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征信社：因“通奸罪”而蓬勃的“抓奸”产业

征信社，在台湾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也常常可在各大媒体版面瞥见他们挤身花边新闻的身影，“喔，就是那个抓猴（台语，意指抓人外遇）的嘛”。

长期以来，在台湾无论是公车站的广告区块、住商大楼外墙或是高速公路旁的T霸看板（T型的巨大广告看板），几乎随处都可以看到一则相似的广告：一只穿著衣服的猴子蹑手蹑脚地拎著鞋子，景框之外，或上或左，伸出了一只手准备将猴子抓起。即便原本不太了解“抓猴”意涵的人，因为不断反复看到类似广告，很自然地就会把“抓猴”的意象与征信社连结在一起，并深深地将其烙印进脑海之中。

所谓“抓猴”，即台语表述抓奸的书面语，根据连雅堂编撰的《台湾语典》卷三第218条，“扐猴：则捉奸。奸夫曰猴。‘集韵’：扐，缚也。按台人捕猴，必断其尾，则猴不敢逃入山，恐为同类所噬。捉奸者必割其发，以示惩罚，则见者以为耻。”即便社会样貌早已历经大幅更迭，传统伦理道德仍以语用的形式渗入现代人的观念与实作之中。

征信社替人“抓猴”的历史，可以上追至80年代。1982年6月18日，台湾联合报地方版，出现一桩罕见的家庭纠葛：台中江先生和樊小姐婚后育有一子二女，原本夫妻俩一同经营皮鞋店，没想到樊女竟查获先生在外有染，她依据先生遭判罚金定谳的判决书向家事法院诉请离婚，法院却以案发超过六个月为由驳回。

离婚不成，樊女遂离家与江男分居。不料一天夜里，江男竟报警要上门抓奸，更当场逮到樊女与另一名男子同卧一床，她因而也遭移送法办。在法庭上，樊女泣诉江男伙同征信社对她设下陷阱，她完全不认识那名陌生男子，对先生痛心欲绝，坚拒言归于好。江男则主张，因太太迟迟不肯返家，只好报警告上法院，诉请履行同居义务。

整起家庭纷争，正因通奸而起。自1935年公布现行中华民国《刑法》以来，通奸至今仍是一宗刑事罪名。《刑法》第239条载明，“有配偶而与人通奸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纵使第245条明定此罪须告诉乃论，若当事人不告，司法亦毋需理会，看似为民事私了留下余裕的空间。然而通奸罪的存在，实质上就是国家透过刑法压制性制裁的有形之手，直接约束亲密关系的面貌。大法官第554号解释即强调，“此为维护婚姻、家庭制度及社会生活秩序所必要。”

只是当两人世界逐渐崩解，似乎再也无法挽回之际，究竟通奸罪是婚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亦或只是让关系更加裂解的催化剂？倘若是后者，国家又到底有无必要对伴侣之间的亲密关系流动诉诸法定刑责？这个问题显然也同样困扰著先前主动提起释宪的18位法官，为此，3月底大法官甫召开宪法法庭的言词辩论，要重新审酌通奸除罪化的可能性。

不过上述新闻中，真正令人拍案叫绝的，恐怕还是那位为了配合抓奸，神不知鬼不觉偷偷潜入樊女屋内的征信社人员。

什么是征信社？

征信社服务的范围看似难登大雅，但自贩夫走卒（只要你付得起）至上流社会遇上婚姻纠纷，同样必须找上征信社。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三女儿施宣榕，以及新光集团长公主吴欣盈两人各自的婚姻会划下句点，征信社都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施宣榕的先生叶光章怀疑她与儿女的管乐团陈姓老师关系暧昧，找来征信社跟监偷拍，发现施陈两人一个月内12度相会，夫妻感情再也无法修复，于是离婚。

吴欣盈与板桥林家第八代、华南银行副董事长林知延原本风光登对的豪门联姻，却因林先是怀疑吴和一名Mr. Weng过从甚密，后来林更委托律师雇用征信社在吴的座车偷装GPS，吴愤而提告先生妨碍秘密，官司一路缠讼至今尚未定谳。离婚官司则于去年正式判决确定，但两人其实早已各走各的路。

一征信公司高层在言谈中即不经意地透露，早期警察就是他们获取信息的重要管道，双方的关系是“鱼帮水，水帮鱼”。

征信社看似神通广大，但到底征信社一般都在做些什么，恐怕多数人也不是很清楚。事实上，征信社游走在社会道德与法律规范的灰色边界，为了取得案件必要信息，跟监、偷拍、窃听、潜入民宅等各种手段不一而足，甚至很多方法更是“只能做不能说”。一征信公司高层在言谈中即不经意地透露，早期警察就是他们获取信息的重要管道，双方的关系是“鱼帮水，水帮鱼”。

不过若从征信社的角度来看，他们多半自认工作很单纯，就是要想办法帮客户“解决问题”，于是想寻人的、想讨债的、想抓小三的，各式各样的疑难杂症都有可能找上征信社。至于案件价码则难以一概而论，上至百来万，下至几万块都有可能，端看案件类型与复杂程度，以及接案人自身的交涉手腕而定。

只是相对来说，知名征信业者的广告支出也很可观，为了宣传曝光每月花上近百万的费用都是家常便饭。选前台北桥往市区方向旁的大楼外墙，原本总统蔡英文捧著一只猫宣传有感减税政绩的显眼位置，如今也已换上知名征信业者黑底黄字的巨幅广告。

依据陈瑞霖的论文《我国征信业管理之研究》所做的访谈指出，8家征信社之中，有6家坦言将近五成的案件都是在做外遇调查。到头来征信社几乎等同于抓奸的代名词，从事的是私家侦探的行当；但若回头检视征信业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这一切纯属历史的偶然。

从工商征信到私家侦探

回顾征信的缘起，其实与工商经济和信用交易的发展密切相关。1961年，适逢中国征信所（1966年改名中华征信所）创立，重要财经官员、时任行政院美援员会副主委的尹仲容在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的“中国征信所开业特刊”上，刊登〈我对征信工作的期望〉一文。

现今金融业内指称的征信，仍旧保留了起初的意涵，即是针对企业或个人展开信用调查，了解征信对象和银行往来的纪录与还款能力；然而现在当一般大众想到征信社时，所谓的“征信”却早已脱离本然的意思，转变成私家侦探乃至于抓奸、讨债的同义词。

尹认为，“征信两字原译自英文Credit information，初时银行为确保放款不致遭受倒帐，多自行办理此项工作，惟时代日益进步，自产业公开，分期付款，期票交易盛行后，一般工商业者因业务之需要，大众投资亦因投资之选择，在在均需借助征信资料，以为营业之依据，征信工作遂日形重要。”

尹在文中另外指出，“征信调查业务，不外调查分析企业业主或经理人之信用及经营能力，企业之资负情形、设备能力、营业概况、以及经济环境等，供作放款、投资、交易之参考。”很清楚的是，当时想像征信调查的对象，全都是指向事业体或是负责人的财务状况，绝非小三的行踪。

时任财政部长的前总统严家淦则在同一份特刊中另文谈及，“近代欧美工商业及信用发达国家，一切工商业交易行为，均以信用为主，在信用交易行为发生前，必须调查对方之资产负债情形、商业道德、经营及偿馈能力暨一般经济及特定企业之营运条件，以作为是否进行交易之参考，此项调查工作固可由当事人自行担任，惟为加强工作，扩大其效果亦可由专门机构办理，对当事人供应相关资料，此类机构即为征信所，故征信所在工商信用发达国家即为促成交易行为，间接促进工商业发展之重要辅助机构。”

由此来看，发展征信业，亦是展望台湾经济得以逐日步入已开发国家的前景；没想到征信业的萌生，却产生了非预期之后果。

现今金融业内指称的征信，仍旧保留了起初的意涵，即是针对企业或个人展开信用调查，了解征信对象和银行往来的纪录与还款能力；然而现在当一般大众想到征信社时，所谓的“征信”却早已脱离本然的意思，转变成私家侦探乃至于抓奸、讨债的同义词。不过这样的挂钩其实早于1970年经济部颁布《征信业管理规则》后，“征信”的定义不出几年内便趋固定。

根据1976年经修订后的《征信业管理规则》第3条定义，征信业是从事有关

1、企业及负责人财务及债信资料
2、一般经济、市场及行业征信资料
3、个人信用及财产征信资料
4、其他有关经济征信之业务

之搜集、整理、分析、研判、编译及提供。

等到1984年，整部规则又再经过大幅修订，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原本第3条第3款中的个人信用被改为个人商业信用。其中特别加上“商业”二字，显然经济部有意在规则中明文限缩扩张解释的可能性，但这恐怕终究只是立法者自身的文字游戏。

翌年，再有报导指出，全台已有超过百余家征信社，台北市内就占了80家左右，其中超过半数以上皆有从事外遇调查。

早在1972年，即有报导指出，一家征信社在报纸刊登广告标榜自己是“私家侦探机构”，从事包括民刑案证搜集、债务评估清理、“家庭幸福调查”、摄影录音备忘等12项业务。虽其中也包含工商征信的相关业务，但在相当程度上已偏离政府机关认定的营业范畴。

想当然尔，有关部门对此态势并不乐见，1973年8月，标榜从事民刑案件调查的国家征信社负责人经台北市刑大侦讯后，便被警方以营业项目和申请项目不合之理由，依违反公司法移送台北地检处。嗣后征信社相关新闻似乎复归平淡。

一直到1975年2月底，根据联合报报导，台北市警局才又决定要对征信业者加强管理，通令各分局将管区内所有征信社职员造册并附上照片列管；如有发现超出规定营业的情形，将依法办理。另根据警方统计，当时台北市内一共已有20几家征信社。

等到1979年，据报载，台北市内大大小小的征信社加起来成长到50多家，其中专门从事工商征信的却不到5家。翌年，再有报导指出，全台已有超过百余家征信社，台北市内就占了80家左右，其中超过半数以上皆有从事外遇调查。显见纵使政府有意控管，仍旧抵挡不了社会自主萌生的产业生态演变。

不过，也有征信业者认为，这现象与市场长期由“中华征信所”一家独大有关。台北市征信同业公会甚至一度还曾登报抗议，称台湾银行独厚中华征信所（其并未加入工会），但公会却未认清，关键在于受客户信赖程度与征信专业的差距。

无力突围的情况下，多数征信业者也只能另谋生路，因不少征信业人员过去都有军警、情治相关背景，于是所谓的家庭幸福调查、民刑案件搜证、债务调解等溢出“征信业管理规则”规范的业务才渐渐普遍。

“有案必破，锲而不舍”，成立于1983年的台光征信，虽然只是一间5人左右的迷你征信社，但那种灵活穿梭在委托人与被查人之间的诈与骗，活脱是整个征信业的缩影。李达仁回忆起父亲李柏纬经营台光征信的点点滴滴，宛若一出荒诞不羁的黑色喜剧。

除了常见的抓奸、讨债之外，李柏纬更曾经被委托过要“杀人”。一开始，李柏纬每天先去勘查目标住家，有一天发现那个车子好几天都没动，车顶上积了很多叶子。李柏纬就跑去对方家里敲门，刚好对方女儿在家，就问她，“妳爸爸咧？”“喔，爸爸出国了。”李柏纬便立刻打电话给委托人，说出约定的密语，“衣服洗好了！”委托人不疑有他，李柏纬也就顺利收到尾款。

结果委托人后来有一天在路上竟然看到对方还好好的，立刻打电话去念李柏纬，“李欸，你安捏袂使，你给我骗，那个人我还看到他慢慢地走。”事迹虽然败露，李柏纬却还是可以胡诌说，“砍他的时候没有砍到，变得只是受重伤，那受重伤就治好了，这有办法吗？！”李达仁回忆，总之就是“找个理由把谎圆起来，收到的钱也绝对没有退的道理。”

80年代以后，征信社相关的负面报导愈来愈多，包括冒充警方、调查局人员进行搜查问话，携械暴力讨债、诈欺胁迫，甚至开设地下钱庄牟利等等不法行径。因征信社蓬勃发展而孕生的种种社会乱象，最终也引起了政院的关切，1982年10月中，时任行政院长孙运璿下令全面整顿征信业。

1983年初，各地方政府随即开始大力清查扫荡不法征信业者。台北市政府也积极推动“光辉专案”，雷厉风行取缔不符营业登记事项的征信社，并调查出高达50多家征信社的股东都有犯罪前科，市府随即要求这些公司应剔除涉及不法的相关股东。根据报导，该专案实施一年后，当时台北市170几家登记在案的征信社，总计有46家违规营业遭移送法办，76家遭解散撤销。

社会良序看似因著政府的大力作为，终于得到了守护。然而当需求存在，生意就没有消失的一天，等到风头过去，征信业者又还是继续回到他们的老本行。征信社在一般大众的普遍认知里，早已不是20几年前尹仲容和严家淦所预想的面貌。1988年5月，一度传出时任内政部长吴伯雄考虑，俟时机成熟要开放私家侦探业务，但也仅止于在立院答询时的口头表示。

经济部于1991年公告废止“征信业管理规则”后，征信业遂回归一般公司法管理，政府更加无从管制“变质”的征信业。对此，监察院2002年还曾向行政院、内政部与经济部提出纠正，根据纠正案文指出，经济部几度发函建请内政部尽速拟定“侦探业管理专法”，但内政部回复以我国国情不同为由，主张不宜开放侦探业，并反过来要求经济部担任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重新制定“征信业管理专法”。

简言之，经济部与内政部始终都在互推皮球，没人想蹚浑水，政院也无意定夺，于是相关法令不了了之。而监院的声声呼吁，其实也就像是无关痛痒的批评指教。从过去到今日，征信业终究长成了自己的模样。

非典型征信社的日常

“我爸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人”，李达仁回忆，“我从小（就看）我老爸一直在睡觉，但是他就可以赚钱养我们全家。三更半夜可能办一下（案）就回来，就收了一堆钱。”所以他读幼稚园的时候，就立志要当和他爸一样的“董事长”。

然而，与其说李柏纬真的拥有名侦探的本事，不如说是李柏纬业务性格鲜明，够油、敢唬烂，从来没有怕过事。李达仁坦言，“后来长大我在想，难怪我老爸能挣钱，他脑子的确动得比人家快。”

他记得，曾经有一个委托人因为在市民大道和复兴南路口被人打，透过朋友介绍找上他爸帮忙。问题是对方根本搞不清楚是被谁打了，他爸还是一口答应把人找出来，“反正有钱挣，基本上他就想办法帮他解决。”

案子接下来以后，没想到李柏纬不是去寻人，而是把儿子找来演戏：“你演打他的那个人，然后我就找三、五个兄弟过来把你打一顿，让委托人可能出气打两拳，这事情就算结案了，就这么简单。”李达仁印象很深刻，当时爸爸还给了他一、两千块当作演出费。

“我觉得他像骗人”，李达仁坦言，“但我是他儿子，不好说什么，我也是靠他这样骗人赚的钱养大的。”可是李柏纬却说，“你要想，我们算帮助他。假如他这个（事情）一直纠结在心里，他就是一副会自杀的人；假设你帮他，让他心里面认为这个人就是打他的人，他也出了气，是不是他接下来的日子就会好过？”

作为征信社养大的孩子，李达仁从小在家就看著他妈和征信社员工无时无刻都不停地在“听录音带”，这些录音带其实是因为委托人怀疑她老公或他老婆可能有外遇，想要知道另一半平常都在跟谁聊天，所以就先委托征信社去装录音设备。30几年前，一卷录音带120分钟就可以开价2千元。

李达仁回忆，当初爸爸的公司会使用“慢录”功能，原本一卷120分钟的录音带，就可以录上4到8小时，所以装一趟录音可能就可以赚到8千元。

但这还不是眉角所在，真正的行业秘辛是，每当他们听到当事人外遇的证据时，就会通通把它洗掉，让客户觉得好像有点什么，又永远抓不到，生意就可以继续做下去。即便看似调查一无所悉，客户都已经按捺不太住，这时好戏却才正要登场。

有次他爸便很得意地吹嘘自己以前是怎么“靠客户养著”。 有个贵妇曾委托他监听录音长达两、三年之后，却怎么也查不出先生有丝毫逾矩的证据，莫可奈何地跟他爸说，“我觉得我老公应该没有（外遇）。”

李柏纬却告诉她，“依我的感觉是有欸。一般来讲要60或100万才能包案，不然这样，30万给妳包案，订金只要一半；真的有的话，再结尾款。”贵妇半信半疑，只好继续付款。

但事实上，李柏纬早已掌握贵妇老公外遇的关键证据，只是为了养案，把录音洗得一干二净。“养”到李柏纬认为“可以”的时候，立即就向客户宣布“破案”，从心急如焚、又充满狐疑的配偶手上赚取一大笔费用。

当李达仁年纪稍长后，也曾经好几次陪爸爸冲现场抓奸。李达仁回忆，每次“行动”之前，李柏纬就会告知委托人等等的“标准作业程序”，而身为征信社老板李柏纬在破门那一刻，会以“表哥”身份协同警察进入房间，当下男方和女方可能会相互撕扯扭打，这时警察则会在旁边喊说，“唛打、唛打（台语，别打）”，但也只是形式上做个样子。而李达仁则负责在一旁用即可拍拍照，拍完之后便可以直接交给委托人结案。

与其说征信社有什么特别的专门知识，李达仁认为，其实是他爸抓准了那个时代的信息断层，有很多洞可以去钻，而他爸的胆子也够大，于是能够创造出比较大的财富。可是那些赚来的钱也就像是过路财神，“有时候我开玩笑说，要是我老爸不打电动，come on我现在躺著（意指家产很多、不必工作）。”

有通奸罪的地方，便会有抓奸产业相应而生。早年本以商业调查起家的征信社，如今却成为专抓外遇的产业，成为台湾日常最熟悉的风景之一。若未来真有一天，“通奸除罪化”的目标逐渐达成，“抓猴”是否会渐渐消失在台湾社会地平线？又或者，人们调查配偶外遇的动力，不因法律变迁而移转，征信社仍然会是诸多男女感情路上的意外“伙伴”？谁也说不准。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的台光征信社、李达仁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