva》都被逼走了。

离开后，在维尔纽斯是彻底的由零开始。萝达连办公室都未找到，一组同事只好各自在家工作。

但写白罗斯的新闻，而人不在白罗斯，究竟是如何做到？

萝达坦白承认，“确实失去了实地报导，不能去现场采访”。但即使以前在国内，也不见得便于实地采访，萝达说曾有记者被拒绝进入法院大楼，连在大楼附近，并非正在采访，都被警方驱赶。

她向其他一早离国内的媒体取经，对方也无奈说，一旦驻外久了，与本地“失联（disconnect）”实属无可厚非。《Nasha Niva》目前靠 Telegram 的加密“chatbot”收集情报。自从去年示威爆发后，白罗斯人民上老下幼都懂得用 Telegram 互通信息。这是他们目前的权宜之计，民众透过 chatbot 提供新闻线索，并接受视频访问。另一边厢，Telegram 出现以地区或城市划分的频道，每个频道有几千人订阅，成为《Nasha Niva》收集地区新闻的主要渠道。

萝达深知，这并非长远营运的办法，看直播与走到实地现场报导岂是同一回事？自从《Nasha Niva》被政权公开标签为“极端组织”后，愈来愈少人敢向媒体提供线索，令迁离了的媒体获取信息有延误，读者人数逐渐减少。但她仍然深信离开是正确的选择，起码能换取《Nasha Niva》仝人免于恐惧，以及保证自身和家人安全。

“毕竟被捕入狱的话，待在白罗斯的监狱，会使人变得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