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从加州到德州，从中国到美国，我感受到的那些歧视

编者按：在亚裔长者遭袭击致死、亚特兰大枪击案等多起仇恨事件发生之后，美国爆发了反亚裔歧视运动，要求社会正视亚裔族群长期以来在美国遭遇的不公平对待。本文作者是一位先后在美国加州和德州生活的华裔女性移民，她向端传媒投书，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在美多年的经历与观察。

在德州青年David的Facebook页面上，我几次见到他转发与Covid-19疫情和种族歧视相关的内容。一次是一幅漫画，中国国旗被改成蝙蝠的形状，五颗星旁边写著“virus corona”；还有一次是一篇悼念疫情逝者的文章，他转发并评论“一切都是因为中国人喜欢吃蝙蝠”。

我和David算是朋友，在不同场合的派对上交谈过几次，也互相关注了社交媒体帐号。当我问他究竟是怎么看病毒、中国和种族的问题时，他搓著手，想了很久。“我并不讨厌你，”他对我说，但他相信因为中国政府在疫情上没有说实话，所以疫情才会在美国蔓延，他认为美国人现在经济和健康上遭遇的困境，都是中国人带来的。

这些言论是疫情的“遗产”之一。疫情前，David打两份工。白天，他开Uber；晚上，他是奥斯汀市中心一间酒吧的调酒师。一个月收入3000至4000美金。奥斯汀每年三月举行South by Southwest电影节， 每逢那时，他生意特别好，还能够拿小费，一个月可以赚八千到一万美金。这些钱足够他在当地过上平均线以上的生活。但因为疫情，生意都走了，坐Uber的人越来越少，酒吧几乎撑不下去，电影节改为线上举行。他不是全职雇员，因此不符合领失业金的标准，连续几个月收入不足一千美元。他后来去送外卖，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但月收入也只有两千美金左右。

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他五十多岁的母亲感染了病毒，病情迅速恶化。他叫了救护车把母亲送进医院，却发现医院人满为患，不得不在急诊病房躺了两天，直到病情进一步加重之后，才被推入加护病房。如今母亲出院快三个月，但身体仍未复原，“她现在走一点路就喘得厉害，晚上也睡不著，有时候会胸口痛，”David说，“我总觉得不公平，是‘中国病毒’毁了我的生活。”

作为一个生活在俗称“红脖子州”的亚裔人士，疫情之前，我并不觉得自己在这有多显眼。但现在，一张黄色脸孔可能招来横祸。前不久，一位韩裔朋友去德州奥斯汀本地的超市H-E-B购物，排队结帐时被两个高大的白人男子堵住，他们指著她的口罩说，“既然你戴著口罩，就肯定是‘中国病毒’。”说著就动起手来。这件事在亚裔群组里传开来后，人人自危，大家不再单独出门，唯恐遭遇危险。

面对David，我解释道，美国政府应该为应对疫情不力而负起责任，同时，美国政府不合理的经济纾困政策，令广大底层和工薪阶层承受了许多压力，甚至让贫富差距在疫情中进一步拉大——客观来说，这并不是中国的错。那么，让普通的中国移民甚至亚裔群体来承受这些愤怒和不满，是不是太过分了？

最近这一年多以来，我在美国感受到的种族歧视由隐性变成了显性，甚至上升到人身安危的程度。但我的立场，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听得进去。有时候，在大国竞逐、对抗的时代背景之下自证无辜，亦是徒劳的努力。

我，究竟是“模范少数”，还是“入侵者”？

德州休斯顿西部郊区有一个小城叫做Katy，环境优美，公立教育质量排名全美前列，因此吸引了许多地产开发商和投资者。住在Katy的休斯顿人Adam有一天发现，自家门口进驻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地产商，在这买下土地，准备建造带有商舖、娱乐设施和公寓的高级社区。Adam看到黄皮肤的工人日夜不停地施工，工程进展非常快。福克斯电视台（Fox News）每日新闻播报都会提到中国人抢了美国就业，中美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Adam开始担心自己安逸又一成不变的生活会被中国改变，他开始“害怕丢掉工作，害怕赚不到钱，害怕无法维持家计”，而最先在中国武汉爆发的疫情令他将恐惧发泄到中国人的身上，他在Twitter上用“Kung Flu”指代病毒，“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错”。

“与其说我歧视中国人，不如说是害怕中国人。”Adam对我说。现在，面积不到30平方公里、只有两万余居民的小城Katy里，有“亚洲城”（Asian Town）等商圈，有华人经营的幼儿园和中文补习学校，遍地可听到华语。

德州首府奥斯汀也有类似的情况。本地居民抱怨Cisco等科技公司进驻城市北部的科技开发园区，而科技互联网业多华裔、亚裔员工，他们的迁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亚洲超市、中餐馆、韩国烤肉店，渐渐蚕食本地店舖。移民也抬高了房价。不久前，我家附近有一间开价八十万美金的翻修别墅被一对亚裔夫妇以全现金的方式买下，在社区里引发许多怨言。德州的房产税2%，业主参照每年浮动的最新房屋估价额来缴税，而房价的飞涨让许多本地居民为了缴税而节衣缩食，甚至因无力负担而搬家。在社区的聊天群里，有人直言“这个社区不欢迎这对亚裔夫妇”。

一些美国左派媒体将“亚裔仇恨”归结为前任总统特朗普宣扬的仇外主义和由共和党主导的排华政策。前文提到的David和Adam确实都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可看作是“病毒阴谋论”的消费者。而作为一个通过留学、工作、移民的常规路线留在这里的移民，我看到很多亚裔组织都通过论证“自身是美国合法公民”来强调亚裔存在的合理性，因而不时自疑：我，究竟是“模范少数”，还是“入侵者”？

几年前刚刚来美国留学时，曾以为自己如果尽可能地融入美国社会，吃汉堡和牛扒，看橄榄球和棒球比赛，和同学一起去酒吧玩Beer Pong的游戏，就可以被认可。那时在加州读书，我努力让自己的英文带上加州女孩的口音，在社交平台上只发英文的状态，但我发现针对自己的偏见和歧视并没有因此减少。那时我总在反省自己，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幽默、开不起玩笑，是不是我小题大作了，是不是我没有理解美国文化⋯⋯过著这种如履薄冰的生活。

我的朋友Nguyen是越南裔，她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称自己是“100% made in USA”，却依然在街上被人骂“滚回你自己的国家去”。Nguyen曾骗自己，“当疫情过去之后，针对亚裔的歧视也会过去”。但是，当亚特兰大枪击案发生之后，她分享相关的文章、数据给非亚裔的朋友、同事，尝试告诉人们自己的恐惧，“那些人都耸耸肩而已”。

同样地，当我阅读到枪击案受害者的生平，流著泪对白人朋友说我很害怕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十分茫然。我才意识到唤起人们对亚裔的同理心和关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只得不断地解释，“那样针对亚裔女性的仇恨犯罪，针对的就是我”。

亚裔被称作“哑裔”，并非大家心甘情愿做哑巴

亚特兰大枪击案发生后，全美各地都有反亚裔歧视的游行。一位住在首都华盛顿的朋友去了现场，她说游行的人群“乖乖的”，“安静地举著牌子站在广场上”。

很多亚裔是第一代移民，拿著学生签证或者工作签证，对走上街头这类事情格外谨慎。并非他们天生软弱，而是许多客观条件约束著他们。譬如参与社会运动，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时常与雇主的公司政策相冲突，一旦出现什么意外，被公司解聘，丢掉工作，也就意味著没了签证，在美国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亚裔被称作“哑裔”，并非大家心甘情愿做哑巴，碍于移民的身分，通常只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长久以来的忍气吞声，有时对于歧视和偏见，许多亚裔自己都像免疫了一般。

记得在南加州大学念书时，曾和美国同学一起逛学校书店，里面有售印著大学校徽的T恤、马克杯、文件夹等纪念品。大家都是新生，一个白人女同学兴冲冲地拿起一件套头衫在身上比划，另一位白人同学翻出套头衫上印著的“Made in China”标签，说“中国生产的东西劣质，不要买”。后来我在硅谷为一家投资公司工作，遇到投资人，直言“绝不投资中国公司，因为他们的财务报表都是假的，专利都是偷来的”。这些以偏盖全的言论，我听过很多，习以为常。

种族兼性别歧视也有。念书时有白人男同学约我喝咖啡，闲聊几句便想带我回他的公寓。我明确拒绝后，他一边试图拉著我的手，一边说“你就是太害羞了”，“你们中国女孩最喜欢白人”，他当时的话我至今都记得。同班有一位香港女生，穿礼服和高跟鞋去好莱坞参加舞会，在路口拦出租车时，竟遇到两个中年白人上来询问“一个小时多少钱”。这些苦水，我们也默默吞过。

有些歧视是更隐晦的，甚至连歧视者自己都不自知。亚洲同学曾经被助教私下称赞，“你现在穿的很漂亮，像美国女孩一样。”从海边度假回来，皮肤晒成了小麦色，做完视力矫正手术摘掉框架眼镜，也要被称赞“你看起来真棒，不像是中国来的”。

还有的歧视是暗箭伤人。搬进富人区的华人朋友，在家附近慢跑，看到邻居种的花草很美便驻足，用手机拍照，没想到警车轰鸣而至——有人报警称发现她行为可疑，觉得她想要偷东西。不容她辩解，两个警察押著她步行回家取身份文件。半路上遇到了她的白人丈夫，警察见状立刻变得十分客气，马上放了她走，还与他们挥手道别。

随著口罩在美国的政治化，许多种族歧视因口罩而上升到暴力的程度。华人朋友在中餐馆的门口，被人拉扯脸上的口罩，“一个白人男性，一边动作蛮横地拉扯口罩，一边骂脏话”。中餐馆的店员抄起铲子从店里冲出来，从店员和路人的反应里，朋友才意识到，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好几次。

有时候，沉默就是一种“共谋”。许多仇恨、偏见和污名化言论被淡化成“人们缺少对多元文化的认可”或是“党派斗争”等等，消失在嘈杂的社会舆论当中。许多亚裔也下意识地待在自己的“泡泡”当中，不愿追溯亚裔在美国面对的系统性问题，直到层出不穷的仇恨事件将他们拉回到现实当中。

“在美国的华人，有些并不真正明白歧视的含义”

“亚裔本身要先团结起来，但可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Selina Li对我说。她是华人，高中二年级来美国念书，大学毕业之后在奥斯汀一家媒体公司做数据分析，如今在美国也呆了十几年。

她的公司闹过一场风波。项目经理投诉，因为项目中的华人员工喜欢在午休时间聚在一起说中文，经理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觉得非常不开心，于是写邮件给公司，希望禁止华人同事讲中文。公司的高层回应了，给所有华人员工写邮件要求他们改正行为，“多说英语，多融入公司文化”。

Selina Li感到不公，“大家在工作中都使用英文，只有休息时间才会私下讲中文”，她认为公司的反应属于歧视，并侵犯员工自由。她决定联合公司中的华人同事一起写联名信投诉给人力部门和公司高层。她开始收集证据、查阅公司章程和员工手册、撰写文稿，很多华人同事也表现得义愤填膺，称赞Selina热心有担当。

可是，当她真的写好联名信之后，绝大多数人都退缩了。他们中有些人害怕因此被辞退工作、签证作废，有些人觉得这件事本身也没多严重，还有的华人同事本身不在这个项目里，觉得事不关己。最后，她只收到寥寥几个签名，还有华人同事怪她多事，觉得“这样一搞，老板会给所有华人员工‘穿小鞋’（指故意刁难）”。最终，这件事情不了了之。

“但是，一年之后，当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印度裔同事身上时，所有的印度同事都签名了，事情闹得很大，涉嫌歧视的人立刻被辞退。”Selina说，印度裔同事也是亚裔，但反应与华裔截然不同。

“我去过一些反对歧视亚裔的游行，人很少，非常少，比BLM等运动少多了。虽然说亚裔（在美国）人数本来就少⋯⋯你看，媒体报导的也很少。”Selina说，“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怎么能感召其他种族的人来帮助我们呢？”

“在美国的华人，有些并不真正明白歧视的含义。更有甚者，一边说着抵制针对亚裔的歧视，一方面又歧视着其他族裔。”在美国生活十一年的的华人Giselle说。亚特兰大枪击案发生之后，她参加了一个华人微信群，里面大多数人都不支持BLM运动，并非常抗拒在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使用“Asian Lives Matter”的标签。

“群里的好些人说出歧视非裔美国人的言论，抱怨一个非裔被压死之后，非裔就能打砸抢这么多个城市。也有人用‘黑垃圾’称呼乔治·弗洛伊德，说他得到了巨额赔偿。也有支持警察的人，生怕自己被认为是反对警察的暴民。”最后，Giselle在微信群里成了不受欢迎的那位，群组成员建议群主踢掉她，她便主动退了群。

作为支持BLM运动的华人，Giselle说自己“被各种围攻，骂是‘跪妇’，‘舔黑人的脚’”，“被‘房东群’、‘妈妈群’、‘投资群’等各种微信群踢出来过”。她觉得，现阶段华人内部的分歧太大，更不要提和韩裔、日裔、越南裔等不同族群的亚裔联合起来。“华一代和华二代的政治观点存在巨大差异，学习理工科的华人和学习人文教育专业的华人看世界的角度又有不同，特别是她遇到的川粉（指特朗普的支持者）都不愿意进行理性讨论，摆事实讲证据，而使偏向于人身攻击，煽动性语言，这就很难沟通了。”

令我困惑的还有来自中国国内的冷嘲热讽。微博上关于亚裔被歧视的新闻，最常见也最多赞的评论往往是：“他们又不是中国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即便很多受害者是中国留学生、是旅游探亲的普通人，也会被骂“怕被歧视就滚回中国”。在一些中国网民眼里，日本人是“鬼子”，韩国人是“棒子”，于是我看到一个高赞评论说“日韩在国外不待见中国人的少了？你想要挺人家？没听过‘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吗？”

最近，我开始在德州本地的亚裔Facebook群组里学习防身技巧。有人分享了免费的防身课程，是本地一些健身教练联合起来做的公益项目，教授跆拳道、空手道和泰拳里一些基本功。在有可能遇到的危险时刻，保护自身安全为先。如Giselle的一些活动人士，仍在社群内寻找求同存异的可能。她认为在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有少数持不同意见的华人组织能够磨合，倾听彼此的声音也是好事，因为“对抗种族歧视是马拉松而不是短跑”，“来日方长”。做这个国家的异乡人，亚裔已有百余年历史，但争取平权的道路，却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