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拜登不敲門」：我參加了民主黨的拉票培訓營

「Hi！特朗普敲門，拜登不敲門。」

七月末的一天，我收到一條來自Charlotte的短信。她自稱是拜登競選團隊的志願者，告訴我出於疫情的考慮，今年拜登的競選活動將全部移至線上，不會再挨家挨戶敲門拉票或者舉行集會造勢，她問我覺得怎麼樣，願不願意加入進來一起做線上志願者。

「Hi Charlotte，你怎麼會有我的姓名和電話？」我回短信給她。

她很快回覆我。「Hi! 你曾經在拜登的競選官網上留下聯繫方式，我們默認你是一位熱心的支持者。如果你覺得被打擾，我可以把你從通訊錄裏刪掉。如果你感興趣，我將繼續發送更多相關信息。」

「沒關係，保持聯繫！」我想起不久之前，出於好奇，我在拜登的競選網站上登記了自己的姓名、郵箱、電話和郵編號碼。

那次簡短的短信交流之後，我又陸續收到了拜登志願者的更多短信，有時是Charlotte，有時是其他人，一天兩三條。「嘿！今晚拜登會發表演講，你願意和我一起看嗎？」「嗨！我們需要人手給選民打電話動員投票，你有時間嗎？」「哈嘍，距離大選不到80天了，你願意加入拜登的大家庭嗎？」

幾次互動之後，我才發覺，手機那端的Charlotte並不是一個短信發送程序，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她和我一樣居住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有全職工作，她是民主黨員，拜登的支持者，她自願加入拜登的競選團隊，不領工資，每天拿出一段時間為拜登拉票，有時一天能發出200至300條短信，打一百多個電話，介紹拜登的競選議題，動員更多人支持拜登。

「你可以捐款，也可以成為志願者，動員別人。」一次，她在電話裏對我說。

「我不是美國公民，我不能給候選人捐款。」我回答。

「哦！那你快來做志願者吧！」她熱情不減。

身為記者，我的職業要求我不能為任何一方候選人做志願者，因為這樣會影響報導立場，且按照選舉的規定，志願者不能接受採訪，於是我回絕了Charlotte。直到8月17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線上召開，會議特別設置了一個環節叫做「Campaign Academy 2020」，連續四日為想要加入拜登競選活動的志願者提供免費培訓，教他們怎麼在線拉票。滿足好奇心的機會來了，我馬上報名，並申明自己是媒體，僅旁觀而已。

拉票培訓營的第一天，一萬四千人在線。我一下子認識了很多個「Charlotte」。

「我很喜歡拜登！但是我一開口和陌生人說話就緊張」

在一堂「點對點短信」（peer to peer texting）的課上，拜登競選團隊的短信專家Spencer Neiman向我講解Charlotte的短信是怎麼發送的。

我收到的短信來自於一個私人電話號碼，但實際上並不是從私人手機發出來。志願者需要先用電腦登錄一個叫做Thrutext的平台，平台系統裏已經預先儲存了許多姓名和電話號碼。按照志願者不同的工作時長，可能會被分配給100個、200個甚至500個號碼，然後逐一發送短信。類似的系統還有Hustle、Textout、Blue Link等，功能都很相近。

一些短信內容是系統預先寫好的。譬如「嗨！今天過的怎麼樣！」「距離大選還有XX天。」「你願意來一起參加嗎？」志願者只需要把這些句子「抓」進對話框裏，再根據短信的主題進行修改和調整。「一般來說就是三個要素，why、who和how。」Spencer Neiman在課上說。

譬如這條：「嘿, XX！我是XX，我是民主黨志願者。距離大選日還有不到80天，你有興趣給搖擺州的選民打電話拉票嗎？」

接下來就是等待回覆了。「一般來說，100條短信裏，會有五到十個人回覆。」Spencer 說。

有的人很乾脆地說「Yes」，有的人很直接地說「No」。還有很多人，既躍躍欲試，又有點怕羞。

比如這條回覆：「我很喜歡拜登！但是我一開口和陌生人說話就緊張。」

「你要記住，我們是人，不是機器。我們的短信要體現出人情味與關懷。」Spencer 教大家，「例如，你可以這麼勸他。」

「說實話我也是！不過自從我打電話以後，我開始享受和陌生人對話的過程。你可以在這裏註冊登記，會有志願者一步一步地指導你。想要試試嗎？」

「疫情期間，人們都關在家裏，寂寞無聊。這種情況下，他們大概率會答：『那咱們就試試吧！』」Spencer Neiman說。

但他強調，「不要過分闡述觀點，不要強拉硬拽，不要和人吵架，達到通知的目的即可。發送短信前，你要想想這條短信的內容會不會被人截圖發到twitter上惹麻煩！」

「你要和手機那一端的人開始真正的、有意義的對話」

「我們主要瞄準的是兩類人群：支持者（supporters）和選民（voters）。」Spencer Neiman說，競選團隊要在茫茫人海中將他們識別出來，「要把二者合為一體，讓支持者在11月走出門去投票。」

發短信、打電話的功能不僅在於動員，更是幫助候選人建立數據庫——志願者每發出一條短信，每撥出一次電話，每獲得一次回覆，甚至沒有回覆，對於選舉來說，都是一條「元數據」（meta data）。

在短信平台Thrutext上，根據發出短信的回覆率和回覆內容，志願者可以將短信接收者逐一標記。譬如有的人回覆「我不是你要找的人」，志願者便將其標註為「錯誤號碼」（wrong number），不再打擾；有的人明顯帶有不滿情緒或者罵髒話，志願者便可標註為「有敵意的」（hostile），敬而遠之；從來不回短信的人，再做一個相關標記。剩下的那些人才是主攻方向：提高發短信的頻率，增加互動，增強他們對候選人的認可。志願者再根據互動狀況將他們標記為「優先去聯繫的」和「其次去聯繫的」，加大他們成為「支持者+選民」的機率。

無論是在Facebook、YouTube上投放廣告，還是在電視上進行宣傳，對選民來講都是被動地接收信息。Facebook、Google等平台可以根據用戶的在線活動痕跡來分析他們的政治傾向，卻很難幫助競選團隊了解選民微妙的心理狀態。而由大批草根志願者發起的一對一的短信與電話互動，會有效地幫助競選團隊觀測每一個選區的真實情況，獲得以個體為單位的海量反饋，且這些反饋不僅是簡單的「是」或「否」，而有許多遲疑的、猶豫的、進退兩難的、埋藏在生活表面之下的情緒。競選團隊在此基礎上，再有的放矢地增加廣告投放或制定更有針對性的競選策略，以達到最佳動員效果。

「你要和手機那一端的人開始真正的、有意義的對話。」在一節名叫「競選數據」（Campaign Data）的課上，老師Catherine Tarsney告訴我，她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數據分析總監。「這是機器永遠達不到的效果。」

這是一個持續的、長期的、在整個大選過程中都不可或缺的工作。根據CNN的報導，截至2020年8月，拜登有1.1萬名志願者正在這麼做，且人數還在不斷擴張，有望在9月末的總統競選電視辯論時達到最高峰。志願者上「前線」接觸目標對象，專業分析人員接收「前線」發回的數據，進行分析、評估，制定下一步策略並返還給志願者，志願者再赴「前線」，再次收集數據，再分析、評估，再返還……

不過，眼下只剩下兩個月的時間了，「這時候，我們集中在兩件事：Persuation（說服）和Turnout（行動）。」在分析研究所（Analyst Institute）工作的Mary Bogus說。「是時候出效果了。」分析研究所是一個專門幫助左翼進步派組織評估動員效果的機構。

「『說服』是要讓那些猶豫的選民做出決定——改變的是他們的想法（opinion）；『出結果』是讓那些支持候選人但懶得投票的選民出門投票——改變的是他們的行為（behavior）。」Mary Bogus解釋。

「你要記得，我們在這過程中提供的分析、策略，都只是一種描述，而非對競選結果的預測。」她補充。

「去說服別人，就要找到共通的情緒。譬如『懷舊』」

在8月17日的課程上，有大約一萬四千個普通人跟着Mary Bogus學習怎樣「說服」和「行動」。許多人饒有興味地在留言區或社交媒體上分享了課程筆記。

「去說服別人，就要找到共同的價值觀，或者共通的情緒。譬如『懷舊』（nostalgia）。」

「有效話術之一，重提舊時光：『是啊，我們今天的制度有很多問題。你知道，在以前，我們的醫保體系不是這麼搞的。回想起奧巴馬時的醫保，你只需要每月花一點錢，不擔心看病貴……拜登想要繼續這麼做。』」

「有效話術之二：要儘可能地提及候選人做過的積極的事。切記，積極。」

「要從善意中找到共情。」

「讓選民行動，就要為他們提供解決方案：譬如，『哇，我聽見電話那頭你的小孩在喊你。好可愛。他/她幾歲了？如果你11月3日出門投票，我們有志願者可以臨時照顧小朋友。你覺得怎麼樣？』」

「或者這樣：『你在哪裏上班？我們的投票站剛好在你下班路上，可以免費停車！』」

「還要適時施加一些壓力：『你如果看不慣現在給富人減税的政策，就把投票日子記下來，寫上11月3日投給拜登。然後貼在冰箱上。一定不能忘。』」

「記得套近乎：『大家都是一個街區的鄰居，給個面子嘛。幫幫我，去投票。』」

根據往年的統計，這些動員可以幫助投票率提升1.2個百分點——Mary Bogus告訴學員們，努力是有成效的。

獲得選民聯繫方式的途徑通常有二。一是通過集會或候選人官網，競選團隊可以獲取姓名、電子郵箱、電話和郵編等信息。這些信息的主人通常已表現出對候選人有明確的興趣。譬如我參加過一些造勢集會，入場時都要求填寫電子表格。我也曾在拜登的官網上留下聯繫方式，志願者Charlotte就是這樣找到我的。

二是來自於政府的公共信息，譬如每個州、市、郡的通訊錄，裏面有姓名、家庭住址、電話等，當然很多是已經過期或者錯誤的信息。志願者們抱着本厚厚的通訊錄，愚公移山般挨家挨戶打過去，有時談笑風生，有時被罵得狗血淋頭。這工作龐雜繁重，但最後獲得的數據庫，往往比市政、縣政的通訊錄精準許多，還可以為下一次選舉所用。

不過，此時已夏末秋初，除了海量地撥打電話和發送短信，「也是時候做身邊的動員了，」Mary Bogus補充，「瞄準你的家人、朋友，和他們的交流能夠為競選帶來更高質量的『元數據』。」

「你要讓他受點刺激」

老師們鼓勵我下載名為「Vote Joe」的App，以便精準鎖定我有哪些朋友是拜登的鐵桿粉絲，哪些是遊移不定的可動員對象。

這App的界面和功能十分簡單，首頁是拜登的一些新聞，其餘是社交功能。我可以選擇感興趣的群組加入，譬如「Young Americans for Biden（青年人撐拜登）」或者「Women for Biden（婦女撐拜登）」，我也可以授權App訪問我的通訊錄，看到認識的人的活動。

通訊錄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頁面，上面的信息包括他/她生活在哪裏，年齡幾何，是共和黨、民主黨還是無黨派，以及每一年大選的投票歷史。如果他/她的頭像帶有一個星星眼大笑的標誌，那證明絕對是活躍的、關心政治的選民。若頭像是個面無表情的小人，那顯示他/她對政治不太關心。

我隨手點開一位朋友，她是我的同行，在華盛頓做了十五年白宮記者，2017年特朗普上台後，她退役了，去了一家知名的新聞學院教書。App裏顯示，她從2008年開始，從中期選舉、總統大選，到每一次選舉都沒有漏下——民主黨的鐵桿粉絲，堅定不移的行動派。

歷屆選舉的投票記錄都是公開資料，也是Vote Joe的數據來源。但這些數據只能顯示選民的黨派、歷屆投票歷史，而選民究竟投給了哪位候選人，其實是保密的。功能類似的App還有VoteWithMe等。

我還在通訊錄裏發現了一位「隱藏」的共和黨員，他是我房東的兒子。據我所知，房東一家都是民主黨的捐款人，房東的卧房裏擺着與前總統比爾·克林頓的合影，每天要讀《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提起特朗普就恨得咬牙切齒。而她的兒子，竟然是個共和黨？我發了條短信過去：「嘿，這話題可能有點敏感，你2016年投給了特朗普？」半天之後，房東的兒子回覆了，「呃，別告訴我媽媽。」

如果我是拜登的志願者，此刻我恐怕要向「組織」彙報：這位，左派，前記者，今年依然會投票，無需費力；這位，2016年倒戈共和黨，有動員空間，可繼續聊。

曾經為奧巴馬和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做社區動員和籌款的Sara El-Amine向我講述了怎樣針對搖擺選民進行「強勢動員」（hard ask），「你要讓他受點刺激。」

譬如這樣的開場白：「嘿，你看昨天晚上米歇爾·奧巴馬在民主黨大會上的演講了嗎？我的天吶，實在太棒了！」

如果對方說沒有，你要反問「為什麼？」同時再調調胃口，「什麼？你怎麼會錯過這個？這真是個好機會了解米歇爾。她真的非常不一樣！」

「總之你要記得，對方說『No』（不）的時候，你要問『Why』（為什麼）。對方說『Not now』（現在不行）的時候，你要問『When』（什麼時候）。人們只有被問、被要求，才會去做。」Sara El-Amine說。

「但如果對方說『Not ever』（永遠都不），那咱們也別費神了。尋找下一個目標吧。」

「用『人情』去贏一場殘酷的數字遊戲」

統計學家Nate Silver在8月前預測，2020年有效選民投票率將達62%，有可能是繼2008年之後投票率最高的一年。「2016年的時候，很多民主黨支持者覺得希拉里肯定會贏，因此都沒有出來投票。結果特朗普獲勝。」拉票營的培訓結束後，一位學員私下對我說。「2020年，特朗普有許多沉默的支持者，拜登也有許多沉默的支持者，雙方拼的便是看誰人多。」

「關係、錢、平台……普通人覺得參與政治的門檻太高了，因此敬而遠之。」Ravi Gupta說。他是競選動員培訓機構Arena的創始人，這個組織也主持了今年民主黨在全國大會的拉票培訓。「我們所做的，就是為普羅大眾參與政治提供『基礎設施建設』。」類似的培訓，從2020年3月黨內初選一直到11月3日大選當天，一共會有150多場。

目前拜登在各類民調中都領先特朗普，但Nate Silver卻認為拜登的獲勝機率可能還不及四年前的希拉里。一種可能性是，特朗普輸掉全國總票數，卻仍能在選舉人票中領先。Nate Silver沒有公布自己的統計模型。

拜登的競選經理Jen O’Malley Dillon在發送給媒體的聲明裏說，「要贏了這場戰役，我們需要迄今為止民主黨最強大的草根隊伍。」她在早前對外宣布，因為疫情嚴重，出於安全和公共健康的考慮，拜登的競選團隊在今年將不會挨家挨戶拜訪，而全部採用線上動員的模式。「現在，人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陌生人站在自家門口。」

「我們有Zoom，我們有各種線上的籌款和機會。並且，人們都在隔離，此時迫切地想要和人聊聊天。」Jen O’Malley Dillon說，「我們的志願者會在電話和短信裏問他們好不好，心情怎麼樣，有什麼需要幫忙的？」

據Politico在2020年8月報導，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已經叩響了一百萬戶美國人的大門，拜登的團隊紀錄是零。

有一位參與培訓的學員對我說，這是一場「惡戰」。Cook Political Report的民調專家Dave Wasserman在8月末表示，從現在到11月初的兩個多月裏，會產生許多變化，例如「疫情的常態化」，「民眾的記憶非常短暫」，到了投票日「已經不再把疫情作為主要議題」，也忘了特朗普在疫情中的糟糕表現。他同時分析，拜登的選民更傾向郵寄投票。但這種方式有更多的不確定性，譬如郵局出錯，填錯內容，或者票紙被判無效等。

「所以我們要不停地提醒選民，拜登的好處在哪裏。」這位學員對我說。他更擔憂9月末開始的電視辯論，拜登能否表現穩健。「拜登性格温和，年事已高，在鏡頭前可能不如特朗普那麼會煽動公眾。」

「特朗普一直是個電視明星，但拜登不是。」他覺得那時候，拜登志願者的拉票工作要更密集、更有針對性，「用『人情』去贏一場殘酷的數字遊戲。」

但我似乎已經被拜登忽略了。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結束之後，我再也沒有收到志願者的短信和電話。或許是因為我在培訓時註明了自己是媒體，或許是我對Charlotte說了自己不是美國公民，也就意味着我無法在11月投票。我猜想，他們可能已經在數據庫裏將我標記成非選民——一個不再重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