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条：一部需要教学关卡的游戏

在《新手指南》（Beginner’s Guide）这个被很多游戏设计师誉为经典的作品中有这样一幕，一位应当是成功人士的讲者只身站在演讲厅中心，台下坐着的观众是他的死忠粉丝。观众抬起头，眼巴巴盯着讲者，他相信讲者是智慧的化身，马上又要口吐莲花。

这时游戏视角反转，我们站在讲者背后，才发现他其实十分紧张，观众席在他眼中化为烟火重重的奇景，似乎马上要将他吞噬——这正是我在戏院看《信条》（Tenet）时想起的第一个画面，诺兰也许比我们更清楚，他让我们／自己失望了。

最近几个月，我终于实现了自己都不曾料想到能够拥有的梦想——制作游戏。写故事、买部件，同时协助搭档——一位出色的游戏艺术家搭景、测试程序，安排游戏测试聚会，摄制过场动画场景，配音，忙得不亦乐乎。在一切技术与艺术的挑战下，我学到不少技能，对创作这件事也有了较以往完全不同的感悟。首当其冲就是，当身份从玩家、评论者转换到产品创作者时，我忽然发现自己的产能多么有限，发现游戏制作（或一切工业化水准的视听产品制作）真是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更不必说我们的产能完全由两个人提供。以前想当然的质问某个游戏为什么不加上这个功能，添上那个人物，现在明白了，很大可能设计师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个杰出的想法从诞生于脑洞到最后落地人间，中间的旅程漫长复杂。观众和玩家看到的是最终结果，比较参数则是与之有关的各种文化产品与生活经验，于是很快大家会有建设性的批评。而对创作者而言，在小样、原型、初代问世之前，其实我们更像弗兰肯斯坦博士，并不知道自己在有限资源内的创作最终会变成怪物还是杰作。这也许是为什么，过去两周，想要和我热切讨论《信条》何以成为如今面貌的设计师和电影人，无论平日里如何挑剔自省，总是要在对话开始的时候加一句铺垫：“我敬佩诺兰在拍这类电影上的胆量和努力。”

基于大量的负面评论和身边人欲言又止的萌态，我终于摆脱懒癌魔爪，去戏院第五排找座位，在久违的冻死人的冷气中看完了这部画面冷清的争议之作。开场戏过去，又看了五分钟法国口音的女科学家面无表情、演示物理定律后，我悄悄给搭档发短信：“诺兰需要一个对观众友好的教学关卡。”

高概念、玩法与教学关卡

高概念是好莱坞常见的叙事工具。在我的理解中，“高概念”的“高”，部分是指一个（往往很酷的）核心概念，其地位远远高于剧情、人物、美术、配乐；或者说，电影的其他元素是围绕这个概念慢慢衍生的。一般我们看到的高概念电影大多是科幻、玄幻类型，具体的概念有违我们在真实世界中体验到的物理法则和社会法则。譬如超级英雄电影里英雄的超能力，或时空旅行电影里对于平行宇宙的定义。电影之外，科幻小说也是高概念的地盘，人物和故事成为测试概念的试验场，或是展现概念运行面貌的画布。

在高概念电影中，主角是谁其实不重要，我们看到《黑客帝国》（Matrix）中的尼尔，或是《信条》中的，好吧，他就叫主角，理论上可以是任何人，任何一个被更高等级智慧选择的救世主化身。而主角的队友们，就好像金庸笔下逍遥派的门徒，往往身怀绝技，尤其熟悉旁门左道，譬如锁匠（程序员）、有疗愈功能的法师（医生）、恃靓行凶的致命女人（恃靓行凶的致命女人），他们负责降妖除魔，护送主角杀掉大boss，或者找到宝藏（密码）。

听上去是不是像你玩过的绝大部分剧情类游戏。没错，高概念在游戏领域甚至比在电影工业还要常见，只是在游戏行业中它的名字换了，叫做“核心玩法”。譬如《刺客信条》（Assasin’s Creed）中藐视重力加速度的跑酷，《骑马与砍杀》（Mount & Blade）中的骑马与砍杀。游戏设计师中很多人的惯性想法是“如果玩家可以这样杀人／潜行／对话／穿越时空”，那故事应该怎么编比较好。这并不是说设计师不在乎情节、人物。游戏是互动的媒介，玩法就是玩家领会设计师意图的最主要路径，越好的游戏，玩法和故事结合越紧密，这是艺术创作中经典的法则：形式与内容的紧张关系。而越新鲜有趣的高概念，比如《女神异闻录5》（Persona 5）中偷心怪盗这个设置，就需要越直观的玩法来传播——潜行、杀掉保护思想的守卫怪、盗取藏在心头最深处的执念，故事与玩法一气呵成。

大部分游戏都有教学关卡，即是通过简单任务让玩家理解、学习、最后熟练掌握游戏玩法的最初几关，譬如李逍遥在村子里杀蜜蜂，或是白狼在瓦伦练习追寻气味找到吸血鬼。选择最简单直白的任务入手，就好像数学、物理老师在让你大量做题之前，先告诉你勾三谷四为何就可以弦五，如果猪八戒和孙悟空在电梯里上下跳动会不会导致大家死得更快（我的物理老师就是这样介绍力学定理）。当你领悟了道之后，才能用道的方法带入习题集，理解、乃至解决难题。

高概念电影也是一样，因为剧中一切都不会完全遵守现实世界的法则，一个必要的教学关卡可以在电影最初十分钟内，让观众逐渐明白创作者所造的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除非电影同时又是惊悚悬疑类型片，高概念本身要压轴出场让观众顿悟。其实，诺兰的前作《盗梦空间》（Inception）在这层面已经非常完美：从开场火车之梦让人意识到梦的不同境界，到巴黎建筑师看到地平线折叠醒觉，再到主角前妻不断出现演示真假不分的害处，层层叠叠，早在影片核心部分来到之前，大部分观众已经明白盗梦是怎样的高科技。

有评论家批评《信条》中的物理假设前后矛盾，无法站得住脚。我倒觉得其实这不重要，这部电影和游戏一样建造了平行世界（当然过于现实的镜头风格没有帮到诺兰营造好这一重世界），是个 make-believe的空间，如果导演 make 到位，观众自然会 believe。之所以有人喊出戏，又有人要看一二三四五遍觉得是自己智商不够才看不懂，是 make 的不够。我们第一次知道逆转时空这件事，是法国女演员一脸“人间不值得”的现场教学，这时高能信息轰炸观众（以及主角），画面就是几个子弹来来去去，并没有起到演示作用；下一次变成印度阿姨，她的口吻是“你不用知道，也不该知道”；然后男二号一脸了然“我知道呀，我是物理学硕士”，教学完全是口述，别说动画，连 ppt 和板书都没有。

而电影和游戏相比，制造视觉场景有天然优势，如果诺兰在奥斯陆机场的第一次打斗，或是在基辅反派大佬打伤女主角的场景中，在布景、镜头转换上给多点考虑，让观众一目了然，哦，时间倒流是这样啊，可能大家就可以吃著爆米花欣赏高潮戏的精彩。当然了，直到高潮戏，诺兰好像还是没有想出更明确的视觉语言，导致我们妄图理解谁在顺行、谁在逆行时，居然要去找角色身上的小布片，看看谁是蓝队，谁是红队，等一下，我们还要记起来，蓝队是逆行还是红队是逆行……

时间循环，英雄重新来过

也许是文科生出身的缘故，我一开始就没花时间从理性上梳理“熵”和时间、物质、主体的关系，甚至也没花时间琢磨，为什么从一个枪口出来的子弹会回到另一个枪口的问题。当法国女演员说：“别想了，信就行。”我马上言听计从，总觉得之后诺兰会像拍《盗梦空间》中“房间失重需要引爆炸弹引起下坠”那样，拍一个傻瓜版本给我。

没想到导演比我还懒，从头到尾，诺兰这个物理老师也没解释清楚他的热力学方程，就急著拉我们做题。结果我认识的几位科学家和工程师看电影时都被坑在原位，想不明白方程序到底是什么，导致错过了最后半小时最能展现诺兰脑洞的情节——前苏联军事基地的时空夹击战。

而我之所以觉得我懂了，还是因为我爱打游戏。最后男二背著预示他将死在上一个轮回的书包挥手作别，告诉主角：“你才是幕后大Boss啊，我们早就是好朋友呀。”我忽然明白，所谓时间逆转，所谓信条，其实就是一个越挫越勇的玩家誓死不看攻略挑战《血源诅咒》（Blood Bourne）的过程啊 （好吧，其实我挑战的是PS版《蜘蛛侠》）。

想像你在玩一个魂系游戏——或者对手眼协调能力不出色的玩家来说，想像你在玩一个动作冒险游戏。因为难度太高，玩十分钟就会死，但你坚忍不拔，死一次长一次智慧：下次跑到这里要停一下，下次不要用火系魔法炸身上有炸药的 boss；下次让法师一开始就加防卫 buff。而这个该死的动作游戏还加上了“choice matters”的功能，不但要打得过，还要选得对，每次选错了，你就暗暗记住，下次重新来过，相信刺客不要相信德鲁伊，甚至到游戏很深入的时候才反应过来，原来队友是卧底，而 boss 才是真爱，所以，读档（或死掉），再来。一直到通关之前，你都不知道故事是怎么回事，甚至你是谁。但一旦通关，你就开了天眼，步步为营，善始善终。

想到这里，我就开始覆盘，如果《信条》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这是一场游戏，就好像《饥饿游戏》(Hunger Game) 那样。未来人就是游戏设计师，主角和 NPC 则是早就挂掉的当代人，然后导演就可以把预算的一小部分拨给界面设计，让视觉更加风格化也更加易懂。那样就不用非常俗套的把祸端推给气候变暖，以及再次倒霉的俄国大汉，而是可以大张旗鼓地说，对未来人而言，历史完全可以是游戏素材，毕竟我们现在也在各种《三国》游戏里指导刘关张怎么攻城掠地，不是吗？一旦历史架空，那反派就可以是任何人了，比如《美国贱队》(Team America) 里那个动不动就要核爆全球的金正恩，或者，妻子也是长腿美人的特朗普？一场游戏一场梦，就算你在游戏里杀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全家，对这个人而言，他既不会知道，也不会受影响。

开著这些脑洞（以及消化著八小时前喝过的咖啡），到半夜四点，我还在覆盘，从制作者角度幻想诺兰如何拍个更平易近人、不用看很多次就能懂的《信条》，或者别拍电影了，直接做成游戏。开场歌剧院那部分完成度很高，事实上，这是整个电影制作水准最高的部分，但叙事角度而言其实根本可以不出现，节省预算，就剪了吧（留著出DLC），可以把军事基地做的更加细致——对了，省下来的钱也可以雇几个关卡设计师，那么酷炫的概念，值得一个更好的旋转门，氧气罩也稍微高级一点吧，还不如我的N95呢。那么开场可以直接是奥斯陆机场，悬念丛生，然后倒叙。游戏还可以转换主角，我是说可以控制的人物，那你可以一会是女主角，一会是男二号，甚至带著小米手环的反派大佬。事实上，我也考虑过是不是男二变成男一更加好玩，那样主线就变成了烧脑的“他不知道我知道他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会死”。

想到嗨处，我又陷入疑惑：“如果我都能想到，诺兰怎么会想不到呢？”

作者

我不算是一个称职的诺兰影迷，虽然我的确在戏院看了三次《盗梦空间》，也在《蝙蝠侠》里第一次领略克里斯蒂安贝尔的男性魅力，而且我本人对时间、记忆这些概念极度著迷，甚至自己的游戏也设置了一个和记忆有关的高概念。但是我没有追过他所有的产出，比如《敦克尔克》（Dunkirk，我也不太喜欢玩《使命召唤》），所以远称不上诺学家。

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还是一个热爱故事的人。游戏设计最终是机器的语言，是和人工智能打架，打架结果也一早被算好，总在一个平衡区间内。但我最喜欢的那些游戏，不然就是用游戏的语言讲了极度深刻的故事（比如《Fran Bow》），不然就是用游戏的玩法让我浮想联翩主动给它编故事（比如《新手指南》）。游戏里的故事和人物会比电影里更碎片、更容易表面化，弥补这种缺憾的手法与其说是技术（虚幻引擎或是《最终幻想》的动画），不如说是沈浸在游戏时间中不断动作的我们愿意相信它们是真的，是复杂的。在游戏动作中，我们慢慢消化这个世界，这个故事，这些人，然后感叹设计师的出色。而越出色的游戏，设计师也就越出名，比如宫崎英高，比如 Neil Druckmann（这也许是个反向的例子）。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在打通游戏后，尤其是3A 游戏，坐在电视机前花十几分钟看完职员表，相信光是那些奇怪的工种（声音协调员），就会让我们明白，所谓作者只是个幻想。

当然如同我所有自以为了不起的顿悟一样，早有一个法国人（或是德国人）想到了这点。关于“作者”的虚幻性，福柯早就参透。“作者”，无论是王家卫还是小岛秀夫都是一个想像出来的形象。福柯指出，文化产品需要一个权威作者的形象，投资人有信心，观众也愿意埋单，当然也许最简单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懒，记一个人的名字总是比记两个、三个、一百个简单（再多也记不住了）。当我们在谈论某个文化产品的作者时，也许我们早就堕入陷阱——这个人根本不存在。譬如，你知道在（不是很好玩的）《哈利波特》游戏中设计魁地奇游戏具体玩法的那个人，并不是J K 罗琳吗？

所以，当我要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拍出《盗梦空间》的诺兰怎么会拍出这样的《信条》时，我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本身的漏洞，于是非常邪恶地谷歌了这样几个词“Christopher Nolan fell out with”（诺兰和谁渐行渐远）。果然，我发现让我念念不忘的镜头雕刻师，凭借《盗梦空间》得到奥斯卡最佳摄影奖的 Wally Pfister，在得奖后就离开了合作七次之久的诺兰，访问中他说不想透露合作终止的原因——创意伙伴的背弃，这是另一个古老的故事，就不再展开。但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很多画面杂乱无章，色调也太过阴沈。

而虽然部分音乐听起来仍是 Hans Zimmer 味道，《信条》的作曲人换成了瑞士作曲家 Ludwig Göransson，这解释了人物对话时过于嘈杂的音轨，还有追车画面伴随的奇怪电子音乐。最重要的是，搭档告诉我，《信条》也是第一部诺兰独立担任编剧的电影，在那之前他很多电影的编剧名单里都有他的弟弟 Jonathan Nolan，搭档还加了一句：“Jonathan Nolan 也是《西部世界》的编剧和导演。”

当然更加容易看到变化的是演员，虽然影评都在赞罗伯·派汀森的演技大有提升，我每次看到他的镜头都告诉自己：如果是汤姆哈迪，你会更爱这个电影。女主角真的很好看，但不知是编剧还是演员本身的原因，我总觉得选她的原因，除了导演的审美品味，很可能是因为她的腿够长，可以从后座用脚踩到前座的按钮。而剩下所有演员，就连俄国大汉都很模糊，反正日本也有核灾难，就不能找渡边谦来演个变态吗？

所以，和《盗梦空间》一样，《信条》不是诺兰一个人的电影，这个新的团队的合作并不如他们在访问中说的那么默契。但，如我在开头所说，我和我身边投身创作的朋友一样，也许也爱开玩笑嘲弄《信条》，但依然“敬佩诺兰在拍这类电影上的胆量和努力。”如果我能明白《信条》让人失望之处，相信诺兰早就在过去的未来或未来的过去，明白了一百次。这一次的失败，未免让尚在路上的其他人心有戚戚，我们确实也可以感谢他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让我们看看减法怎么做，又有什么东西是万万剪不得的。

毕竟，如同 Youtube 《信条》预告片下的一个绝妙留言所说：

《信条》很可能是诺兰的第一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