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昆南：大半个世纪后，他携带粤语来到台湾，放下香港

昆南与蔡炎培，二十多年前我们就并称他们为“昆爷”、“蔡爷”。蔡爷仙游顷刻（蔡炎培逝于9月6日），而昆爷和我，谁也想不到今年会在台湾淡水一隅对啡闲话。也想不到身外疫情滔滔，更想不到家乡已抛诸脑后，我们一起成为东西南北人。

这一天，我们说了在香港认识二十多年加起来都没有说过的那么多话。

作为诗人，前辈昆南的诗歌很能代表香港过去大半个世纪里的孤傲一面。他的书写关注点从早期对世界局势、历史的宏大叙事，到新世纪书写《旺角怨曲》等对同命困顿青年的感性演示，从一而终的是坚持文白词句的凝聚糅合，善于嫁接文言。无论是家国情怀、命运诅咒还是情欲绽放，他的力比多以古奥形式出现，因此制造出张力与诡异的同在。

而无论诗还是小说，昆南的下半身写作与年轻一两代的不同，他总是灵欲交缠，灵不离欲，欲不忘灵，时有挣扎，更多的是飞升，永结无情游。还有的是写情欲与历史政治相交缠，无论写九一一、写六四，都有此招，而写情欲时亦偶尔来几句时事影射，亦妙。但他的情欲文字归根即使古典，也是古典里面最惊人的写法。

不过在这一切文字的张扬之中，作者昆南曾经是个谜样的人物，相信当下依然，关注他的脸书粉专的读者更会迷路于他近二十年深研的占星术，这更给他的创作和命运笼罩上一份神秘。

昆南，1935年出生于香港 , 1955年毕业于香港华仁书院。曾创办及主编《 诗朵》、《新思潮》、《好望角》、《香港青年周报》和《新周刊》等刊物。1955年, 他获得由香港联合国协会主办的全港播音剧比赛第一名 ,后创办现代文学美术协会。曾任职多间报馆。出版有长诗《吻创世纪的冠冕 》; 长篇小说《地的门》、《欲季》（原名《女颜》）和《天堂舞哉足下》；短篇小说集《戏鲸的风流》和《旺角记忆条》等。近年再出版英文短篇小说集《Killing the Angel》及《昆南卷》。2015年，凭《旺角记忆条》获得香港文学双年奖, 之后获得香港艺术发展局 2017年艺术家年奖。为2021台北诗歌节驻市诗人。

本土奇迹之年

七十年前，昆南、蔡炎培他们作为第一代香港本土现代诗人的横空出世，本来就有宿命的色彩。生于二战前，战后十年开始写作、出版，昆南和香港诗人戴天、蔡炎培还有科幻大师倪匡都是1935年生的同龄人。加上1933年生的诗人马朗（著有《焚琴的浪子》，创《文艺新潮》）、1936年生的诗人王无邪（后成为著名画家）、1937年生的诗人叶维廉（后来成为著名学者），那几年像欧洲文学惯说的“奇迹之年”，诞生了香港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

这群人中，昆南第一个认识的就是王无邪，当时同在学生园地投稿，一起去旅行，去的是九龙北部的蝴蝶谷。后来蔡炎培、西西也参与，四人文学观念相近，一见如故。

当时昆南还有另一名篇《端午节谈中国新诗三大问题》更是高屋建瓴，所称三大问题里，最重要的是说新诗难明不是罪，新诗之所以难明是为了拓阔内涵。“即是创新文字。”今天的昆南补充说。

据也斯的文章《台湾与香港现代诗的关系——从个人的体验谈起》里提到，他从图书馆借到《六十年代诗抄》才知道“香港也有马朗、叶维廉、昆南这样的诗人，写过这样的诗”——当时写诗的人也少，影响不到圈子以外的人，也应该有抱团取暖的感觉，也许有一种同代人那种惺惺相识？

其实昆南他们不是后辈所想的那样是结社写作的流派式群体，“而是很孤独、不是整天想聚在一起，如果没有什么必要的时候，大概都好少接触。”我还以为是因为写诗的人很cool，“不会很cool，就是怕丑（害羞）——话怕丑都没有人相信，蔡炎培应该不怕丑，因为他狮子座，就不会怕丑，我是处女座。”

“和差不多年代的人在一起，聚在一起，总是会搞些事的。”昆南慨叹，“有时好奇怪，刚好那个气候就聚在一起，但这些你是没料到的，只是当时已惘然。”

战徐速

彼时香港文坛的“面子”是在大陆已经成名、战后南下的一些“南来文人”，如像徐訏、力匡、徐速等，内容多以抒发乡愁和针对香港“此地”的不满，对年轻作者影响颇大。当然也有诗人奋而抗之，昆南便是前锋。

但昆南说并没有把他们当成假想敌，“只是觉得他们不是香港人咯——他们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是香港人，我们当然可以这么说。我们觉得他们很迂腐——即是他们看不起其他世界，他们的作品也是不吸引的。我和他们也没有交往，我一向不太擅长讲国语，怎么交往呢？徐訏连广东话都不会讲。”

昆南年轻的时候写作火力十足，于诗中保持浪漫主义底色上的戏噱，即使写匈牙利革命的丧钟，最后也来一句讽刺南来文人。他也写过直接挑战当时最有名的徐速（著有非常畅销的青春小说《星星．月亮．太阳》）的战斗文章，最出名是《免徐速的诗籍》。

“其实那篇文无人回应，因为当时发表的文学杂志《诗朵》好少人买，当时出版哪里有人知？事隔了几多年才有人找出来。”当时昆南还有另一名篇《端午节谈中国新诗三大问题》更是高屋建瓴，直取核心，所称三大问题里，最重要的是说新诗难明不是罪，新诗之所以难明是为了拓阔内涵。“即是创新文字。”今天的昆南补充说。

泉源不在五四

从这些文章可见，那时昆南的确对香港诗、以及同代人的写作颇有信心。这个信心源自他们有著与别不同的文学泉源。因为当时昆南从不看五四的诗，读英文诗更多，“那个时候好钟意艾略特（T.S.Eliot）的诗、叶慈（W.B.Yeats）的诗，睇（看）完之后受影响好大，尤其是艾略特方面，所以我现在觉得，艾略特之后都冇咩钟意的诗人（没什么喜欢的诗人）。因为我觉得诗是对于时代，有个vision先（才）更吸引一些。”至于叶慈的占星学等神秘主义爱好，和近年昆南更“趣味相投”，那是后话。

“读书时，经常被人笑我是番书仔（英文学校学生）。我其实那时没有理中国的东西，但你说我番书仔，我就想大家都是中国人，中文写作有什么困难的？结果写得比他们都古雅都深。”

因著他基于殖民时期香港文化的粤语写作，现在香港年轻一代作者多会把昆南视作香港文学本土意识先行者，“本土意识”何谓，往往人云亦云，它怎样和前卫实验兼容并进，才是昆南付诸实行的。“本土意识，这是自然有的，因为你既然在这个地方成长，你写的时候就会有本土意识的了。至于前卫实验，我个人这十几廿年都倾向于写小说来达成。譬如我的《诗大调》里，对于诗的那种实验尝试方式，我觉得自己都行到冇得再行了（极端到不能再极端了）。”

对于昆南，前卫是时间性问题而已，“比如我那时写的，现在看回头觉得是前卫，但我又不觉得很前卫喔。就是什么技巧都尝试，我觉得在写诗上，我不是一个和香港同时代的诗人一样的诗人。”

不过香港诗坛大致平和，除了个别诗风不同的诗人的“不同意”，更多的是蔡炎培这样的老友，以竞争表示赏识。“讲起仲（更）好笑，蔡爷经常聊天时取笑我，他说，昆南，小说就给你啦，诗你就别要了，给我吧。我话无所谓了，你攞晒ok，你霸晒它吧，诗我就不要了（我说没关系啦，你全都拿去吧，你霸占了它吧，诗我就不要了）。”说起故人，我们未免笑中有憾。

番书仔的古文广东话

蔡炎培认可自己的广东话写作受三及第文学（一种夹杂文言文、官话白话文以及粤语白话文的一种书写文体）影响，昆南的广东话在诗里以另一种更古雅和雄辩的方式（相对于蔡炎培的游戏）出现，我感兴趣的是昆南如何思考广东话写作这个命题。

“不但和蔡炎培不同，我和饮江（1949年生香港重要诗人）的广东话诗又不同，他的比较玄奥。贴地的广东话，我想用得最多的是《旺角怨曲》那几首诗。”

《旺角怨曲》发表在昆南上世纪末“回归”诗坛之后，是令人震惊的一组诗，其中<七月十四日>的措词如此MK（旺角）风格、结尾如此坚决，是另一种方式宣示的《香港制造》：

“好吧﹐一齐去死”
但不能死在病床上
更不能死在差馆里
“我们就死得简简单单”
就在报贩档前面也好
“是的﹐简简单单的死在旺角”
在呕吐垃圾的废物箱旁也不错
因为我们生在旺角
因为我们爱在旺角
因为老豆老母不喜欢旺角
因为我们实在不想
一生一世也不想
离开旺角

（注：老豆，粤语爸爸）

但昆南更多诗是古文白话夹杂的广东话，比如我最喜欢的小说《天堂舞哉足下》压卷之诗《欢如喜如》，“还有那些比如《大哉骅骝也》，叶辉都有话觉得奇怪，为什么会连题目都要好古，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但你并不是有大中华意识的人。”我故意这样说，昆南笑了：“也许是潜意识的作用。我读书的时候，经常被人笑我是番书仔（英文学校学生）。我其实那时没有理中国的东西，但你说我番书仔，我就想大家都是中国人，中文写作有什么困难的？看一阵诗词浸淫过，我都可以写的！结果写得比他们都古雅都深。”

“因为年轻的时候也是几（颇）爱国的，但也很早就失望，办《香港青年周报》的时候，已经觉得爱国主义不吸引了⋯⋯创作无自由，咩（什么）都假的。”

爱国主义不吸引

那代人里心怀故国的不少，只是选择和南来文人不一样的方式，比如戴天的中华情结很重，却写出《命》和《石头记》这样痛苦混杂著质疑的诗，而另一方面他们都仍会觉得作家有责任通过写作去保留中华文化。昆南却走得更远，自称没有中华情结，甚至不时会讽刺一下。“因为年轻的时候也是几（颇）爱国的，但也很早就失望，办《香港青年周报》的时候，已经觉得爱国主义不吸引了。”

沈从文去世的时候昆南写过一首诗《我们不说——悼念沈从文》，里面已经开始质疑所谓“爱国”是被情绪勒索：“于是 我们齐齐爱国／爱得如泣如诉”，而“家国”是痛苦拼刺所成——呼应的是沈从文晚年研究中国古代服饰这一行为而来的隐喻。

从铜镜重追汉唐大梦
从服饰扫瞄朝代吉凶
从你祖先的纹身
刺成千万个家
拼成一个国
一刺一拼的时候
我们不能哭，但不能不哭

我念这首诗给昆南听，他想起来了：“因为我觉得沈从文好惨，他不能再创作，将时间去研究这些古代东西，浪费晒（全都浪费了）。当时又有文革、又三反五反，我见到这些东西觉得很不对路。创作无自由，咩（什么）都假的。”

创作自由是昆南一以贯之的标准，用这个标准去看其他东西，就好容易看得好清楚，看穿爱国主义的虚妄更不在话下。昆南现在的主要精力也用在创作小说，“现在写紧（正在写）‘天地人’三部曲的第三部——人。人最难写，我酝酿了差不多二十年，来到台湾终于有些灵感写了，好奇怪，在香港的时候没有。”也不是因为在这里的政治压力松一些，“不关事。我现在写第三部同中国冇关系（没关系）。”

这部小说不但和中国无关，甚至和香港也没有关系，真可谓决绝。“咩都冇（什么关系都没有）。主角是外国人，地点、人物、情节全部在外国。香港文学无人咁写过（这样写过），而且部分我还是用英文写。到时出版也不翻译成中文，因为我觉得性爱描写方面，中文的话中国人好难接受，英文反而容易接受。中国人看这些东西，会说色情什么的，但我的主角是外国人，用英文写就好正常。”

隐退十年

说到对中文读者的失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昆南愤而离开文坛，隐退十多年，几乎成为一宗公案。退隐最直接的动机，昆南坦言就是因为对文学失望。“不关自己事，是大气候，比如报纸娱乐版的泛滥，几版娱乐，副刊还在苟延残喘，那时候有刘以鬯撑著，都ok，但我觉得冇咩瘾（没什么意思），也冇咩前途（没什么前途），咁（那么）就不如写些无谓的都有钱赚，写文学没钱赚又觉得好谷气（生气），所以就无理咯。”

这样一停就停了十年左右。这十年以昆南的说法是：“只写那些赚钱的，甚至写娱乐圈报导。”我提醒他还有报章连载小说呢，昆南笑了：“连载小说那些都是乱写的，纯碎为稿费，我自己都没剪存，都用笔名写。”除了一本《欲季》是他满意的，“那时用《女颜》这个名，重新出版改为《欲季》，连载时差不多是即日写的，但事后一口气看落去的时候却觉得很连贯，好奇怪。”据昆南书中自述，这本小说和福柯（Foucault）的《性经验史》等著作有关，在香港连载小说当中应该是最前卫的异类。

《天堂舞哉足下》开头就讲“对于其他人，回归可能蔓延为一种病毒”，结尾直接点明有一种“回归病”，是科幻更是讽刺。

后来昆南又回来了，时人目之为“耀眼回归”，除了同为作家的儿子岑朗天的努力，还有一些打动他的诗人。“那个时候我不接受访问，任何人都不理，但朗天说有个人叫陈智德，他是研究你的东西，你出来倾下计（聊聊天）啦，咁就无所谓啦。那时关梦南也在，一齐倾计之后，关梦南就带我去诗朗诵会，是我所不知道的‘我们诗社’办的。”

“我说我不去的，我都没试过朗诵，关梦南说去啦，你不用朗诵，你看看别人怎么朗诵都好，咁就去了。去了之后就觉得那时几正（很好），竟有好多人去那个诗朗诵会。那个时候觉得，啊？都仲（还）有人写诗、朗诵诗，觉得好得意，同一班后生仔都几好倾（谈得来），好像袁兆昌他们⋯⋯”于是，在同行和少年们的意气相激荡中，昆南恢复了诗和小说的创作、发表，甚至在2000年，与叶辉、陈智德和我一起创办了一本诗刊《诗潮》。

占星／文学＝预言

诗、小说、占星学，这三样，应该是昆南人生最重要的三样东西——除了爱情的话。现在，我最好奇的是占了他近年主要精力的占星，于他意义何在。

昆南为我释疑，还是和文学有关。“我转向占星玄学，是觉得文学找不到答案，对于人生找不到答案，我初时以为文学可以给我人生答案，但否；所以要走去占星方面，我研究占星之后，觉得他可以给到答案我，只是较之文学的答案玄妙一些。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你慢慢看得多一些东西，就越来越觉得真相是这样，越看越觉得是较为接近人生。”

研究星象之后，其实对昆南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包括我现在写紧（正在写）的那一本都有一些占星的东西，因为神话和占星有好有关联的，所以星文其实也是神话来的，使用的比喻、象征，比较接近文学。”占星之后，昆南看世界的眼光都不一样了，甚至看回自己的星盘时，他也觉得年轻的时候有些选择好似是命运注定。

的确，就以小说为例，昆南在香港、澳门两个“回归”之后写出《天堂舞哉足下》，今天看来，仿佛预言了第三次真正的“回归”。 《天堂舞哉足下》开头就讲“对于其他人，回归可能蔓延为一种病毒”，结尾直接点明有一种“回归病”，是科幻更是讽刺，“似乎跟我们现在疫情很像，有一种病态。你写的时候难道对未来进行过一些占卜吗？”我问昆南。

昆南说他不是刻意为之，是文学自然而然带著的预言。“我曾经想过我的书都有些预言的性质，那是事后觉得，但我写的时候没有这个意图。”在小说中，作为时代背景的“回归”好像是个放大镜、照妖镜一样，但昆南写时其实未觉得——“那面‘错体的区旗’应该是有好大预言性质，但当时写的时候也不觉得。好少人睇完觉得是政治隐喻，就你而已。”

《天堂舞哉足下》初版是千禧年，复刻版是2020年，大家应该好快就可以对号入座——看回现在的香港可知。

小说结尾有一首诗《欢如喜如》，在我印象中是早于小说写出的，我后来自己写诗，也引用了“欢如喜如”这四个字，因为我觉得这四个字是对生命的一种大觉悟。

那管七斗一夜白头
那管天穷诸神出走
如泣如诉 只求欢喜
就因欢喜 欢如喜如
千年湖海
逐日颓废
至死

至死非休

我不会怀念香港

无论休还是非休，我们现在都已经越过千年湖海，来到异乡台湾，把盏话飘零。

现在这么多香港文化人来到台湾，好多人觉得自己是1949年之后唐君毅所讲的那种花果飘零，不同的是以前“花果”从中国离散到香港，现在是香港离散到海外。我问昆南，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去看，也从一个占星家角度去看，他觉得会有什么后果，现在这个变局对香港和台湾有什么意义？

“其实我都不是刻意要逃难的，那个时候，恰好在香港的（住处）租约完了，要搬，我就觉得不如都试一下去台湾，租也便宜些，生活也便宜些，以前我都好钟意台湾的。刚来到的时候就碰上疫情，我就不回去了。我可以回香港的，但我选择不回去，所以就留到现在。”

曾经在《旺角怨曲》里声言“一生一世也不想离开旺角”的诗人，真的舍得香港吗？昆南的答案令人欷歔，他徐徐地说：“我已经忘记了，我没有怀旧。好多人都怀念香港，我不会怀念。”

“就算你重建如何，都已经不是以前的香港了，不是以前的香港即是不是香港。香港根本是无根之地，是因殖民才存在，没有殖民就不存在⋯⋯有什么所谓呢？香港都是共孽来的。”

其实昆南也有惦记著，为我们的香港和台湾占卜过未来的命数——以占星家的身份，他告诉我从占星角度看，台湾应该没有什么危险。“国共之争，留下台湾，那个是天意，中共可以乘胜追击，却无得逞，命运安排台湾是在这里，一定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使命是保留一些东西在这里，他被称为宝岛是对的。”

但香港也许没有转机了，“我觉得无，就算你重建如何，都已经不是以前的香港了，不是以前的香港即是不是香港，讲来讲去，即系（就是说）回到以前的香港是无可能的。而且香港根本是无根之地，是因殖民才存在，没有殖民就不存在。”

“没什么所谓了，有什么所谓呢？香港都是共孽来的。”昆南再次轻叹一声，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用“共孽”（粤语发音同“共业”）来形容我们这个爱恨交缠的“故乡”。

我们的长谈，就这样结束，随著淡水的下午渐渐转为夕辉，又渐渐绚烂。十几年前我曾经说过，在诗里面，昆南与蔡炎培扮演的是情圣与浪子的角色，都是属于不愿意长大的人，而也斯则是过早变老的人。现在看来，不愿意长大的人，才是真正明达之人，理应不会像我这样痛苦于幻变。

（端传媒实习记者邝颖华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