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冲”关门了：老牌英文书店在香港的逐渐失去

今年7月底，植根香港百年的英文书店辰冲图书有限公司（Swindon Book Co.）宣布关闭其位于尖沙咀乐道的实体总店，转作网上营运，集团旗下位于中环及金钟的书店 Hong Kong Book Centre 及 Kelly & Walsh 则照常营业。而早于5月下旬，书店被业主入禀追讨近四年来逾300万元租金。实体店关闭的消息牵动广大巿民情绪，不少书客特意在书店最终结业前赶来怀缅一番，为门庭冷落多年的书店添上最后的荣景。

“喂，你来不来？对呀，今日 last day，我都 last day 啦。不买来‘打个卡’都好啦。”被排队等付款的人龙围著，在柜台忙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年阿姨，最后一次用店里的电话跟老主顾通话。

时为7月31日下午，尖沙咀疫情中一贯人车如常，乐道一旁的辰冲书店平日多是途人路过的“布景板”，此时却前所未有地摩肩接踵，七、八十人挤在近3000呎地舖内翻书、找书，张贴著“$30-50”清货纸条的书架下。

书店入内，右翼的时装、摄影、美术类书籍几近沽清，仅余大型厚重硬皮画册零落躺卧；店的左翼，主攻商管类和小说书籍的部份则尚有大量存货。至于店的正中央深处，通往二楼的标志性木楼梯则被封起来，闲人免进。

人海中，明显是故地重游的旧客搂著书本左顾右盼，意犹未尽；抱著游览心态而来的，则把书当作道具，拿起又放下，脸庞置中又倾侧，以便同伴摄下最佳角度。不论人们抱著何种心态前来，像所有呼吸最后一口气的老店一样，辰冲成了人气一时无两的“打卡”热点，人人举机拍摄，“No Photography”的英文标示无人理会。

资深传媒工作者，《苹果日报》前总编辑郑明仁是赶在书店关门前来购书的一份子。热爱阅读中国历史文化的他在最后三天购得心头好：一套六册的《China and Southeast Asia》和一本《Christianity in China》，前者原价港币12000元，后者原价2375元，终以三折入手。

“没法子，见到好书又想买。”本身已有两万本藏书的他说。自70年代初首次踏足辰冲，这老主顾认识书店已近半世纪。

“它将西方思想文化像种子一样散播出去，如果没有它，我想一整代香港人的精神面貎都会很匮乏。”

逝去的文青盘据地

辰冲书店于1918年由华人李氏家族创办，起初于弥敦道售卖英文报章杂志。40年代起，看准大量英国人受聘于政府及企业来港工作的商机，书店开始引入英文书籍。辰冲历经数次搬迁，据作家黄夏柏翻查旧报记录，乐道总店设于1964年7月18日，经营至今56年之久。至90年代初，辰冲始终稳坐英文书店巿场的龙头宝座，除拥五间书店外，亦是多所大中小学购买教科书的指定书商。

郑明仁于1973年认识辰冲，与他结缘的，是曾经的海运大厦分店。当时为香港浸会大学传理系学生的他，被辰冲那代表知识和“时髦”的形象所吸引。

“上大学后，发现身边名校出身的同学英文好得不得了，我们这些中文中学出身的羡慕得很，后来知道他们会到辰冲买书，便赶上这潮流。当时辰冲名气极盛，一说到要买英文书，最多、最齐全的便是它，几乎是独巿生意。”

在郑明仁的读书时代，校园有股炫耀“识英文”的风气，手执一本英文书或一份《南华早报》可不怕高调，就怕没人看见。“那时大家很喜欢让人知自己看英文书，就算书包有位也绝不会放进去，净拿著英文书‘通街走’，因为那就是威风、高人一等的象征。”在这样的氛围下，懂英语是向上流，英语不济足教引以为耻。因此但凡自翊思想进步走在尖端的文艺青年，都必得拜会辰冲这知识的殿堂。

“假如你在巴西咖啡室打开一本刚在辰冲买来的英文书来读，那就是有文化和品味的象征，定必有人上前攀谈来结识！”

至于为何舍乐道总店而选择海运分店，则皆因当时海运大厦原来藏著不成文的“文青地图”，而辰冲便是其中一站。

郑明仁指，当年海运大厦有三处“文青潮圣地”：一是巴西咖啡室，二是辰冲，三是天祥百货。巴西咖啡室位处海运大厦二楼某角落，它最著名的不是咖啡，而是其文化氛围，那是作家、编剧、导演的聚脚地。到巴西咖啡室呷一口咖啡，消磨一个下午，得到的不止是闲适的文化优越感，更可能是遇上伯乐的机会。与诗人淮远相交40年的他说：“淮远便是在那里被吴仲贤赏识，当起了杂志《70年代双周刊》的编辑。”

至于辰冲，郑明仁犹记得那除了是年轻人“打书钉”（即是只看不买）的圣地，更是“雅贼”出没之处。“当时店舖呈长方形，门面窄，舖位深，因此书巷深处也就成了偷书的好地方。”至于天祥百货，则可想像为马莎百货的前身，是售卖英伦舫来品的地方，年轻人要追赶潮流打扮，便要蓄钱到天祥百货购买远渡而来的恤衫（衬衫）西裤。三地就此构成了七、八十年代香港年轻人趋之若鹜，一并游览的摩登场所。

郑明仁笑说：“记忆中，辰冲和巴西咖啡室的距离颇近，假如你在巴西咖啡室打开一本刚在辰冲买来的英文书来读，那就是有文化和品味的象征，定必有人上前攀谈来结识！”

然而，想戴上辰冲那代表知识份子的光环，代价绝不便宜。郑明仁回忆毕业之初投身新闻界，月薪仅得港币900元。根据“美艺画报社”Facebook 专页提供作家丘世文于80年代初的购书单，一本英文书便宜起来可以是个位数，贵则可以过百元，对比同期一个银行文员约1200元的月薪，购买数本的话，轻易可吃掉薪水的一成。这大概可窥探到阅读英文书在当时社会，是一件如何集高消费、高品味、高知识水平的奢侈消闲。

“一问书名便知书放在哪个类别哪个书架，入书眼光也相当好。因著有对书本认识那么深的员工，辰冲一直是家出色的书店。”

濒危的实体书店体验

镜头回归辰冲乐道店，在实体店关门前特意来一趟的，还有作家陈冠中。

“辰冲有很长一段时日都办得相当出色，虽然我不时会跑到其他城巿，但我每次回港都会回去看看。我对它可说是心存感激的。”

陈冠中中学时期已到辰冲乐道总店购书，然而当时的连系仅限于教科书层面，直至上大学再遇上辰冲的港大分店，才真正开启了英语阅读的大门。“那是对我影响相当大的一间书店。”他重申。

大学时进辰冲港大店，家住尖沙咀的他亦毫无悬念是总店的熟客，工作后，他几乎光顾过集团的每一家分店，从中吸取过无穷养份。他这样为辰冲的分店排名次。“曾经一段时日，海运店的选书和经营是最出色的，其次应是当时的乐道店，因为那里有位对书非常熟悉的黎姑娘，一问书名便知书放在哪个类别哪个书架，入书眼光也相当好。因著有对书本认识那么深的员工，辰冲一直是家出色的书店。”

90年代初互联网兴起，人们开始知道有 Amazon 订书这回事，可是未成气候，逛书店仍然是增进知识的主流门径。陈冠中认为辰冲在香港文化史上的份量，是因其几近独巿经营而担当起不可或缺的角色。“它将西方思想文化像种子一样散播出去，如果没有它，我想一整代香港人的精神面貎都会很匮乏。”

见证辰冲最灿烂的时代，陈冠中却也目击它的衰落。随著十多年前黎姑娘的退休，加上网上订书风气日盛，电子阅读器Kindle的出现，内外因素都令辰冲走下坡。而他认为，实体书店的窘况是全球性的，在香港租金高昂的环境下，逛书店这种珍贵的体验有“绝种”的一天并不为奇。

“一个人的成长终究要靠自己去寻觅。在书店，从A到Z不同书种都罗列架上，只待你去发掘。但网上订书，过程其实是被动的，只等网站去推送相类近的书给你，你当然可以一个连结扣一个连结看下去，但长期这样的话眼界会不够开阔。逛实体书店的珍贵，就在于你没有头绪要看甚么书，然后透过寻觅或偶遇，碰上一本可能对你影响深远的书，带给你成长。”

他以文科出身的读者为例，假如他除了买感兴趣的文史哲书籍外，也能因稍移玉脚而遇上一本有趣的科普书，从而扩阔天地，那便是书店的成功。至于这科普书是如何摆放及展示，以致能走入无心者的眼内，就是书店的功力。而往往，“如何摆书”正是一个社会时代精神的赤裸示现，哪本书放在当眼处便如镜子一般反映著特定时段内，全城人最关注的议题。好比恒生指数冲上三万点的“港股大时代”，考“股”专家和“少年股神”的书定必放在书店门口大肆舖展；到近年社会事件不断，情绪病变成公共卫生议题，解构抑郁、心灵治愈的系列便被放在书店的射灯下。

在陈冠中眼中，香港本具备拥有一流英文书店的条件，然而令这个国际都会尴尬的是，香港似乎连配备二手英文书店也难以说起。

“网上订书，过程其实是被动的，长期眼界会不够开阔。逛实体书店的珍贵，就在于你寻觅或偶遇，碰上一本可能对你影响深远的书。”

“一个城巿如果自称拥有国际视野，我认为至少要有经营不俗的英文二手书店。香港本就有许多外国过客，他们的品味、兴趣、所思所想都刻画在这些英文二手书籍里。理论上，这些书应当会落在二手书店里，许多非英语城巿，像是东京便办起十分像样的二手英文书店，但香港租金太贵，以致连这个循环也没能做到。”

而评价书店，他看重的是有没有超越时间的经典旧作。“一间书店如果只得新书和畅销书是没有价值的，虽然这些书会比较货如轮转，为书店缔造收入，但我重视的，是那些默默守在后排书架上，永远等待读者去发掘的经典旧书。那是书店的精神和个性的体现。若拿我居住过的城巿比较，我看台北诚品外文部的选书质素是最高的。理论上，香港人办书店和阅读英文的诱因都应该比台北高，但偏偏我们就没有做得比别人好。”

“一个城巿如果自称拥有国际视野，我认为至少要有经营不俗的英文二手书店⋯⋯但香港租金太贵，以致连这个循环也没能做到。”

消失的精英特质

五年间，香港的大型实体英文书店连番倒闭，先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Dymocks，后是新加坡的过江龙 Page One，今年则是本地姜（本地厉害角色）辰冲的挣扎转型。陶杰认为，英文实体书店消失的速度，某程度上反映了香港中国化的速度。而在他的认知里，香港人其实从没有真真正正以吸收西方精神文化的态度来阅读，多的是出于功利的动机。

“香港最好卖的英文书就是商管书和心灵鸡汤，看的人著眼现实讲求回报，真正的文史哲书籍，其实没几个香港人会看。”

他鞭挞香港本为双语城巿，然十年前起，英文阅读风气和港人英语水平俱往下流，连高官的英语程度也不甚了了。若以现今的姿态仍自居“纽伦港”，实有自吹自擂之嫌。

“这个世界当然不是只有英文，但若能读好英文，你的世界将会开阔许多。读英文的重要性在于，它的语言结构需要学习者有高度的逻辑性、分析力、思考辩论。在我看来，中文翻译书其实一直是个骗局，因为好的英文中文根本是无法翻译过来的，而且一本英文书的出版，往往是为著要争辩一个主题，作者需要下定义，遂点陈述理据，是一件非常严谨的作业。所以如果一个人不读英语，我会认为他在逻辑思辩等能力上犹如被绑起一只手，总会有点 handicapped。”

当西方文化在香港舞台逐渐退场之际，电视台英语频道的普通话播放节目与日俱增。“除非很自觉，愿意舍弃无谓的娱乐多读英文报章杂志，否则，以往的一些港人精英特质只会持续弱化。”陶杰如此定调。

英文实体书店消失的速度，某程度上反映了香港中国化的速度。而在他的认知里，香港人其实从没有真真正正以吸收西方精神文化的态度来阅读，多的是出于功利的动机。

在北角某屋苑商场的冷巷深处，郑明仁拉开玻璃店门，走进他开设的二手书店“老总书房”。向以购书为乐的他，从投身社会开始便以勤买勤读的心态弄得满屋书香。9年前从新闻火线退下后，他干脆天天钻旧物店寻宝，变身成书籍收藏家，书量也膨涨至2万本之多。爱书如命的他，去年终决心割爱，将大部分珍藏捐赠大学及博物馆，并开设二手书店，让好书觅得好归宿。

店内，文学经典、流行小说、名家散文一一罗列架上，倒是一袋袋英文书，静静地躺卧在深处未被整理出来。郑明仁皱眉疑惑：“近年叫人来取书，不知为何，英文书总是无人问津，这真是太可惜了。我也不太明白，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都不太读英文书了？还是上网已经看得够了呢？”

感谢黄夏柏先生及“美艺画报社”Facebook专页提供部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