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车手罢工后记：在演算法和马路之中，他们仍然不堪一击

步入电梯，Waqas Fida的电话响了，foodpanda正催促他尽快送单。一通尖锐刺耳的哔哔声，声量随着时间愈来愈大，吓怕了电梯里的其他小孩子。应用程序多次提醒他清洁保温袋，又指地图显示他没有移动。驶着电单车奔驰在马路上，Waqas想关起电话屏幕，但又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怕错过订单，影响自己的送递组别。“保持你的双眼在app上，”他说。

今年11月，foodpanda外卖员发起两天罢工，向资方提出15点要求，Waqas是其中一名谈判代表。历经六天的工人运动，外卖员与foodpanda达成了多项共识。在职工盟解散后、组织行动看来寂静的2021年，这场罢工被形容其为“后工会时代”下的一场胜仗。

三个星期后的一个下午，Waqas邀请了谈判团队的成员到深水埗家楼上聚会。舖上蓝黄色的地布，Waqas端出一早备好的烧鸡，观塘外卖员Nadim则帮忙盛巴基斯坦香饭。九龙湾车手金龙坐在另一边，与工会干事何鸿兴、外卖员权益关注组成员海海（化名）和小唐等人讨论着如何监察foodpanda的改善实况。

笑声充斥天台后不久，他们拿出文件，开始仔细做笔记。罢工完结，但全球送餐服务费下降的趋势中，更多的劳才能多得，而平台经济底下暧昧的雇佣关系、奖赏罚则、工伤工亡，仍然每天上演，且与少数族裔的生存状态纠缠在一起。电子钱包里的数字在跃动，外卖员要不放弃更高收入，要不拼死在马路上风驰电掣。当社会的异议空间收窄，工人又陷入原子化的状态，怎样才能对抗庞大的系统？

“吃饱后就来做事了。”他们说。

被吃掉的

时间和钱被一点点吃掉了。

当外卖员约3年的Waqas感受到送递的过程里，时间并不属于自己。每一天，小小的电话屏幕里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电梯坏了，客人想他走十多层楼梯送餐；客人填错送餐地址，叫他到另一条街去；有些餐厅惯性出餐很慢，外卖员每次都要等上45分钟才会拿到外卖；大厦保安员会要求送递员填写身分证资料，他干脆把证件贴在电话壳背面。

有时候客人在下单后传来信息，说多给10元港币小费，著他们买啤酒，买安全套。Waqas信奉伊斯兰教，每次都拒绝，但有些人怕被投诉影响评分，“还是会去做。”

自雇人士多劳多得。“全都花时间，但foodpanda不会给我们的时间付费。”Waqas说。

今年28岁的Waqas，16岁时从巴基斯坦飞到阿曼，跟驶货车的父亲一起生活。他办过生意，也做过市场推广主管，表现很好，住屋和车辆都是公司提供的。几年前他来到香港，跟在港出生的同乡未婚妻成婚，生下两个小孩。初初来到香港，他不习惯㓥房的生活，遑论挤上沙甸鱼罐头般的地铁车厢。上下班的体验过于窒息，他又不懂得中文，做过几份工作都不太称心。

第一个月他交不起租，要问朋友借钱——他羞于启齿，“来到香港，我就是零。”

不久，Waqas决定跟随大部分在港的巴基斯坦人，去当外卖车手。

foodpanda的招聘网页上有这么一句：“你将会是自雇人士，随时随地都可以赚外快。”竞争对手Deliveroo的宣传语则是：“想做就做，自己做老细。”

以foodpanda为例，外卖员的酬劳目前是这样计算的：外卖员首先向公司报更（汇报工作时段）、报地区，应用程序会按不同地区设定基本服务费，加上送餐距离、外卖员组别的加成；之后，公司会再为繁忙时段的订单加上额外服务费；同时设有pandaquest（任务），即是周末接单率到达80%以上的车手每次送单可以多加8元、步兵或单车手可以多加5元。好运的话，客人会给予他们小费。

开初Waqas觉得这份工作很好，一来不需要懂得广东话，二来工作时间极具弹性。他每天从早上11点工作到下午4点，之后便回家吃饭，跟儿子玩玩。傍晚6点他回去送餐，直至晚上11点。一天下来，他大概做到20张订单，可赚取1000港元左右。因为自己决定工作时段，方便他能逢星期五中午到庙里祈祷，“对我们这些新来的人很合理。”

20岁的KK也是从网上看到foodpanda的招聘广告，称外卖工作可以赚取高薪。KK不太喜欢读书，中学退学后做过不少餐饮工作。2019年底，他开始驶自己的单车，挂上粉红色保温袋，在将军澳区、观塘区兼职送外卖。

KK发现这份工作并不容易。为了不影响接单率，使日薪打折扣，他全天也不会多喝水，减少去厕所的次数。“将军澳的厕所都在商场里面，全部升上天的，点可以浪费时间？”他说试过迟一秒按掣接单，订单就漏走了，“一天内去一两次厕所，好急才冲去。”

步出厕所，电话又传来一张订单。“我们外卖员就是一架随时候命的车，长开引擎，未得闲入油又要开车。”他说。

逐渐，Waqas留意到基本服务费一直在下降，他从每天赚约1300港元，跌至700港元。“他们一直cut、一直cut、一直cut到现在，然后把cut走的当作额外服务费或pandaquest给你。”

外卖员的基本服务费很浮动，此前他们每两星期会被告知最新的价位。根据“外卖员权益关注组”整合foodpanda提供的数据，从今年6月开始计算，车手平均收取最低服务费从约48.4港元，跌至11月约42.6港元；单车手从约27.6跌至25.8港元；步兵则从约27.7跌至24.9港元。

不同的因素会影响最终薪酬。例如，foodpanda把外卖员分成六个组别，组别一是表现最好的外卖员，他们逢星期一优先报更，能抢到更多和更高回报的更分（如繁忙时段）；其他组别则会按次序申请剩余的更分。组别又会受外卖员的接单率影响，不能连续多次踢单、转单（把订单转给他人），维持更高接单率才能维持较高组别。

长期处于组别一、二的外卖员Nadim正因为一星期工作七天，无法抽空受访。属组别二的Waqas则说，“留在组别一的要求是不要迟到，不要有投诉，不要放break。”

另一方面，去年疫情爆发导致外卖订单大增，Waqas认为更多人或因失业而入行，但订单回落后，公司继续增聘人手，变相使每个外卖员能接的订单和收入减少。

外卖员的另一个关注点，是foodpanda一直以“曼哈顿地图”计算送餐距离，即在外卖员的位置和送餐地点之间拉一条直线。但这条直线却不一定是可行路线，有时甚至隔着山岭。KK说，“15分钟要送到客人手上，但直线距离的话，前面是墙，不会去到，结果都要绕路走。”

外卖员一旦在路上遇到问题，以马来西亚等地人员为主的服务中心很难帮上忙。一次，Waqas不小心撞烂了食物盒，服务中心叫他继续前往客人那处。“客人怎么会接受呢？他说，No, No, No, you have to go!”在应用程序里，外卖员要申明取消订单的理据时，或在被投诉时解释纠纷的来龙去脉，总是有口难言。这导致外卖员最大的烦恼——foodpanda会因应外卖员踢单而强制暂停、或提前完结他们的更份，甚至冻结帐号。

今年8月，Waqas因客人的无理要求而与对方口角，订单最终告吹。因为他无法向服务中心的人员提供任何证明，最终连帐号也被吃掉了。

50辆电单车的引擎声

在家没事可做的Waqas看着两个小儿子，心里纳闷。他愈来愈不忿，“我是个很好的员工，为什么我会被停帐号？”

在foodpanda、Deliveroo这些新式聘请模式下，外卖员没有共同工作的场域，难以互相认识。但因为工作需要，他们反而在遍布全港多区的WhatsApp、Facebook和Telegram群组紧密联系，分享交通信息，遇上意外请求援助，亦讨论着单价不断下跌、帐户被冻结等问题。

Waqas觉得很奇怪，大家怨声载道，为什么没有人出头抗议？“如果你投诉一个人对你很差，你又不站起来发声，就不要再埋怨了。”他在巴基斯坦人圈子里提出要罢工，组成了200多人的WhatsApp群组，又自制宣传图——在foodpanda的代表物熊猫旁贴上一只中指。

“巴基斯坦的foodpanda外卖员问我，你为什么不怕？”他想法很直接，“我说为什么要怕？这间公司变得出名、变得庞大，是因为我们。”

海报传到了本地外卖员的圈子。在观塘、九龙湾、北角外卖员四面八方加入群组，直逼群组的人数上限，Waqas急着向太太请教怎样在Telegram开设群组，第一天成立便有800人加入。组内不断交替弹出英文和广东话的对话，一些人自发翻译。目前，群组人数已达1700人。

Waqas呼吁其他外卖员在11月13日、14日的周末接受订单但不作送递，并在观塘、九龙湾等区foodpanda旗下的网购市场pandamart抗议，“我说，没有华人、没有巴基斯坦人、没有印度人，也没有南亚人，我们都是foodpanda的员工！”

何鸿兴记得，星期六下午5点，“电单车篷篷声地来了。”50多架电单车不断驶至，泊满观塘pandamart门前。

饮食及酒店业职工总会工会干事何鸿兴留意到罢工计划后，联络上Waqas，协助他们联络传媒。他观察到出现的罢工车手，南亚裔、本地的各占一半，他们各自找出代表，向记者表达要求设立最低基本服务费水平、改善应用程序的地图算法等等。

那天，观塘区的送餐及foodpanda mall、屯门及将军澳等区的pandamart也暂停了服务，一些网民表示已删除foodpanda的应用程序。一时间，连台湾、巴基斯坦和德国的foodpanda外卖员也留意事态，为香港外卖员声援打气，甚至远在德国foodpanda总部挂起了抗议标语。foodpanda很快安排了两天后与外卖员会面。

外卖员马上要组成谈判团队。Waqas觉得谈判队伍阵容可算是完美：他行动力高，但比较冲动；九龙湾区群组的巴基斯坦裔管理员金龙处事冷静，谈吐成熟；另一边，何鸿兴、观塘区召集人KK、外卖员权益关注组成员海海及其他外卖员也加入了团队。他们从黄昏6点开会至凌晨1点半，由外卖员分享经验，何鸿兴提供谈判技巧和意见，海海协助整理内容。

Waqas那时想着，“我们已经做好功课，就祈盼最好的。”

谈判的第一个晚上，外卖员举起标语声援，警察一度举起蓝旗警告集会违法。外卖员最关心的是基本服务费能否改善，要求设立车手每单不低于50港元、步兵和单车手不低于30港元的单价。何鸿兴说，会上双方就这一点挣持了三小时，但foodpanda最终以全球政策为由拒绝让步，仅承诺维持原有水平至2022年6月。

团队决定坚持改善应用程序的诉求，并在之前发放补偿，但资方代表认为要求太多。何鸿兴在会上忍不住发火：“之前两次罢工说同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听过？你们收钱谈判，我们打工谈判，是零收入的！”

最终在第二轮谈判，foodpanda和团队就15点诉求达成协议。Waqas承认当中部分劳方让了步，也有部分成功。比如，foodpanda目前取消所有因为拒单而暂停更份的安排，外卖员网页亦新设上诉机制，通知声转至较低音量等等。foodpanda也答应改善应用程序，例如以新工具计算送递距离，在港聘请人员支援外卖员等等。

时至晚上9点，Waqas在Telegram群组传出一张自拍照。照片中的他在会议室里拿着谈判文件微笑，附上一句 Smile after very long time。整天留意着动态的外卖员知道谈判有成果了，致谢的信息海量涌出，很快将他的自拍照推了上去。

当然，群组也不乏声音认为基本服务费没有改善，谈判就不算成功。“一些人要养家，如果我罢工，你不罢工，我就会跟你争执。”Waqas说，团队考虑到谈判破裂后，外卖员会否因罢工延长而日增磨擦。“如果它改善餐厅备餐时间，如果它改善地图问题，第一点的基本服务费其实是跟这些改善相关的，这是一个大package。”

foodpanda回复查询，指据市场对送递服务的供求调整订单服务费，属业界及该平台的惯常做法；透过调整底价用于增加额外服务费，可以让外卖员“于需求殷切的时段获更高服务费”。

晚上10点左右，foodpanda香港营运部总监Pedro Dias和Waqas在传媒面前握手拍照。劳方代表说方案是“不完美、可接受”。

不过，这场劳资拉锯战里，一些关键的问题仍未被触碰。

“唯有马路救（杀）你”

被货车拦腰猛撞后，郑锦龙就失去了事发的记忆。七天七夜的昏迷后，他在医院深切治疗部醒来，发现有四个人正为他换纸尿片。慢慢，他从警察和太太那里拾获了一些碎片。

2020年9月某天，郑锦龙完成Deliveroo的送餐工作准备回家。在深水埗的十字路口，他驶着电单车按交通灯向右转，但左边一辆货车冲红灯，把他撞飞约8米远。根据医疗证明书，他的脑部穿了洞，出现血肿、骨折等严重伤势。入院后，他做过两次脑部手术，一次左手手术，一次胸腔手术。

一年过去，郑锦龙坐在茶餐厅里，向记者示范用左手拿起奶茶杯，“这样拿还可以，一用力又会痛。”他的左手、左脚、嘴上满布瘀紫的疤痕，一些牙齿碎掉，鸭嘴帽下的左额明显凹陷，像被重击过的铁罐表面。有时他连聆听和回应也显得费力，自觉记性差了。他定期要到脑科和骨科覆诊，接受心理辅导，“这件事我是没有错的。常常想不开，觉得很不甘心......”

“讲真，我们做这行预了一天有事，但想不到这么大镬。”他今年42岁，事发那年，白天在深水埗布行工作，晚上兼职做外卖员。2015年，他在连锁餐厅当兼职外卖员，受劳工法例保障。当时外卖平台foodpanda、Deliveroo开始冒起，两年后他申请当Deliveroo的电单车手，服务固定区域和指定更份（目前Deliveroo已改为外卖员自由上线）。

外卖平台由最初的传统雇佣模式转变至自雇模式，大规模聘请人手，外卖员的议价能力愈来愈低。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助理教授欧阳达初曾撰文解释，德国跨国企业foodpanda来港后以全职合约招聘外卖员，提供月薪、病假和意外保险等保障，更提供电单车、油费等装备。至2015年底，英国公司Deliveroo也加入香港市场，引入独立承揽人制度，使外卖员变成自雇人士，失去劳工法例下的保障，并仅收取基本时薪加订单服务费；翌年foodpanda亦以更高的单价吸引员工转自雇。

两大平台各有逾万名外卖员，据数据平台measurable ai的数字，年初foodpanda的市场占有率达51%，Deliveroo占44%；而本来占有5%的Ubereat最近宣布在香港停止营运。欧阳达初形容，两大公司已发展至双头垄断（Duopoly）的市场形态，有能力制定价格，餐厅和外卖员也别无选择。当外卖员逐渐适应新制，2018年始，两平台甚至除去基本时薪制度，以繁忙时段的额外服务费作为补贴。

他补充，疫情后经济动荡引发失业潮，很多人力投入外卖平台，两大平台出现“逐底竞争”的现象，“利用外卖员欠缺市场议价能力及集体代表的特质，减低其工资以将利润最大化。”

回想最初，“好像他们曾经向我们展示过梦想的样子。”Waqas说。

Waqas于2018年入行，见证薪酬制度的转变和单价的持续下跌。他身边有同行想争取更高薪酬，送餐焦急起来，在马路上莽撞也是常态。“你很饿的时候就会更努力工作。我饥饿于1000港元，有人为了更多，每天目标做超过30张订单。”

曾在观塘区送餐的KK也说，单车手有时为了赶送货会踩上马路，但是“那么多重型货车，巴士、的士、货柜车，我们可以踩哪里呢？唯有马路才可以救你，又可能杀掉你。”

雇佣关系暧昧不明，自雇与假自雇的争论无日无之，甚至当外卖员因工受伤、死亡，没有人承担责任。根据警务处数字，今年第一季有人受伤的电单车交通意外共有771宗，当中94宗相关外卖速递，占整体数字的12%。2021年上半年的电单车交通意外中，抽出相关外送速递的宗数，轻微受伤的有164人，严重受伤的有24人；涉及单车而严重受伤的有8人。

意外过后，郑锦龙的朋友一直协助向公司报告，索偿医疗费用。对比《雇佣补偿条例》规定的劳工保险，外卖平台为外卖员购买的保险的保障金额较低，如因工死亡，前者补偿最低473610港元、deliveroo购买的保险则补偿349551港元，相差12万多元。而当外卖员暂时完全伤残，法定雇主必须补偿工伤病假钱，即补偿正常工资的五分四，为时24个月，最多可延长12个月；deliveroo则保障每周约3898港元或每天545港元，为时仅26周。

郑锦龙说，他最后获得8万元左右的医疗费用。虽然公家医院收费较易负担，但他始终觉得无法补偿工伤后所失去的基本收入。这段时间他忙着见律师，处理文件，亦正向货车司机的保险公司索偿，也有申请社会福利署为时半年的“交通意外伤亡援助计划”，和伤残津贴作帮补。

提到外卖员的保险，说话一向轻声细语的海海也略带激动，“30几万一条人命㖞。”她现就职于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委员会一个多月前成立外卖员权益关注组，她是成员之一。算上来，她近月已经接触了三个工伤、工亡个案。10月初，她上门探访一个印度裔Deliveroo外卖员死者的家属，“很多家族亲戚在那里，太太几乎说不了话，一直在哭。”

伤后或死后的索偿过程并不简单。伤者或家属要先报告伤亡事件，并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公司确认事主是否隶属该平台公司，是不是送递时发生意外，检视医疗文件后才会批出赔偿。不过，关注组却发现外卖平台事发后很少主动联络外卖员，曾有伤者伤重无法报告，海海代为处理但联络不到平台；又或一些外卖员、少数族裔根本不知道有保险，得悉后已超过申报期限。

平台甚至会否认与事主是雇佣关系。“好像买了保险就Okay，就不理你。”她说。

Deliveroo回复查询，指从2018年起为外卖员提供个人意外保险、收入保障等，会协助他们，“我们一直非常重视他们的福祉。”foodpanda则回复指，有为外卖员购买团体意外人身保险，必定会首先了解伤者的状况并援助家属，“送递员的安全是我们首要的考虑。”

郑锦龙最近向雇员补偿科呈报工伤，并会经劳工处约谈Deliveroo，海海说，“对他来说，打官司又是很花心力的一件事。”

高峰时期，郑锦龙兼职外卖员一个月可以赚二万元，“那时我们可能都算贪钱，见他请人那么高人工就去做，他说签（新）约就签啰。”因为勤力就有回报，“不知道是熟能生巧抑或做上瘾，做、做、做，做到收不到手。钱哪有人嫌多？挑！赚到自己都蒙查查。”

他现在很容易困倦，不时定神沉思一会，又话说回头，“唉，没有MPF（强积金）又没有保险，围返条数，唔好得去边......”

陌生的演算法

海海当过外卖步兵。第一次上班，她捧着一抽厕纸，两大排啤酒、汽水，和薯片、药物，在黄大仙迷路了。

这趟30分钟到40分钟的步程，报酬只有约30港元。“我总是想，这个系统到底是怎设计的？我怎样才能获得更加高的薪酬？是不是我做得不好，所以数据不是很‘靓仔’？”她说，“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怎样设计，你就会用最坏的方式去想，用最尽的方式去剥削自己。”

外卖世界的血肉内里是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骨格。美国学者Steven Vallas和Juliet B. Schor形容，这些平台是“放任的掌权者”（permissive potentates） ，它们外判交易的责任和控制，但同时行使集中的权力。这些新兴平台代表了独特的管理机制，亦为政府的监管、工人和竞争对手带来了独特的问题。

外卖员由始至终都难以准确得知薪酬的算式、距离的计算、派单的准则。他们不时发现送同样的距离，却有不同的酬劳。海海说，这个演算法实际长什么模样，大家不太清楚，“它非常复杂，不单止有底薪，还有距离、地区、繁忙时段、需求，每个因素到底怎样乘出来？”

她说，这当中反映了一种知识上不对等的关系，“它（外卖平台）拥有所有的数据，拥有所有的规则，它在它的屏幕后面，可以看到机制怎样运作；但是我们完全不能掌握数据和信息，在这种不平等、不透明的关系里面，我们没有办法。”

一次谈判后，团队离开foodpanda的总部大楼，Waqas泄气地跟北角外卖员代表小唐说，公司的人很聪明。“但小唐跟他说，不是他们聪明，是因为平台拥有我们接触不到的data，”海海心里一直记住这段简短的对话，“并不是因为他们很聪明。”

“谈判时，他们说所有东西都是总公司的系统，由后台AI计算。”何鸿兴说，平台表示自己只是技术平台，但却掌控工人的薪酬，对他们的限制和罚则也不少，规则又常常变化。“大数据下好变态。平台经济下，我们不是在应对一间公司，是应对一个电脑，应对整个系统。”

何鸿兴和海海都提到，政府有其角色和责任监管这种新型的雇佣关系，英国新增了第三种身分“工作者（workers）”，台湾近年亦订立了《食物外送作业安全指引》及“外送平台业者管理自治条例”等等。“他不一定要变成‘雇员’，但是应该要有新法令去跟上新出现的经济形式，但是政府好像一直缺席。”海海说，当局早前回应立法会，指会进一步研究政策，又说会加强提高交通安全意识，“但是问题不是出在这里嘛！”

罢工之后，Foodpanda worker Unity的Telegram群组仍然每天有人发言，南亚车手、本地车手在交流谈判后的工作状况。谈判团队也熟络了，他们定期见面，商讨日后办外卖员工会的可能。何鸿兴说，饮食及酒店业职工总会从2017年开始关注外卖权益，外卖员多年来也曾发起过大大小小的罢工行动，但后来普遍觉得无力改变，“大家意兴䦨珊，会说自己没有代表性。”

“打铁要趁热，”他说。目前由自雇人士向职工会登记局申请组织工会的例子不多，“香港自由工作者服务工会”是成功例子，但他们的章程细节要写明入会资格及雇佣关系的定义，“试试申请才知道。”

海海说，在这零散的工作模式下，每个外卖员都原子化，“比较难去做集体的知识分享，可能需要花时间去做这些事啰。”关注组现在定期落区跟外卖员打招呼，也正收集和协助分享外卖员送餐的经验。

因应平台经济的状态，工会很依靠外卖员的网络群组去做串连，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积极参与。何鸿兴觉得，还有一个想法尚待改变：“香港人会觉得自雇就是靠自己，不平等也没办法，要硬食，不会想权益。但今次有点不同了，我相信留下的人应该有些想像。不是一炮烟花就完了，要持续地去做。”

Warrior

车祸过后一年，郑锦龙最近想去应征保安员。一天坐8小时，身体应该可以应付。

接下来，他要到劳工处约见Deliveroo。他不断重复着这样做只是为了钱，但过了一会，也坦白地说很想弄清楚平台下的外卖员，到底是自雇人士抑或假自雇。倘若真的要对簿公堂，他希望胜诉后，“（外卖员的权益）按法例计吧。”

车手Nadim说，想在这一两年间拼搏一下，赚钱带家人回巴基斯坦搞些小生意，“这里的生活成本很高，竞争也很大。”他们也考虑到小孩的未来发展。一名关注少数族裔劳动状况的社工解释，在港的巴基斯坦裔年轻人受香港的教育制度所限，中文水平难以进步，逐渐会觉得自己没有事业，也没有未来。中学五年级左右，很多人会开始加入送餐行列。

Waqas打算两年内储钱在香港开餐厅，卖清真鸡肉和薄饼，等小孩完成基础学业，再带家人回巴基斯坦。返乡之前，他期望两个小孩在香港好好学习中文，巴基斯坦跟中国的关系友好，将来他们会有很多发展机会。

“但两年里面，很多事情都可以改变。你看，世界已经大变，机师都去送外卖了。”

他自觉不算了解香港的政治环境，但也能感受到社会的低压气氛。机场里不少人飞往别处展开新生活，这点他倒是身同感受，“我在巴基斯坦能做的事，在香港做不到，要时时遵守规则。你在香港得到的东西，很难在别处得到。”

Waqas远在巴基斯坦的母亲，看到警察举旗警告外卖员的报导很焦急，“在巴基斯坦，抗议很不容易，他们可以贿赂警察，把你送进监狱。”相比之下，Waqas觉得香港仍然有点空间，对一些人来说仍然是个趋之若鹜的城市。

政治上异议空间收窄，“不要打，因为打不来。”身为罢工的头号人物，他说，其实罢工有成果除了因为工人团结，也取决于外卖平台愿意谈判、媒体密切关注，否则在法例保障不足、法令未追上新型平台经济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罢工多少天？这是现实，”他说，“你的爸妈不想你在监狱里。我的妈妈为什么要为了我哭？”

只是生活行进，工作权益逐点逐点萎缩，为了两个儿子和太太以至自己的温饱，他还是得站起来说话。年少时他数次为着公平原则跟老板大吵，“你也可以说是性格使然，我不能看到有人待人处事不公道。”他在访问末段，尝试为自己的行动想出一个理由——妈妈为他改的伊斯兰名字Waqas，有Warrior（战士）的意思。

“我不是罢工领袖了，现在每个人都是领袖。”他说。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郑锦龙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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