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拜登不敲门”：我参加了民主党的拉票培训营

“Hi！特朗普敲门，拜登不敲门。”

七月末的一天，我收到一条来自Charlotte的短信。她自称是拜登竞选团队的志愿者，告诉我出于疫情的考虑，今年拜登的竞选活动将全部移至线上，不会再挨家挨户敲门拉票或者举行集会造势，她问我觉得怎么样，愿不愿意加入进来一起做线上志愿者。

“Hi Charlotte，你怎么会有我的姓名和电话？”我回短信给她。

她很快回复我。“Hi! 你曾经在拜登的竞选官网上留下联系方式，我们默认你是一位热心的支持者。如果你觉得被打扰，我可以把你从通讯录里删掉。如果你感兴趣，我将继续发送更多相关信息。”

“没关系，保持联系！”我想起不久之前，出于好奇，我在拜登的竞选网站上登记了自己的姓名、邮箱、电话和邮编号码。

那次简短的短信交流之后，我又陆续收到了拜登志愿者的更多短信，有时是Charlotte，有时是其他人，一天两三条。“嘿！今晚拜登会发表演讲，你愿意和我一起看吗？”“嗨！我们需要人手给选民打电话动员投票，你有时间吗？”“哈喽，距离大选不到80天了，你愿意加入拜登的大家庭吗？”

几次互动之后，我才发觉，手机那端的Charlotte并不是一个短信发送程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和我一样居住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有全职工作，她是民主党员，拜登的支持者，她自愿加入拜登的竞选团队，不领工资，每天拿出一段时间为拜登拉票，有时一天能发出200至300条短信，打一百多个电话，介绍拜登的竞选议题，动员更多人支持拜登。

“你可以捐款，也可以成为志愿者，动员别人。”一次，她在电话里对我说。

“我不是美国公民，我不能给候选人捐款。”我回答。

“哦！那你快来做志愿者吧！”她热情不减。

身为记者，我的职业要求我不能为任何一方候选人做志愿者，因为这样会影响报导立场，且按照选举的规定，志愿者不能接受采访，于是我回绝了Charlotte。直到8月17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线上召开，会议特别设置了一个环节叫做“Campaign Academy 2020”，连续四日为想要加入拜登竞选活动的志愿者提供免费培训，教他们怎么在线拉票。满足好奇心的机会来了，我马上报名，并申明自己是媒体，仅旁观而已。

拉票培训营的第一天，一万四千人在线。我一下子认识了很多个“Charlotte”。

“我很喜欢拜登！但是我一开口和陌生人说话就紧张”

在一堂“点对点短信”（peer to peer texting）的课上，拜登竞选团队的短信专家Spencer Neiman向我讲解Charlotte的短信是怎么发送的。

我收到的短信来自于一个私人电话号码，但实际上并不是从私人手机发出来。志愿者需要先用电脑登录一个叫做Thrutext的平台，平台系统里已经预先储存了许多姓名和电话号码。按照志愿者不同的工作时长，可能会被分配给100个、200个甚至500个号码，然后逐一发送短信。类似的系统还有Hustle、Textout、Blue Link等，功能都很相近。

一些短信内容是系统预先写好的。譬如“嗨！今天过的怎么样！”“距离大选还有XX天。”“你愿意来一起参加吗？”志愿者只需要把这些句子“抓”进对话框里，再根据短信的主题进行修改和调整。“一般来说就是三个要素，why、who和how。”Spencer Neiman在课上说。

譬如这条：“嘿, XX！我是XX，我是民主党志愿者。距离大选日还有不到80天，你有兴趣给摇摆州的选民打电话拉票吗？”

接下来就是等待回复了。“一般来说，100条短信里，会有五到十个人回复。”Spencer 说。

有的人很干脆地说“Yes”，有的人很直接地说“No”。还有很多人，既跃跃欲试，又有点怕羞。

比如这条回复：“我很喜欢拜登！但是我一开口和陌生人说话就紧张。”

“你要记住，我们是人，不是机器。我们的短信要体现出人情味与关怀。”Spencer 教大家，“例如，你可以这么劝他。”

“说实话我也是！不过自从我打电话以后，我开始享受和陌生人对话的过程。你可以在这里注册登记，会有志愿者一步一步地指导你。想要试试吗？”

“疫情期间，人们都关在家里，寂寞无聊。这种情况下，他们大概率会答：‘那咱们就试试吧！’”Spencer Neiman说。

但他强调，“不要过分阐述观点，不要强拉硬拽，不要和人吵架，达到通知的目的即可。发送短信前，你要想想这条短信的内容会不会被人截图发到twitter上惹麻烦！”

“你要和手机那一端的人开始真正的、有意义的对话”

“我们主要瞄准的是两类人群：支持者（supporters）和选民（voters）。”Spencer Neiman说，竞选团队要在茫茫人海中将他们识别出来，“要把二者合为一体，让支持者在11月走出门去投票。”

发短信、打电话的功能不仅在于动员，更是帮助候选人建立数据库——志愿者每发出一条短信，每拨出一次电话，每获得一次回复，甚至没有回复，对于选举来说，都是一条“元数据”（meta data）。

在短信平台Thrutext上，根据发出短信的回复率和回复内容，志愿者可以将短信接收者逐一标记。譬如有的人回复“我不是你要找的人”，志愿者便将其标注为“错误号码”（wrong number），不再打扰；有的人明显带有不满情绪或者骂脏话，志愿者便可标注为“有敌意的”（hostile），敬而远之；从来不回短信的人，再做一个相关标记。剩下的那些人才是主攻方向：提高发短信的频率，增加互动，增强他们对候选人的认可。志愿者再根据互动状况将他们标记为“优先去联系的”和“其次去联系的”，加大他们成为“支持者+选民”的机率。

无论是在Facebook、YouTube上投放广告，还是在电视上进行宣传，对选民来讲都是被动地接收信息。Facebook、Google等平台可以根据用户的在线活动痕迹来分析他们的政治倾向，却很难帮助竞选团队了解选民微妙的心理状态。而由大批草根志愿者发起的一对一的短信与电话互动，会有效地帮助竞选团队观测每一个选区的真实情况，获得以个体为单位的海量反馈，且这些反馈不仅是简单的“是”或“否”，而有许多迟疑的、犹豫的、进退两难的、埋藏在生活表面之下的情绪。竞选团队在此基础上，再有的放矢地增加广告投放或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竞选策略，以达到最佳动员效果。

“你要和手机那一端的人开始真正的、有意义的对话。”在一节名叫“竞选数据”（Campaign Data）的课上，老师Catherine Tarsney告诉我，她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数据分析总监。“这是机器永远达不到的效果。”

这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在整个大选过程中都不可或缺的工作。根据CNN的报导，截至2020年8月，拜登有1.1万名志愿者正在这么做，且人数还在不断扩张，有望在9月末的总统竞选电视辩论时达到最高峰。志愿者上“前线”接触目标对象，专业分析人员接收“前线”发回的数据，进行分析、评估，制定下一步策略并返还给志愿者，志愿者再赴“前线”，再次收集数据，再分析、评估，再返还……

不过，眼下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了，“这时候，我们集中在两件事：Persuation（说服）和Turnout（行动）。”在分析研究所（Analyst Institute）工作的Mary Bogus说。“是时候出效果了。”分析研究所是一个专门帮助左翼进步派组织评估动员效果的机构。

“‘说服’是要让那些犹豫的选民做出决定——改变的是他们的想法（opinion）；‘出结果’是让那些支持候选人但懒得投票的选民出门投票——改变的是他们的行为（behavior）。”Mary Bogus解释。

“你要记得，我们在这过程中提供的分析、策略，都只是一种描述，而非对竞选结果的预测。”她补充。

“去说服别人，就要找到共通的情绪。譬如‘怀旧’”

在8月17日的课程上，有大约一万四千个普通人跟着Mary Bogus学习怎样“说服”和“行动”。许多人饶有兴味地在留言区或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课程笔记。

“去说服别人，就要找到共同的价值观，或者共通的情绪。譬如‘怀旧’（nostalgia）。”

“有效话术之一，重提旧时光：‘是啊，我们今天的制度有很多问题。你知道，在以前，我们的医保体系不是这么搞的。回想起奥巴马时的医保，你只需要每月花一点钱，不担心看病贵……拜登想要继续这么做。’”

“有效话术之二：要尽可能地提及候选人做过的积极的事。切记，积极。”

“要从善意中找到共情。”

“让选民行动，就要为他们提供解决方案：譬如，‘哇，我听见电话那头你的小孩在喊你。好可爱。他/她几岁了？如果你11月3日出门投票，我们有志愿者可以临时照顾小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或者这样：‘你在哪里上班？我们的投票站刚好在你下班路上，可以免费停车！’”

“还要适时施加一些压力：‘你如果看不惯现在给富人减税的政策，就把投票日子记下来，写上11月3日投给拜登。然后贴在冰箱上。一定不能忘。’”

“记得套近乎：‘大家都是一个街区的邻居，给个面子嘛。帮帮我，去投票。’”

根据往年的统计，这些动员可以帮助投票率提升1.2个百分点——Mary Bogus告诉学员们，努力是有成效的。

获得选民联系方式的途径通常有二。一是通过集会或候选人官网，竞选团队可以获取姓名、电子邮箱、电话和邮编等信息。这些信息的主人通常已表现出对候选人有明确的兴趣。譬如我参加过一些造势集会，入场时都要求填写电子表格。我也曾在拜登的官网上留下联系方式，志愿者Charlotte就是这样找到我的。

二是来自于政府的公共信息，譬如每个州、市、郡的通讯录，里面有姓名、家庭住址、电话等，当然很多是已经过期或者错误的信息。志愿者们抱着本厚厚的通讯录，愚公移山般挨家挨户打过去，有时谈笑风生，有时被骂得狗血淋头。这工作庞杂繁重，但最后获得的数据库，往往比市政、县政的通讯录精准许多，还可以为下一次选举所用。

不过，此时已夏末秋初，除了海量地拨打电话和发送短信，“也是时候做身边的动员了，”Mary Bogus补充，“瞄准你的家人、朋友，和他们的交流能够为竞选带来更高质量的‘元数据’。”

“你要让他受点刺激”

老师们鼓励我下载名为“Vote Joe”的App，以便精准锁定我有哪些朋友是拜登的铁杆粉丝，哪些是游移不定的可动员对象。

这App的界面和功能十分简单，首页是拜登的一些新闻，其余是社交功能。我可以选择感兴趣的群组加入，譬如“Young Americans for Biden（青年人撑拜登）”或者“Women for Biden（妇女撑拜登）”，我也可以授权App访问我的通讯录，看到认识的人的活动。

通讯录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页面，上面的信息包括他/她生活在哪里，年龄几何，是共和党、民主党还是无党派，以及每一年大选的投票历史。如果他/她的头像带有一个星星眼大笑的标志，那证明绝对是活跃的、关心政治的选民。若头像是个面无表情的小人，那显示他/她对政治不太关心。

我随手点开一位朋友，她是我的同行，在华盛顿做了十五年白宫记者，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她退役了，去了一家知名的新闻学院教书。App里显示，她从2008年开始，从中期选举、总统大选，到每一次选举都没有漏下——民主党的铁杆粉丝，坚定不移的行动派。

历届选举的投票记录都是公开资料，也是Vote Joe的数据来源。但这些数据只能显示选民的党派、历届投票历史，而选民究竟投给了哪位候选人，其实是保密的。功能类似的App还有VoteWithMe等。

我还在通讯录里发现了一位“隐藏”的共和党员，他是我房东的儿子。据我所知，房东一家都是民主党的捐款人，房东的卧房里摆着与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合影，每天要读《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提起特朗普就恨得咬牙切齿。而她的儿子，竟然是个共和党？我发了条短信过去：“嘿，这话题可能有点敏感，你2016年投给了特朗普？”半天之后，房东的儿子回复了，“呃，别告诉我妈妈。”

如果我是拜登的志愿者，此刻我恐怕要向“组织”汇报：这位，左派，前记者，今年依然会投票，无需费力；这位，2016年倒戈共和党，有动员空间，可继续聊。

曾经为奥巴马和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做社区动员和筹款的Sara El-Amine向我讲述了怎样针对摇摆选民进行“强势动员”（hard ask），“你要让他受点刺激。”

譬如这样的开场白：“嘿，你看昨天晚上米歇尔·奥巴马在民主党大会上的演讲了吗？我的天呐，实在太棒了！”

如果对方说没有，你要反问“为什么？”同时再调调胃口，“什么？你怎么会错过这个？这真是个好机会了解米歇尔。她真的非常不一样！”

“总之你要记得，对方说‘No’（不）的时候，你要问‘Why’（为什么）。对方说‘Not now’（现在不行）的时候，你要问‘When’（什么时候）。人们只有被问、被要求，才会去做。”Sara El-Amine说。

“但如果对方说‘Not ever’（永远都不），那咱们也别费神了。寻找下一个目标吧。”

“用‘人情’去赢一场残酷的数字游戏”

统计学家Nate Silver在8月前预测，2020年有效选民投票率将达62%，有可能是继2008年之后投票率最高的一年。“2016年的时候，很多民主党支持者觉得希拉里肯定会赢，因此都没有出来投票。结果特朗普获胜。”拉票营的培训结束后，一位学员私下对我说。“2020年，特朗普有许多沉默的支持者，拜登也有许多沉默的支持者，双方拼的便是看谁人多。”

“关系、钱、平台……普通人觉得参与政治的门槛太高了，因此敬而远之。”Ravi Gupta说。他是竞选动员培训机构Arena的创始人，这个组织也主持了今年民主党在全国大会的拉票培训。“我们所做的，就是为普罗大众参与政治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类似的培训，从2020年3月党内初选一直到11月3日大选当天，一共会有150多场。

目前拜登在各类民调中都领先特朗普，但Nate Silver却认为拜登的获胜机率可能还不及四年前的希拉里。一种可能性是，特朗普输掉全国总票数，却仍能在选举人票中领先。Nate Silver没有公布自己的统计模型。

拜登的竞选经理Jen O’Malley Dillon在发送给媒体的声明里说，“要赢了这场战役，我们需要迄今为止民主党最强大的草根队伍。”她在早前对外宣布，因为疫情严重，出于安全和公共健康的考虑，拜登的竞选团队在今年将不会挨家挨户拜访，而全部采用线上动员的模式。“现在，人们最不想看到的就是陌生人站在自家门口。”

“我们有Zoom，我们有各种线上的筹款和机会。并且，人们都在隔离，此时迫切地想要和人聊聊天。”Jen O’Malley Dillon说，“我们的志愿者会在电话和短信里问他们好不好，心情怎么样，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据Politico在2020年8月报导，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已经叩响了一百万户美国人的大门，拜登的团队纪录是零。

有一位参与培训的学员对我说，这是一场“恶战”。Cook Political Report的民调专家Dave Wasserman在8月末表示，从现在到11月初的两个多月里，会产生许多变化，例如“疫情的常态化”，“民众的记忆非常短暂”，到了投票日“已经不再把疫情作为主要议题”，也忘了特朗普在疫情中的糟糕表现。他同时分析，拜登的选民更倾向邮寄投票。但这种方式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譬如邮局出错，填错内容，或者票纸被判无效等。

“所以我们要不停地提醒选民，拜登的好处在哪里。”这位学员对我说。他更担忧9月末开始的电视辩论，拜登能否表现稳健。“拜登性格温和，年事已高，在镜头前可能不如特朗普那么会煽动公众。”

“特朗普一直是个电视明星，但拜登不是。”他觉得那时候，拜登志愿者的拉票工作要更密集、更有针对性，“用‘人情’去赢一场残酷的数字游戏。”

但我似乎已经被拜登忽略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之后，我再也没有收到志愿者的短信和电话。或许是因为我在培训时注明了自己是媒体，或许是我对Charlotte说了自己不是美国公民，也就意味着我无法在11月投票。我猜想，他们可能已经在数据库里将我标记成非选民——一个不再重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