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捷关系背后，一位总统和两位“挑动时局”的商人

捷克现任总统米洛什·泽曼（Miloš Zeman）是个酒鬼，这在捷克人尽皆知。布拉格的导游们，还会把泽曼醉酒的轶事混在查理四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等关于捷克过往的严肃历史当中，博游客一笑。“在youtube用英文搜捷克总统，系统自动补充的关键词是醉酒。” 导游伊恩总是在把游客带到捷克总统府的所在地时，讲起这个关于泽曼的段子。

2013年，当时68岁的泽曼，成为了捷克历史上第一位由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为了庆祝当选，泽曼举办了一场皇冠展。在开幕式上，全捷克的观众都从电视直播上看到了表情呆滞的泽曼，他眼睛都睁不开，走路踉跄，扶着墙壁才站得稳。第二天，泽曼在电视上为自己辩护，称喝酒无大碍。他说，丘吉尔爱喝香槟和威士忌，而希特勒不喝酒，还是素食主义者，“但大家都知道他下场究竟怎么样”。

这不是泽曼第一次口无遮拦：他曾把巴勒斯坦前领导人阿拉法特比作希特勒。在他政治生涯更早些时候，他曾对一家本地报纸《Lidové noviny》表示说，那些想要跟北京保持紧密关系的人，“是做好了要动手术把眼睛变小的”。1996年，泽曼在担任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时，曾强烈反对捷克在外交上的软弱，他把中国作为例子，讽刺屈从压力的政客，为了得到“正确”的肤色，会寻求被黄疸病感染、会宣称他们从小就喜欢大米。

不过，二十年之后的2016年，泽曼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捷克的对华政策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2016年是中捷关系的高光时刻，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捷克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后，泽曼表示，希望捷克成为中国进入欧洲的门户，并预计捷克在一年内就有望拿下来自中国35亿欧元的投资。

从2014年首次访问中国到2020年4月之间，泽曼访问中国共计七次，包括2015年作为唯一一名参与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的欧盟国家领导人。泽曼本人对于中国态度的巨大转变，让人费解。对于在捷克进行中国研究的学者而言，分析泽曼身边的顾问团队和他所在的党派，以及回溯他的政治过往，多少可以理清泽曼之所以“站队”中国原因。

捷克智库布拉格国际事务协会（AMO）中国研究项目在2012年起开始对中国在中东欧的影响进行追踪，并对关键人物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在捷克截止至2018年的“中国影响力”数据图当中，以泽曼为中心，有两条线延伸至中国和捷克的商界：一条是捷克企业派富集团（PPF Group）的创始人凯尔纳（Petr Kellner）；另一条则是中国华信能源的董事长叶简明。

前者凯尔纳是捷克首富，更确切的说是中东欧十六国首富。泽曼2014年访华结束后，便是乘凯尔纳租用的私人飞机回的捷克。此举让泽曼饱受争议，捷克媒体评论，如果类似的行为发生在其他欧盟国家首领身上，恐怕是要被迫辞职的。而叶简明，在中国和捷克“热恋”期，一直是泽曼总统身边的中国顾问。

在过去5年甚至10年间中捷关系的起起落落中，凯尔纳和叶简明这两位商人都深深卷入其中。这两人所在集团近些年的剧烈起伏，也反过来影响到了中捷外交关系最新的改变。

在中国赚满钵的捷克商人

2014年，凯尔纳派富集团旗下的捷信集团成为首个具有在全中国范围内发放现金贷的全外资消费金融公司。在接下来的4年中，随着中国消费者消费能力和借贷意识升级，捷信集团赚得盆满钵溢。根据公司财报，捷信在2018年达到盈利的顶峰，净利润达到13.96亿元，同比增长了36.56%。截至2020年5月对公开文件的统计，捷信依然是在中国内地26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中唯一的外资企业。

作为近五千万中国借贷人的债主，捷信和凯尔纳异常的低调，尤其是在老家捷克。

一直到2019年之前，在捷克媒体上都鲜有关于捷信的报导。捷克智库布拉格国际事务协会中国研究项目负责人卡拉斯科娃（Ivana Karásková）在与端传媒的采访中说，记者们曾私下告知她，在捷克的媒体圈里，“大都有被告知过，减少对捷信的报导。”

因此，在2019年10月底，当捷克一家研究中国的智库“解析中国”（Snopsis）翻译了中国大陆媒体《南方周末》关于捷信的一篇调查报导并发表在捷克一家非盈利性新闻网站《Hlidacipes》之后，捷信反应强烈。

南方周末这篇题为《低调的行业鼻祖，全球最大的催账团队》的调查报导，发表于2019年9月5日，详细梳理了捷信从2008年有进入中国市场的意向开始，一直到发展为行业老大的发家史；以及捷信在早期使用的商业模式，是如何影响了包括一大批网贷平台在内的中国消费金融行业的。捷信作为中国的现金贷之王，高利率一直都是其标签之一。报导提到，捷信的招股书中也显示，从2017年到2019年，捷信三款主要产品的实际利率高达42%。

南方周末的记者采访了捷信的前高管、员工以及捷信的用户，对捷信是否为高利贷提出质疑。报导写到：“在合同中，捷信却努力以利息、贷款管理费、客户服务费等名目来规避高利率风险，甚至会刻意将这些收费名目进行分割，以不同子公司的名义来收取。”根据捷信金融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数据，“捷信的手续费收入在营业收入的占比都在70%以上，而利息占比不足30%”，因此，“手续费才是捷信利润的大头”。根据南方周末的报导，捷信并不否认利率高，但强调“是合法的”，理由是持“消费金融牌照”的金融机构，不受民间借贷利率36%红线的限制。

报导也提到了捷信的“特别身份”：“作为捷克最大的企业，捷信时常被视为中捷友好的使者。每年，捷信都会调派大量人手去参与举办中捷金融论坛，而两国的监管高层都会出席会议，这是捷信一条独特的沟通渠道。”

“解析中国”将这份调查翻译成捷克语后，捷信官网上发布声明，指“解析中国”翻译的文章对于捷信在华的业务是“高利贷”这一指控不实，强调捷信一直是在中国监管红线之内；并反驳说，捷信在全球的催收代理人比文中提到的23000人要少很多，指责“解析中国” 是在传播假新闻、操纵舆论，表示将会采取法律行动。

“捷信给我们发了律师信，说要对我们提起诉讼，”“解析中国”的研究员吉鲁斯 （Filip Jirouš） 向端传媒解释说，“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了，并没有起诉，反而还为我们的筹款项目添了把火，让我们被更多人的人所知道”。

《南方周末》并不是唯一一家起底捷信的中国媒体，央视《经济半小时》也曾“点名批评”捷信的高利率。2019年7月中旬，在捷信金融向香港联合交易所递交招股书寻求上市时，数家中国媒体都有对捷信进行相关报导。

中国法定年化利率最高限额为36%，而根据这些媒体披露，捷信贷款的利率加上服务费，年化实际利息往往高达50%，远超过监管机构的规定。在第三方投诉网站聚投诉平台上，捷信金融的投诉率连续三年进入前十，投诉的内容包括“利息过高”，“暴力催收”，“恶意推销”，“合同变更”等等。

2020年，由于疫情重创中国消费金融行业，再加上捷信本身面临的转型问题以及中国对这一行业日益收紧的监管政策，捷信金融在中国步履维艰。2020年第一季度，捷信金融第一季度净利润与2019年同期相比暴跌近90%，雇员数量也比2019年底减少近1.4万人。

不过，数次深陷舆论旋涡，捷信都全身而退。这背后，2014年获得的“消费金融牌照”意义重大：这意味着捷信是符合中国国家监管标准的正规机构。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只有获得了消费金融牌照，才能参与消费金融领域的全链条服务，同时还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得资金，并直连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从而降低风险以及增加催收回款的有效度。

当捷信在不同场合被不同利益方控诉是非法经营时，捷信都会强调，自家公司是已经获得中国官方牌照的消费金融公司，因此所经营的产品和业务，也是符合中国法律的。捷信拿到这张“免死金牌”的过程，捷克中国研究学者哈拉 （Martin Hala）认为，恰是中国惯用的“战术”——中国重商主义的经济外交策略：以经济工具为杠杆，影响撬动其他在地缘政治意义上有重要作用的国家和地区。

哈拉在一篇分析中国在捷克经济外交政策的报告中写道：“一带一路和16+1这样的倡议都是很好的例子，虽然不一定能够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却能够为接近和‘俘获’当地的政治精英提供很好的幌子。”

捷克对华政策的“180度”转弯

导游伊恩最常讲起的两个政治人物，除了现任总统泽曼，还有一个便是后共产主义捷克（当时还是捷克斯洛伐克）首位民选总统哈维尔。

哈维尔是反抗极权压迫的标志性人物，促成捷克天鹅绒革命的重要思想家。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的论述，如今依然在全球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在捷克，“哈维尔是唯一一位几乎所有捷克人都认同的政客，我接触过的所有捷克人，几乎没有人会说一句他的不好。” 伊恩在带领游客们走到当年天鹅绒革命群众大量聚集的瓦茨拉夫广场时讲起哈维尔，“毫不夸张的说，哈维尔曾是，也依然是捷克民众心目的政治灯塔”。

1989年，在哈维尔当选总统后，曾公开接见达赖喇嘛和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连战。这直接导致了中捷关系在哈维尔在位期间几乎降至冰点。哈维尔在捷克政治版图上影响重大，使得捷克在政治传统上并不是一个亲近北京的国家。泽曼总统上台之后，捷克政界在对华态度上明显变暖，但这样U型的政策转变并没有体现在捷克的政策文件当中。

在捷克政府2014年和2018年发布的执政纲领文件中，对待中国的外交政策措辞与之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尊重国际贸易的基础之上，建立平衡和互惠的双边关系”。捷克政府的外交重点依然是欧盟以及北约，但这与在2013年之后日渐频繁的中捷高层互访以及加速升温的中捷关系并不相符。

据曾任布拉格查理大学东方研究所所长的捷克汉学家洛莫娃 （Olga Lomová）的分析，这表明捷克的对华政策有两张面孔：“一面是比较冷静的、面向欧盟的政策；另一面是对中国近乎戏剧化的靠拢。这种差异表明，捷克新的对华政策是某些集团，包括私营企业私下推进的结果。”

打开捷中友好合作协会网址，会看到一个设计粗糙、内容甚少的网站。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捷中友协以及以协会名义所承办的中国投资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卫生部长论坛等活动，为中捷热衷于推动双方关系发展的政界和商界人士提供了重要的会面和交换的机会。

尤其是中国投资论坛，从2013年起，每年都在总统府的所在地布拉格城堡举行，并有泽曼总统的名誉赞助，与会的是以捷克为主的中东欧国家政界要员以及商人，再加上中国方面从政府高层到地方各级官员、企业代表，从2013年的500多人，发展到2018年的上千人参与会议。

中国投资论坛是捷克“亲中”集团的一个大本营，并且由泽曼总统亲自坐镇。捷中友协是论坛最初发起人，在2014年转由中国外交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任主办方。此后，友协依然是承办方，而派富集团则是每年雷打不动的协办方。中国投资论坛也是中捷间第二条商业影响力线索、叶简明的中国华信能源，与派富集团的交集：2014年，中国外交部接过论坛的主办权后，华信成了会议的联合举办方。

捷中友协委员会成员中的捷克人都是中国的“老朋友”， “解析中国”的研究员吉鲁斯说：“都是捷克在中国的代理人。”比如协会主席、捷克前国防部长德沃吉克 (Jaroslav Tvrdík)，协会副主席、现捷克议会议员、中国捷克工作组成员比尔凯（Jan Birke），以及现在已经从网站上移除的协会前执行主席、前欧盟扩大和睦邻政策专员福勒 （Štefan Füle）。

包括德沃吉克在内的这三位政治人物的共同点，除了都为捷中友协工作之外，还都是捷克社会民主党党员，且都与派富集团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也正是捷克内部中国利益代理人的画像关键词：捷中友协、社会民主党、派富集团。

社会民主党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选定”的攻坚目标。社民党是捷克历史最久的政党，虽然在2006年选举中失败而成为在野党，依然具有坚实群众基础。总统泽曼直到2007年因为党内斗争退出社民党之前，一直都是社会民主党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党员，曾在1993担任社会民主党主席。

在中国，与捷克社民党紧密接洽，促成两国关系的升温，被视作“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及政党外交的优秀范例。根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周力在党内刊物发表的署名文章，对外联络部为扭转在捷克国内涉华负面舆论颇多和对其他领域交往产生的负面影响，想法设法做捷克社会各界的工作，重点就是捷克社会影响较大的社会民主党。通过密切接触和有针对性的交流沟通，“最终推动两党交往于2012年实现了机制化”，到了2014年初，捷克社民党重新上台执政，更是“紧紧抓住中捷关系转变的契机，将政党工作的良好历史基础转化为对现实国家关系的有力支撑”。

中捷的政商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通过社民党串联起来。捷中友好协会主席、捷克前国防部长德沃吉克无疑是这些人当中最突出的一个，是游走在当代中捷关系当中最双面玲珑的角色，被捷克的中国学者们称为是“新型政治企业家”的典型。

德沃吉克从2001年起在社会民主党内担任了一系列职位，从国防部长到竞选负责人再到党主席顾问，却在2015年，也就是担任捷中友协主席3年后，受聘于华信集团欧洲公司董事会的副主席——让德沃吉克饱受诟病的是，他同时也挂名总理中国事务顾问。在泽曼2016年成为总统后，德沃吉克转而开始担任泽曼的中国事务顾问一职。

而据多家捷克媒体报导，德沃吉克从2010年开始就受雇于捷信，以中捷经济顾问的身份帮助捷信进入中国市场。除去前政客外，捷信也开始雇佣比尔凯（时任捷克纳霍德市议会议员）这样的地方级官员担任说客，在中捷双方进行游说。

比尔凯在2010年到2013年任捷克纳霍德市（Nachod）市长。2010年当选为市长时，比尔凯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曾描述过他为派富集团工作的过往：“必须得说，我并没有能够成功的帮助派富集团拿到在中国所需要的许可。因为在中国，跨国公司的生意成功与否取决于这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而那个时候，捷克和中国的关系是比较‘脆弱’的，主要原因就是人权，台湾，还有捷克对于达赖喇嘛的接纳。”

“我是不能够在担任市长的同时为派富工作的，所以我已经停止了这些工作，”比尔凯在这次采访中解释说，“但我依然会帮助派富集团，觉得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我能帮就帮了，我认为这是公平的”。

在捷克的学者眼中，顺着中捷双方政商互动的脉络梳理下去，捷克的“中国朋友”们这些“公平”的“帮助”，也是捷克对华政策180度转变的重要背景，这也帮助捷信集团在2014年拿到了在中国全国范围内的营业许可。

2014年4月，时任捷克外交部长扎奥拉莱克（Lubomír Zaorálek）访问中国，而后，中捷双方外交部都发布了声明，特别提到了捷克“充分认识到涉藏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并“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这个“特殊”的条款在捷克境内引发了强烈的反弹，外长扎奥拉莱克在回到捷克后随即承认， 在“工作访问”声明中不同寻常的措辞是中国合作伙伴强加给他的。

2016年4月，捷信首席执行官史迈克（Jiří Šmejc）在一个商务会议的发言中说，他为派富集团和捷信自豪，因为正是公司的成功，才重新激活了捷克和中国的关系。

在捷克“闪亮登场”又“急转直下”的中国商人

与此同时，捷克的市场也在同步为中国开放。

2016年，《财富》杂志将时任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叶简明评为全世界40岁以下的顶级高管之一，并对这位中国最年轻的世界500强公司掌门人进行了专访。叶简明披着神秘的面纱，在世界舞台上走入了公众的视野。

在欧洲，更多人开始注意到华信在捷克大手笔的投资和收购，除去在布拉格的几处地标性建筑外，华信还收购了一家啤酒厂，一家足球俱乐部，两家媒体公司，两家五星级酒店，一家钢铁厂……叶简明被捷克总统泽曼任命为在捷中经济合作领域的荣誉顾问。在泽曼访华期间，一张泽曼与习近平的合影中，当时38岁的叶简明，就站在两人身边，身体微微前倾，笑容谦恭。

这一系列的收购也是始于2014年——这一年，不止对派富打入中国十分关键，对于叶简明和华信而言，也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一年。2014年10月，华信入股捷克J&T金融集团的签约仪式，因为有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捷克总统泽曼到场加持而格外引人注目。华信成为了第一家持股欧洲银行的中国民营企业。

捷克西邻德国和奥地利，东靠波兰和斯洛伐克，是中东欧四国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成员国，还兼有欧盟成员国、北约成员国、申根国家的身份，不管是从地理位置还是政治态度上，都是东西欧的门户。这也恰恰是捷克对于中国以及对于华信具有战略诱惑力的所在。

在叶简明构架的蓝图中，J&T金融集团将成为华信进入欧洲的金融通道，协助中国企业对接“一带一路”的投资项目。华信是民营企业，却获得了十分罕见的“中国”冠名，其在欧洲的登场，也与中国在欧洲的地缘政策走向相契合。叶简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总是强调，华信高速成长的秘诀，就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国家拓展海外能源”。

况且，总统泽曼还与俄罗斯关系密切。2017年，华信收购了全球油气行业最大的公司俄罗斯石油14.16%的股权，成为该公司除俄罗斯政府和英国石油公司外最大的股东，这笔交易达90亿美金。2017年，叶简明在接受《财新》采访时就曾表示，“好朋友”泽曼总统非常讲义气，多次与俄罗斯高层牵线搭桥。

然而，这一笔一旦成功就可以让华信成为世界顶尖贸易商的交易，最终没有成交。

2017年底，香港民政事务局前局长、华信旗下的非营利部门中华能源基金秘书长何志平在美国被捕。联邦检察官指控何志平通过华信在香港的智库做掩盖，向乍得总统伊和乌干达外交部长行贿，获得在两国的石油开采权。

2018年初，华信董事长叶简明也被中国当局拘捕，之后再无消息。华信这座用短短几年就搭起的、曾在世界500强排名第222位的空中阁楼，曾以惊人的速度拔地而起，却以更快的速度坍塌。华信系的公司纷纷卷入了违约、评级下调、股权冻结、诉讼等事件，债务黑洞高达千亿。

中捷“友好”高光，停滞在了2018年

对总统泽曼来说，他的中国顾问被中国官方拘捕，是窘事一桩。

泽曼自当选总统以来一直都是中国在捷克最大的支持者。他曾在不同的场合许诺过，中国将会为捷克带来的巨额投资。智库布拉格国际事务协会中国研究项目负责人卡拉斯科娃说：“我们从来没有在中国领导的口中听到过这些话，大多是从泽曼口中听到的。”

华信来投资的时候，曾让捷克人看到一线曙光，但如今随着华信的消逝，那些来自于遥远东方的许诺，也烟消云散。
中国央企中国中信集团随后接管了华信在捷克的业务。卡拉斯科娃告诉端传媒，中信内部到现在也不知道如何处置华信收购的一众捷克公司。华信当初所做出的收购决策似乎并没有遵循一定的商业逻辑，更多是“根据华信在捷克的代理人德沃吉克的个人喜好和关系网络，”卡拉斯科娃解释说。 在中信接手之后，德沃吉克也加入了中信欧洲公司，担任董事会副主席。

在捷中友好协会网站的动态一栏上，最后的一条更新是2018年：“2018中国投资论坛再次在16+1框架下举行”。捷中友协及其所代表着的捷中关系最“辉煌”的时刻，似乎就这样冻结在了2018年。

这之后，泽曼为中国摇旗呐喊的阵势逐渐减弱了，捷克内部要求重新审视中捷关系的呼声则强烈起来。与此同时，关于派富集团对捷克政坛影响的媒体报导，也逐渐多了起来。

2019年对于派富集团也是坎坷的，先是捷信在中国的业务开始下滑，在港股寻求上市不成，反而引得中文和英文媒体纷纷“揭底”报导，甚至是在自己的后院里，也被坐实了一桩丑闻。

捷克媒体《简明新闻》（Aktualne.cz）在2019年底爆出，一家研究中国的智库“Sinoskop”(现已更名为Asiaskop)，其实是捷信集团出资雇佣公关公司建立的。“Sinoskop”的创始人沃伊塔 （Vit Vojta），同时也是泽曼的中文翻译。在被曝光前，“Sinoskop”频繁出现在捷克主流媒体上，，而Sinoskop关于中国的论调，大部分是“小骂大帮忙”。在香港和台湾以及人权问题上，Sinoskop发表的评论文章，绝大部分都更亲近北京；在2019冠状病毒流行初期，Sinoskop发表的相关文章，认为“新冠将会使中国变得更加强大”——因为中国将克服这个巨大的挑战，从而进一步发展。

捷克内部的“反华派”其实一直存在，他们强调对中国的政策应当以价值观为导向，被捷克前总理内卡斯（Petr Necas）称为“达赖喇嘛主义”。顾名思义，这一派的政客对西藏和台湾表示坚定的支持，认为对人权和自由的追求，比经济至上的利益更加重要。从首任总统哈维尔开始，到2018年刚上任的布拉格市长贺瑞普都是“达赖喇嘛主义者”。

在查尔斯大学学者荷贝克（Martin Hříbek）看来，哈维尔在捷克人的心中是抵抗极权，追求自由的象征，而西藏通过与哈维尔的关联，也成为在当代语境中捷克对于自由在遥远东方的投影，因而是捷克民族认同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即使是在中捷关系的蜜月期，捷克民众对于中国的警惕心也是存在的。根据一家位于斯洛伐克的智库“Globsec Institute”2019年发布的报告，有62%的捷克人认同欧盟的价值观，这高于其他中东欧国家。捷克人有48%的人认为中国对于捷克而言是威胁，这在同地区的国家中是最高的。

因此，当来自中国的经济诱惑未能实现后，被压抑着的声音更容易被听到，并逐渐变成了行动。

2018年12月，捷克政府的网络安全机构（Nukib）是欧盟境内最早发出警告表示华为构成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的国家情报机构之一。这也让总统泽曼大为震惊，因为从2014年以来，华为一直都是总统府的独家通信供应商，为总统及其员工提供通信服务。

2016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捷克时，捷中两国签署了多项条约和协定，其中包括布拉格与北京缔结为友好城市。但在贺瑞普担任布拉格市长以来，多次尝试推进布拉格市与台北市缔结姐妹城市关系，呼吁北京从“姊妹城市”协议中删除“一中条款”——布拉格和北京的友好城市协议第三条写道，布拉格承诺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并认知“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2019年3月，贺瑞普访问台湾，并与蔡英文会面，这让北京极为不满，取消了布拉格爱乐交响乐团（Prague Philharmonia）在中国的多场演出。根据布拉格广播电台报导，中国方面表示，只有在布拉格爱乐交响乐团对贺瑞普曾经做出的使得中国不悦的言行提出批评后，才能恢复演出行程。

布拉格爱乐乐团最初没能成行，中方还接连取消了布拉格弦乐四重奏（Pražák Quartet）、布拉格广播交响乐团（Prague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以及布拉格瓜奈里三重奏（Guarneri Trio Prague）前往中国巡回演出的行程，在捷克政界和文化界引起不满。贺瑞普下定决心，解除布拉格与北京的姐妹城市关系，转而与台北结缔。

在与德国之声的专访中，贺瑞普表示，他的决定反映了捷克在过去几年中逐渐升温的“反中”氛围，“几年前，中国曾承诺在捷克境内进行大笔投资，但是他们除了买下一些公司或俱乐部外，完全没有实现任何投资承诺。 捷克人渐渐意识到中国是个不可靠的商业伙伴，所以他们开始改变对中国的看法。”

2020年8月30日，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Miloš Vystrčil）在中国官方的重压和泽曼总统的反对之下，率领90多人的代表团高调访问台湾。维斯特奇尔是捷克有史以来访台的现任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位，也是第一位在台湾立法院发表演讲的非邦交国现任议长。

他在访台前曾表示说，此行为的是重温已故总统哈维尔推行的 “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维斯特奇尔在演讲中说，哈维尔是捷克现代民主与自由之父，也将永远是捷克共和国的总统。

不过，泽曼一直认为哈维尔只会讲大道理，却做不了实事。在一次与捷克广播的采访中，泽曼评价哈维尔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改革者”，而是一个“空想家”。在政治主张上，泽曼所追求的“实用主义”与哈维尔所写的“活在真实中”，几乎是南辕北辙。

这两位总统位数不多的共同之处，大概就是啤酒了。

捷克的国民骄傲之一啤酒业最著名的宣传语正是来自哈维尔：“凡是啤酒都是好的”。哈维尔鼓励市民喝啤酒，他认为啤酒的酒精度远比伏特加、威士忌等烈酒低得多，“当人们谈论政治时，也不会那么疯狂”。哈维尔还喜欢带来捷克访问的高层政客到布拉格的小酒馆喝一杯，因为小酒馆往往在一座建筑的最底层，满是“众生相”，在他眼里，是民主精神的一种具象。

酒鬼泽曼当然也会招待来访的国家元首喝啤酒。在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捷克时，在布拉格佩特任山顶斯特拉霍夫修道院的院子里，两人俯瞰着脚下的布拉格，把酒言欢。泽曼给习近平上的啤酒，竟不是捷克国酒皮尔森，而是知名度不高的“老博客”啤酒（Lobkowicz)：2015年，华信收购的捷克啤酒厂，正是这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