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青年的体制内巡游记

编按：这是一位被时代囚困又从未放弃挣扎的普通青年。他来自小城镇体制家庭，接受西方高等教育，又自己回到体制内，如今迫不及待地逃离，社会经验与自我认知的断层在他身上不停地崩裂开来——大多数中国青年都或多或少共享着同样的体验。以下为当事人口述，经端传媒整理。

我来自中部的一座小城，爸妈都在体制内工作。我念小学时，他们看了一本名叫《哈佛女孩刘亦婷》的畅销书，那时我爸在南京工作，了解到当地高中有一个国际班，就让我去报考。可以说我是在爸妈的影响下出国的。

他们是那种上个世纪末的典型家长，觉得到国外去是生活中的改善。那时正是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想出国再正常不过了，再加上诸如《北京人在纽约》（编注：中国大陆第一部境外拍摄电视剧，于上世纪90年代热播）一类的东西对他们的影响，就很自然地希望我能去留学。我高中时就去了国际学校读书，之后在英国完成了本科和硕士的学习。

回国后，我选择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做图书编辑，原因非常简单，书是一个可以留下来的产品，能卖一年甚至一年以上，如果做得好的话，书甚至可以反过来影响舆论场，而且和新闻相比，书更能启发读者的想象力。当时，我认为出版是这样的。

但后来，我发现和想象的不太一样。

这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关于尊重

出版社有一些重大选题是要报审的，比如涉及苏联、清朝史的部分，但今年我们要报审的内容越来越多了：比如之前，除了涉及中国当前疆域、或者涉密问题的图表需要送审外，我们都是不需要审计地图的，但现在需要了；而且这些东西以前最多交给地图出版社审理，现在要交给自然资源部，审对机构的级别更高了。现在无论国内国外的地图，有没有政治敏感（性），都必须备案。

既有的审批程序也变得不可预测。在中国出版图书，需要一个ISBN书号和一个CIP数据备案号，ISBN是全球通行的，CIP只有中国才有，属于（出版）总署。贸易战开始后，行业里一些美国作者作品的CIP开始出现问题——之前审查起来没有任何政治敏感性的一些书，都会被卡很长时间。被卡CIP在我们看来基本上是个无限期的事，等于那本书搁置下来。我知道一个编辑，为了顺利获得CIP，甚至不得不把一个美国作者改成他的另一个国籍。

以前CIP如果不出来的话，书依然可以做到出版前的那一步，能算作图书编辑当年的业绩。但今年有本书我做了一半之后，突然被要求停掉。这本书至少在一开始是过了社内审查的，但现在出版社否定了以前的决定。书的内容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作者写到一些历史上的政权“不应该”属于中国，这与中国官方当前的观点不一致。其实这个作者在制度史专业上是世界级的公认权威，但这本书还是被无限期的“暂缓”。

因为这本书，我才第一次明确意识到：这个工作我做不下去了。我把一本书费尽心血弄出来之后，突然告诉我这本书出不来，而且是无限期。被审查倒是在其次，但因为这种飞来横祸，我没法完成今年工作的任务，这一点令我非常恐慌。我不可能再去战战兢兢地处理一本类似的书，还要时刻担心它会因为各种质量和政治上的原因被毙掉。

同时，我还见识了业内为了营销怎样绞尽脑汁。做书之后总是在打折，618或者双11（指线上购物节）时，更是变本加厉的打折。书越来越“精美”，也慢慢的不再是书，而变成依托印刷纸的新型奢侈品、工艺品。

与之相比，真正的内容却很少有人花精力去做。我今年做得最得意的一本书，几十多万字，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译者翻译的，他最后的报酬拿到手只有万把块钱。我作为编辑去交涉这件事情，他也表示理解，但我是相当兔死狐悲的。这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尊重的问题。

那些体制教会我的

我真正认识中国社会，是（从国外）回来工作以后。在那之前，对于乡土、家族的人际关系，我都只是理论化的。我几乎没有接受中国的教育，不需要准备高考，没有那种备考的压力，没有补习班，没有参与过集体的社团和值日，更没有什么“组织生活”。

但出版社都是体制内的，这份工作才让我真正体验到中国的社会生活。出版社“工会”过年过节会发福利：哈根达斯的月饼、安格斯的牛肉、电商平台的消费券……这让我联想到老家的一些情况。我妈在机关单位工作，她去老家一个连锁蛋糕店时从来不带钱，因为去那边之后刷单位发的蛋糕卡就可以了，类似的还有商店商场的券。就像《黑镜（Black Mirror）》里有一集，一切都是点数值，可能去见个人、骑个车，你就够点数换一顿饭吃了。这样一个像科幻电视剧里的环境，不是通过技术管理去实现的。很久以前，在小地方的饭卡和代金券构成的体制内的社会里，一个残缺但又健全的流通体制就已经实现了。

体制内还是个各方面都很有保障的地方。我曾经待过一个企业，因为始终没有盈利，裁了一半的人。当时老板把员工一个个带到楼下去谈，有人因此情绪失控；但是到了出版社之后，就你会发现它有各种各样的保障，而且是高度制度化的。除了那些节假日福利，在食堂吃饭也不花钱，我一般点菜花二、三十左右，完全就单位补贴的钱。我对北京户口没有什么需求，但如果想排的话，也是可以排到的。

但我有一个在海淀那边互联网大厂工作的朋友，经常加班，周末几乎约不出来。他就是那种典型的，要去跟北京的房价、物价、车牌号、教育这些东西去竞赛的人。他可能还需要去跟比如说下一代程序员、或下一代会计精算师之类的去竞争，他就几乎只能不断地上满发条——所谓的中产阶级焦虑。

在体制内，你能感到时间流速都不一样，这本质上是两种经济活动的流动：一个是一线城市正在内卷的、不断激化的竞争；一个在体制内，你不必有工薪阶层买东西时计算的心态，你甚至不会用钱去计算自己的时间。时间对你来说，更多的用在等落户名额、等晋升职务、等年限、等工龄之类的事上。

这挺可怕的，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状态——不通过市场或者文化的交流，不通过一种自发的过程去让人的需求变得更复杂多元，而是在所谓“工会福利”的引导下，让人意识到高档消费品的存在。我没有从中发现金钱交易的痕迹，这些所谓体制内福利好的地方，在我看来不是一分钱一分货的，我感到非常不安：我为什么要拿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太好了，这就是其他所谓中产朋友们会用的，在网络舆论上被当成新型奢侈品的东西，而我的单位在体制内都属于相当末端的，我个人在其中的位置也是相当基层的。我有理由相信，在北京其他（体制内）部门，工会能送出的东西是更好的。

而我那本出到一半不能出的书，在我看来和享受的福利是一体的——人不可能在一个需要有自我审查压力的体制内，同时享受市场的自由。我不可能接受一个而不接受另外一个。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编注：《人物》杂志一篇讲述外卖骑手与算法系统关系的文章，曾引发舆论场热议）那篇文章火起来时，一个微信群里的人在吵，我正好在食堂吃午饭，在他们争论外卖骑手到底辛不辛苦、危不危险、配不配得起高工资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食堂的大妈，发现她们其实特别好，不需要考虑任何生命危险的问题，在她们给你盛饭的时候，也不需要考虑服务态度如何。你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体制里那种静止的劳动力和体制外的那些劳动力之间的天壤之别。我觉得内循环背后的推动力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计划经济可能正在以一种体制内生活方式的形态，委婉地调节着人们的需求。

但周围人会认为你因此“定”了下来。我家里人都在体制内工作和生活，我自己也进入体制后，再回老家时，所有人对我的预期都变了。在民企工作时，他们会觉得我是去北京“闯一闯”，而做上这一份工作，他们都觉得我在北京是“定”下来了，他们会认为出版社是一个体面的、有很多知识分子工作的地方。进入出版社之后，我妈开始给我介绍对象了，之前是没有过的，好像我在北京终于有了一个身份的感觉。

北京，是一座不近人情的城市

我也充分认识到北京是一个多么特殊的城市。留学的时候，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当时看到北京一些多民族王朝留下的生活方式，或者一些藏传佛教的遗址，会对这个东西有一些浪漫化的想象，认为中国存在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土壤，觉得一种良性的民族主义是有可能的。

但来了之后，才发现这其实是一座很不近人情的城市。你走在很多地方，都明显看到北京的城建是为了优先维持秩序，而不是为了提供最起码的便利。比如说潘家园那边有人行道的桥，右转的车道是切断人行道的，然后它又把地铁的出站口放在桥下，结果人必须走一条很迂回的路爬上来，越过辅路，才能上到人行道，而最适合人过的那个方向，被车道折断了；其他还包括庞大的绿化带，过分宽敞的街道，这些东西都是在切割街区的；比如说朝阳公园，它的东面和北面根本没有紧挨的楼，从任何一个楼盘去公园都有一公里以上，这样一个地方作为市民公园的意义又在哪呢？

作为一个居民，很明显地感觉到北京是在拒绝普通人的生活的，一开始你会想到《模拟城市（SimCity）》，感觉是一个手很粗糙的玩家在设计一些东西，但在北京一次又一次反复出现类似的情况后，你就不得不承认，好像真的有一个职业的机器在专门阻挠人的自由选择。

疫情期间，我更感觉到被北京拒之门外。北京的警戒级别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顶配。我的一个同事是湖北襄樊人，他和人合租，合租室友已经回北京了，他也打算回北京，但社区要求他们必须单独隔离，这等于逼着他另找房子住。这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政治上的要求，那个时候湖北已经清零了，这样一个人拿着核酸证明去了北京之后和室友一起隔离14天又怎么了呢？但政策上面这个就是必要的。

健康宝（编注：查询个人防疫状况的手机小程序，需要在出入各大公共场所时出示）这个事也能感受到北京的拒绝和官僚，它其实没有什么实质作用，保安都不会仔细查，只要看到一个大概的像是健康码一样的东西就可以了，我用截图也可以通过，但就是一定要有。

我5月回北京的时候，刚到火车站，社区就给我打电话要我去登记。这是我第一次和社区有了接触。之前在北京的那几年，我一直认为自己可以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受公权力影响的地方，公权力不管我，我也不管公权力。但是2020年，因为疫情，政治上的压力下来之后，很明显在社区层面，对像我这样的流动人口的控制抓紧了，地方上的民政或民事行政机关，积极地想去掌握你的信息。但抓紧之后，我发现除了让你登记一些基本信息之外，剩下的还是那种非常官僚式的，就像保安看健康码一样，只是走个程序，变成一种行政权力的单纯宣示。

大年初五之前，各地的社区还没有动起来，但政府已经动员起来，各地社区，甚至可能包括省级的政府，都在根据眼前的风险自己酌情行事。疫情期间我们也封小区，在我们那种小地方的老城区里，还有很多60多岁的子女照顾90多岁父母的情况，社区人员就会遇上是放你进去照顾、还是拦着你的选择，他们会说我替你把东西带进去，但那些老人需要的是护工一样的角色，不是带一个东西就能解决他们需求的。我爷爷奶奶90多岁了，和我大姑不住在一个小区，他们有保姆做饭，但我大姑还是每天都要去陪护他们，疫情时大姑跟社区的人关系比较好，就办了一张工作证，方便进出。如果不是关系好的话，你没办法说服他们。我去看爷爷奶奶时就被拦下来过，当时我还解释说老人已经很老了，我要回北京，想走之前见一面，社区才放我进去10分钟。

但我所在的社区有一个菜市场，它有一个门开着，让那些菜农和其他小区想要买菜的人进来，这意味着我们其实可以混在菜市场的人里面进进出出。所以封小区这个事他们执行得根本不彻底，你能感觉到这是一个仓促上马的政治任务，实际执行时基层有很多没有办法实现的事。

这一切都让我感受到一旦没有中央动员，地方政府有多么慌乱，不同的政策、政府部门、行政区划之间严重缺乏协调。虽然只有短短一周，却充满各种各样的真假消息，没有一个权威说法去辟谣，人们甚至不再等反转，一度不再期待官方的解释。那时省政府好像提出过要封省高速公路，这还是一开始我老家那边的广播交通电台发布的消息，但实际我叔叔还是顺利出省。即便在后面把社区的人动员起来，那些值班的干部们还是要纠结，比如说“应不应该把一个弟弟是痴呆儿的人从隔壁小区放进来”，“应不应该把一个80多岁的老大爷放进来”……处理此类非常精细的问题时，你会看到体制是如何运转，最后你发现他们唯一的做法就是“大水漫灌”。

讽刺的是，在过去小半年之后，十一我回家和爸妈一起看电视，很多关于抗疫的电视剧里，都会把小区里的那些义工塑造成一个像快递员一样工作的人，靠一手撑起整个社区的运转——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

这也和我在出版社的情况联系在一起了：重点不在于中央不给你指示，或者是给你施加什么样的限制，而在于你无论如何都要等待中央的指示。做符合要求的书和政治正确是相悖的，我在自我审查，考虑这个书能否达到编辑质量标准的时候，都会有些类似的考虑：到底是应该尊重原作者的内容呢，还是应该让政治风险尽可能降到最低？这是在体制内的工作里不断出现的主题。

向其他的可能性奔逃

当我开始把自己在北京的生活和工作，连同在老家目睹的体制内生活，以及疫情中的遭遇联系起来的时候，就开始越来越注意到里面的一些黑暗面。体制让我感到我的需求会很难被满足，更可怕的是，一旦没有满足，我就会很快适应——工会发下来的牛肉真的还挺好吃，日用品也非常实际，一点也不掉价，何乐而不为呢？

你看着工资条开始数坐班费有多少、饭卡这个月充了多少钱的时候，坐在办公室里做各种各样官僚的事情，然后怀着一种解脱的、甚至有一点欣喜的心情去食堂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被驯化了。

但我前几周去了一个南方城市，以外人的角度观察当地的体制外生活，让我对未来乐观了一些：首先是到了晚上，有那种夜宵大排档一样的地方，很多人坐在那儿吃东西，一个地方10点以后还有很多人，这放在北京一些顶级的商圈都是不太容易看到的；那儿的服装定制店也很多，像一般中型城市连锁服装店那样的店面，挺新的，也比较干净，当地消费者已经有一些脱离成衣、考虑要给自己定做的需求了，挺出乎意料的。

在北京呆多了，对一个城市的小商业应该是什么样子会失去概念，到处都是很大的街道，都是步行不便的地方，晚上也没有什么人气。北京的多元化消费太少了，没有小摊，消费没有中间层。导致人们的消费只能分化成为体制内分配、基本消费和高度溢价的消费。但在一些二三线城市里面，商业比我想象得要活跃，比如像华莱士、乡村基（编注：本土连锁快餐品牌，门店主要分布在非一线城市），这种主要靠地推，而不完全靠线上的连锁餐馆，依然是有生命力的。只要依然有下一代人可以体会这样的商业环境，在我看来不仅是内循环，包括那种体制内生活的循环，都是可以被遏制的。

当这个社会正在向一个我越来越无法理解的方向移动时，我意识到自己其实应该属于一个流动性高的、时间流速更快的生活方式。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处在一种认同危机里，西方背景下的教育经历，没有什么典型中国社会的生活经验，我感到有些格格不入。但最近这段时间我开始越来越清楚了，之前那些让我感到困扰、觉得自己怪胎的东西，似乎正在逐渐变成身上的遗产，只要存在在那里，它的意义好像就在与日俱增。现在对于我来说，你只要和这个社会反着走就可以了，对你不理解的事情，只要懂得去拒绝就可以了——非常积极地去拒绝，顺从本心地去拒绝，随心所欲地去拒绝。现在我打算辞掉出版社的工作，做一个自由职业者，也打算去其他不同城市看看，北京实在太贫瘠了，可能去什么地方都会有新的发现。

不过在我真正决定离职的时候，我妈让我不要跟家里老人说——他们都是体制内过了一辈子的人，他们肯定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