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诽谤”了新加坡总理？

约两年前，新加坡人梁实轩（Leong Sze Hian）在自己的脸书专页上，分享了一篇文章。他今年65岁，是一名财务顾问。 分享时，他没有评论，没有背书， 只有文章的连结。 在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每天有数十亿贴文被分享。他的贴文，不过是数十亿中的一个。

因为这贴文，梁实轩被他的总理李显龙起诉诽谤罪。他分享的连结，引向一篇在马来西亚网站上的报导。此报导指，在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Najib Razak）执政期间，盗用一马基金（又称1MDB）一案中，李显龙成了主要调查对象，报导指李显龙与纳吉有一份秘密交易协议。这些报导有些指控被证明失实，并引起新加坡政府的强烈反驳。

李显龙声称，梁实轩分享了这个连结，已构成对他本人的诽谤。这宗案件折腾两年多，于今年10月6日在新加坡高等法院开审。庭审于早上10点开始，为了进入为保持社交距离而设的旁听席，大批市民清晨5点多就开始排队，其中有李显龙的支持者，也有梁实轩的。梁实轩的辩护律师林鼎（Lim Tean）对总理进行了数小时之久、气氛紧张的交叉质讯；李显龙则传唤了来自香港的一个学者作专家证人，评估那则贴文可能散播“假新闻”的影响力。林鼎判断梁实轩没有必要供证，原定为期4天的审判缩短了近一半时间。

在新加坡，这是第一次有市民因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条文章连结而被李显龙起诉。

因这宗诉讼，梁实轩荆棘满途：他尝试反告总理滥用司法程序，终告失败，反而需要支付讼费；他的辩护律师在审判前几天被捕，令他不得不去警署保释自己的律师。这宗案件，不仅引起了全世界言论自由倡导者的关注，也再一次凸显了新加坡执政党的政客把异见诉诸法律，并出庭捍卫自己声誉的传统。 更重要的是，它抛出了一连串问题：在网上分享涉及不实信息的公民，理应遭受多大的责罚？市民表达的边界，在哪里？

当总理走上法庭

在这类诉讼中，人民行动党的领袖通常都是获胜的一方。由于是民事案件，赔偿金都是直接交予这些政党领袖。

10月6日，梁实轩案开庭首日，李显龙亲自上庭作证。梁实轩律师林鼎询问，总理是否因为梁实轩是一位“坚毅的政治批评者”而选择起诉他。李显龙否认有关指控，在审讯期间，他这样阐述控告梁实轩诽谤的原因：

“我以起诉不实抨击我的人而闻名。我不会轻易，亦不会恒常控告别人，但这是必须的。所以，当发生了严峻的情况，而且影响我的声誉时，我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他总是对不实的严重案件采取行动，为何当他面对这宗非常严重的案件时，却无动于衷？’”

尽管这只是一宗李显龙以个人身份提告的民事诽谤案，但是，密切留意新加坡政局的观察者，必然会意识到此案背后的政治联系。

李显龙是新加坡总理及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领袖，他的律师Davinder Singh，于1988至2006年，亦曾是人民行动党的国会议员。而另一边，梁实轩长期批评人民行动党及其政策，他的律师林鼎则是反对派政党——人民之声的领袖。2018年被起诉之后，梁实轩进一步参与政治，今年新加坡大选，林鼎曾带领梁实轩，以及另外两人一同于惹兰勿刹集选区参选，以34.6%的选票落败。李显龙于交叉质询时亦有提及此事。

开审之前，林鼎自己也被捕了。 10月2日早上，诉讼开始前4天，林鼎在办公室中被警察去逮捕。 警方表示，林鼎涉嫌违反信托和非法跟踪，目前正对他进行刑事调查。林鼎被拘留在警察局一整天，而梁实轩只好在当晚保释自己的律师。

警方表示，是次拘捕行动并非出于政治动机，但林鼎则坚称并非如此。他被释放后，于Facebook的直播中表示：“这是一场出于政治动机的调查，旨在于一场重大审判之前，打断我作为律师的工作，并且损害我的客户的利益。”

10月7日，李显龙传召了目前在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担任副教授的潘光俊（Tuan Quang PHAN）作证人。潘光俊保守估计，梁实轩的贴文可能出现在超过11000名Facebook用户的新闻摘要中。质询期间，林鼎声称潘的估计不过是“臆测”，同时指出他曾经获得新加坡政府的研究资助，质疑其独立性。潘不同意，指估算是根据研究得出的；而他的研究资助，亦是通过适当的评估程序才得到的。

翻查历史，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成员曾多次以民事途径起诉诽谤罪。 该党及历届由他们组成的政府，对有关腐败或裙带关系的指控皆尤为敏感。他们声称，若容忍这些指控而不作强烈反驳，最终可能会损害新加坡作为一个值得信赖且廉洁的投资之地的声誉，或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损害新加坡人民以至整个国家的利益。

若有人诽谤我们，我们必须提告……若总理没有反驳，若他不敢在法庭上面对律师的讯问，其指控必然有部份是真实的。

新加坡的第二任总理吴作栋，1999年曾经在接受CNN的一篇访问中这样表达立场：

“若有人诽谤我们，我们必须提告——因为，如果我们不如此做，我们的诚信将会受到怀疑……我所指的诽谤是指，有人指控总理贪赃枉法或不诚实。若总理没有反驳，若他不敢在法庭上面对律师的讯问，其指控必然有部份是真实的。如果没有证据，那么，你为什么不提告？”

多年来，人民行动党的高级党员多次提告诽谤罪。最初被告的多是不同反对党的领袖，后来众多传媒、特别是西方传媒也成为被告，而近年，则多了普通公民成为被告。至少两人因无法支付赔偿金而破产，而一些传媒为了避免高昂的律师费等，选择庭外和解。

1981年，惹耶勒南 (J.B. Jeyaretnam) 成为首位进入国会的反对派，打破了人民行动党垄断国会超过十年的纪录。上任之后，他被人民行动党的政客控告诽谤罪超过十次，并须支付数以十万计的赔偿金额，导致他破产。另外，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博士也曾经被吴作栋及李光耀控告诽谤，须赔偿50万新币，因无法偿还而宣告破产。

《纽约时报》旗下的《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现改名为《纽约时报国际版》）以及《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等西方媒体，都曾经因为报导内容，须向人民行动党支付上千上万的赔偿金额。

在这类诉讼中，人民行动党的领袖通常都是获胜的一方。由于是民事案件，赔偿金都是直接交予这些政党领袖。没有人知道这些笔钱最终所去何方。曾经有媒体报导，李显龙和他的父亲李光耀曾表示，他们会将所获的赔偿金捐赠给慈善机构。

即便如此，仅仅在Facebook分享一则贴文就控告一名新加坡公民，实属意料之外。相校之下，李显龙并没有对该报导的出版人 The States Times Review 及The Coverage提出同样的诽谤指控。

“我很震惊。”新加坡社运人士范国瀚（Jolovan Wham）对端传媒表示，“通常都是提出诽谤性评论的人被控告，而不会是分享它的人被控的。”

新加坡政府一直监控社交媒体，尤其是新加坡最受欢迎社交平台——Facebook。在法庭上，李显龙这样解释留意梁实轩Facebook帖子的原因：“在审视网络期间，这（帖子）引起我的注意。当一些信息在网上非常‘流行’时，政府需要尝试找出它的来源，所以我去看看那里有什么。”

李显龙称，他没有控告其他网页或出版人，因为他们并非在新加坡营运，所以不被新加坡的法律约束；而梁实轩则在新加坡分享了该帖子，所以构成发表诽谤言论。

去年10月，李显龙也告了一名在新加坡独立媒体网站《网络公民》工作的马来西亚作家诽谤罪。当林鼎提及这宗案件时，李显龙解释说，该篇文章在新加坡发表，所以除了该作家，他亦会控告网站的新加坡总编辑许渊臣（Terry Xu）。

由于案件仍在审讯过程中，梁实轩拒绝了端传媒的访问邀请，不便回答与审判及其辩护有关的问题。律师林鼎依然表现自信，至少在公开场合如此。

在审讯的第二天，林鼎向法庭表示，李显龙的起诉“太轻率，无理取闹和滥用（法律）的”，因此他认为梁实轩没有出庭作证的必要。双方接下来会向法院提呈书面陈词，11月30日再作庭上陈词。

当被问到会否担心可能需要向总理赔偿数以千计的罚金时，梁实轩沉默了。为了这宗案件，他已经投入了数万元的新币。2018年，他从与总理不和的弟弟李显扬处获得“一笔可观的款项”，不过，他曾否获得更多支持，尚未清楚。

“我试图正常的生活。”他最后说道。他承认，被总理起诉的确是影响到了他的生活。在公开场合，他会被公众认出，“无论你走到哪里，他们都会和你谈论（此案）。”

“位高权重的官员应该比普通人获更多赔偿”

目前，他还在继续每个月还款，直到2033年。

在新加坡，与梁实轩有著同样遭遇的，还有鄞义林（Roy Ngerng）。

2014年，他同样被李显龙起诉诽谤罪。他在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将一家大型教堂的领导人挪用资金的个案，与由李显龙担任主席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的管理问题作比较。李显龙称，博客文章暗示他挪用了国家养老金的款项，于是提告。

当时鄞义林在新加坡陈笃生医院的传染病中心做患者协调员，被起诉后不久，他被医院解雇了。诉讼令他在新加坡声名鹊起，他亦曾发起一场针对新加坡政府公积金管理的抗议集会，梁实轩当时也在该集会上发言。后来，他也更积极投身政治，在2015年竞选国会议员，但最终败选。

和梁实轩案一样，当时总理李显龙也是以证人身分上庭作证，而鄞义林则没有聘请律师，选择在交叉质讯中代表自己，盘问李显龙。

法院最终裁定鄞义林诽谤罪成。2015年，他被下令支付新币 $150000 的赔偿金及讼费予李显龙，这相当于超过85万港币，超过316万台币。目前，他还在继续每个月还款，直到2033年。

诉讼过后，他难以找到新工作，最后他决定移居台湾。目前，他正在国立台湾大学的风险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工作。最近他一直密切关注着梁实轩的案件。

“在公平的民主制度中，任何公民都不应受到其政府的起诉或威胁。在能保护基本权利的制度下，新闻自由和批判思考足以消除任何虚假事实。”他对端传媒表示， “因此，这种暴政只会进一步削弱公正评论的能力。”

新加坡法律中对待政治领袖有这样的先例：赢得诽谤案后，位高权重的政府官员能够获得比普通人更高的赔偿金额，以表彰他们在新加坡的身分地位。一份2003年发表的研究指出，人民行动党在此类官司中从未输过，他们获得的赔偿金比平均赔偿金水平高12倍。

新加坡上诉法院2010年指出：“大部分公众领导人都有权力获得较高的赔偿，这是源于他们在新加坡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对人民服务的奉献。 任何对他们人格或公职的诽谤或中伤，不仅损害其个人声誉，更损害新加坡的声誉。因为新加坡的领导人，以诚实和正直的态度，以及对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而享誉全球。”

多年来，被总理起诉的公民人数有增无减。 继梁实轩后，许渊臣将成为下一个受审的人。

许渊臣是新加坡独立新闻网站“网络公民”（The Online Citizen）的总编缉。2019年8月15日，他发表了一篇评论，谈及李显龙与弟弟和妹妹关系不佳，以及父亲李光耀逝世后如何处理故居的问题，最终被总理控告诽谤罪。

李显龙和他的弟妹，李玮玲和李显扬曾公开争拗，两人批评总理保留父亲李光耀的故居，只是想累积个人政治资本，在此事滥用其权力。另外，许渊臣还与网络公民的撰稿人一同被控刑事诽谤罪，因为许渊臣发表了撰稿人的一份意见书，指控新加坡政府“最高阶层”中存在腐败。这宗案件近日刚刚开审。

为免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已委任林鼎为辩护律师的许渊臣拒绝评论此事。许渊臣的担忧不无道理——在梁实轩一案中，李显龙与其代表律师称，梁实轩在被起诉诽谤后发表言论并接受了采访，是对李显龙的挑衅。

因半年前的脸书照片，她被举报和调查

在新加坡，要在网络上发言、发相片或转发贴文，要留心的，不仅仅是随时准备走上法庭辩护的政府或政客。

Averyn Thng，大学生兼社运人士，今年23岁。在今年疫情流行期间，她因网上活动而被调查。2020年9月16日，她接到警察的电话，表示他们收到一宗举报，涉及她在Facebook上发布的一张照片，正展开调查。

那是一张她在一年前上传Facebook的照片。照片中，她站在芳林公园 (Hong Lim Park) —— 新加坡唯一一个无需事先获得警察许可，即可举行公众集会的地方，不过现时已因疫情而关闭。她当时身穿白色上衣，迷彩外套和长裤，昂首站在写有“演说者之角”（Speakers’ Corner）的标志前，以及上方的监控摄像机之间，对著镜头竖起一根笔直的中指。

发照片时，她这样写道：

“‘现状’是一个丑陋的现实。它以军事化控制人民，尤其是那些边缘化的人。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政治上，它以持续性的压迫维持固有的阶级制度。这是资本主义。这是权力。这是压迫……这一切，都以军事化监控和将那些为了美好世界而奋斗的人定罪来维系。”

在另一张同样发布在Facebook的照片中，Thng提到军服是“父权，种族主义，民族主义，阶级主义和国家暴力的国家象征”，并提到了“撤回”它的计划。

今年9月，Thng发现有人对这些帖子提出了质疑，还在今年5月向警方举报了——在照片发布六个月之后。

及后，警察根据《防止骚扰法》展开了调查，该法规定：“个人或实体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任何威胁，侮辱或侮辱性的言语或行为；或进行任何威胁，虐待或侮辱性的信息，致令任何人（在本节中称为受害者）听到，看到或以其他方式感知到的信息而引起可能的骚扰，惊恐或困扰。”

“那张（含监控摄像机的）照片实际上算是一时冲动的产物，”她在Zoom通话中告诉端传媒，“我是有打算拍一些照片，但事前我不知道我们会去芳林公园的。最终我就拍下了向警察摄像机举中指的照片。”

Thng被讯问了一个半小时，警察没收了她的迷彩外套。“（警察）问了我很多问题，主要围绕我发布这些内容背后的具体意图和目的是什么。”她表示，“他们一直在问做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

现时，Thng还没有被正式起诉，正在等警方的最新消息。“我觉得这有点无谓？”她向端传媒表示，“若果他们是担心，这些贴文会煽动群众，或者令新加坡局势更为紧张，他们应该一早这样做（调查）吧……半年后才作出举报，那些照片基本上被淹没在我其他大量的贴文之中。”

我认为入狱是抵抗运动的一种延续。 表达出你不接受判决的合法性……是的，我拒绝接受判决的合法性。

对于此类调查，范国瀚已经遭遇了很多次。2018年4月，他在Facebook发文，比较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司法机构之间的政治案件，后来被判处藐视法庭罪，今年4月入狱7天，以代替缴纳5000元新币的罚金。

之后，他因邀请香港社运人士黄之锋透过视频通讯程序 Skype 于有关社运的研讨会进行演讲，被裁定举行非法集会罪成，今年8月入狱10天，以取代缴纳2000元新币的罚金。

“我认为入狱是抵抗运动的一种延续。 表达出你不接受判决的合法性……是的，我拒绝接受判决的合法性。”他在4月份第一次入狱之前告诉记者，因为新加坡很多市民害怕违法，“基本上，这就是我对管治机构说‘干！’。”

然而，他与当局的纠缠仍未结束：除了一些悬而未决的指控之外，还有一些调查或会演变成更多的指控。例如，他被指控组织了另外两个“非法集会”：一个是于新加坡地铁列车上，针对1987年“光谱行动”中，警方于未经审判下根据《内部安全法令》逮捕22人的无声抗议，另一个，则是为了一名死刑犯举行的的烛光守夜活动。

警方亦就范国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进行了两次公开调查：一张是他在法院前举起标语，要求撤销对新加坡独立媒体《网络公民》总编辑许渊臣和撰稿人的刑事诽谤指控；另一张是他自己一个人举著一幅画有笑脸的标语牌，参与气候罢工。

警察援引《公共秩序法》来调查范国瀚。这条法例规定，只要未事先获得当局许可，即使一个人进行抗议活动，也会被定性为犯罪。

警方认为，在公开发布照片时，范国瀚就等于是进行了一场未经许可的单独抗议（solo protests）。

公共讨论中不可以有界外球？

对于市民的行为和言论，新加坡有广泛而措词模糊的法律来管束，即使是网络言论也不例外。新加坡人常常牢记，舆论场中有一条含糊不清的“言论界限”（Out of Bounds Markers，简称“OB Markers”）。

OB，高尔夫球术语，意为界外球。1991年，时任信息和艺术部（现改名为通讯及新闻部）部长杨荣文用这个术语，来解释公众言论中存在的界限。

根据路透社与牛津大学联合发表的《 数码新闻报告2018》，63％的新加坡受访者同意以下说法：“在网上公开表达政治观点时，我会考虑得很仔细，因为那可能会让我惹上和政权的麻烦。”

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担任副教授的Stephan Ortmann曾研究威权主义和新加坡问题，他对端传媒指出，“除了少数活跃份子或维权人士，大多数人仍然避免越过那一条定义不清的政治言论边界。现时有很多重要议题，明显是缺乏讨论的。”

新加坡的《煽动法》和《刑法》均将新加坡不同群体间“怀有恶意和敌意”的行动及言论列入考量。2019年，绰号“Preetipls”的网红 Preeti Nair 与说唱歌手哥哥 Subhas Nair 发布说唱影片，内容涉嫌对华裔新加坡人的种族歧视。及后，他们被警方调查，并收到有条件警告——要求他们不能在24个月内违反任何法律；否则，根据《刑法》，他们可能会因新罪行和警告而被检控。当局亦要求他们将影片从网络平台上删除。

今年大选期间，警察曾经宣布，就反对派政客Raeesah Khan两年前于Facebook发布的评论展开调查。当局再次引用《刑法》，指 Khan“发起或意图发起不同宗教或种族团体之间的不和、憎恨、敌意或恶意”。

除了上述法律，还有与藐视法庭相关的法例。而2019年10月，俗称“假新闻法”的《防止网络假信息与网络操纵法》（POFMA）正式生效。当政府发现网络上有“虚假陈述”的信息时，法例赋予政府更正及删除有关信息的权力。自法例生效后，已发出超过70个检控予个人和平台。不过在7月10日大选结束以来，当局没有进行新的检控。

“藐视法庭和假新闻法都影响公众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Ortmann向记者表示，“社会上存在有关（越过）界限的顾虑，即使没有涉及风险，公众也会自我审查。”

“现时与过去，一直以来都存在著对于国家打压政治言论的忧虑。”他补充：“在2011年大选期间，曾经有一种恐惧气氛正在消散的感觉，当时人民更愿意公开发声。我相信经过之前一段时间的自由化之后，情况会再度恶化。现在，局势已有很大的转变。”

香港会新加坡化吗？

尽管人权组织并不认同，但新加坡政府声称，有关种族和宗教和谐、蔑视法庭和互联网上“假新闻”的民事诽谤诉讼和法律，并不会影响该国的言论自由。

总体而言，新加坡公众亦意见分歧：许多人乐于接受建制一方面的论述，认为政府应谨慎保护新加坡的多元种族和宗教人口，避免可能造成不和谐的言论；另一方则谴责政府的家长式和专制主义方针。

“我们很难知晓两方意见的支持人数，”Stephan Ortmann指出，现时并没有关于上述主题的明确调查。但他亦补充：“那些过著舒适生活，远离政治的人们，基本上都不会太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不会影响到他们。”

新加坡年轻人在选举期间以选票表明，他们希望可以就种族和宗教等问题进行更开放的讨论——即使是人民行动党政府也承认这一点。不过，这是否会引来更大的言论空间，还有待观察。

Stephan Ortmann 这几年一直在香港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尽管香港的公民自由被认为正在迅速消退，但Ortmann不认为香港的发展轨迹将与新加坡完全相同。

“中国和香港政府正在努力营造一种基于恐惧的文化，并加强自我审查。但是，由于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缺乏合法性，我认为这些努力不会取得成功。”Ortmann指出，但可能的是，压制会转而以武力的形式出现。

据Ortmann分析，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在其执政的几十年间，一直获得许多选民的真正支持。反观香港政府，却并没有解决众多社会问题，亦没有尽力减少不平等，更采取有利于富裕的地产开发商的政策和项目。另外，政府对民众抗议活动的反应，也恶化了人民与非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民众对政府的愤怒并没有消失，人们现在试图通过支持黄色经济圈（支持反修例运动的商店）或抵制某些‘蓝色’（支持建制的）商店或中国制造的产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愤怒。”Ortmann向端传媒表示，“抗议者亦试图利用其他问题，例如泰国的抗议活动来规避当前的限制。因此，由于（政府）缺乏合法性，香港不太可能会转向新加坡，反而更大机会会转向以武力压制言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