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硕：陆生十年，我们真的只能“互相怨恨”吗？

就在今年年初，才于返台时与陆生朋友叙旧。不料别后短短数月，先是疫情爆发，而后则是北京宣布停止陆生赴台，就仿佛听见时代的巨轮嘎嘎作响，一道厚重的大门就在眼前轰然落下。

正逢端传媒推出了“陆生十年”系列报导，关于陆生来台，或是更广义的两岸学生交流，从陆生的现身说法、政策变迁到学术分析，做了相当完整的爬梳。回顾自己的学生生涯，刚好与“陆生十年”重叠，也在第一线参与过许多两岸学生交流现场。如果正如汪宏伦老师在专访中所言，陆生停止来台“或许就能成为两岸思考未来关系的崭新起点”，那么以台湾学生视角出发的经验，或许也能让这番思考更加丰富而深刻。

我在2005年进入国立台湾大学法律系就读，同年也是连战访中，开启国共合作的一年。虽然已经有许多台湾人赴中经商，但两岸社会间的交流层面还相当有限。对当时的台湾学生来说，中国似乎代表着某种未来的机遇，但又模糊不清，充满风险。

从赛后收到的大学港澳台办名片、与中国同学去唱歌时，MV上“TAIWAN ONLY”的浮水印、以及接待同学在会场边瞪着日本队伍，对我诉说不忘百年国耻，他绝不原谅日本人等等，都让当时的我感觉到中国与台湾之间微妙的差异。

当时有许多针对台湾学生的两岸交流机会纷纷开启，我在大学时，曾主动争取参加在北京某大学举办的国际大赛，是该赛事首次开放台湾队伍参赛。当时面对首次有台湾学校希望出赛，主办单位也历经了一番讨论，最后将我们定位为“境外”队伍：非国外也非国内，实际接待条件则比照日本学校。也曾参加大学所主办的两岸学生交流团，前往北京与东北参访。

作为懵懵懂懂的大学生，对逐渐打开门户的中国充满好奇，而从赛后收到的大学港澳台办名片、与中国同学去唱歌时，MV上“TAIWAN ONLY”的浮水印、以及接待同学在会场边瞪着日本队伍，对我诉说不忘百年国耻，他绝不原谅日本人等等，都让当时的我感觉到中国与台湾之间微妙的差异。

但同时也感受到当时两岸就某些层面上，在方向上是相同的。北京邮电大学的同学，对我们介绍了“三博士上书事件”。该事件起因于一起民众在广州收容站被殴打致死的事件，许志永、滕彪与俞江三位法学博士上书人大，促成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他很自豪地说：“许志永老师就是咱们北邮的！他之后也持续关心上访民众！”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维权议题。

另外在交流时的讲师，则报告了2002年的“黄碟案”，那是一对夫妻在家中观看色情光碟遭邻居检举，警方进入住家扣押了光碟与机器，并拘留了当事人。嗣后在当事人的争取之下，本案被撤销，公安向当事人赔罪并惩处相关人员。讲师热切地说，这象征着在中国法治进步之下，人民已经能够透过法律维护自身权利，希望之后能跟台湾有更多交流。

台大法律系的许多老师也频繁往来两岸，台湾成为中国在法学上的主要参照对象之一。例如教物权法的朱柏松老师就曾对我们说过，虽然自身立场并非统派，但基于法学专业，他对中国跟台湾都提供了一样的修法建议。朱柏松老师总挂念着，台湾的物权法修正的审议已延宕多时，如果最后竟然被中国“超车”，那就丢脸了。

除了自身经验之外，身边也有同学参与赴中国实习“玉山计划”，当中有些人现在已在中国成家立业。另外着眼于中国新兴的法律市场，我自己暑期打工的律师事务所，就首次派律师赴中国应考，试图取得在中国执业的资格，但因为没有前例，不谙中国的文件认证流程，以为在北京办妥了手续，到深圳考场却吃了闭门羹，回来报告时被所长调侃为“五傻闯深圳”。也有学长在毕业后选择去中国念法学硕士，希望早一步进入中国市场，建立当地人脉，这在当时也几乎未有前例。

野草莓学运与“两岸四地”学生会交流的尝试

2008年11月，中国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被视为是两岸交流的重大里程碑。当时持中华民国国旗、雪山狮子旗，甚至是拿出相机、摄影机拍摄的民众，都成为警方的取缔对象。当时新闻播出相关画面后，记得有许多同学不信邪，下课之后好奇拿着小国旗想到现场看看，有些人全身而退，但也有些人被警方拦下、驱离。

当时数位相机已经普及，以Blog为主的网路媒体方兴未艾，行动网路与直播技术则刚刚起步。许多人拍下镇压画面后放到网路上，引起了许多不满。在11月6日，一群学生在网路上号召到行政院静坐，要求“总统与行政院长道歉、国安局长与警政署长下台、修改集会游行法”，开启了为期数月，遍布全国的“野草莓学运”。我也在半夜看到网路贴文后，与台大学生会的干部们在隔天一同前往现场。

学运的诉求最后没有达成，详细经过则先略过。在此要说是，虽然在太阳花运动之后，开始有人将野草莓定位为太阳花的前奏，是『抗中保台』运动的重要里程碑。但在2008年的野草莓当下，其实尚未对中国有清楚的意识与主张。确实，警方镇压是因中国官员访台而起、也有许多参与者反对马政府的亲中立场，但同时也有许多成员担心，把焦点放在“抗中”，会被认为是民进党的侧翼。在最初的三点诉求中并未提及中国，而是将焦点放在政府执法过当，是在 2012 年的“反媒体垄断”运动中，才开始普遍讨论“中国因素”。

因此以当时的台大学生会来说，虽然以学生会名义参加了野草莓学运，在校内也不断尝试连结校园公共事务与社会议题。但同时也持续思索与中国的关系，当时马英九政府正一面强力宣传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但另一方面又拒绝进行详细说明。面对民间要求政策说明的声浪，政府又推出“说破了嘴，不如跑断腿，拚经济做就对了”的广告，坚拒对话的态度引起舆论哗然。

在这样的背景下，台大学生会出面举办了ECFA论坛，到行政院门口开记者会递邀请函，对政府施压要求出席。最后成功邀请正反双方的学者与官员进行对话，厘清ECFA的利弊得失，也对今后台湾与中国间的经济关系进行讨论。

除了在台湾的论坛外，由于台大学生会认为，台湾学生有必要更加了解中国，因此在开始收到来自中国的交流邀请时，即便明知有统战目的，仍应允与会。

台大学生会在交流时，都会介绍关于校园公共事务与社会议题的参与经验，例如参与校内各级委员会、在校内集会抗议宿舍议题、以学生会名义参与五一劳动节游行、同志大游行等等，都掀起许多涟漪。许多中国同学质疑我们不尊师重道、制造混乱；也有主办校方以或软或硬的方式，希望我们不要提敏感话题。

但另一方面，在会后私下交流当中，也感受到各校之间的多样性。香港学生在报告时谈了六四，而中国学生一看到六四就纷纷离场，只剩港澳台学生在场。另有一些学生会仍较重视学生权益，有比较多的交流。

同时，他们对一些较“红”的学校也不以为然：“你们千万别觉得大陆的学校都是那样的”。有一次与我同房的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团委，他很自豪地跟我说明，只有清大是由学生而非教师担任团委，展现出了清大独步全国的自由学风。

其他台湾的大学也受到影响，我曾经经验过的是，一位在台大隔天报告的友校同学，在报告完后跟我说：“看了昨天你们报告的场面，害我们昨晚都没睡”。原来是他们本来准备了较软性的内容，例如在地小吃、校系简介等等。但在看了台大的报告以及与中国同学的论战后，就连夜修改方向，补充了一些该校的学运史、学生权益等。

在参与了几次交流活动之后，包括台大在内的几所台湾学校，都认为两岸四地的学生交流，至少在增进彼此理解上有其重要性。但此类交流活动毕竟是以统战为宗旨，实在很难畅所欲言。因此规划由言论空间较为开放的台湾与香港，在2010年暑假合力筹备交流营队。主要目的是期待能摆脱中国的言论管制，进行更自由而深入的对话；也不愿两岸交流被统派垄断，希望在确保台湾主体性的基础上，寻找对话的可能；最后也有意进一步探索港台间合作的可能。

主办团队由台港的数所学生会组成，前半阶段在香港、后半阶段到台湾，但筹备期就历经波折。有一些团体认为两岸交流活动是助长统战，不便支持。另一方面也有某组织提案透过他们仲介，接受中国政府指导，就保证能争取到优厚的金援。我们虽然拒绝，但嗣后有几所台湾的学生会退出，改参与了该组织的活动。

在营队前夕，我们接到了该组织联络，要我们再考虑，不要后悔。我们再次拒绝后，就收到所有中国的参加者，以各式个人理由表示不克前来。有中国同学对我们透露：是“上面下了条子”。之后也有消息指出，该组织不仅以赴中营队的折扣招揽学生自治组织成员，也鼓励成员参与学生会，并介绍学弟妹参加组织。团队中的某友校学生会干部，其实是该组织培养“出来选的人”，我们是被他们向北京举报了。但当时既无从查证，坦白说，查了也无济于事。

雪上加霜的是，我们到了香港才知道，当时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等数所学生会，向来抵制这类“亲共”活动，这也是我们以前从未在营队中碰到这些学校的原因，他们自然也不可能参加这次营队，而与我们合作的香港同学并未告知此一情形。而后另外透过引介，总算在中大与中大、科大等校的学生会干部碰了一面，港方仍是谈六四，我们则介绍台湾的社会运动。但当时与会的香港同学，似乎对台湾兴趣缺缺，我们也对六四在香港学运界的意义缺乏理解与共鸣，因此未能发展进一步的交流。

而以往在营队上激昂地大谈六四，与我们合作的香港同学们，实际上大多也对我们所准备的，以台湾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史为主轴的参访和座谈并不热衷，经常蒙头大睡。多年后则有熟悉港台关系的朋友分析，2008年因为北京奥运与汶川大地震，香港人的中国认同达到高峰，要到2010年下半年的马尼拉人质事件、刘晓波事件才开始出现转折。因此当时即便是谈六四的民主派，也是“反共不反中”。因此参与的同学可能也是基于中国认同以及对香港制度的优越感而出席，因此对台湾并无太大兴趣。

这场首次集结台港数所大学学生会合办的交流营队，在缺乏经验之下，可说是虎头蛇尾地结束了。但很快地，两岸之间不再需要倚赖学生会间的交流来认识彼此了。在暑假营队结束后的新学期，陆生来了。

台湾学生自治脉络下的陆生议题

在陆生来台的第一年，在经历了暑假营队疑似被友校学生会成员举报的风波后，有些伙伴担心，陆生是否会成为这类组织候选人的“铁票”，或者是在校园中因政治意见不同，发生集体性的冲突。

因此我在新学期出任台大研究生协会（研协）的副会长时，也以个人名义担任台大接待第一届陆生的工作人员，负责协助陆生办理体检、入住宿舍、注册等手续。我一方面认为陆生既然入学，就是台大的一分子，不应有所区别，所有学生都有权表达政治主张。但从暑期营队产生的挫败感与困惑，也挥之不去。因此希望能透过参与第一线的工作，思考该如何理解与应对即将而来的改变。

见面时总不免问起来台湾留学的理由，特别在“三限六不”之下，更让人好奇。回答则是形形色色：有些同学说觉得台湾的学历“含金量高”，有些是读过台湾学者的著作而心向往之，有些是希望能在较自由的环境下学习，有些则是着眼于未来的台湾市场。也有同学在台大办给第一届陆生的集会上，就直接发言反应，希望校方能促成政府松绑相关限制。

由于听到了不少陆生对三限六不的不满，研协认为有必要处理这个议题，但在邀请陆生时却碰到困难。由于台大学生自治组织对校园公共事务与社会议题的积极参与，因此许多陆生似乎认为我们都是“台独”学生，而保持距离，比较倾向期待在两岸关系持续强化下，校方、教育部或是国民党会主动协助。汪宏伦亦指出，陆生对政治参与的却步，担心牵扯台独，导致其对陆生政策的不满难以宣泄，亲身体会之下确实如此。

有一些陆生跟我说，他们返乡时都会被要求填写在台的活动记录，交代常跟那些老师、同学往来，做什么等等，也有人给我看了他偷偷拍下的调查表。陆生并非没有组织，许多学校都有陆生会，但要公开参与政治活动，例如参与台大学生会选举，是有相当的政治风险的。就我所知，虽然也有陆生感兴趣，但也没能组织起其他人。

另一方面，张可在〈当台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文中，从陆生的角度，剖析了台生与陆生间的情感纠葛。而从台湾学生的角度来看，许多大学高层都经常宣扬一种“陆生优越论”，典型叙事例如“在中国每天凌晨，都有许多学生排队等着进图书馆苦读”等等。我在两岸交流时只要提起这些说法，每次都引来对方的哄堂大笑。也有同学苦笑着解释，许多学校宿舍可能暖气弱、熄灯早，图书馆座位又少，期末考前只好早起排队。这并非是特别勤学，只是设备太差。

而基于前述的“陆生优越论”，在讨论陆生政策时，当时也有许多传言指出，将会提供优渥奖学金去资助（比台生优秀）的陆生。在端的报导〈我们的青春，到不了台湾〉中，也确实有陆生表示在所方承诺会给予“台商提供的奖学金”，但最后并未实现。

就个人经验而言，实际上与陆生同学一同修课时，确实感受到其不同于台湾学生的观点，经常能提供课堂新的刺激，而我所遇见的陆生也都相当认真而优秀，但这都并非“陆生”所独有，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亦不例外。但校方与官员鼓吹的“陆生优越论”与“陆生优待论”，过度特殊化了陆生群体，也激起了台湾学生与社会的相对剥夺感，反而促成了“三限六不”的诞生。

而要化解这股反弹的方法之一，就是陆生不再被校方或官员代言，作为主体展开与台湾社会的对话，当陆生将期待寄托于由官员、政党基于两岸关系来改善陆生处境时，其实反而强化了在先前端的报导中所指出，陆生被“工具化”的问题。

除此之外，台大研协也在校内学生的劳动权利问题上，意外地遭遇了台生与陆生间的矛盾。当时台大与许多大学大量由学生担任助理，负责教学、行政与研究工作，而当中不少预算来源则是以“奖助学金”为名。由于不受劳基法规范，因此衍生出迟发、拖欠、工作时数过长、时薪低于法定工资等等问题。

校方坚持给学生的“奖助学金”就如“父母给帮忙做家事的小孩零用钱”，无论给多给少，学生就是得做事。之后助理们成立了台大工会，在工会申请被驳回后，进而透过诉讼要求承认工会成立，间接承认工会成员，也就是助理们的劳工身份。在工会胜诉后，教育部则创设了“学习型助理”与“劳雇型助理”的分类，认定前者非劳工，不受劳动法规范，等于是为各大学开了回避法规的方便之门。

但在2014年年初，教育部开放陆生可以担任“非劳工”的学习型助理。若按照工会的诉求，将校内助理全面认定为劳工，则陆生又会受到打工禁令的限制。工会在理想上希望废除“假学习真打工”的学习型助理，同时争取开放陆生打工，不分校内外与国籍都受到完整的劳动权利保障。但当时陆生也开始被拿来作为反对保障助理劳动权利的理由之一，陆生生计与助理劳权被对立起来，甚至成为学生自治选战的争点之一。不过以陆生的角度来看，既有“真打工”的巧门可走，不希望再次关上也是人之常情，工会也缺乏与陆生讨论的管道。

从三限六不，到助理劳权运动和陆生打工需求的矛盾，当然政策责任都不在陆生身上。况且留学已经够辛苦，还要参与当地公共事务更属不易。理想上的高等教育政策，应为所有的学生，尽力准备好能全心探索、实现自我的校园环境。

但从台湾关于教育政策的社会运动史，例如反高学费运动以及前述的助理劳权运动就能得知，教育政策也是政治的一环，当政策不尽人意时，学生自身的参与与争取仍非常关键。虽然陆生议题亦数度在台大学生自治组织选举中被讨论，但不得不说陆生主体性的缺席，不仅延宕了政策改善的步调，也错失了借由参与公共事务，尝试化解彼此不满的契机。

取径“东亚”下的两岸交流

在负笈日本后，我开始参与一些东亚公民社会间的交流活动。张可在文中提到，建议借鉴中日韩民间共同编写东亚近代史的经验，从民间开始取得谅解。而该运动除了共同编写教科书外，每年亦举办青少年历史营，由中日韩轮流作东。

正巧，在2016年，主办该年度青少年历史营的日本NGO，找上我参与的日本NGO“东亚公民网络”协办该年营队，我便顺势向主办单位询问让台湾学生参与的可能性，意外获得了中方对口，也就是中国社科院的首肯，于是台湾学生首次参与了该营队。

虽然参与该营队的目的并非只针对两岸交流，但事前也确实期望台湾与中国在第三地，能有比较平等的互动。然而中国在开幕式上突然退席抗议，宣称他们发现有台湾团成员在脸书上发表过“台独”言论，要求台湾不得独立参与，否则将杯葛营队。

最后，由于台湾的同学们决定仍希望留在营队中之后，我们向日方主办单位表示，就台湾工作人员不致词、不发言与不参与工作会议，可以让步，但坚拒被并入中国团，也不得干涉台湾学生的言行。我所属的“东亚公民网络”则表明，若台湾学生被迫退出，会负责安排接下来的食宿与参访，希望同学们可以安心。

在这起风波传遍整个营队后，日本学生中的在日韩侨学生起而表示，他们希望能效法台湾，作为独立主体参与营队：“我们希望能像台湾一样保有自己的认同，我们不是日本人，但也与韩国人不一样”。由于在日韩侨议题对日方主办单位来说，具有相当强的正当性。虽然中国仍希望能并团，甚至表示“日后还想参与，咱们都有商有量”，但由于在日韩侨的独立参与，撑出了尊重成员认同的正当性下，我们也未再让步。

对日方来说，中国是并肩共抗“右翼历史修正主义”，打造民间求同存异典范的多年盟友，突然间露出“战狼”面貌，令日方显得手足无措，只是不断拜托台湾“顾全大局”。追根究底，日韩台均是由NGO参与，强调搁置各国政府立场，促进民间交流，只有中方对口是中国社科院，并强势地将中国政府的立场带进营队，显然是最大矛盾。对此，日方主办单位给我的回应则是：“但是中国没有公民社会啊！我们还能跟谁交流？”

正如台湾人熟悉的国际组织碰壁故事，在中国反对下，台湾对青少年历史营的参加就仅此一届。但日方主办单位屈服于战狼之下，亦有许多成员不以为然。除了前述在日韩侨的学生之外，甚至包括中国在内，各国都有成员私下拉着台湾工作人员，表达支持与抱歉之意，日后也都还有后续交流往来。也有教师开始将台湾加入其教材之内，日前还收到其中一位老师的联系，表示小孩受到他的影响，未来想去台湾留学，希望我能给一些建议。

跟拍营队的日本电视台制作人也察觉到了异状，私下找我询问，为何主办单位通知他们台湾不能受访。在解释了台湾的处境后，制作人反而更积极地关注台湾学生的动态，也私下问了许多问题。后来我收到制作人的联系，请我务必看看报导，在影片中虽然没有台湾学生受访，但是以台湾学生合唱《岛屿天光》（台湾乐团“灭火器”为三一八学运创作的歌曲）的段落作结。我对他的用心表示感谢，他则回以：“没什么，那是首好歌，台湾人真的很努力。”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营队最后的分组报告，报告题目是：“营队后我们可以做什么？”在讨论时间时，某小组的负责老师来找我：“实在不知道台湾学生在说什么，能否来看一下？”一听讨论内容，原来大多数的学生倾向讨论：“如何推广在营队中学习到的『真正的历史』”，但台湾学生认为因为历史经常受到当代学术、政治与社会脉络影响，而有许多分歧，因此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不同史观间的对话基础与空间。

负责该组的老师带着焦虑与困惑问我：“我们举办营队就是希望学生能学习『真正的历史』，进而促成和平与友好。但台湾学生却认为没有所谓『真正的历史』？这怎么可能？”对台湾的同学来说，他们在前一年台湾刚经历了公民、历史课纲微调反对运动，对任何意图将“真正的历史”定于一尊的做法充满怀疑。而深切体会到台湾在历史源流与观点上的分歧与对立之后，会在意如何面对歧异，进而推动共同体内外的持续对话，也是很自然的。

但同时我也理解对长年参与“历史战”，抵抗日本右翼主流史观的该老师而言，台湾学生似乎是承认右翼史观也有一定的正当性，至少是需要对话的对象，显然“敌我不分”。

因此我对那位老师说：“就让学生自己决定吧！我们的工作是提供他们小组讨论的环境，不是介入结论。”最后台湾学生说服了其他组员，上台做了一次与其他组相当不同，但我个人看来相当有意思的报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即便中国领队禁止中国学生与台湾学生接触，但根据台湾同学在营队后所述，还是有不少中国同学找机会偷偷与台湾学生攀谈，“他们想看看党国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甚至聊了不少政治议题，基本上彼此都耐心地倾听了对方的说法，这对双方都是珍贵的体验。因此就结果来说，台湾的同学们仍是庆幸选择留下来的。

看见人，也看见结构

在这数年间，出现了许多活跃于两岸间的组织与个人，例如穿梭中港台进行社会调查的“启鸣两岸探索计划”与“台大Sino启鸣社”、参选淡江大学学生会长的陆生蔡博艺、境外生权益小组、成为首位香港大学《学苑》成员的江旻谚等等。后来在台湾举办的六四纪念活动，则成为了部分持不同政治立场的青年间合作与交流的场域。

而我自己从勇闯北京参与国际赛事的大学生，到尝试开启两岸交流与维护陆生权益的学生会干部，再到现在每年固定担任几个国际交流的工作人员。回望过去，虽然偶然地站在时代的风头浪尖，若比起前述各位的活跃，并没有留下什么了不起的成绩。

即便这些经验的代表性有限，亦仍未足以抵御“互相怨恨”的滚滚洪流，但只有当双方都不再是满布标签却面目模糊的群体，认真看待彼此的所思所为时，才有真正开启对话的可能性。

然而在读了“陆生十年”的系列文章后，虽然基本上同意文章中基于学术研究与采访后的分析，但对于“互相怨恨”的结论，仍不免耿耿于怀。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作为回应，是认为在“陆生十年”试着透过学术研究与采访，将“陆生”具体的思想、行动脉络与世代变化描绘出来后，或许也是时候开启对“台生”的讨论了。

即便是持台独立场，仍旧有许多人不愿将两岸交流或陆生议题化约为“统战/反统战”工具，而是怀抱着热诚，去面对每次两岸交流活动、以及在活动中相遇的每位陆生。正如陆生不该是两岸关系的工具，台生也不只是陆生在台生活的背景，燃烧了青春的，不是只有陆生。即便这些经验的代表性有限，亦仍未足以抵御“互相怨恨”的滚滚洪流，但只有当双方都不再是满布标签却面目模糊的群体，认真看待彼此的所思所为时，才有真正开启对话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回顾一路挫败的原因，也正应证了汪宏伦所言：“两岸问题的症结终究在北京”。因此很多事情不是台湾不愿意做，从两岸交流活动前被下条子、陆生将学生会视为“台独”而不愿信任、再到台湾被东亚历史营拒之门外，当中即便各自有许多错综的因素，但若循其本，无疑中国政府才是最大的阻碍。许多事情看起来是双方各自有错，例如前述东亚历史营的主办单位，就主张他们的决定是基于试图阻止台湾与中国“双方”的争论，维系彼此友好，没有偏袒哪一方的意思。但这类说法，掩盖了台湾与中国间在权力关系上的不对等。若友好的前提是有一方必须放弃主体性，那绝对称不上真正的友情。

如果说这一路以来的挫败有什么价值，那就是深刻体会到必须同时看见人也看见结构。不应将人工具化为政策目的，真诚地面对每一次的互动，并维护彼此的尊严；但同时也要看见在人际互动背后政治力量的作用，不能一厢情愿地去政治化。对“中国/台湾”、“中国人/台湾人”、“陆生/台生”在不同情境脉络下，所产生的权力不对等关系，必须面对，而非漠视。

我非常赞成张可在文中提倡避免互相伤害、寻找新的共识基础与共鸣的主张。但在该文的基础之上，不得不进一步去问，要实现一个两岸民间能良性互动的环境，实际上究竟如何可能？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一路遇见过许多不同的答案。例如基于对台湾主体性的坚持，认为应该与中国划清界线。或是尝试以艺术、学术、媒体等领域建立交流途径。取径港澳、日韩等其他国家也是选项之一。另外也有批评台湾社会太过固执于台湾认同，妨碍了两岸和平进展的意见。

除了台湾自身的各种立场之外，不可忽视地是这些年来，中国也变了许多。在许志永再度身陷囹圄、滕彪远走海外的今日，若再次到访北京邮电大学，恐怕不易再听见有同学公开以“三博士上书事件”自豪。而总是在交流活动上对中国学生大谈六四的香港学生，现在无论出于政治立场上不愿，或政治风险上不敢，亦已成绝响。而曾经成为我重要资讯来源的《阳光时务》、《南方》、《财经》，人事均已非。

而学者虽长期在交流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几年来中国的拘捕对象，已经从国内的中国学者，扩张到台湾学者，再波及了旅外中国学者，与访中的外国学者。我所服务的北海道大学，就在去年有日籍教授在受邀赴中时被捕，震惊了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同时邻近的友校也有中国籍的资深教授，在去年返国探亲后失去联络，过了很久之后才间接传来似乎是被捕了，但详情至今仍不明。

回到陆生议题，即便我仍旧认为陆生的权益应受保障，也期许留学生能在两岸关系当中扮演正面角色，但当北京决定关上大门，以台湾的立场也实在强求不来。而几年来的东亚交流经验也让我理解到，台湾有必要放眼东亚乃至于更广阔的世界，将两岸关系置于国际脉络中去处理，而非眼中只有中国。

同时，对许多国家来说，过往不放在眼里的台湾，当面对中国崛起时，其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对象。台湾可以此为起点，摆脱被各国视为对中关系一环的定位，确立在国际上的主体性。这并非否定台湾需要面对中国，也不单纯是“结盟抗中”，反而是透过强化多边关系扎稳马步，才能更稳健地与中国往来。

例如，若从今往后，陆生不来了，以台湾高教的立场而言，首先应认真面对私校监理问题，阻止私校的恶意倒闭。同时开拓多元生源，例如日本留学生的数量，在近年就持续成长。但也应尽速解决以产学合作专班之名，剥削留学生劳动力的问题，这都是更务实而重要的高教议题。当台湾能够认真解决陆生所“照”出的自身体质问题，不再将陆生视为台湾私校的唯一救世主时，或许当陆生再来时，我们就能更建设性地讨论陆生权益议题。

在“互相怨恨”的时代，要如何保留一丝清明，不被消磨掉对人性的尊重与善意，但同时又清醒地认知到政治社会结构的影响，实事求是地在夹缝之中寻找自保与共处之道，不管陆生来不来台湾，都仍将是我们未来无法回避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