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日，知名历史学者、思想家余英时于美国病逝。9月4日、5日，曾出版余英时多本著作的台湾联经出版社与《思想》杂志、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联合举办了余英时的线上纪念论坛，名为“敬 思想的传薪者”。两天的议程，共计有20位讲者与会。其分别来自史学界、知识界与出版界，均与余英时曾在人生的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有所交集，并备受启发者。
此次活动，是余英时辞世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纪念活动。每场活动均吸引近千人在线全程观看、提问与讨论热烈。联经出版在活动序言中写道，论坛名称来自与会的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荣誉教授周质平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的文章。
活动序言指出，讲题彰显了余英时“在中国儒家及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史中不断融会、解码与传薪，”是余英时生命历程最好的写照，也相信“余先生的思想生命，仍会在现在与未来，与各个世代的心灵共鸣，薪火相传”。活动共分五场，“与西方对话，哈佛、耶鲁到普林斯顿”，“究天人之际，此身所立的中国”，“知识人的实践”，“史学家的耕耘”及“写作者的修养”。
第一场讲座“与西方对话，哈佛、耶鲁到普林斯顿”分别由余英时在三校的同仁主讲，主持人丘慧芬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教授，余英时回忆录英译者之一。她介绍，周质平是研究胡适与余英时思想的重要代表；耶鲁大东亚系荣誉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孙康宜则以“诗言志：余英时的思想与他的诗歌”为题，展示余英时的书法与诗文；亚利桑纳州立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田浩（Hoyt C. Tillman）则是宋朝思想史的专家，研究陈亮与朱熹的权威。
第二场讲座，由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何晓青所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名誉教授 陈方正以“余英时的两个世界”为题，分析余英时生命中“历史研究的世界”与“当代中国批判的世界”；葛兆光以“究古今之变、通天人之际”为题，阐释余英时一生作为通才型知识人的轨迹；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陈祖为以“余英时论儒学的现代命运”为题，探索儒学在历史中的变迁与重建现代儒学的可能性。
总体而言，第一日的两场论坛，以思想史的角度开展对余英时的追念；第二日则可说是余英时分别以知识人、史学家与专书作者三个不同角色，与各领域专业者的交会光影。
第二日第一场讲座，由联经新媒体策划、Matters创办人张洁平主持，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思想》杂志总编辑钱永祥开场，探讨余英时作为知识人的角色，并谈当代知识人如何努力建立公共价值规范系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周保松以“一生为自由发声”为题，谈余英时的公共参与与他的学术思想并非割裂，言余英时的种种行动展现了“公共知识人的价值”；《河殇》作者、89一代知名知识人苏晓康，是许多简体字使用者翘首期待的讲者之一，他讲述了余英时如何和一群与他有“非常直接关系、大陆出来的知识分子”互动，即“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故事。
第二日第二场，以“史学家的耕耘”为题，联经出版总编辑涂丰恩主持，三位史学名家展开对余英时的追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泛森以余英时的学生身分，谈他所观察“余英时的读书/著述生活”；台湾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陈弱水以“余英时的中国古代与中古史研究”为题，谈他眼中余英时“又通又专”的历史研究成果；浙江大学特聘教授、国际中西比较哲学学会（ISCWP）副会长彭国翔则谈余英时在宋明理学与儒学方面的贡献。
最末一场，则由主办单位联经出版发行人林载爵亲自主持，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院长陈致，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何俊，出版《余英时回忆录》的允晨文化发行人廖志峰三位出版人，对谈他们与余英时的交会。
两日五场的论坛，难以尽录，且影像均已即时上网。端传媒作为活动协办单位之一，在此节录、整理多位讲者均提及的三项主题：以诗歌证史、治学如下棋，以及“侨居鹦鹉”典故，以为导读。
以诗言志，以诗歌证史
众所周知，余英时除了是历史学者，亦是诗人，于古典诗词创作有深厚功底。在第一场论坛中，孙康宜即以“诗言志”为题，展开她对余英时的追念。
孙康宜曾在1982至1987年与余英时在耶鲁共事，且持续保持联系。
“通常一般学者在讨论余先生思想时，通常对他的诗歌“一带而过”，或者以为他的思想，只展现在学术作品里头，”但孙康宜认为，余英时的诗作，“是他思想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孙康宜解释，余英时的诗歌充分地见证了中国文人自古以来遵循的诗言志传统：“一个人写诗，是为了表达个人的意志、内心的情感。而且是最重要的意志、最重要的情感。”
孙康宜举经典文学评论《文心雕龙》为例，“（中国文人）写诗，都是用心来写的，心是很重要的重点，”孙康宜观察，余英时的作品，便特别有一颗“诗心”。孙康宜亦道，余英时不只写诗，也很擅长解读他人诗歌。余英时为了汪精卫的诗集《双照楼诗词藁》写下的数页长篇诗序，便可以为证。
在余英时过世后，《双照楼诗词藁》编辑颜纯钩亦在脸书上发文，追念这一段因缘。颜纯钩回忆，他邀约余英时写书序时，余英时回覆道，“先生愿我为双照楼诗词稿写序，甚感雅意。我从来喜欢汪氏诗词，对他落叶词一阙，尤为击节，今已久不见此集矣。先生欲出注释本，此意甚好，我当勉写一短序以当介绍。至于『汉奸』一事，我与先生所见相同，不当与其文学造诣混为一谈也。”
后因超过原订交稿期限却仍未完稿，余英时特地致信给颜纯钩表示，“弟因近日正在赶写更早应允之文，尚未完卷。弟近两月已遍读有关文献，如《周佛海日记》﹑《胡适日记》等有关之记载，也想写一短文，发挥汪之真实心境，肯定其动机，而惋惜其判断之误，并愿以其人与其诗合并而观，以显示此一二十世纪上半叶之深刻悲剧也。”
这里可以看出，余英时对汪精卫的诗作进行研究、理解，不只因“汉奸一事不当与文学造诣混为一谈”，更因为当中可以显示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之深刻悲剧也。”
无独有偶地，在葛兆光回覆读者的环节中，更将余英时的诗作，由“诗言志”的传统，进一步延展出“以诗歌证史”的方法论。
在读者提问环节中，主持人张洁平代提问，陈寅恪曾经提出“以诗证史”观点，葛兆光也曾出版过《唐诗选注》，不知是否有与余英时谈过“以诗证史”的相关话题？
葛兆光答，就他的观察，余英时花了相当多的力气在进行陈寅恪晚年诗的笺注和解释，“在这方面，他更想揭示出来的是，陈寅恪在1949以后的心态、观念、与他的所思所想。”
葛兆光亦提醒，“以诗证史”的作法，对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来说，都必须非常小心，不要走过边界，因为诗歌毕竟不是真正的、技术事实的史料，“但作为『心史』，心灵历史来说，诗歌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史料。余先生从来没有走过头，他非常清楚把握了对诗歌理解不可以当做完全的真实的历史，但他是非常真实的心灵历史，余先生把握的尺度是非常好的。”
葛兆光特别提及，“以诗证史”的传统，其实是余英时承自陈寅恪。陈寅恪曾著有《元白诗笺注》，以元稹跟白居易的诗来理解唐代历史；晚年所着的《柳如是别传》，也是陈寅恪以此来谈论明清时代士大夫的心灵历史的著作。
学问如下棋，无一废子
除了诗歌之外，余英时在棋艺的造诣，也屡屡被讲者们来说明他的治学风格。座谈讲者之一王泛森，曾在2019年出版的《天才为何成群地来：知识创造的人文向度》中回忆，在1980年《中国时报》所举办的一场闭门会议中，余英时棋兴大发，与在场所有人士对弈，后来众人才知道，“余先生业余六段，得过新英格兰地区本因坊，甚至还参加过在纽约的世界围棋大赛。”
余英时自己也曾在1995年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中写道：“我在港的两年间（1972-75） ，和牟先生的交游主要限于围棋方面。他的棋力虽不甚高，但非常爱好此道。牟先生在哲学上极能深思，然而他下棋则恰恰相反，直是不假思索、随手落子。我相信他下棋主要是为了调剂他的哲学思考，所以超越胜负之念，其境界近乎苏东坡所说的『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正如余英时观察牟宗三的棋路，并与之以学术路线对照，这两日与会的讲者，亦常常以余英时的棋艺与学术思想做为相互参照。
葛兆光说，余英时治学如观棋局，对中国思想史有整体的思考，“历史研究常常需要以整体对抗整体，以整体颠覆整体，历史研究要想建立一个新的典范，他就必须提供一个整体重写的基础，让在这个基础上重写的历史全面改观，使历史论述，另起炉灶。”
葛兆光说，余英时不只一次将围棋跟学术连在一起比拟，其中他最爱提的有两句话，一是“下围棋和作学问一样，『高手无废子』，他说，王国维就是这样，很快就能进入哲学、文学、古代史…等等不同领域，就是因为他下的任何一步棋、学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没有废的。”
而另一句余英时常用以说明学术与棋局关系的话语，是“善弈者取大局”，葛兆光说，这说明余英时治学，是注意整体的、注意贯通的历史研究，“学问与作诗，有小结果、有大判断，差别就在这”，“余先生是通人、通才、通识的学问，不是古代饾饤之学，也不是现代专家之学。”
王泛森回忆，余英时也曾向他提及，王国维作学问如下围棋，“没有废子”，而在他看来，喜爱下棋的余英时亦如是，“王国维治学，用力得当。余先生也是，他作学问跟下围棋一样，总是从外面开始慢慢往中间包围，在读很多书的过程中，慢慢形成问题，好像围棋慢慢包围…当然很多人作学问都是这样，但我觉得，他表现得更明显。”
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在今日的讲者中，亦有不少作者提起余英时常以“侨居鹦鹉”自况，来说明他的政治实践理念或中国情怀。不明就理的人，或许不解“鹦鹉”的譬喻从何而来。今人常引用的典故中，常常会提及余英时在赠别老师杨联升时，曾经诗道“火凤难燃劫后灰，侨居鹦鹉几旋回”，不过，在《明报月刊》1985年4月号一篇名为〈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谈我的“中国情怀”〉的文章中，余英时曾经更清楚地道出胸中块垒：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周亮工（编按，明末清初文人）的朋友接着发感慨说：
余亦鹦鹉翼间水耳，安知不感动天神，为余灭火耶！
这个美丽的故事虽出于印度，但显然已中国化了。“知其不可而为之”，“明其道不计其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些话和上面那个神话在精神上不是完全一致的吗？不过不及神话那样生动感人罢了。大概“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几个字可以说明我在这一方面的“中国情怀”吧！
不但对中国大陆如此，对香港我也一样有“侨居是山，不忍见耳”的情感。最近为文涉及香港的文化问题，责之深也正由于爱之切（见）我先后在香港侨居了六七年，何忍见其一旦毁于大火。
陈方正回忆，余英时确实常以“鹦鹉”自况。“好像（他就）是那个鹦鹉，尝侨居是乡，是乡就是神州大地，神州大地现在在大家看来就是有山林大火，所以就算没有用，他也要沾湿羽毛去扑救，因此生出了他现代中国批判的视野。究竟是否能感动天神前去灭火？或者此火究竟是怎样意义的劫难？我想他是求心之所安，不再去追问了。”
而葛兆光在谈及余英时研究中的“大历史”时，亦评论，余英时的这些研究，“简单来说，就是为了中国。他曾解释他理解的天人之际：天，代表超越境界；人，代表现实境界。坦率地说，如今中国的学者，不得不像鲁迅说的那样，横着站，一面努力追求在学问里面超越，超越到天的境界；一面不得不像余先生常用的火凤凰，或者说救火的鹦鹉，面对人的现实世界，因为这就是他的中国。”
而在周保松的“一生为自由发声”讲题中，亦以“侨居鹦鹉”为度量，讨论余英时的公共参与行动轨迹——例如支持台湾反媒体垄断运动、三一八学运或香港占领中环等——周保松认为，余英时如此行动的原因，并非仅仅只因一般所理解的“侨居鹦鹉”情怀，而是因为“承继中国士的精神，践行知识人和民主公民应有的责任”、“给予受压迫者和抗争者应有的道义支持，支持他们渡过难关，共同面对困难”，且“作为知识界翘楚，知行合一，为同行和后辈建立榜样，鼓励更多人走出象牙塔，身体力行关心社会”亦是“累积社会道德资源，发展公共文化，为社会转型做准备”，最终的理由，则是余英时怀着“一种对于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内在呼召。非如此不可。”
“余先生不会不知道，他的公共参与，会给他的学术事业带来各种不利和麻烦，包括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招致同行嘲笑和非议，得罪政治权力而遭到报复，可是他依然坚持，甚至直到生命最后阶段，依然对香港的处境忧心忡忡，这就绝不可能用『我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或『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来作为解释了，”周保松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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