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背后，被“现代生活”吞噬的家园

编按：2019年5月到6月，16位西马巴迪族（Batek）原住民的性命，被一场“不明疾病”带走。数月后，马来西亚卫生部长宣布集体死亡的原因：“麻疹”。政府盖棺定论，一时掀起的舆论也销声匿迹。可村民多有未信服的，进入村落调查水源的医生警示，单一原因可能无法解释这一集体死亡事件。

其若非这次集体事件，人们大约已经忘了森林里的巴迪族人⋯⋯巴迪族是最早生活在西马的原住民之一，在森林里半游牧存活已有6万年。可近些年，他们过得很辛苦。森林变成油棕、橡胶园；矿场进驻、河流变脏；百岁巫师死去，后继无人。这次集体事件死去的村民，甚至无法采用传统的“树葬”，被政府安葬在了伊斯兰坟地——尽管村里还传唱着“进森林”（Cep Bah Hep）的曲子，但他们的身份证，却不知何时被加入了“伊斯兰”的字眼。

“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调查”上下两篇重磅报导，走进这个住着200余人的原住民村落，他们的生计和传统，他们的身分和历史⋯⋯集体死亡事件的背后，隐藏着更多西马原住民群体的挣扎和不为人知的失却。本文系上篇；下篇聚焦西马各原住民社群“被转教”为穆斯林的复杂现实：《集体“改信”穆斯林，失落的西马原住民》。

2019年5月2日，马来西亚吉兰丹州（Kelantan）话望生县（Gua Musang）瓜拉格（Kampung Kuala Koh）村，一名巴迪族（Batek）妇女，患上不明疾病离世。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相继有青年、婴儿、甚至一家几口过世。“他们的肚子胀起来，胸口很闷，喉咙肿起来，开始呕吐，然后就死了。长子和老幺就这么走了。”一位居住在瓜拉格村的巴迪族妇女缓缓说道，这是她两名孩子死前出现的症状。

在短短一个月内，这场“不明疾病”一共带走了16名巴迪族的性命，年龄介于1岁至63岁，当中，8人在18岁至35岁之间。经过调查，马来西亚时任卫生部长祖基菲里在2019年9月公布，造成这次集体死亡的原因：麻疹。

可这个解释，并没有让村里人心安。“过去，村子里也有人得过麻疹，可以进食，但会辛苦到无法睡着。这次不同，患病的人会在睡梦中离世，会辛苦得无法吞咽任何食物。”瓜拉格村村长柏粿 （Tok Batin Pokok）回忆当时的状况。一年过去了，调查结果已经尘埃落定，村里人即便心中还有疑问，也无能为力。

瓜拉格村邻接马来西亚瓜拉格国家森林公园，这里从很早前便是巴迪族的生活基地，如今约有52个家庭，住着约200名巴迪族人。村子位于山上，路途中会经过密密麻麻的油棕园林，窄小、崎岖的山间道路上都是大卡车的轮胎痕迹，被压成了深度不一的坑洞。

巴迪族是最早生活在马来西亚西马的原住民之一，他们皮肤黝黑，有着一头乌黑的卷发。马来西亚的原住民分为东马原住民（Orang Asal）和西马原住民（Orang Asli），后者又被划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塞芒人（Semang）、塞诺人（Senoi）以及原始马来人（Proto-Malay）；这三大类又可进一步划分成18族，其中，巴迪族被归类为塞芒人。截至2010的最新数据，西马原住民仅占马来西亚人口的0.6%，约178,197名，而巴迪族占了其中的1447名。

这1447名巴迪族居住在西马的吉兰丹、彭亨和登嘉楼这三个州属的热带雨林里。他们实践混合经济的生活型态，以采集和捕猎维生，也交易；部分巴迪族也以农耕或在国家森林公园从事旅游业谋生。巴迪族属于半游牧民族，依然拥有自己生活的基地，当需要到其他地方觅食，或是碰到亲人过世时，他们就会另迁基地。

据长期研究巴迪族的人类学家安迪克特夫妇（Endicott）《村长是个女人——巴迪族的性别平权》一书，有亲人过世时、或是原本居住的村落太凌乱时，巴迪族就会搬走；当一个村落里陆续有巴迪族搬走的时候，其他人也会跟着离开，因为他们相信“空”的村落会吸引野兽。

对他们来说，“搬迁”比起“安定下来”来得更容易。

然而，这次16位巴迪族死后，瓜拉格村里的其他巴迪族并没有另迁基地，而是继续待在这个村子里。

“现在的生活没有比较好”

走进瓜拉格村，可以看见一排排的浅黄色石砖屋。这些房子是专门负责原住民相关事务的“原住民发展局（JAKOA）”在2010年盖的。建设石砖屋是该部门制定的社会发展计划之一，旨在为贫穷的西马原住民提供房屋，让他们过上“现代化”的生活。

不过，从瓜拉格村的情况看来，大部分的石砖屋都空无一人。每栋石砖屋旁，还会出现巴迪族自己另外盖的竹屋，村长伯粿一家便是如此。

伯粿和妻子丽娜（Lina）育有7个孩子，老大21岁，老幺3岁。伯粿主外，常带长子一起进森林找食材，带着鱼和虾回来；丽娜主内，三两下便把火生好，把带回来的食材准备给孩子吃。伯粿和丽娜都性格腼腆，在对外人说话时，声音轻轻细细的，丽娜说起话来，会不自觉眉头深锁，仿佛心中的忧郁都已经集中到眉头上。

她坐在伯粿盖的竹房里，抱怨眼前的石砖屋很热，也不适合居住。

不到50平方米的石砖屋子格局方正，有三间房间、一间浴室、一间厕所、客厅、还有供下厨的流理台。不过，不论该房子是否有人居住，卫浴和厕所都成了堆积灰尘的地方（他们通常都到河边如厕/洗澡）；房间里堆满了杂物，每一面斑驳泛黄的墙上都布满了小孩子们的涂鸦。大多时间，屋子里都不会有人。

这和竹屋呈现的景象完全不同，竹屋都被细心装饰，打理得井井有条，大多时间人们都会在竹屋里面休息聊天。尽管天气炎热，坐在竹屋里并不容易感到极热难耐。偶尔，小孩们呈大字型躺着，让妈妈把他们头上的虱子一只只抓出来；但还在石砖屋里的巴迪族们就不同了，有时热得受不了，他们就会抱着小孩来到外面的凉亭乘凉。

其中一名住在石砖屋里的巴迪族妇女尼帕（Nipah）抱怨道，“石砖屋很热，风吹不进来。晚上睡在这里，孩子生病会哭醒。”她怀里抱着因为发烧而嚎啕大哭的女婴。

“开风扇没用吗？”

“没有电。”

“停电吗？”

“一直以来都没有电。”

原住民发展局在2010年盖了这排房屋，在房子里都装上了电风扇、电灯和开关——只是，政府并没有提供任何电力设施供使用；而且，在盖了浴室、厕所后，却没提供稳定的供水设施。10年来，瓜拉格村子里的巴迪族都是在没有电，且时而有水、时而断水的情况下生活的。

如果手机没电，他们得徒步约一至两个小时，到靠近城市地区有电的地方充电；如果夜深了，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点起油灯，在微弱的烛光下用餐；如果要喝水，就喝水管里的水，或者到河边取水加热后饮用。

“政府说要我们住进屋子里，说这样比较方便，也叫我们不要想念以前的生活，但现在的生活没有比较好。”丽娜不喜欢、也不适应这样的生活。有些住在其他地区的巴迪族已住进石砖屋里，慢慢将找生计的方式从森林转移到城市，走入现代生活。但是，丽娜认为巴迪族是森林的孩子，就应该在森林里生活。

在巴迪族语里，“hep”是森林的意思，所以他们也会称自己为“Batek Hep” ，将自己与森林连结在一起，一切取之森林，用之森林。巴迪族也很常会将“Cep bah hep”挂在嘴边，意为“进森林”。对他们而言，不管是生活、身分认同还是祖灵信仰，都离不开森林。

回忆起小时候，丽娜说会跟着父母学习在森林里必备的生活技能。他们知道如何从泥泞上的脚印判断哪种动物曾经途径此地、熟知森林里的各类植物和草药、懂得如何用竹木快速盖出房子和造竹筏，尤其寻找食物。找食物往往消耗大量体力，有时他们得在森林里走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如果木薯、鱼类依然无法补充他们的体力与能量，他们就会狩猎动物。

“若猎物很大，需要几个男生合作。男生的力气够大，先用刀朝准猎物的脑袋砍下，去除不能吃的部分，接着在河边洗净再用火烤干。”说到森林的生活，丽娜原本皱着的眉头终于有舒缓开来的时候。

走在森林里，他们的步伐快速轻盈，尽管穿着夹脚拖，也能在急流中的滑石上走得四平八稳。看到已经被好几只水蛭缠绕的脚趾头，就不急不慌地用随手捡来的小树枝拨开。为了避免自己迷路或是让同伴跟上脚步，他们会在沿途中，随手折断一根根小树枝，或是在脚边丢下一个枝叶等，作为彼此间熟知的记号。

“如果还是在森林里迷路怎么办？”

“迷路也不害怕，先睡一觉！隔天起床，先冷静下来，仔细回想走过的路程就可以了。”

“如果碰到老虎和大象怎么办？”

“还能怎样？跑啊！有多快跑多快！”丽娜噗嗤笑出声来，回应这一个“到底有什么好问”的问题。丽娜回忆起森林里轻松惬意的生活，说只是坐在森林里也可以感受到风，很热的时候还有河水可以降温，想要外出就随时外出，还可以带着孩子钓鱼、玩水。“还是从前在森林好，现在一点都不好。”她轻轻叹了一口气。

丽娜言谈间说了很多次“从前”，不断透过喜欢的“从前”对比失望的“现在”——从前，瓜拉格村附近都是满满的树林，现在，却是一片又一片的油棕园。

“森林消失了”

巴迪族也知道，他们眼前的这一片片“油棕园”是马来西亚的主要外汇收入来源之一。马来西亚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油棕出产和生产国家之一。从2011年到2018年，油棕产业每年为马来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2.8%-4.8%。问题是，生产的代价是什么？而又是谁来承担呢？

2000年到2012年间，谷歌地球绘图的统计指出，马来西亚是世界上三大森林砍伐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这一趋势在近年来并没有减缓。根据全球森林观察网站（Global Forest Watch）统计，从 2001年到2019年，马来西亚的森林覆盖率（tree cover）共减少28%，相当于812万公顷，已超过两个台湾之大。流失的森林中，高达94%的原因被归咎于森林砍伐（deforestation)，做为种植商业作物（如油棕和橡胶）、发展用途（如城市化）和变更耕作方式等，其中又以前者的扩张商业性作物为主。环境科学与保育新闻网站《Mongabay》在2013年引用棕榈油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RSPO）的一项研究：1990年到2010年间，马来西亚约150万公顷的森林都变成了油棕园。

最初，油棕被英殖民政府从西非引进马来西亚做为观赏性植物。196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为避免过度依赖橡胶产业，开始鼓励橡胶园主种植油棕树，并在1956年成立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推动土地开发计划。这项计划旨在重新安置贫穷人口，为他们开辟新的定居点，同时鼓励他们透过种植橡胶和油棕来消除贫穷。油棕园迅速扩张，大量的森林被以皆伐（clearcut）的形式进行，一致地伐光一个区域内的大部分或全部林木，以改种植油棕树。

以巴迪族居住的瓜拉格村为例，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SUHAKAM）的一份报告指出，联邦土地发展局为了发展油棕园，砍光了巴迪族习俗地上的树木，摧毁了他们的坟墓和宗教圣地，大大影响了巴迪族的生活和生计。原本会在森林里狩猎动物的他们，如今只能捕食有限的野生动物，例如油棕园里的野鸡。

不只油棕园，伐木活动也在1970年代入侵巴迪族的家园。大面积的森林砍伐剥夺了他们的习俗地，破坏了对他们具有食用和经济价值的树木，更造成河流污染。但是，对吉兰丹州政府而言，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来源。2016年，林业收入就占了吉兰丹州政府预算总收入的29.12%，总额约马币1.8 亿（约新台币12亿、港币3.3亿）。

几十年下来，在油棕园和伐木业为马来西亚和吉兰丹州政府带来巨额利润之时，原本依靠着森林过活的原住民就被远远地抛下了。如丽娜所言，巴迪族的生活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受益，反而更糟。2014年，吉兰丹发生30年以来最严重的大水灾，超过12万民灾民无家可归，在山上的瓜拉格村也无法幸免，巴迪族纷纷往更高的山上逃。

2016年，锰矿场进驻，就在距离瓜拉格村不到3公里的地方采矿。2019年，又发生了这起集体死亡事件。在集体死亡事件后，该矿场被揭发疑似非法采矿，未向矿物局取得准证，且其运营执照也早在2017年到期。吉兰丹矿物与物理科学局（JMG）随即在2019年6月11日封锁该锰矿场。

“其实有点伤心，我有点想念从前在这里的日子。”一名巴迪族青年阿兹（Aziz）缓缓地吐出这句话。他的“从前”和丽娜的“从前”很大部分可能是重叠的，但他还多说了一句，他想念从前在河边戏水、洗澡、玩耍的日子。

“河水有味道。”伯粿说。

“死去的这16人，有可能是因为喝了有毒的水，还是吃了什么有毒的食物吗？”

“我们知道有毒，但不确定是什么疾病。就像老一辈巴迪族所说，麻疹是不会死那么多人的。我知道的是，过去麻疹一年只会死一个人，但现在却是一个月的时间（就死了那么多人）。”伯粿说道。

“政府说是麻疹，（这个答案）我们不满意。”

“河流有污染”

根据伯粿的说法，当时有些人在感受到不舒服时，便搬到更深处的森林里，他也不太清楚具体原因为何，但这些人在被发现时已经在森林里过世了。当他觉得情势不对时，便带著有相关症状的人到镇上的医院去，但有些在被送去的路途中也离开了。这些人并非在一夜之间全部过世，据伯粿，在2019年5月到6月之间，陆续有一位、两位、三位慢慢过世。

巴迪族死亡事件发生快一个月后，直到2019年6月2日，一个关注原住民议题的非政府组织在脸书发文揭露此事后，事件才开始发酵，进而引起各界关注。但是，从集体死亡事件爆发的6月至调查结果公布的9月，官方的说法有时前后不一，有时含糊不清，至今依然留下待解的疑问。

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爆发的几天后，时任卫生部长祖基菲里（Dzulkefly Ahmad）公布第一次遗体鉴定结果，表示其中两名巴迪族死于肺炎。约一个星期后，他改口指巴迪族是死于麻疹，而非肺炎。祖基菲里说，巴迪族的黝黑肤色让他们在第一次验尸时没能发现死者皮肤上的疹子，也认为肺炎和麻疹并无矛盾，因为肺炎是麻疹的并发症。

当时，外界怀疑死去的巴迪族很有可能是喝了污染的河水，推测这可能与瓜拉格村附近的锰矿场有关。面对质疑声浪，吉兰丹副州务大臣拿督莫哈末阿马（Mohd Amar Nik Abdullah）强力否认，表示巴迪族的死因与水源污染和伐木活动无关。时任副首相旺阿兹莎（Wan Azizah）也跟着澄清，说据消拯局危险化学品处理、环境局和卫生局的抽取水源样本化验结果显示，附近的锰矿场并没有排放废料，且水源样本地点的水质符合国家饮用生水的质量标准，因此巴迪族的死与锰矿场没有关系。

但是，马来西亚私人执业医生联合会主席周锦荣医生提出质疑，认为仅仅将死因归咎于麻疹爆发是为了转移焦点。就在集体死亡事件发生前的一个星期，周锦荣与卫生部合作“大众医生”计划，在4月28日深入到瓜拉格村免费看诊，当时并未发现任何村民出现麻疹的前兆。

他在一份报告里提出：“我们看到很多儿童患有上呼吸道感染、腹泻、寄生虫感染、疥疮（接触性传染性皮肤病）、叠瓦癣（真菌感染性疾病）、以及营养不良。”周锦荣不否认麻疹并发症确实会造成显着的死亡率，尤其当患者的免疫系统因为营养不良或其他原因而变得脆弱，儿童尤其如此，但是，16名死者中大多是年轻力壮的成年人。

“我们被告知最初两位死者的死因是大叶性肺炎，而麻疹影响肺部的常见表现是间歇性肺炎。”因此，周锦荣医生认为，仅仅是寻找单一的死亡原因去解释这起集体死亡事件是错误的方法。

他在2019年6月初到瓜拉格村收集了巴迪族主要使用的河流水源样本——婆丹河（Sungai Pertang)，分别进行独立调查，报告经化验后得出的结论都是：“该河流完全不符合饮用水的标准”。

其中一份由隶属于马来亚大学工程学院的环境工程实验室检验的报告发现，河流中有大量的大肠杆菌，以及远远超过河流和饮用水标准的氨（Ammonia）成分，推断这有可能是人类或动物排泄物，以及渗入水中的肥料所致。其中一项报告更发现河水中超标的重金属锰元素：每公升水中含有高达 2.53 毫克的锰，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订下每公升 0.1 毫克的标准，远远超标 25 倍。

“长期摄入大量的锰将导致身体健康不良，损害大脑、肝脏、心脏和其他器官。这也被证明与婴儿高死亡率有关，这在（高婴儿死亡率的）巴迪族社群里是已知的事实。”周锦荣的报告指出。

尽管如此，经过三个月的调查后，时任卫生部长祖基菲里在2019年9月26日公布最终结果：16名死者之中，4人证实死于麻疹，8人的死亡与麻疹传染病相关，而另外4人因为尸体腐烂情况过于严重，无法断定死亡原因。当时，祖基菲里在记者会上再一次强调，根据检验分析和法医报告的结果，死亡原因与重金属无关，并表示瓜拉格村附近的水源都符合饮用水标准。

不过，在集体死亡事件发生后，据瓜拉格村村民所言，村里很快就安装了大型净水过滤器和水塔等设备。据负责在瓜拉格村安装净水过滤器和水塔的水电工凯鲁（Khairul）说，这项计划隶属于矿物与物理科学局（JMG），之后将会转交给原住民发展局负责。丽娜感慨：“如果没有人死掉，我们可能到现在什么都没有。”但刚安装好的滤水器和水塔状况也不太稳定，2020年2月的某一天，前一天孩子们还能开着水龙头喷水玩乐，一天后，水龙头就扭不出一滴水了。

凯鲁认为断水的部分原因在于巴迪族们没有“节水”观念，“他们还过着从前的生活，他们过去的生活里没有帐单，不用每个月缴费，不像我们会节水，不然帐单费用就会很飙升。”基本上，水塔的水量足够一村的人使用一天。如果说并不生活在瓜拉格村的凯鲁，只要一天没有进村启动马达抽水，那么巴迪族们很可能就会面临缺水的情况。

从前在森林里是取之不尽的干净水源，如今却要面对时而断水的状况，这让巴迪族们深感不便。丽娜约20岁的女儿克莱亚斯（Krayas）就忍不住说：“最辛苦就是水的问题。要去这边（附近的河流取水）也污染，要去远一点的地方也有污染，要怎么办？”

长期关注原住民权益的原住民关怀中心（COAC）协调员柯林（Colin Nicholas）曾在2009年至2012年间访问瓜拉格村，他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巴迪族人们是“快乐的”，因为“他们仍能掌握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认为，集体死亡背后真正的原因并非医疗或卫生问题，而在于原住民的传统习俗地不被承认、并以进步和发展之名被剥夺之后，所直接产生的结果。

“土地很值钱”

在马来西亚，西马原住民被称为“Orang Asli”，与马来人和东马的原住民合称为马来西亚的“土地之子”或是“土著”（Bumiputera）。但是，在过去，西马原住民很长一段时间被贬称为“Sakai”，意为奴隶，在各方各面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直到1948年至1960年间，马来亚政府和马来亚共产党（马共）展开武装斗争，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原住民也卷入其中。最初，马共获得乡村地区的许多帮助和物资，但后来因为“毕利斯计划”（Briggs’ Plan）的执行——透过将散居在森林与矿区区域的居民集中起来，并重新安置到备受监视的新村里——马共的一切援助也跟着被阻断。马共因此被逼往森林深处行动，寻求原住民的帮助。英殖民政府开始意识到，若要赢得这场战争，原住民的角色至关重要。

柯林解释：“为了阻止马共从原住民身上得到任何帮助，英殖民政府一开始将原住民赶到仓促建成的安置营里。”在这些拥挤又炎热的安置营里，约有7千名原住民紧急状态期间因精神抑郁或各种疾病而死。后来，英殖民政府改变策略，认为要“赢”得原住民的心才是上上之策，因此成立全权负责原住民相关事务的“原住民事务局”（2012年后更名为“原住民发展局”），也订立了 《1954 年原住民法令》（The Aboriginal Peoples Ordinance of 1954），正式承认了政府对于原住民的责任。

诞生于紧急状态下的“原住民发展局”和《原住民法令》，在当时是为了确保原住民不会有支持马共的倾向，以及阻绝马共影响他们的任何可能性。延续至今，除了依然保留当时“控制”的色彩存在，同时也对原住民采取家长式领导，造成原住民对自己的相关事务鲜少有发言和自决的机会：譬如，《原住民法令》承认了原住民的某些权利，但也赋予有关单位权力，可以禁止任何人进入原住民区域，甚至有权决定原住民首领人选。

随著紧急状态在1960年代解除，政府转而对原住民施行“融合主流社会”的政策，要让原住民过上“现代化”的生活，背后的暗示：“落后”与“不文明”的原住民，必须透过“现代化”融入主流社会，才能与其他族群并驾齐驱。该政策下，政府除了提供他们住房、医院和学校等设施，也透过经济、教育、宗教等方面，对原住民各方各面造成了影响。其中，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原住民的土地权益。

之后的几十年间，伴随着马来西亚的经济起飞和各种建设发展，眼前的巨大利益，吞没了原住民的声音。于1998年启用的吉隆坡国际机场（KLIA）曾经便是西马原住民之一——特姆安族（Temuan）的家园，当时，政府在未做出任何赔偿的情况下征用了他们约16公顷的土地，以兴建机场的高速大道。特姆安族在1996年将此案入禀法庭，经过15年的努力后，最终获得马币650万（台币4598万，港币约1216万）的赔偿金。

只是，当初被迫迁移的部分特姆安族搬到了瓜拉冷岳（Kuala Langat），但如今又因为东铁计划——中国“一带一路”在马来西亚的铁路计划——他们可能再次面临被政府强行征收土地的命运。特姆安族青年艺术家沙克耀（Shaq Koyok）感慨：“你能想像这场梦魇吗？特姆安族当初从他们在兴建吉隆坡国际机场的土地搬到瓜拉冷岳，他们很害怕又因为发展计划需要再次搬迁。”

沙克耀身兼艺术家与原住民的身分，时常以自身创作唤起人们关注原住民权益。他认为，现代化和发展不必然就一定和原住民文化、身分认同有冲突，关键在于进行的方式，“现代化能以适当的管理和方式进行，不一定非得要透过侵占原住民的土地，逼迫原住民放弃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你可以在坚持发展的同时询问原住民想要的是什么。”

“发展没有问题，但同时我们希望实践自己的文化，因为那是我们的身份。”

对原住民而言，争取和捍卫土地权利不仅是争取原有的生活空间和范围，更重要的是保留扎根在土地上的文化和身分认同。以瓜拉冷岳土地的例子而言，沙克耀指出，原住民发展局并没有在土地权益上强力支持原住民，他质疑“如果不想在这个重要题上提供帮助，你为什么要设置这个部门？”

不止原住民发展局，《原住民法令》在保护原住民土地权益上也不够有力。该法令下，州政府拥有对土地的最终决定权，原住民则是“被允许”居住在他们的传统习俗地和保留地，只要州政府要想收回土地，就没有义务支付任何赔偿金或分配替代用地给原住民。

关注原住民议题的人权律师西蒂卡欣（Siti Kasim）指出，马来西亚的森林和土地权归属于州政府管辖，不在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通常，原住民失去的土地会被州政府用来贩售，或以任何州政府想要的方式拿走。关键也在于，州政府一定会牢牢把握住土地和森林资源的掌控权，“因为这很值钱。”

过去几十年间，也有原住民就争取土地权益提告州政府，并且胜诉的成功案例，但这往往也受到州政府的挑战或上诉。这需要原住民齐心合力，做好漫长抗争的准备，尤其，并非所有原住民都会清楚知道自己长期居住、继承下来的土地，必须经过一连串繁琐的程序，才能被批准为保留地。关键在于，只要原住民所在的土地没有被画进宪报——即被批准为原住民保留地，那么有关当局就会认定他们对该片土地的权利不存在。

仅仅是费用和程序，就已经让土地申报在实际执行上充满了漏洞。光是为一个村子绘测土地就需要约马币100万（约港币 187 万，新台币700万）。此外，相关文件往往需要辗转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过去就曾发生过被搁置了超过10年，甚至也有不了了之的原住民保留地申请案。

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SUHAKAM）在2013的统计，1990年，约有20,666.96公顷的土地获批为原住民保留地并完成申报， 36,076.33公顷的土地虽获批但未完成申报；而到了2010 年，仅有3.87公顷的获批土地完成申报。而当初获批但未完成申报的36,076.33公顷土地，在20年后，却只剩下了26,288.47公顷的土地：当中消失的9787.86公顷土地去了哪？这些当初获批的土地有些已经归还给州政府，或是被转让给其他实体，在某些地区，有些土地则已经变成了马来人保留地（Malay Reserves）。

原住民的土地申报过程仰赖于原住民发展局处理，朱力（Juli Edo）是原住民发展局成立以来第二位原住民总监，2019年甫上任。新官上任不久的他解释，该局不是政府优先考量的机构，相较起其他财政拨款，该局被分配到有关于原住民土地调查的年度预算相对较低，有时连土地申报的预算也不足够。

这也取决于当届政府如何定位原住民发展局。原住民发展局几十年来，一直在被抛到不同的部门底下，一下隶属于内政部，一下被调换到由首相领导的首相署，如今则由乡村与区域发展部管辖。每一次的调换，不论在人力和资源上都得再度调整，适应不同部门的作风。不论怎么调换，原住民发展局常常在原住民保留地的议题上难以使力，一方面是因为土地权本来就由州政府管辖，而原住民发展局隶属联邦，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人力与资源。

难以撼动的结构、难以解决的官僚问题，有时也会因为由下而上促成的行动而有改变的机会。相较起过去，随着原住民的意识渐渐抬头，他们在身分认同和土地权益上拥有更积极的行动。如今为了捍卫土地，原住民会组织人力，设置路障反抗；他们也会走上街头抗议，提交备忘录给政府，更积极串连社群资源表达诉求。

这只是开始，柯林说，赋权原住民是重要的，包括要让原住民在土地、宗教、教育等议题上拥有自治的权利，并且有能力建立资源和外界串连。如何团结原住民至关重要。“目前有很多原住民领袖，但都属于不同的分支，有些是穆斯林原住民，有些是社运原住民，有些是专门代表自己分支的原住民。”柯林认为，这通常会让焦点只放在一些较为强势的原住民分支上，而忽略了其他分支。如果拥有一名可以代表西马原住民的领袖，在他看来，原住民在相关议题上可以走得更长更远。

“我要回到森林”

集体死亡事件之后，有些巴迪族选择搬离瓜拉格村。丽娜说，这些人搬到了更靠近森林，距离瓜拉格村徒步约两个小时的地方。提起过世的那16位巴迪族人，丽娜的语气里透露出一种无能为力，不仅仅是对死因的怀疑，还有巴迪族“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

按照巴迪族的习俗，死去的人会采取树葬的方式进行。他们将遗体置放在竹制的架子上，摆上一些死者生前喜欢的衣物和物件，接着再用绳索把遗体向上拉到挑选好的树干上摆放，回归自然。树葬后，他们短期之内都不会再回到那个地方了。然而当初为了检验死因，有关当局在找到遗体并解剖之后，最后却以穆斯林土葬的方式，将这一些遗体入葬：因为巴迪族被官方认定为“穆斯林”。

“我们不是穆斯林”是伯粿和丽娜异口同声的反驳。一件又一件事发生之后，和其他人一样，丽娜也想要搬走。

“你觉得现代生活怎么样？”

“我感觉不好。”丽娜露出难为情的笑容，像是担心自己的回答不符合期待。“政府说我们之前（在森林里）的生活很困难，但是身为巴迪族的我们感到自在方便。叫我们住在像这样的城市，很多事情都不好。看看吧，有人死了，有人生病，有人欺负我们，笑我们头发和身体不漂亮，很多问题。不是我们要求政府让我们过上现代的生活，我们本来过着的就是原始的生活。”

“所以你希望回到森林生活？”

“这样才是最好的。（如此一来）我们不需要政府的帮助、不需要辛苦找钱、不需要水塔，也不需要电。”

可否回到森林里生活，丽娜说还需要等村长伯粿“真诚地”和原住民发展局讨论，他们目前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的同时，困扰着他们的现状依然没有改变。

“有干净的水后，政府有说什么时候会把电装好吗？”

“可能要等到（再）有人死了才会有吧！”耸了耸肩，丽娜的女儿克莱亚斯插话，接着把头撇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