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硕：日本为何掀起怀念李登辉、声援周庭的热潮？

近两周来，有两位台港政治家分别攻占了日本媒体头条。首先是在七月三十号逝世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除了电视新闻即时报导之外，各大报也均推出相关报导、特集和社论，各党政要纷纷发表吊辞，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亦率跨党派议员赴台吊祭。

而紧接着在八月十号港警对民主派人士的大搜捕中，前香港众志成员，长年扮演对日倡议窗口的周庭遭到逮捕。相较于其他海外媒体将焦点放在黎智英身上，在日本不仅是媒体大幅报导周庭，更有许多名人纷纷发文声援，“#FreeAgnes”登上了日本推特热门HashTag。“日本对华政策国会议员联盟”紧急召开记者会，与学者联名要求日本政府有所作为，日本政府也正式表示关切，各地更出现民众自发的抗议集会。

对于李登辉的生平事迹，以及周庭的香港民主运动之路，已无需在此赘述。但对于两人作为外国政治人物，为何会在政治冷感的日本先后掀起热潮？无论是两人的支持者或批评者，均往往以“亲日”一语带过，这只撷取了李与周身上“日本”的一面。要解读这股热潮，不能忽略了日本在地的社会脉络，以及两位政治家的复杂性与不同的外交路径。

“日本优越感”的失落与焦虑

自明治维新以降，“脱亚入欧”的日本开始自诩为亚洲第一先进国，特别是击败俄国与清朝后，富国强兵的目的更是渐渐从“自保”转向“称霸”。而这股自尊虽然受到二战战败的打击，但在战后民主化以及经济发展之下，日本是东亚第一的“经济先进国”与“民主先进国”，成为了日本社会不分左右的普遍集体意识。而当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Japan as No.1”的口号得到世界性的注目与承认，也更加巩固了日本的优越意识。

或许比起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来说，日本的经济与政治表现并不算差，但曾为“No.1”的优越感，造成与现况间的极大的认知失调，在未来又看不见回升方向，这让许多日本人感到非常焦虑，迫切需要一个“让日本重返荣耀”的出口。

但随着日本的泡沫经济在1991年崩坏，日本的经济进入了“失落的N年”，年数至今仍持续延长中。其中原因包括了美国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与企业的产业与金融策略、房地产泡沫本身的不安定性等等，在此先不赘述。目前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三洋被海尔买走、东芝卖给了美的、夏普则被收进了鸿海旗下。而半导体由台积电与三星争霸，手机市场则全非苹果与三星的对手。日本虽仍握有许多先进技术与专利，且仍有如丰田汽车等世界屈指的企业，但已大不如前。

经济衰退造成青年就职困难，在1993-2004年间出社会，遭逢了“就业冰河期”的世代，在日本被称为“失落世代”（Lost Generation）。企业为缩减人事成本，非典型雇用（定期契约约聘、派遣、工读等）开始盛行，即便景气好转，失业率下降，非典型雇用仍持续扩张至今。日本非典型雇用的比例在1984年为15.3%，到了2019年则为38.3%。在今年一项针对跨国17~19岁青年的意识调查中，只有9.6%的日本年轻人觉得国家在未来“会变好”，回答“会变坏”则有38%，均是各国中最为悲观的。更糟的是，面对逆境，只有18.3%的日本年轻人，觉得“自己能改变国家社会”，亦是各国最低。

比起经济发展，现今的日本社会更常讨论“贫困问题”。而即便并未流落街头，许多日本人也长期倚赖父母的退休年金接济，甚至到四五十岁，在经济上仍无法自立，甚至出现所谓“8050问题”（50～60岁的子女，倚赖80～90岁的父母生活）但高额的社会福利支出，也让日本财政负担越来越沉重，近二十年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年金改革，希望劳工能多工作几年，晚点退休，但这又让銀发贫困的问题恶化，也让许多劳工对退休后的生活感到不安。

除了经济地位的衰退外，东亚唯一“民主先进”国的地位也在动摇中。在2010年民主党政权时代的日本，其新闻自由指数曾上升到了史上最高的第11名，但政党轮替后，在2019年为第67名，落后于韩国（41名）与台湾（42名）。而在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所发布的性别落差指数中，日本则为第121名，落后于同样垫底的中国（106名）与韩国（108名）。而长年低迷的社会抗争与投票率，也早已不是新闻，去年的参议院大选投票率仅有48.8%。

或许比起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来说，日本的经济与政治表现并不算差，但曾为“No.1”的优越感，造成与现况间的极大的认知失调，在未来又看不见回升方向，这让许多日本人感到非常焦虑，迫切需要一个“让日本重返荣耀”的出口。

放不下的 Japan as No.1：“日本礼赞”的崛起

在希望重返“Japan as No.1”的焦虑之下，所谓“日本礼赞”节目开始出现。根据媒体研究者早川忠典的定义，“日本礼赞”节目类型可分为下列五种：日本伟人故事、旅外日本成功人士故事、外国人对日本文化、工艺的赞赏、日本人体能并不劣于白人的证明以及日本的世界纪录。例如到海外寻访日本制商品、在当地成功的日本人等等。

而立命馆大学副教授富永京子与其团队则进一步分析，此类节目最早出现于2000年，在2015年每周则有五档“日本礼赞”节目。而这类节目之所以盛行的原因，乃是其满足了日本人“自认优秀”但又“渴望外国认同”的集体心态，因其收视率都相当不错。

相同的心态也反映在对历史议题的态度，以及对邻国的观感上。就历史议题而言，右翼将日本社会的衰落，归咎于对殖民与二战历史的过度反省，将之称为“自虐史观”。并主张透过对殖民与二战历史的翻案与重新肯定，可走出一条重拾“日本精神”的复古道路。与此同时，中韩在经济与文化上亦开始崛起，同时又作为历史翻案的对象，因此对过往“日本精神”的肯定，就连结至当代“反中反韩”的政治态度。并开始将立场不同者贴上“反日”的标签，强调自身路线与日本认同的连结。

与前述“日本礼赞”节目出现的时期相同，这条路线亦是于2000年左右在日本社会浮现。漫画家山野车轮在2005年的畅销作品《漫画嫌韩流》，被视为是对《冬季恋歌》等韩流崛起的反扑，也是“反中反韩”兴起的重要里程碑。其后随着历年的国际政治摩擦，以及不同议题持续交互影响、激化，包括慰安妇、钓鱼台（日本称尖阁）、独岛（日本称竹岛）、历史教科书、中国毒饺子、反日游行、韩国征用工等等，“反中反韩”意识从保守派渐渐扩散至一般大众。

而与“反中反韩”意识互为表里的，就是希望透过“亲日国”的正面言论与消费偏好，取得对日本的认同。来自所谓“反日人士”的批判越是刺耳，就越显得“亲日国”的温暖。

例如有所谓“世界第一亲日国”的套装行程，专程寻访日本殖民时期的政绩与伟人事迹，并以能与李登辉座谈作为卖点。在该行程宣传网页中所贴出的顾客意见则写道：“以前到冲绳、中国、韩国旅游时，都觉得日本人以前犯了许多错误。但参加这趟台湾之旅后，感觉到日本人真是太厉害了...令我恢复了作为日本人的自信”。

朋友困惑地问我：“他们要找的『日本精神』是什么，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就如许多中国朋友以“保留了真正的中华文化”来“赞赏”台湾，解释台湾社会在今日的发展，是一样的道理。

“日本经验”时间差：世代差异与价值“扭曲”

前述日本基于衰退所造成的焦虑感，导致对外界认同的渴望，创造出了李登辉与周庭作为“亲日外国政治家”，在日本舆论上的需求背景。但二者的日本经验以及政治价值，又随着世代不同，而有所差异。

李登辉与日本的渊源，先是来自他成长于日治台湾的背景，特别是在学生时代受到的思想薰陶，令其一生都持续汲取日语世界的新知。而在从政之后，在台湾艰难的外交处境下，致力维系与日本政界的人脉，卸任后更经年于日本媒体上接受采访以及发表评论。

许多日本媒体，经常会以李登辉作为台湾战前世代的代表，引用其发言主张“日本殖民善政，令台湾人感念不已，故亲日至今”、“台湾有今天都是因为传承了『日本精神』”。相关论述是在日本漫画家小林善纪在2000年的《台湾论》系列作品中，李登辉在作品中大谈“日本精神”，而开始广为日本社会所知。特别在与中国、韩国连年因历史议题的对立下，这番诠释固然让日本人听了顺耳，缓解了前述的焦虑感。

但实际上，此一论调是直接跳过了战后数十年的政治演变，也忽略了台湾不同世代间，甚至是战前世代内部，有着相当分歧的日本经验。

在许多台湾战前世代的访谈当中，都可以读到二战时在台湾被动员上前线，“当炮灰”的经验。而战争体验如何影响日后的思想，亦随着个人的经历而不尽相同。就算是李登辉自己，在青年时期所读的河上肇等左翼理论，也绝非“大日本帝国”所喜。战后台湾历经冷战对立、与日断交及民主化，从殖民体验、经贸合作、旅游到流行文化，台日虽关系持续紧密，但每个世代的“日本经验”都有所差异。

周庭与其同世代台湾年轻人的日本经验，则多半始于动漫、电玩、演艺、饮食、旅游等文化层面。因此周庭对日本流行文化的喜爱与了解，让许多日本人感到亲近，并间接作为肯定日本文化软实力的见证，满足了日本人希望被认同的心态。但港人无论在消费上如何喜爱日本产品，在回忆起二战时受日本军事占领的岁月时，“皇军”至今仍是与“黑警”相近的负面词汇。

而台湾主体性的建立，也影响了台湾人对日本的看法。在战后初期的政治局势中，“台湾”的存在，长年被希望推卸殖民责任的日本政府、抱持正统大中华史观的中华民国所共同忽略，甚至打压。而近年在发掘与重建包括日治时期在内的台湾文史时，则经常被一竿子打翻为“殖民肯定论”。无论在大中华与大日本主义者眼中，李登辉都必须是，也只能是“岩里政男”（李登辉在日治时期的名字），而非李登辉。

但台湾主体性的建立，同时也意味着台湾得以开始从台湾人的角度，重新学习、发掘、省思日治时期的历史，而非只是对大中华史观的反弹，或是对大日本史观的迎合。新世代的台湾人就算开始摆脱中华正统论下的“抗日史观”，理解到台湾人当中二战经验的复杂性，又同时因消费与旅游经验对日本感到亲近，但要说这就是对殖民统治的“感念”，亦是太过一厢情愿。

例如笔者曾接到某台湾青年团体朋友的联络，说收到了有某日本青年团体要来台湾寻访“失落的日本精神”，希望能与如李登辉一般，传承了真正“日本精神”的台湾青年交流。朋友困惑地问我：“他们要找的『日本精神』是什么，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这就如许多中国朋友以“保留了真正的中华文化”来“赞赏”台湾，解释台湾社会在今日的发展，是一样的道理。在文化、族群多元而多源的台湾文化当中，确实包含了（许多不同的）中华文化，但也包含了日本文化，还有原住民、新移民等各种文化，共同构成了今日的台湾。台湾不是一颗位处帝国边陲，冻存了某种中华或日本文化的时空胶囊，更非大中华或大日本的“正统”继承人。

这类言论，与其说是出自对台湾的观察，不如说是反应了说话者对自身文化“失落”的焦虑感，以致于投射到了台湾身上。

除了日本经验的差异外，在台港与日本的各政治派别之间，长期存在着外交立场与政治价值上的“扭曲”。在东西冷战对立当中，日本原本是右翼势力与国民党交好，左翼势力则有亲苏、亲中、独立路线等分歧，但都无视国民党独裁治下的台湾。而在七零年代日中建交，田中角荣等自民党的中国派崛起后，国民党已无法倚赖冷战架构维系对日关系，但其独裁作为与官样文章，亦难争取日本民众的支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战后的“中华民国”，与“台湾”一同从日本的教科书与媒体上消失。而香港在国际上建立政治主体性，则又是更晚近的事情了。

在这样的历史遗绪下，有许多在外交立场上，支持李登辉与民进党的传统“亲台”势力，在政治价值（如性别、劳工、核电、族群、社福等）方面，反而较多（并非全部）是跟国民党比较接近，持保守立场的右翼。而日本的自由派或左翼，特别是较年长的世代，虽然在政治价值上较为接近台湾目前的进步势力，但囿于前述的历史遗绪对“（前）美帝马前卒”的台湾较为疏远，甚至敌视。长期“扭曲”之下，台日双方对彼此抱持刻板印象，因此经常产生误解。

笔者曾经参与过一场日本左翼社运团体的集会，据说是第一个参与该集会的台湾人。即便该集会是相当有历史的国际交流，许多日本成员仍对笔者表示，自己是第一次与台湾人交流，显示出日本左翼与台湾间的隔阂之深。而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日本成员直接对着我皱眉说：“你是台湾人？李登辉都跟右翼联手，很讨厌。”在交流一阵子，理解彼此理念之后，“台湾人＝李登辉＝日本右翼”的印象才渐渐淡去。也听说过日本左翼媒体采访独派历史学者，预设“台独＝右翼＝肯定殖民”，直到实际访问后，才知道误会大了。

“扭曲”的影响不分左右。在2013年太阳花运动之后，曾有冲绳的右翼团体邀请太阳花成员到冲绳交流。结果台湾的运动者在交流会上表示支持冲绳反美军基地运动，这让原本预设“台湾人＝反中＝支持美军基地”的该团体又惊又怒，怒斥台湾人为“共产党”，当场不欢而散。而在去年政治立场极右，标榜教主大川隆法能与世界古今中外伟人通灵的日本新兴宗教“幸福科学”，也曾出面“撑香港”，有不少港人就此不明就里地捐款给“日本朋友”，在许多日本人出声提醒后，才发现所托非人。

左与右之间：李登辉与周庭的对日外交路径

在太阳花学运之后，台湾作为“民主社会”的主体性，渐渐广为一般日本大众所知。许多不在传统“友台”网络中的日本自由派、左翼政治人物、学者乃至一般大众，开始看见台湾在民主化方面的成果，以及活跃的公民社会，因此基于价值上的共鸣开始关注台湾。最近的例子，就是在这波疫情下，日本社会将对日本政府防疫政策与官员的不满，投射到了台湾数位政委唐凤的身上，一时之间各大媒体争相访问唐凤，讲述开放政府、数位技术与公民社会的防疫成功叙事。

李登辉过世后的热潮，就是上述变化的产物之一。如前所述，在日本的李登辉形象，长期以来因其政界人脉、言论活动与对“日本精神”的论述等等外交活动路径，而经常与右翼连结。但若观察李登辉过世后的舆论，日本的自由派与左翼也基于对台湾民主化、本土化的肯定，而给与相当高的评价。可以说李登辉的政治主张虽无变化，但伴随着“民主台湾”在日本的存在感提高，对李登辉的评价也随之改变，得到了日本跨越不同立场的正面评价。

例如知名殖民史学者、冲绳大学的又吉盛清客座教授，就在冲绳时报回顾了台湾与冲绳多年来的密切往来，指出双方能有今日的密切关系，乃是有赖于台湾的民主化，而李登辉功不可没。与台湾的经贸往来，提供了冲绳摆脱对军事基地的依赖，作为“国际都市”自立的选项。而台湾的本土意识，与对民主自决的追求，也影响了冲绳人的政治意识。

但又吉也在文末坦言，李登辉对日本殖民的肯定言论，至今仍令他难以释然，无奈再也没有向本人请教的机会了。

而周庭的对日外交取径，则与以日本政要、媒体及文人为核心支持者的李登辉相当不同，是以社会运动作为起点。作为政治主体的香港，是一直到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才开始在日本社会浮现。

例如每年在北海道大学举办的东亚公民社会论坛“HOKKAIDO DIALOGUE”，2014年2月是由中国、韩国、台湾、日本四方与会。到了2015年3月则新增了香港，由陈敬慈与方志信代表，台湾则由姚人多、陈为廷与魏扬与会，可看出是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后，方引起了日本对香港政治主体性的关注。

而在日本也于2015年爆发反安全保障法案运动时，成立了反安保学生团体“SEALDs”，太阳花、雨伞与反安保三场台港日的运动，开始在日本被相提并论，当中成员也不讳言受到台港运动的刺激。在2016年，SEALDs策划了一场与陈为廷、周庭与黄之锋的对谈，并出版为《日本Ｘ香港Ｘ台湾 年轻人永不放弃》一书。但当时周庭还需要透过翻译来参与对谈，在日本的知名度，也尚局限于少数关心各国社会运动的社群。

其后周庭的日语不断精进，经常在赴日时与学界、社运界与政界人士会谈、演讲，累积了不少人脉。根据“BuzzFeed News Japan”的专题报导，日本媒体对周庭的报导始于2014年6月4日的六四纪念活动，当时仅于报导中提及了17岁时“第一次参加”的周庭。而在2017年东京电视台的专题中，则首次以“民主女神”称呼周庭。但一直到2019年，在周庭于1月赴东京大学演讲反修例议题时，才又有媒体提及“民主女神”的称号，进而在6月反修例抗争爆发时，“香港『民主女神』周庭”透过媒体报导，一跃成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

实际上在香港“无大台”的组织结构下，周庭本人曾数度表明不希望被称为“民主女神”，但日媒基于销量考量，很难轻易放弃这个响亮称号。在主流媒体之外，周庭本人则更着力于透过推特等社群媒体，拉近与日本民众的距离，不仅开设Youtube频道，也在日本动漫杂志撰写随笔。喜爱日本偶像动漫，深谙日本大众文化的周庭，巧妙地将日本文化元素与香港社运结合，例如在获释后表示，面对警察时，是偶像团体“榉坂46”的名曲《不协和音》，支撑了自己对抗国家权力的意志。

《不协和音》的歌词充满抗争意识：“我不会说Yes / 不会点头 / 就算周围的人都这样做 / 我不会说Yes / 绝对不会保持沉默 / 我会持续抵抗到最后的最后”。但即便《不协和音》的歌迷众多，歌曲中的抗争意识，却未在日本社会激起涟漪。乐评家中森明夫就指出，音乐作品的意义，有一半是必须由听众来创作的，就像谈《Blowing in the Wind》一定少不了反越战一样。这次是来自香港的周庭，为这首日本偶像团体的歌曲，创作出了专属于这个时代的意义。他认为这份“创作”，再次了打动日本人。

而当经常与周庭一同出现的黄之锋，在周庭在网路上爆红后，被日本网友指出很像近来在日本网路上爆红的眼镜宅男插图“起司（芝司）牛丼”。黄之锋随后特地贴文自称“黄芝丼”，还特别跑到香港的“SUKIYA”要点“芝司牛丼”（但因人太多作罢），又引起网民一阵哄笑。有许多日本网民表示，原本只是觉得好笑，好奇去google黄之锋，才第一次知道香港从2012年以来的抗争，以及黄之锋“长得一副芝丼样，其实是个革命家”。

但回到政局方面，日本安倍政权一向采取“国防靠美、经济靠中”与对中国“国防对立、经济合作”的方针，即便两国关系在2014年因钓鱼台问题跌进谷底，事实上仍是“政冷经热”。而后安倍总理持续努力让日中政府间的关系回暖，并且将2020年邀请习近平以最高规格的“国宾”访日，定位为其任期内外交的集大成。

在自民党内虽由与中国关系良好的二阶俊博干事长坐镇，但对习近平访日并非完全没有异议。自卫队出身的自民党参议员，前外务副大臣佐藤正久在今年一月接受媒体专访时即表示，“钓鱼台”、“日本人在中被捕”、“日本食品、饲料禁止输入”与“香港、维吾尔人权问题”，是习近平访日的四大障碍。

原本香港议题，在政府的谈判桌上可能只被当作筹码，但现在对香港议题的支持，与对台湾唐凤的关注一样，成为了日本民众对疫情表达不满的出口。

但佐藤也强调，他们这些鹰派之所以出来批评，并非反对习近平访日，只是主张应该借由访日前的交涉，交换一些实益，而非免费奉送。他认为最容易达成也最实惠的议题，应是解除食品与饲料的输入禁令，特别是他本人的选区就在福岛，对因核灾而发动的禁令感到心痛。钓鱼台非短期能解决；在习近平决定访日后，针对在中被捕日本人的交涉情形反而恶化；香港与维吾尔只能说是中国内政。因此这三点是拿来讨价还价的，还是应以经贸为优先。

在该专访中也提到了，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受到西方世界制裁后，决定以日本作为外交上的突破口。当时海部俊树总理在1991年访中，江泽民总书记则在1992年回访，接着天皇于下半年访中，率先解开了对中国的外交封锁。而在美中对立再起，中国又因香港、维吾尔等人权议题受到国际责难时，中国很可能再次对日本伸出橄榄枝，而这就是日本左右逢源，从中取利的机会。

从上述的言论看来，至少到今年一月为止，日本的自民党政府都是打定了要大发中国财的主意。与台港不同，在日本历次大选中，对中政策从未成为朝野对立的主要争点，在作为主要争点之一的国防议题上，反对日本扩军的在野党，反而经常批评安倍政权不应夸大中国的军事威胁。因此日本民众即便有八成五的对中反感，顶多是让部分选票流向主打“反中反韩”的排外侧翼小党，作为右翼主流的自民党并不担心政局会因此动摇。而美中对立，反而是日本收渔翁之利的良机，所谓自民党内鹰派鸽派的区分，也不过是价码的问题而已。

但一切布局都在疫情席卷全球后乱了套，全世界普遍掀起了对中国的不满，东京奥运被迫延后一年，是否能举行尚在未定之天，习近平访日也无限期延后。更致命的是，日本政府迟迟不愿封关，以致于肺炎自中国移入的错误决定，被认为是顾忌奥运与习近平访日所致，这引发了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

原本香港议题，在政府的谈判桌上可能只被当作筹码，但现在对香港议题的支持，与对台湾唐凤的关注一样，成为了日本民众对疫情表达不满的出口。对周庭乃至于香港的关注，从一开始的自由派、左翼势力，到作为次文化同好的日本网友，扩张到了一般日本民众，并且在周庭被捕时，搭上了疫情期间发展出的“推特抗争”（指在推特上一起附上同样的Hashtag对议题表态，在日本是相当晚近才出现，被视为一种抗争类型）文化，让议题热度达到了空前的高点。

经过以上的爬梳，可以了解到李登辉与周庭虽都是以“亲日”形象作为入口，但在日本的形象经营与发展路径可说是相当不同。这除了前述个人“日本经验”的世代差异之外，也与前述的“扭曲”类似，是东亚地缘政治下的产物。但到了今年，两人都超越了既有核心支持群体的范围，在日本成功赢得了跨越既有党派的广泛关注。这除了是台港对日外交的经营有成外，也反映出了近年习政权的战狼外交路线，对东亚地缘政治造成的剧烈冲击。

热潮过后：如何破除“隔岸观火”心态？

在理解了李登辉与周庭为何于今年能在日本引发普遍关注，并松动了日本对台港议题的意识形态疆界后，最后仍要回到台港对日关系的架构下，展望这股热潮所留下的课题。

台港对日外交的目的，均是希望争取在东亚举足轻重的日本，在地缘政治上的支持。然而，若日本政府仍旧不打算改变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甚至打算利用中美对立左右逢源，无论是对台强调殖民时期的羁绊，或是对港表达人权方面关切，要让这些政治表态落实到具体政策的改变上，就还有相当大一段距离。

在这波热潮中，不少评论都在最后呼吁：“日本不应隔岸观火”，这句话其实体现了大众即便在情感上支持共鸣，但目前在现实政治层面上，仍与台港有相当的距离感。安倍政权虽然在倡议修改和平宪法、强化军备时，会不断提及中国的军事威胁。但大部分的日本人在旧日的优越感，以及长年受到日美同盟的庇护下，对中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并未认真看待。

虽然“反中反韩”书籍在日本非常畅销，但大部分仍是为了满足日本人自身的优越感，以意识形态先行的作品为主流。而对于中国问题，乃至于台港议题切实分析的著作，反而没有那么畅销。至于日本经济要如何回应中美对立带来的风险，目前仍是以维持固有左右逢源路线的乐观论居多。

而安倍政权在国防上以中国作为扩军理由，但在经济上加强对中国依赖的做法，也造成日本对于中国在军事力以外的锐实力缺乏警觉。例如中国近年拘留在日本大学任教的中国学者，甚至是日本学者的做法若是常态化，将对日本的中国研究造成寒蝉效应。

而香港国安法的立法，更可能让寒蝉效应扩张到更广的教育乃至媒体现场，进而影响日本社会对中国的理解。这些在台港乃至于许多国家都开始讨论、因应的议题，在日本仍相当边缘。这导致中国崛起，乃至于台港情势的变化，虽激起了日本大众的同情，但尚缺乏与日本政治议程的连结。在许多“Free HongKong”的场合，都不难听到这样的困惑：“想支持香港，但日本有什么能做的吗？”

在日本在地缺乏相关问题意识的情况下，台港接下来要如何将对台港名人在日本的关注度与亲近感，转化为日本在地的政治议程架构，与本地的政治价值或利益连结，落实到具体政策上，将是未来的关键。

反过来说，在这几年受到来自台港的政治刺激后，日本社会能否从周庭与李登辉的政治实践当中，察觉到日本长年从历史中追求优越感，但又对当前政治冷感的问题所在，并意识到“自己的国家自己救”之必要，这不仅是台港对日外交的课题，也是日本人自己非做不可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