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住那道开了一条缝的门”：中梵主教任命协议何以续约？

签或不签，都是大问题。

梵蒂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18年签订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展开两年试验期。梵蒂冈担忧，如果不和北京续约，随着越来越多主教年迈退休与离世，许多教区“群羊无首”，天主教在中国将逐渐凋零。

然而，协议两年来的成绩单差强人意，中国宗教自由的空间却一再紧缩。梵蒂冈亦面临这样的批评与担忧：若再续约，教会会否沦为中共人权问题的遮羞布？

不顾美国阻挠，梵蒂冈与北京续约

续约前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9月中在保守派的天主教刊物《首要事务》（First Things）发表文章，指称梵蒂冈若与北京续约，将陷入道德危机。随后，他来到罗马，在美国驻教廷大使馆有关宗教自由的研讨会上继续施压，一字一句指向梵蒂冈：“愿教会和所有知道我们最终要对上帝负责的人，能够在我们这个时代鼓起勇气。以永恒的真理为基础的原则，不应该被世俗的考虑所束缚。”

梵蒂冈认定蓬佩奥这番捍卫宗教自由的言论更多是在为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的总统大选造势，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不愿沦为选举工具，拒绝接见。教廷国务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也对蓬佩奥大张旗鼓的发言感到诧异，因为已经安排好在双方私下会晤时讨论有关中国的议题。他也指梵蒂冈与美国一样都关怀宗教自由，但路径不同。毕竟比起强权国家，梵蒂冈手无寸铁，也没有经济杠杆可以操作，对话是唯一的出路。临时协议不尽如人意，但教廷终于建立了与北京沟通的管道，以减少彼此的误解与猜忌。

梵蒂冈扛住了美国的压力，10月22日与中国外交部同时宣布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续约两年。相较于中国外交部仅寥寥数语确认消息，教廷在官媒《罗马观察报》（L’Osservatore Romano）以大版面仔细陈述协议的目标与初衷，指出得益于双方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协议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全球蔓延的2019冠状病毒疫情拖延了执行的进度。

协议的目标在于解决中国的主教任命问题，看似狭隘，却是天主教在中国最根本但也相当复杂的议题。教宗任命主教的首席权确保广布在世界各地的教会合一与共融，但中共打造的“爱国会”从1958年起开始自选自圣，强调独立自主自办，威胁天主教的圣统制，教廷一直担忧中国走上裂教的不归路。

两年只任命两名新主教

主教任命通常需要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教会和教廷四方达成共识，过程极为漫长。

由于协议为试验性质，并非最终条约，因此内容保密。但梵蒂冈公开声明的目标——主教任命，在这两年也是进展有限。

两年间，只有2019年8月内蒙古的集宁教区与陕西省的汉中教区分别祝圣了姚顺与胥红伟为新主教，典礼上宣读的批准书都提到了“经教宗同意”，承认教宗在主教任命中的角色，与中共过去否认教宗存在相比，跨出一大步。可是有专家认为，这两起任命不能说完全是协议的成果，因为两人早在教廷属意的清单中，并非中、梵双方从头一起摸索的人选。

在香港超过五十年，对中国教会极为熟稔的宗座外方传教会（PIME）神父田英杰（Sergio Ticozzi）向《端传媒》解释，集宁从2017年起就没有主教，汉中主教余润深已经高龄八十多岁，迫使地方政府分别接受了姚顺与胥红伟。还有一些教区也在物色新的主教，但在号称“民主”的选举中，通常只有一名候选人，而且常常是地方政府推举的人选。

为了避免纷争，主教任命通常需要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教会和教廷四方达成共识，过程极为漫长。在中国政府的严密管控下，教廷常常只能仰赖书面资料审核，很难深入地方确认人选是否合格。2018年协议签署后，传出梵蒂冈希望有宗座代表前往中国物色、探询最合适的主教人选，但北京不愿点头。

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曾经在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工作二十多年，现在担任宗座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院长，他向记者表示，协议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不太可能挑出最好的人选，但由于教宗也参与在任命的过程中，或许也避开了最差的人选。”

钻研国际关系的台湾学者林若瑟则向记者解释，从争议性较小的教区开始试验协议的可行性，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教廷想要多任命一些新主教，北京对此却不太积极，反而是积极推动地下主教成为地上主教，在这过程中引发了较多的冲突。”

合一流于形式，合一也没有自由

中国教会的修和，关键在于必须有地方教会的共识，让教友也参与其中，而不只是屈服于当权者的压力。

主教任命协议在2018年签署后，教宗方济各立即承认八位中国官方任命的、先前被教廷视为非法的主教（其中一位已经去世），促成七十多年来，首次所有的中国主教都与教宗共融。但许多批评者谴责这是不平等的协议，未能换取北京承认二、三十名地下主教。然而，这不尽然意味着教宗忘记了这些地下主教。据记者了解，梵蒂冈仍在持续沟通，试图舒缓官方化过程中的龃龉。

让位给获得教宗宽恕的官方主教黄炳章后，汕头的地下主教庄建坚获得官方承认，但随即退休。之后媒体报导，共有五位“地下主教”获得官方承认，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教会情况差异甚大，田英杰提醒必须逐一审视个案的动机、目的与所处的环境，避免一概而论的泛泛解释。

比如，南阳地下主教靳禄岗和几位神父已经与政府协商四年多，地方政府要求必须通过爱国会登记才能“地上化”，否则这些神父会被遣返回乡。几位神父承认爱国会的存在与作用，但没有表明支持，官方接受了这些含糊字眼，但靳禄岗却被排除在外。去年靳禄岗再度尝试，试图以爱国会是政府与信徒之间桥梁的笼统表述争取地方政府同意，终于获得承认。但他仍感到良心不安，写信给教宗请求宽恕。

又如，福州的地下主教林佳善高龄86岁，已经向教宗申请退休，但在几位神父的怂恿下，接受了官方的承认；值得注意的是，获得教廷同意、担任地下教会宗座署理的林运团也接受了这样的安排。山西省朔州主教马存国为了顺利牧灵，也与地方政府合作获得官方承认。

再如，依天主教教规，在正权主教去世后，助理主教有自动继位的权利。不过，陕西凤翔的正权主教李镜峰在2017年去世后，助理主教李会元因为中国主教团拖延，迟迟没有正式就职。由于陕西爱国会与教会的关系较为和谐，李会元在今年6月就职前，与爱国会就有连系。浙江宁波的金仰科则是官方教会的主教，但中国主教团对于他被祝圣为主教的仪式有意见，导致他在今年8月才就职。

梵蒂冈专家瓦伦特（Gianni Valente）告诉记者，这些案例的复杂度，说明中国教会不是非黑即白，加入爱国会与否，也不该成为判定主教忠贞的唯一标准，不少人在政府的压迫下，为了继续牧灵不得不委屈加入。在一些教区，例如过去上海在主教金鲁贤的领导下，加入并进而掌控爱国会，是为了减少政府对这个组织的干预。但现在宗教自由越来越紧缩，这个“偷天换日”的方法也越来越难落实。

田英杰认为，这几个官方化或是就职的案例有助于中国教会的修和，关键在于必须有地方教会的共识，让教友也参与其中，而不只是屈服于当权者的压力。

地下教会为“合一”做出牺牲

“协议是我签的，我负责。确实还有许多人受苦，在协议中，总是有人受苦。”——方济各

北京与梵蒂冈都是中央集权，领导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修和攸关每个人的良心，由上而下强加的压力，很容易弄巧成拙。

福建的闽东教区同时有地上与地下主教，教廷为了促成2018年的协议，要求领导着更多教徒的地下主教郭希锦退居为辅理主教，原本官方非法任命的主教詹思禄，则在获得教宗方济各的宽恕后，成为闽东的正权主教。去年两位主教在复活节前一起举行弥撒，被视为是当地教会迈向合一的象征。然而，地方政府坚持郭希锦一定要加入爱国会才能获得官方承认，而且声明字眼不得含糊。负隅顽抗一年多后，郭希锦不得不缴械投降，日前宣布“不愿成为时代进步的障碍”，向教宗提出辞呈，要全体教徒一起追随詹思禄。

教廷在2019年6月28日发布的《圣座关于中国神职人员民事登记的牧灵指导》明白指出，“不要对非官方的天主教团体施加恐吓性压力，就像已经不幸发生的那样。”但为了舒缓神职人员的良心不安，也解释在2018年的临时协议签署后，北京承认教宗是中国教会的首领，改变了“独立”的意涵，其仅限于政治领域。

还是有不少神职人员跨不过爱国会的门槛，林若瑟说，尽管有教廷的解释，但“独立”两字是天主教会的大忌，犹如与教宗、普世教会分离。郭希锦的举措反应了地下教会对协议的不满，正在反弹，他决定退下来，由詹思禄主导大局、整编所有的教徒。林若瑟质疑：“问题是，就算所有神职人员都加入了爱国会，教徒会都跟过去吗？如果没有跟过去，这是教廷要的合一吗？”

密切关注地下教会动向的《亚洲新闻》（Asia News）总编辑切维雷拉（Bernardo Cervellera）也对记者表示，詹思禄长期以来屈服于政府的要求，让许多教徒难以尊敬他。“闽东教会原本就四分五裂，教廷要求郭希锦退让，是希望可以促成当地教会的修和。矛盾的是，这个决定反而更加深了当地教会的分歧。北京签署协议的目的之一，就是制造地下教会的乱局，过去被视为英雄的地下教会现在成了落后的团体。”

教宗方济各上任后延续前任若望保禄二世、本笃十六世与中国对话的路线，终于达成协议。这份得来不易的协议却饱受批评，2018年签署后的翌日，教宗方济各在飞机上接受访问时说：“协议是我签的，我负责。确实还有许多人受苦，在协议中，总是有人受苦。”

在大中华地区传教多年的马泰欧相信教宗的良善动机，而且任命谁担任主教是教宗的权力。但他认为闽东的案例依旧令人痛心：“付出代价的总是天主教会，尤其是那些一直忠于教宗的地下教徒。协议是为了促进合一，令人担忧的是，未来教会合一，却是一个没有自由的教会。”

教宗方济各试图展现慈悲宽容并承受多方批评，接纳了八位官方非法任命的主教。不过不少人担忧中共未必是厚道的对手，地下主教官方化不是善意的回报，而是要把他们赶进“鸟笼”中。马泰欧指出，“中共的出发点不可能是为了教会好，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旅居东亚多年，长期观察中、梵互动的义大利专家罗西表示：“合一很重要，但必须是在真相之下合一，而不是追求合一的假象。教宗的出发点是良善的，但协议仿佛对中国有着不切实际的理解。”

没有协议胜过坏协议？

“这不过是在开了一道门缝时，赶紧把脚伸出去卡住而已。”

在香港四十多年，经常往返中国内地的甘浩望（Franco Mella）受访时则说，闽东的案例让人看见教会合一的艰难，但中国有上百个教区，不该因为一个教区的困境而否决了协议的整体重要性。

教宗方济各曾说，“对话不代表妥协，而是为了打造未来，一起往前迈步。”只是中、梵在解决主教问题上脚步蹒跚，教廷承认问题无法一次解决，正是因为仍有问题存在，更需要续约寻求解决方案。可是，教廷期待的“让地方教会有更大的自由、自治与组织的条件”遥遥无期。

协议签署前，中国在2018年2月实施《宗教事务条例》；协议签署后，中国在2019年通过、2020年开始实施《宗教团体管理法》。有评论指出，这是中共使出惯常的手法，在签署国际协议后，利用国内法规严加管理，毁教堂、拆十字架，禁止未成年人进教堂、限制教会为年轻人举办活动的消息层出不穷。爱国会与宗教事务部门担忧权力受到协议局限，也趁机秀肌肉捍卫可能受到侵蚀的利益。

林若瑟说：“外界对协议的期待太大了，毕竟协议的目标是针对主教任命，任命了主教与促进宗教自由，距离还很遥远。就像教廷外交部长加拉格（Paul Gallagher）说的，这不过是在开了一道门缝时，赶紧把脚伸出去卡住而已，这个协议只是促进宗教自由的一个开端。”无论如何，教廷也挑了一个最重要、最复杂的问题与北京协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赋予主教关键的角色，是天主教的生命核心。

与其说是推动往前迈进的涡轮，协议更像是堤防般，拦阻了大批非法主教的产生。2018年签约前，北京放话要任命数十位不经教廷同意的主教，若真的发生，对中国的天主教会恐将是一场溃堤的大泛滥，会留下难以收拾的残局。

然而，梵蒂冈也为协议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记者了解到，由于内容不公开，一些地方官员“假传圣旨”，打着协议的招牌施压地下教会的神职人员加入爱国会。而梵蒂冈为了延续对话，姿态放软，也被说是对北京“叩头”，并被批评是中国侵犯人权的遮羞布。

“我们该问问，值不值得费这么大的功夫与北京签约，”切维雷拉说，“相较之下，基督新教没有和中共签署任何协议，压迫的确也非常严重，一些牧师被关进监狱、教堂被关闭，但他们的教徒人数蒸蒸日上，而且是地下教会的教徒。”

可是新教没有主教，也没有管理散布全球各地教会并与教宗共融的层级组织，天主教的问题显然更加复杂纠葛。如果教廷顺从美国的威吓，不再续约，中国教会的处境可能更加艰难。

柯毅霖点出：“中共可能报复天主教徒，选出一大批不经过梵蒂冈同意的非法主教。”如果没有协议，坚持不妥协的郭希锦可能还是地下主教，但在目前严峻的宗教政策下，也可能因为没有教廷的缓冲已经入狱。

北京的地缘政治盘算

“北京继续与梵蒂冈对话，一大动机就是希望有天梵蒂冈与台湾断交，进一步孤立台湾。”

首位访问教宗方济各谈论中国议题的义大利汉学家郗士（Francesco Sisci）向记者指出，梵蒂冈非常谨慎，但与中国续约仍冒了很大的风险，教宗方济各已经面临保守派的猛烈抨击，继续这个充满争论的协议恐怕进一步分裂普世教会。然而，梵蒂冈百般退让，北京对续约也是犹豫再三，到了最后关头才点头。郗士表示：“北京一直担心教廷是披着羊皮的狼，幸而目前暂时克服了这样的恐惧，但未来如何，还很难说。”

协议对教廷的意义在于处理教务问题，促进牧灵与福传，北京打的则是地缘政治的算盘。与梵蒂冈的对话掩盖了中共近年来急速恶化的人权问题。郗士说：“全世界都把中国当成大恶人之际，与教廷对话像是让大家知道，对北京还可以抱着一丝希望。中、梵关系缓和像是对着炙烈的国际关系泼点水，冷却一下。”

协议签署后，七十多年来，首次有来自中国的主教到罗马参与世界主教会议，并陆续有其他主教来参与祈祷会、研讨会，在教廷搭建的舞台上亮相。今年，2019冠状病毒的疫情从武汉爆发，北京政府因为没有即时揭露信息成为众矢之的，梵蒂冈则雪中送炭捐赠口罩和医疗器材。患难真情，教廷外交部长加拉格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德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周边会面。打从中共在1951年以勾结“美帝”、“蒋匪”为名，驱逐教廷公使黎培里（Antonio Riberi）以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教廷最高层级的官方会晤。

中国政府里，最热衷维系与梵蒂冈对话的是外交部。切维雷拉直言，教廷是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组织，也是台湾目前最重要的邦交国，“北京继续与梵蒂冈对话，一大动机就是希望有天梵蒂冈与台湾断交，进一步孤立台湾。”

不过，在中、梵接下来续约的两年间，还不太可能触及建交议题。切维雷拉说：“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是梵蒂冈的最后一张王牌，要在中共确保宗教自由、主教的自由，以及福传的自由后，才可能打出这张牌。”

郗士指出，北京知道与梵蒂冈的临时协议续约已经让台湾相当紧张，一时之间不会火上添油夺取这个邦交国。林若瑟也认为，中、梵建交时机未到，主要看中国内部的演变、领导人的想法。毕竟，即使是不涉及外交关系的宗座代表，也至少是总主教层级，所有层级较低的中国主教必须听命于他。林若瑟说：“一个教宗的人派在中国，还成为教会的领导人，光是这点，中共恐怕就很难接受了。”

历史的评价

切维雷拉认为，教廷为了维系对话过于忌惮中共，几乎对新疆、西藏、香港与台湾议题噤声，也不够力挺遭到迫害的天主教徒。“这不是说要强硬斥责、对中国宣战，当教宗方济各对流离失所的罗兴亚人表示关怀，不代表对缅甸、孟加拉开战。”

与一般的国家不同，教宗的子民在对手的地盘上，因此更加谨慎。历史上，在强大的极权政府面前，首要之务是力保教会的生存。为了接触铁幕后的东欧共产国家，教廷在冷战时期推动了“东方政策”，但即使是坚决反共、对东欧共产政权垮台发挥影响力的若望保禄二世，也曾对中国软言相劝，称许中国是伟大文明，表示“一个好的天主教徒，也是一个好的中国公民。”

如今教宗方济各面对的是更强势的中共。局势之严峻，在一些教徒眼中可能更像面对德国纳粹的崛起。柯毅霖举例说，犹太裔的修女、哲学家史坦茵（Edith Stein）在1933年写信要求教宗庇护十一世（Pius XI）对希特勒的恶行打破沉默，因为在迫害犹太人之后，下一个遭殃的将是天主教徒。然而，在荷兰主教发声谴责后，纳粹报复将史坦茵送到集中营，在毒气室杀死她。

中国未来会走向何方？柯毅霖认为，从历史的教训看来，现在教宗要不要对中国侵害人权的事件发言，是个难题，协议签不签也是艰难的抉择。或许，只有历史才能判断这是不是保护天主教在中国子民的正确选择。

教宗方济各说，协议是双方一起迈步向前。但签约两年来进展缓慢，理当作为合一样板的闽东教区，演变为郭希锦辞去主教职位，是一直默默承担的地下教会发出的悲鸣。在一开始的蜜月期后，续约后的中、梵无法回避难解的爱国会和中国主教团问题。教宗方济各在中国教会的前途崎岖，对手另有盘算步步进逼，更是行路难。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林若瑟、罗西、马泰欧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