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语就要挨骂”：“战狼外交”能讲好中国故事吗？

我们试图在这篇文章中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 中国部分外交官为何从“文雅”走向“好斗”？
• 习近平外交思想如何重塑中国外交战略？
• 中国的“大国外交”怎样展开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夺？
• 中国会是“战狼外交”的最后赢家吗？

中国的外交官越来越好斗，也越来越不受欢迎。

4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Twitter转发了一幅讽刺日本核废水排放的插画，插画二次创作自日本名画《神奈川冲浪里》——两名身穿橙色防辐射服的人，正从船上向海里倾倒绿色的核废水。

两天后，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他回应日本对此的抗议和删帖要求：“我已经把推特置顶了。”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微信公众号报道了此事，并在评论区和读者一同为赵立坚欢呼：“干得漂亮！”

“一小部分中国外交官正在利用强烈的修辞和社交媒体来展示一个自信、野心勃勃和强势的中国形象。”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朱志群告诉端传媒。他在一篇文章中称：中国外交从保守、被动、低调变得自信、主动、高调。

无处不在的“斗争精神”

赵立坚是最受外国媒体关注的“战狼”外交官。2009年，37岁的赵立坚被派往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任职参赞。第二年，他开通Twitter个人账号“Muhammad Lijian Zhao”（穆罕默德赵立坚），并维持活跃状态，至2019年已发了5.1万条帖文，其中大部分的表达都相对克制。

激烈的冲突发生在2019年7月，赵立坚发帖维护中国的新疆政策，并提及美国种族问题，引起美国驻联合国大使Susan Rice对他“种族主义者”的责难。赵立坚反击Rice：“把说你不想听的真话的人标签为种族主义者，是无耻与恶心的行为。”

据路透社报道，当赵立坚2019年8月结束巴基斯坦任职返回中国时，外交部的一群年轻崇拜者聚集在他的办公室，为他的回归欢呼。彭博社一篇文章也分析，2019年9月赵立坚被提拔为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这向其他干部发出了一个信号，他的好斗做法得到了上级的祝福。

此后赵立坚多次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参与论战，这让他在中国国内获得不小的声望。他接受了网民给他的美称，自称“魔法部之声”（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的缩写为MOFA，与“魔法”拼音相同）。2020年2月赵立坚到外交部新闻司担任发言人时，中国官媒报道网民的欢呼：“我们战狼没输过。”

赵立坚把Twitter上的风格带到了记者会上，他在中国疫情爆发初期称“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又在美日外长与防长“2+2”会谈后痛斥日本“背信弃义”、“引狼入室”、“令人不齿”。当“五眼联盟”（Five Eyes）就香港问题发表联合声明时，他“霸气回应”：“小心他们的眼睛被戳瞎！”

“中国领导人鼓励他们要有 ‘斗争精神’。”朱志群分析，这是中国的外交官变得咄咄逼人的原因之一。

2019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向中青年干部发表讲话，讲稿中使用了56次“斗争”，他要求共产党的年轻干部在任何工作中都要“发扬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随后，当年11月，在外交部建部70周年会议上，外交部长王毅也向在场1000名现任和前任外交官传达了相同的意思。一名参会者告诉路透社，这是他们第一次被告知要表现出更强的斗争精神。路透社还引述两名直接知情人士，称2019年习近平曾通过纸条向外交官发出要敢于展现“斗争精神”的指示，这促成了赵立坚等新一代外交鹰派的登场。

同样以“战狼”形象为人所知的外交官，还有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和中国驻巴西里约热内卢总领事李杨。2021年3月，卢沙野在Twitter上称一名法国学者为“小流氓”（petite frappe），被法国外交部召见。之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网站继续发布文章，称“一些披着学术和媒体外衣的 ‘疯狗’对中国疯狂撕咬”。同月，李杨在Twitter上怒斥加拿大总统Justin Trudeau为美国的走狗（running dog）、败家子（spendthrift）。

除此之外，前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前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李军华、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郭少春、中国驻尼日尔大使张立军等外交官，都有过充满“斗争精神”的公开发言。

体现“斗争精神”最戏剧化的一幕，是3月中旬中美拉斯维加斯会谈时，中国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发表了16分钟锋芒毕露的讲话，其中“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难道我们吃洋人的苦头还少吗？”等言论被中国媒体着重报道，在国内引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共鸣。

“外交官的主要工作是交朋友，帮助改善母国和东道国的关系，攻击其他国家或外国领导人不仅不符合外交惯例，而且对实现国家的外交目标有反作用。”朱志群向端传媒批评战狼外交。不过他也同时指出，并非所有外交官都是“战狼”，传统思维的外交官在试图缓和局面。

2020年3月，在赵立坚公开提出“美军散播病毒论”后，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接受采访，坚称散播这样的“疯狂谣言”十分危险。同年4月，前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在《人民日报》发文，称“成功的话语需要以丰富的事实和实践为依托，空泛的概念和宣示不足以打动人，也难以提升话语权”。

“上头条的往往是鹰派，但大多数中国外交官仍然遵循专业训练。”朱志群分析。东亚国际关系学者林泉忠则表示，外交官内部不一定存在鹰派和鸽派的分歧，他告诉端传媒：“战狼得到了中央的首肯，是整体的氛围，不是个人风格的表现。”

翻看赵立坚Twitter会发现，他早期的推文攻击性并不强。2017年，他回复一名巴基斯坦记者关于恐怖组织的帖文时说：“请停止散布关于中国的谣言，请在查证之后再发言”。

宣称“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的杨洁篪，也曾以“温文尔雅”著称。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双方僵持不下。时任驻美大使的杨洁篪接受CNN采访，以“家人开车出门被撞”比喻撞机事件，并用“难道那个人不应该向你和你的家人道歉吗”的反问要求美方道歉。最后，中美双方共同接受了美国用sorry（有“遗憾”的意思）而非apologize（明确的致歉）进行道歉。中国外交官也将此妥协形容为一种“外交智慧”。

第二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美期间，杨洁篪还因和布什家族的私交甚好、促成小布什邀请江泽民到得克萨斯农场赴私宴，被中国官媒传为美谈。2007年，杨洁篪就任外交部长，官媒专文报道了他的平静、为人谦和、处事得体。

林泉忠告诉端传媒，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老一代外交官，确立了一种“大气、挥洒自如、有大局观”的儒家式的外交官形象，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国内政治气氛几度更迭，但这种风格偏好并没有发生改变。

2002年，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的金桂华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外交语言是“温和的委婉说词”（Gentle Understatement）。他还以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中“只有一个中国”的折衷措词为例，说明外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

事实上，在战狼外交兴起之前，中国外交辞令的谨慎和克制曾引起不少中国民众的反感。2007年，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吴建民就表示：“前些年，曾有人因为不了解情况，给中国外交部寄来钙片，说中国外交太软了，需要补钙。”

今年2月，立场亲政府的当红自媒体人“兔主席”委婉批评了战狼外交，尤其指向赵立坚关于美军输入病毒的阴谋论。他的观点遭到读者的普遍反对，许多人留言表示，面对西方的恶意中伤，反击比讲道理更加重要。一个强硬甚至蛮横的外交官形象，已经让中国社会等待太久。

“大国外交”替代“韬光养晦”

“习近平的大国外交是对邓小平低调外交的一种替代。”澳门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建伟在近年一篇讨论中国外交“范式转移”的论文中写道，习近平任上的中国外交政策，已不再遵循邓小平在90年代确立的“韬光养晦”原则。

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遭遇美、日等20多个发达国家的制裁，外交关系也因此中断。为了走出被孤立的境地，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应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后来被总结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2005年，吴建民在一次演讲中透露，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表示“韬光养晦”100年都不会改变。

但习近平正在反其道而行。王建伟回溯了“大国外交”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建构过程，并认为二者表达的是同一内涵。

2014年11月，在全体政治局委员出席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发表讲话，要求“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并强调对外工作必须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2016年5月，王毅在“展望十三五”报告会上答记者问时，将“大国外交”上升为“理论”，表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是一个顶层设计，由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伙伴关系、正确义利观构成。

2017年1月，中共十九大的筹备期间，杨洁篪在《人民日报》和《求是》两度发文，首次使用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提法，称其“科学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如何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重大问题”。

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而在习近平的表述中，“大国外交”占突出地位。

王建伟分析，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坚定的现实主义和重商主义，很少谈论道德和价值，但习近平的外交思想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则基于一种“全球理想主义”的价值观，试图为人类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并且由中国发挥“主导作用”。他还指出，前几任中国领导人基本都认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处于边缘或半边缘地位，而在习近平看来，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

“大国外交”并非只有理论建构，在习近平的首个任期，中国就以越来越显眼的姿态参与全球事务。比如“一带一路”战略，主办G20峰会，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派驻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参与伊朗核谈判，推动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开启和谈，多次发布气候变化声明等等。作为国家元首的习近平也在外交舞台上十分活跃，任内进行的国事访问频率之高，在历届领导人中都罕见。

伴随着“大国外交”理论对外交事务的指导，外交部门的地位也有所提高。2017年，杨洁篪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国政治体系的核心（25人之一），而其前任戴秉国只是国务委员。

甚至外交礼宾也因“大国外交”的出现而发生了转变。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讲师周加李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国成立初期，外交非常重视礼宾工作，比如1954年印尼总理访华时，有20万民众夹道欢迎；当时的国宴规模大、档次高，仅热菜就有“六菜一汤”。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礼宾工作逐渐简化，群众夹道欢迎来访国宾、少年儿童为领导人迎送、室内欢迎仪式鸣礼炮、国宾车队摩托车护卫等活动都被取消，国宴也减少到10桌和“三菜一汤”。

而习近平上任后，少年儿童队伍重新出现在国宾欢迎仪式中，摩托车护卫国宾队和室内欢迎仪式鸣礼炮的做法也再次恢复。同样，国宴的桌数也不再局限于10桌，杭州G20峰会时国宴菜品增加到了“五菜一汤”。周加李认为，这种转变体现了习近平在“大国外交”理论中要求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但是，这一“大国外交”的建设并不顺利。

争取国际话语权，解决“挨骂”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愿意接受中国的崛起，这让中国外交官感到沮丧。”朱志群告诉端传媒，战狼外交既回应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又意在向世界讲述 “中国故事”，回击西方对中国的 “抹黑”。

2016年，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的论断，并表示前两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解决。他说：“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事实上，崛起的中国如何摆脱“挨骂”，早已是困扰中国官方许久的问题。2012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志洲就发文表示，中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自身的国际话语权不足，导致崛起过程中遭遇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的恶意贬损。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副主任闾丘露薇也表示，把“战狼”外交仅仅看作是民族主义的回应是短视的，它是一套新的符合中国大国地位的外交策略，响应的是习近平“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号召。

“中国如今已经不太提 ‘软实力’，而更加强调 ‘话语权’。”闾丘露薇告诉端传媒。她和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系助理教授戴遥遥共同完成了一项研究，她们分析了过去20年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的两万多条问答记录。

闾丘露薇告诉端传媒，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外交部的敌意回应（hostile responses，研究中定义为“使用攻击性、战斗性和侮辱性语言”）最高的一年是2008年，这一年，中国成功举办夏季奥运会；其次是2010年，当年上海以超高规格举办了梁启超在100年前预言的世界博览会，中国的GDP也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给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带来自豪感，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反映在中国的外交上，外交官从此变得更加自信和好战。”朱志群告诉端传媒。

该研究还显示，2012年，胡锦涛和习近平的过渡之年，敌意回应急剧增加。当年，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服役，“神舟九号”载人飞船完成太空之旅。军事、科技实力增强的同时，东海和南海也爆发领土争端，因为钓鱼岛问题，中国多个城市举行反日游行。

日本对外贸易组织研究员Naoko Eto认为，2013年是提升中国“话语权”运动的转折点。当年9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决议，第一次在中央全会文件中明确提出建设对外话语体系的任务，此后在一系列中央级别会议中，都强调要提升国际话语权。

Naoko Eto指出，中国官方认为，当前的国际秩序使中国处于不公平的劣势，因为它在西方意识形态或“西方话语霸权”的统治下运作。因此，中国渴望建立一套能重塑国际舆论的话语体系，最终让中国的价值观取代西方的“普世价值”。

闾丘露薇和戴遥遥的共同研究显示，2019年和2020年，中国外交部的敌意回应达到了历史新高。2019年，美国政府将华为列入美国商务部出口“黑名单”，并游说欧洲各国政府禁用华为5G设施。始于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也在这一年愈演愈烈，美国指责中国偷窃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双方互相加增关税。同时，美国通过了“香港人权法案”，也被中国认为是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幕后黑手”。

2020年，COVID-19由武汉爆发，特朗普“中国病毒”的说法激化了中美双方的矛盾，欧洲国家也普遍认为中国瞒报导致疫情蔓延，对中国的好感降到冰点。2020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禁止进口来自新疆的产品，以回应关于中国在新疆设立“再教育营”和强迫劳动的调查。这也引起了中国官方的强烈反弹。

与反弹一同扩张的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闾丘露薇的研究发现，中国并非在所有议题上的敌意回应都增长了。当议题涉及日本二战、主权、台湾/一个中国、恐怖主义/人权等“核心利益”时，发言人的回答更容易产生敌意。

闾丘露薇引用王建伟的研究，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在扩大其“核心利益”。过去这个词只用于台湾问题，在习近平时代，南海也属于“核心利益”。王建伟分析，中国近年的外交越来越强硬，是因为认为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他指出，习近平在公开讲话中传达的意思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不是没有条件的，如果其“核心利益”受损，就可能不和平地崛起。
与此同时，中国在积极地争取国际话语权。

外交学院教授孙吉胜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话语权的竞争，主要是价值观、制度和话语之争。价值观之争，比如西方重视“人权高于主权”，中国则对应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输出中国的价值观；应对制度之争，中国也积极创设国际组织和机构（比如“亚投行”）、参与和改变现有国际机制（比如扩大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话语之争，则包括议题设置能力、学术影响力、媒体影响力等等，比如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在国外播出的关于香港反修例运动、新疆反恐、全面脱贫、中国抗疫等纪录片，都意在“讲好中国故事”。

闾丘露薇分析，在解决挨骂问题、争夺话语权的问题上，由于中国外交部不负责决策，但有沟通的职责，所以外交部及其发言人一直在积极做“讲好中国故事 ”和 “争取发言权 ”的工作。她举例，比如2020年11月，赵立坚在Twitter转发讽刺澳大利亚人权问题的漫画，就是一次设置议题、争取发言权的尝试。同样，华春莹反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香港国安法的指责时，直接回以“I can’t breath”，将议题转移到美国的种族问题上。

闾丘露薇亦向端传媒指出，“战狼”发言不是只属于外交部的语言风格，而是所有部委都在转向“党言党语”——“简单说就是越来越像最高领导人的讲话风格”。

2009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墨西哥会见华侨时，发表了一段不同于外交辞令的讲话：“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根据《学习时报》分析，习近平偏好“大白话、大实话和群众语言”。

以同样的风格在Twitter和西方政客斗争的的确不止外交官。2020年12月，美国参议员Marsha Blackburn 发帖文称“中国有5000年的欺诈和剽窃历史”，《中国日报》欧盟分社社长陈卫华随后回以“Bitch”（婊子），引起又一场唇枪舌战。

“中国可能是战狼外交的最后赢家”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政治学系副教授Jessica Chen在一篇文章中表示，战狼外交能满足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但会影响中国在国外的形象。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已达到历史最高点。比如，瑞典86%的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2015年瑞典籍公民、香港书商桂敏海被中国逮捕并在电视上认罪后，两国关系进入紧张期。2019年，瑞典笔会把图霍尔斯基奖（Tucholskypriset）颁给桂敏海，中方扬言制裁瑞典官员并取消经贸磋商后，两国关系持续恶化。

2021年1月15日，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声称，瑞典媒体批评中国就像轻量级拳击手持续挑衅重量级拳击手，因此受瑞典外交部召见。从2017年至2020年，桂从友被瑞典外交部召见了40多次。有一次，他在瑞典公共电台上说：“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这种持续的威胁性表态被《经济学人》称为“猎枪外交”。2021年4月，瑞典两大在野党更要求瑞典外交部驱逐桂从友，理由是中国大使馆发电邮威胁独立记者Jojje Olsson。

《经济学人》评价中国外交官“在国内煽动民族主义，在国外扮演令人讨厌的恶霸”。欧盟驻中国大使Nicolas Chapuis 去年也公开表示，欧盟和美国应该寻求共识，以“对欺凌和恐吓、胁迫性外交、战狼外交说不”，他还建议中国政府重思邓小平的遗产。

与西方政界和媒体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外交官和民间舆论对“战狼”的认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华春莹去年回应Nicolas Chapuis 的批评，称“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就做‘战狼’又何妨？”接受媒体访问时，外交部的领导层也将“战狼”解读为一种正当防卫。副部长乐玉成表示，西方贴“战狼外交”的标签，目的是让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放弃抗争”；另一位副部长秦刚则说：“有人无故无理骂人，还不让别人还嘴，岂有此理”。同样在去年，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的民意调查显示，71.2%的受访者认为“战狼外交”是中国该有的外交姿态，其中23.3%的人认为外交部还不够强硬。

“战狼外交对中国没有造成损失。”闾丘露薇告诉端传媒，赵立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发言，并不如Twitter上那么具有冒犯性，她的研究只采用记者会上代表官方的回应。她表示，外交部措辞强硬，但是只有口头的抗议和侮辱，没有明确的行动，给自己留下了让步的空间。Jessica Chen的一项研究指出，当政府明确威胁使用武力后却不作为，可能会面临高昂的舆论成本，但当政府只是虚张声势，发出空洞的威胁后没有行动，中国公众也会买账。

至于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印象，闾丘露薇指出，即便没有“战狼”外交，西方国家也不会停止对中国的批评，而中国对美国的挑战，甚至能博得一些小国的好感。“中国可能是战狼外交的最后赢家。”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