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倫敦，一位香港建築師的木教堂：捧起移民者曾被踐踏如草芥的生命

國際文化都市充滿熱鬧高調而「嘈雜」的地標式建築。無論是現代主義抑或後現代主義的新式大樓，多數龐大、線條和結構突出、未來感濃重。英國倫敦的新建築也陸續於維多利亞、喬治亞時期的傳統英式樓房當中冒起。這些新設計容易製造空間和周遭的割裂感、形成視覺衝擊。人們開始詰問，建築和人、建築和建築以及建築和環境之間更深層、親密和個人的互動如何變得可能？在倫敦市郊，有一座隱在林間安靜而小巧的建築，於近年歐洲建築界引發一點迴響——一個看上去像火柴盒般的木教堂，嘗試為歐洲近代歷史文明做出一點回應。

那是一座白羅斯東正教教堂。它是繼1666的倫敦大火（The Great Fire) 後，350年間，在這個城市首度建成的木教堂。白羅斯因之前反政府示威浪潮成為世界焦點，這個東西歐強國交界的小國，這個強靭的民族，在歷史的長河中往往首當其衝，遭遇過佔領殖民，蒙受許多人禍和天災。就在剛過去的半個世紀，它經歷了兩場重大災難，一是二戰時，首都明斯克和鄉郊村落近乎被納粹夷平，再來是80年代切爾諾貝爾核電廠輻射泄漏致使生靈塗炭，百姓流離失所。

這座白羅斯教堂，就成為在倫敦的這些逃難者為自身社群建造的精神居所，憑弔和誌念昔日的災難、殘害和創痛，凝聚未來的人們，同時也展示了新世界對於建築的時代感性和情感需要。

來自香港的建築師

新教堂是一種近乎消失的「歷史原真」的重現，而不是當下現實的複製。此重現是由一個跨種族、跨地域、跨世代的聆聽者所製造的。

「白羅斯紀念教堂」（Belarusian Memorial Chapel）位於倫敦四區的Woodside Park，這裏是市郊綠化低密度住宅區，為白羅斯族群主要的聚居區域。座落於白羅斯宗教及社區中心Marian House旁的空地上，教堂佔約70平方米，只約如倫敦二人單位般大小。教堂以法式疏導雨水制度的八角形石椿地為基，被17棵20米高的大樹圍繞，當中包括神父刻意種植的白羅斯當地常見的白楊樹。由此對照白羅斯郊區隱在林中的教堂。不但如此，教堂建築也重現了一些舊式鄉間白羅斯教堂的主要元素——巴洛克風格、及以木材作為主要建築材料。例如教堂入口處有希臘天主教的圓拱頂和太陽十字架，懸掛著大吊鐘。垂直木條架起成屋頂和四邊外牆；內部建築如樑柱、牆身和宗教藝術品、祭祀神像皆為木製。

就算在今天的白羅斯，這種巴洛克傳統教堂也不常見。經歷俄羅斯統治（Russian Occupation Period）和二戰的催毁，如今在白羅斯更常見的是洋蔥拱頂的東正教教堂。所以新教堂是一種近乎消失的「歷史原真」的重現，而不是當下現實的複製。

此重現是由一個跨種族、跨地域、跨世代的聆聽者所製造的。而教堂的設計者，是一名來自香港、於英國深造、現於倫敦執業的建築師蘇子葳。其建築公司Spheron Architect受到白羅斯移民社群成立的宗教團體Holy See of Rome委約，建造此教堂。

倫敦的白羅斯移民大量來自二戰後沒有歸國的白羅斯退伍士兵，以及大量因切爾諾貝爾（Chernonyl）核災逃離家園的人。蘇子葳在起草設計這教堂之前，曾經親訪白羅斯鄉村。他仔細觀察、紀錄和描繪當地二戰和蘇俄時期以前傳統教堂和樓房，包括16世紀的巴洛克教堂和18世紀磚頭建造的歌德教堂。他跟當地人深入訪談，聆聽他們的經歷、回憶、情感。他也跟居於倫敦的白羅斯離散社群作了訪談和資料搜集，發現70年來這個社群只有一個臨時的小禮拜堂，一直沒有一座正式的教堂——他們希望擁有一座永久的、屬於他們的教堂。蘇子葳便想到，要為他們建一座木教堂。

木與玻璃承載的記憶

生命曾經被踐踏如草芥，如今卻被精細的容器，小心翼翼地捧起。

木，是白羅斯人的集體回憶，是他們生命中的關鍵材質。白羅斯歷史學者Dr Tamara Habrus寫道，生活在林木包圍之地，他們由出生置身的搖籃至死亡安息的棺材，平日使用的餐具睡床以至和神連結之所如教堂，都為木所造。「我們的祖先跟木有著神聖的接觸。」Dr Tamara Habrus為其民族的質地下了精闢的注腳。然而，到二戰時期，木對白羅斯人來說，卻變成了極為慘痛的記憶。納粹為報復俄羅斯的攻擊，向白羅斯逾5千個村莊進行滅村式屠殺，共有200萬白羅斯人被殺，佔全國人口四分一。當時納粹德軍會把幾個村落的白羅斯人全集合在最大的建築——通常就是木教堂，然後把他們鎖在教堂內縱火，將他們連作教堂，燒成灰燼。

而在四十年後，切爾諾貝爾核災事件有70%的幅射物質落在白羅斯。25%土地被催毁，20％平民受害及被影響，除了被核災侵害的人們，還有數以萬計的白羅斯人逃離家園。

此所以，重建木教堂成為離散白羅斯族群之願，以紀念這兩次重大的劫難。白羅斯紀念教堂在2016年，即核災三十周年之時開幕。Spheron Architect曾寫道，這座新教堂晚間著燈時，透過磨砂玻璃透現的柔和的光芒如引路的燈塔，同時令人記起納粹軍人用手電筒照明教堂，那些令人毛骨聳然或悲涼的夜。如今，它記住了一切，但也轉化和超越。超越了宗教場所，銘刻了痛楚、慰藉、沉思，盛載歷史和情感。

步進教堂，恍如走過斑駁歷史的短促又全然安寧的聖途。入口處是比利時一修道院捐贈的吊鐘，以示他們跟白羅斯人一同誌念逝者。蘇子葳為教堂混入了響應巴洛克的當代建築元素。從側面看去，教堂外牆木柱子如波浪般上下錯落浮動。而間在木柱間的物料是當代建築用的磨砂玻璃，外邊看不進內裡，裡邊人卻也不會見到外邊風景。而只隱隱然透進天然光線，把木柱子錯落的、伴隨日照時間而移動的影子輕輕映照到地上。

那近乎無窗的設計（只有高和低的排窗），既響應東正教內觀的禮拜和禱告文式傳統，光影建築的變幻和湧動卻又令這座小建築成為記憶的容器，盛載白羅斯顛沛的歷史。外邊看不到裏邊，也讓人和教堂內每一個角落的木柱、木板的關係更緊密純粹。教堂根據新世代印度設計師Seetal solanki 的著作《Why Material matter》，述說著物料（material）如何人化（humanise）物件（objects) 和空間（space）。在精細的教堂內，木條被細細裁切，裝嵌成聖台以及兩邊可供開關的柵門，和縱橫於尖頂的樑柱。全木傳遞出平靜和內省的感觀（sensorial experience），歷史的温度既遠且近。生命曾經被踐踏如草芥，如今卻被精細的容器，小心翼翼地捧起。

移民社群離開家鄉奔赴新地，會經歷大幅度的時間和空間的置換（displacement），當中透過在新的地方重塑空間和視覺符號，記憶和情感被想像和再造。對於經歷或是沒有經歷過如此遷徙的人或族群的後來者來說，當他們身在建築物當中，建築物成為有形的、較不暫時（less ephemeral）卻又靈活流動的容器。同時它又是一個催化劑，幫助他們連繫他們自身的經驗和感受，然後他們產生對這些文化再現、視覺和空間的個人情感的回應。

作為反思的情感建築

在建築設計的過程裏，人的情感有否被尊重、被憶記、轉換、再譯和延續，建築物如何成為保留、想像和創造情感的結晶。

這座教堂是依據建築師以「情感建築」的概念而設計、而建造。

「情感建築」(Emotional Architecture) 這詞最早出現在1954年的建築界——為墨西哥建築師Luis Barragán和雕塑家 Mathias Goéritz的著名宣言。他們為現代建築的冰冷功能主義提出另類的出路和思考——當然初期歐陸現代主義建築的功能性也有其理想色彩，即對社會主義和民主、對顛覆權貴、人民掌權的渴望。後來在美國發揚的國際風格則進一步排斥傳统、民族性、地域性和個性，形成了被批評為單一化、為形式而形式、非服務大眾，而是為權貴資本的建築。極簡設計也曾經被詬病為某些建築物的功能和目的而行。

Luis Barragán和Mathias Goéritz的情感建築有推演的特定方向，以及特定的温度。顏色彩艷，結構上不時在建築物打開缺口，讓自然光響應建築的結構，形成空間、顏色和光線的和諧感，同時造成正向的感官衝擊，傳遞暖和、內省（meditation)和平和感（calmness)。

近年建築界愈來愈多相類似的反思之聲——在歐洲以宗教精神和美學主導的傳統建築，到現代主義建築那種去情感的、或如內地建築師馬松岩說的「權利與資本主義的紀念碑」之後，人對材質、空間、（人為或自然的）環境是否能夠建立個人的、細緻的感受？而情感建築的構想不止是為了創造感受本身，更是為了由此建立人在特定的空間之內，能產生生理、心理和社會層面的安適感和福祉（well being）。白羅斯教堂正是這個反思大潮的其中一個例子。

蘇子葳的情感建築跟這個有70年歷史的概念有相通的地方，但蘇同時強調情感建築更是一種創作過程。除了白羅斯教堂，他在另一個紀念性建築，都曾嘗試深入原生的、委約的社群，聆聽、觀察和把握對他們來說，對歷史和空間的感受、及對其的「意義」；蘇曾說，他在當地考察建築物、但對「動」的東西更感興趣，即人甚至是動物。他亦曾指，作為令記憶成為具象的中間人，他在觀察的同時，也以主觀的筆觸紀錄自己的感知和接收紀錄；然後他把這些自身的感受傳遞到設計當中，傳遞到未來即將使用該建築物的更廣大的、未知的群絡。他曾經設計An Echo In Time, 是他參與歐盟發起的20世紀泛歐洲極權受害者紀念塔設計比賽而勝出的作品。蘇子葳設計前向受害者募集他們寫過的信件，以感受他們所經歷和吞吐的情感。結果蘇子葳收到四萬封信件，他說，看完每封信，緊接的都是良久的沉默。最後他把信件都刻印到紀念塔的大堂地板上，那些受害者的聲音，以至他們的內心，成為了作品本身。

情感建築不單是建築物所帶來的效果，而是在建築設計的過程裏，人的情感有否被尊重、被憶記、轉換、再譯和延續，建築物如何成為保留、想像和創造情感的結晶。

尋找記憶特定、核心的接收者

如果要有效去憶記，應該由國家規模縮小和聚焦至「特殊又平常」的方式去憶記那場事件，應該把記憶本土化，成為小群組的人、跟那個場地（the site) 有直接聯繫的人。

19世紀英國著名藝評人John Ruskin比Luis Barragán更早提出了對建築的情感濃度的意覺。他說，憶記，是最濃稠的一種情感。他在《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說，「我們可以沒有建築而活著，可以沒有建築而做宗教禮拜，但沒有建築的話我們便不能記得（remember)。」建築如何捕捉和激發記憶？

白羅斯木教堂和許多20、21世紀的紀念性建築物一樣，對美學的意覺——即使建築包含清晰的指向傷害、受難歷史的視覺符號，建築終極的靜謐是無法、也不打算如實再現過去的殘暴血腥和湧動不安的畫面。典型的例子有歐洲各地的猶太人紀念館，包括柏林的猶太博物館和猶太人紀念碑，以及巴黎的The Mémorial des Martyrs de la Déportation。紀念性建築物有時反而以一種與現實相反的、絕對的「美」鼓勵人們對現下的反思——透過對空間的肅穆感的欣賞，及其空間所召喚的無聲療癒之旅。

在這教堂窄長的入口廊道，巨型的石塊與沿路牆上的萬盞小燈，又或是小小的精巧的全木建築，你的腳步必得放緩，時間感驟變，空間顯得安寧、純粹而內在。

然後就是尋找該記憶的特定的、核心的接收者。猶太文化研究學者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指，我們記憶的任務，是一個連綿無盡的旅程——記憶總是連繫著他人（the others），或者是一個不會分裂或者被滅絕的地方。

英國建築史家、視覺文化學者Dr Shelley Hornstein 在《Losing Site: Architecture, Memory and Space》寫到，如果要有效去憶記，應該由國家規模縮小和聚焦至「特殊又平常」的方式去憶記那場事件，應該把記憶本土化，成為小群組的人、跟那個場地（the site) 有直接聯繫的人。

Dr Shelley Hornstein寫到，藝術家Dani Karavan在西班牙法國交界一個偏遠村落的崖岸，設計了一座如一個洞般的「紀念碑」，悼念在該村落落入西班牙邊境人員之手、逃奔美國失敗、遭遣返前夕自殺的班雅明——從那個「紀念碑」構成的洞看出去，是天和海，是日與夜、潮漲潮退間的變幻之碑。這個村落從來不是旅遊點，紀念班雅明的核心群體也不是村落裡的人。毫不意外，記憶的核心群體是班雅明的跟隨者、知識分子社群到訪之處，而成為了愈加被流傳的紀念地。

而白羅斯木教堂也就成為 displaced people、異鄉人群持守其特殊的、屬於白羅斯離散族群獨有的記憶。透過木教堂的重構，把影響整個國家的紀念事件變成是社區性的、跟地方特徵聯繫的個人感受——那是心理的記憶、是對空間所生出的感官感受。

當我們在過去半世紀的都市間走過那些大而無當的、喧鬧的、叛逆而矛盾的、趣味來自與周遭及傳統割裂的、離群索居的建築之時，小、內在、在地、跟環境及其他生靈相連結的温柔婉約（subtle）的建築空間，成為了這當下、這世代人所追求的、更強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