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一位香港建筑师的木教堂：捧起移民者曾被践踏如草芥的生命

国际文化都市充满热闹高调而“嘈杂”的地标式建筑。无论是现代主义抑或后现代主义的新式大楼，多数庞大、线条和结构突出、未来感浓重。英国伦敦的新建筑也陆续于维多利亚、乔治亚时期的传统英式楼房当中冒起。这些新设计容易制造空间和周遭的割裂感、形成视觉冲击。人们开始诘问，建筑和人、建筑和建筑以及建筑和环境之间更深层、亲密和个人的互动如何变得可能？在伦敦市郊，有一座隐在林间安静而小巧的建筑，于近年欧洲建筑界引发一点回响——一个看上去像火柴盒般的木教堂，尝试为欧洲近代历史文明做出一点回应。

那是一座白罗斯东正教教堂。它是继1666的伦敦大火（The Great Fire) 后，350年间，在这个城市首度建成的木教堂。白罗斯因之前反政府示威浪潮成为世界焦点，这个东西欧强国交界的小国，这个强靭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往往首当其冲，遭遇过占领殖民，蒙受许多人祸和天灾。就在刚过去的半个世纪，它经历了两场重大灾难，一是二战时，首都明斯克和乡郊村落近乎被纳粹夷平，再来是80年代切尔诺贝尔核电厂辐射泄漏致使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

这座白罗斯教堂，就成为在伦敦的这些逃难者为自身社群建造的精神居所，凭吊和志念昔日的灾难、残害和创痛，凝聚未来的人们，同时也展示了新世界对于建筑的时代感性和情感需要。

来自香港的建筑师

新教堂是一种近乎消失的“历史原真”的重现，而不是当下现实的复制。此重现是由一个跨种族、跨地域、跨世代的聆听者所制造的。

“白罗斯纪念教堂”（Belarusian Memorial Chapel）位於伦敦四区的Woodside Park，这里是市郊绿化低密度住宅区，为白罗斯族群主要的聚居区域。座落于白罗斯宗教及社区中心Marian House旁的空地上，教堂占约70平方米，只约如伦敦二人单位般大小。教堂以法式疏导雨水制度的八角形石椿地为基，被17棵20米高的大树围绕，当中包括神父刻意种植的白罗斯当地常见的白杨树。由此对照白罗斯郊区隐在林中的教堂。不但如此，教堂建筑也重现了一些旧式乡间白罗斯教堂的主要元素——巴洛克风格、及以木材作为主要建筑材料。例如教堂入口处有希腊天主教的圆拱顶和太阳十字架，悬挂著大吊钟。垂直木条架起成屋顶和四边外墙；内部建筑如梁柱、墙身和宗教艺术品、祭祀神像皆为木制。

就算在今天的白罗斯，这种巴洛克传统教堂也不常见。经历俄罗斯统治（Russian Occupation Period）和二战的催毁，如今在白罗斯更常见的是洋葱拱顶的东正教教堂。所以新教堂是一种近乎消失的“历史原真”的重现，而不是当下现实的复制。

此重现是由一个跨种族、跨地域、跨世代的聆听者所制造的。而教堂的设计者，是一名来自香港、于英国深造、现於伦敦执业的建筑师苏子葳。其建筑公司Spheron Architect受到白罗斯移民社群成立的宗教团体Holy See of Rome委约，建造此教堂。

伦敦的白罗斯移民大量来自二战后没有归国的白罗斯退伍士兵，以及大量因切尔诺贝尔（Chernonyl）核灾逃离家园的人。苏子葳在起草设计这教堂之前，曾经亲访白罗斯乡村。他仔细观察、纪录和描绘当地二战和苏俄时期以前传统教堂和楼房，包括16世纪的巴洛克教堂和18世纪砖头建造的歌德教堂。他跟当地人深入访谈，聆听他们的经历、回忆、情感。他也跟居於伦敦的白罗斯离散社群作了访谈和资料搜集，发现70年来这个社群只有一个临时的小礼拜堂，一直没有一座正式的教堂——他们希望拥有一座永久的、属于他们的教堂。苏子葳便想到，要为他们建一座木教堂。

木与玻璃承载的记忆

生命曾经被践踏如草芥，如今却被精细的容器，小心翼翼地捧起。

木，是白罗斯人的集体回忆，是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材质。白罗斯历史学者Dr Tamara Habrus写道，生活在林木包围之地，他们由出生置身的摇篮至死亡安息的棺材，平日使用的餐具睡床以至和神连结之所如教堂，都为木所造。“我们的祖先跟木有著神圣的接触。”Dr Tamara Habrus为其民族的质地下了精辟的注脚。然而，到二战时期，木对白罗斯人来说，却变成了极为惨痛的记忆。纳粹为报复俄罗斯的攻击，向白罗斯逾5千个村庄进行灭村式屠杀，共有200万白罗斯人被杀，占全国人口四分一。当时纳粹德军会把几个村落的白罗斯人全集合在最大的建筑——通常就是木教堂，然后把他们锁在教堂内纵火，将他们连作教堂，烧成灰烬。

而在四十年后，切尔诺贝尔核灾事件有70%的幅射物质落在白罗斯。25%土地被催毁，20％平民受害及被影响，除了被核灾侵害的人们，还有数以万计的白罗斯人逃离家园。

此所以，重建木教堂成为离散白罗斯族群之愿，以纪念这两次重大的劫难。白罗斯纪念教堂在2016年，即核灾三十周年之时开幕。Spheron Architect曾写道，这座新教堂晚间著灯时，透过磨砂玻璃透现的柔和的光芒如引路的灯塔，同时令人记起纳粹军人用手电筒照明教堂，那些令人毛骨耸然或悲凉的夜。如今，它记住了一切，但也转化和超越。超越了宗教场所，铭刻了痛楚、慰藉、沉思，盛载历史和情感。

步进教堂，恍如走过斑驳历史的短促又全然安宁的圣途。入口处是比利时一修道院捐赠的吊钟，以示他们跟白罗斯人一同志念逝者。苏子葳为教堂混入了响应巴洛克的当代建筑元素。从侧面看去，教堂外墙木柱子如波浪般上下错落浮动。而间在木柱间的物料是当代建筑用的磨砂玻璃，外边看不进内里，里边人却也不会见到外边风景。而只隐隐然透进天然光线，把木柱子错落的、伴随日照时间而移动的影子轻轻映照到地上。

那近乎无窗的设计（只有高和低的排窗），既响应东正教内观的礼拜和祷告文式传统，光影建筑的变幻和涌动却又令这座小建筑成为记忆的容器，盛载白罗斯颠沛的历史。外边看不到里边，也让人和教堂内每一个角落的木柱、木板的关系更紧密纯粹。教堂根据新世代印度设计师Seetal solanki 的著作《Why Material matter》，述说著物料（material）如何人化（humanise）物件（objects) 和空间（space）。在精细的教堂内，木条被细细裁切，装嵌成圣台以及两边可供开关的栅门，和纵横于尖顶的梁柱。全木传递出平静和内省的感观（sensorial experience），历史的温度既远且近。生命曾经被践踏如草芥，如今却被精细的容器，小心翼翼地捧起。

移民社群离开家乡奔赴新地，会经历大幅度的时间和空间的置换（displacement），当中透过在新的地方重塑空间和视觉符号，记忆和情感被想像和再造。对于经历或是没有经历过如此迁徙的人或族群的后来者来说，当他们身在建筑物当中，建筑物成为有形的、较不暂时（less ephemeral）却又灵活流动的容器。同时它又是一个催化剂，帮助他们连系他们自身的经验和感受，然后他们产生对这些文化再现、视觉和空间的个人情感的回应。

作为反思的情感建筑

在建筑设计的过程里，人的情感有否被尊重、被忆记、转换、再译和延续，建筑物如何成为保留、想像和创造情感的结晶。

这座教堂是依据建筑师以“情感建筑”的概念而设计、而建造。

“情感建筑”(Emotional Architecture) 这词最早出现在1954年的建筑界——为墨西哥建筑师Luis Barragán和雕塑家 Mathias Goéritz的著名宣言。他们为现代建筑的冰冷功能主义提出另类的出路和思考——当然初期欧陆现代主义建筑的功能性也有其理想色彩，即对社会主义和民主、对颠覆权贵、人民掌权的渴望。后来在美国发扬的国际风格则进一步排斥传统、民族性、地域性和个性，形成了被批评为单一化、为形式而形式、非服务大众，而是为权贵资本的建筑。极简设计也曾经被诟病为某些建筑物的功能和目的而行。

Luis Barragán和Mathias Goéritz的情感建筑有推演的特定方向，以及特定的温度。颜色彩艳，结构上不时在建筑物打开缺口，让自然光响应建筑的结构，形成空间、颜色和光线的和谐感，同时造成正向的感官冲击，传递暖和、内省（meditation)和平和感（calmness)。

近年建筑界愈来愈多相类似的反思之声——在欧洲以宗教精神和美学主导的传统建筑，到现代主义建筑那种去情感的、或如内地建筑师马松岩说的“权利与资本主义的纪念碑”之后，人对材质、空间、（人为或自然的）环境是否能够建立个人的、细致的感受？而情感建筑的构想不止是为了创造感受本身，更是为了由此建立人在特定的空间之内，能产生生理、心理和社会层面的安适感和福祉（well being）。白罗斯教堂正是这个反思大潮的其中一个例子。

苏子葳的情感建筑跟这个有70年历史的概念有相通的地方，但苏同时强调情感建筑更是一种创作过程。除了白罗斯教堂，他在另一个纪念性建筑，都曾尝试深入原生的、委约的社群，聆听、观察和把握对他们来说，对历史和空间的感受、及对其的“意义”；苏曾说，他在当地考察建筑物、但对“动”的东西更感兴趣，即人甚至是动物。他亦曾指，作为令记忆成为具象的中间人，他在观察的同时，也以主观的笔触纪录自己的感知和接收纪录；然后他把这些自身的感受传递到设计当中，传递到未来即将使用该建筑物的更广大的、未知的群络。他曾经设计An Echo In Time, 是他参与欧盟发起的20世纪泛欧洲极权受害者纪念塔设计比赛而胜出的作品。苏子葳设计前向受害者募集他们写过的信件，以感受他们所经历和吞吐的情感。结果苏子葳收到四万封信件，他说，看完每封信，紧接的都是良久的沉默。最后他把信件都刻印到纪念塔的大堂地板上，那些受害者的声音，以至他们的内心，成为了作品本身。

情感建筑不单是建筑物所带来的效果，而是在建筑设计的过程里，人的情感有否被尊重、被忆记、转换、再译和延续，建筑物如何成为保留、想像和创造情感的结晶。

寻找记忆特定、核心的接收者

如果要有效去忆记，应该由国家规模缩小和聚焦至“特殊又平常”的方式去忆记那场事件，应该把记忆本土化，成为小群组的人、跟那个场地（the site) 有直接联系的人。

19世纪英国著名艺评人John Ruskin比Luis Barragán更早提出了对建筑的情感浓度的意觉。他说，忆记，是最浓稠的一种情感。他在《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说，“我们可以没有建筑而活著，可以没有建筑而做宗教礼拜，但没有建筑的话我们便不能记得（remember)。”建筑如何捕捉和激发记忆？

白罗斯木教堂和许多20、21世纪的纪念性建筑物一样，对美学的意觉——即使建筑包含清晰的指向伤害、受难历史的视觉符号，建筑终极的静谧是无法、也不打算如实再现过去的残暴血腥和涌动不安的画面。典型的例子有欧洲各地的犹太人纪念馆，包括柏林的犹太博物馆和犹太人纪念碑，以及巴黎的The Mémorial des Martyrs de la Déportation。纪念性建筑物有时反而以一种与现实相反的、绝对的“美”鼓励人们对现下的反思——透过对空间的肃穆感的欣赏，及其空间所召唤的无声疗愈之旅。

在这教堂窄长的入口廊道，巨型的石块与沿路墙上的万盏小灯，又或是小小的精巧的全木建筑，你的脚步必得放缓，时间感骤变，空间显得安宁、纯粹而内在。

然后就是寻找该记忆的特定的、核心的接收者。犹太文化研究学者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指，我们记忆的任务，是一个连绵无尽的旅程——记忆总是连系著他人（the others），或者是一个不会分裂或者被灭绝的地方。

英国建筑史家、视觉文化学者Dr Shelley Hornstein 在《Losing Site: Architecture, Memory and Space》写到，如果要有效去忆记，应该由国家规模缩小和聚焦至“特殊又平常”的方式去忆记那场事件，应该把记忆本土化，成为小群组的人、跟那个场地（the site) 有直接联系的人。

Dr Shelley Hornstein写到，艺术家Dani Karavan在西班牙法国交界一个偏远村落的崖岸，设计了一座如一个洞般的“纪念碑”，悼念在该村落落入西班牙边境人员之手、逃奔美国失败、遭遣返前夕自杀的班雅明——从那个“纪念碑”构成的洞看出去，是天和海，是日与夜、潮涨潮退间的变幻之碑。这个村落从来不是旅游点，纪念班雅明的核心群体也不是村落里的人。毫不意外，记忆的核心群体是班雅明的跟随者、知识分子社群到访之处，而成为了愈加被流传的纪念地。

而白罗斯木教堂也就成为 displaced people、异乡人群持守其特殊的、属于白罗斯离散族群独有的记忆。透过木教堂的重构，把影响整个国家的纪念事件变成是社区性的、跟地方特征联系的个人感受——那是心理的记忆、是对空间所生出的感官感受。

当我们在过去半世纪的都市间走过那些大而无当的、喧闹的、叛逆而矛盾的、趣味来自与周遭及传统割裂的、离群索居的建筑之时，小、内在、在地、跟环境及其他生灵相连结的温柔婉约（subtle）的建筑空间，成为了这当下、这世代人所追求的、更强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