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徵信社：因「通姦罪」而蓬勃的「抓姦」產業

徵信社，在台灣可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也常常可在各大媒體版面瞥見他們擠身花邊新聞的身影，「喔，就是那個抓猴（台語，意指抓人外遇）的嘛」。

長期以來，在台灣無論是公車站的廣告區塊、住商大樓外牆或是高速公路旁的T霸看板（T型的巨大廣告看板），幾乎隨處都可以看到一則相似的廣告：一隻穿著衣服的猴子躡手躡腳地拎著鞋子，景框之外，或上或左，伸出了一隻手準備將猴子抓起。即便原本不太了解「抓猴」意涵的人，因為不斷反覆看到類似廣告，很自然地就會把「抓猴」的意象與徵信社連結在一起，並深深地將其烙印進腦海之中。

所謂「抓猴」，即台語表述抓姦的書面語，根據連雅堂編撰的《臺灣語典》卷三第218條，「扐猴：則捉姦。姦夫曰猴。『集韻』：扐，縛也。按臺人捕猴，必斷其尾，則猴不敢逃入山，恐為同類所噬。捉姦者必割其髮，以示懲罰，則見者以為恥。」即便社會樣貌早已歷經大幅更迭，傳統倫理道德仍以語用的形式滲入現代人的觀念與實作之中。

徵信社替人「抓猴」的歷史，可以上追至80年代。1982年6月18日，台灣聯合報地方版，出現一樁罕見的家庭糾葛：台中江先生和樊小姐婚後育有一子二女，原本夫妻倆一同經營皮鞋店，沒想到樊女竟查獲先生在外有染，她依據先生遭判罰金定讞的判決書向家事法院訴請離婚，法院卻以案發超過六個月為由駁回。

離婚不成，樊女遂離家與江男分居。不料一天夜裡，江男竟報警要上門抓姦，更當場逮到樊女與另一名男子同臥一床，她因而也遭移送法辦。在法庭上，樊女泣訴江男夥同徵信社對她設下陷阱，她完全不認識那名陌生男子，對先生痛心欲絕，堅拒言歸於好。江男則主張，因太太遲遲不肯返家，只好報警告上法院，訴請履行同居義務。

整起家庭紛爭，正因通姦而起。自1935年公布現行中華民國《刑法》以來，通姦至今仍是一宗刑事罪名。《刑法》第239條載明，「有配偶而與人通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者亦同。」縱使第245條明定此罪須告訴乃論，若當事人不告，司法亦毋需理會，看似為民事私了留下餘裕的空間。然而通姦罪的存在，實質上就是國家透過刑法壓制性制裁的有形之手，直接約束親密關係的面貌。大法官第554號解釋即強調，「此為維護婚姻、家庭制度及社會生活秩序所必要。」

只是當兩人世界逐漸崩解，似乎再也無法挽回之際，究竟通姦罪是婚姻的最後一道安全網，亦或只是讓關係更加裂解的催化劑？倘若是後者，國家又到底有無必要對伴侶之間的親密關係流動訴諸法定刑責？這個問題顯然也同樣困擾著先前主動提起釋憲的18位法官，為此，3月底大法官甫召開憲法法庭的言詞辯論，要重新審酌通姦除罪化的可能性。

不過上述新聞中，真正令人拍案叫絕的，恐怕還是那位為了配合抓姦，神不知鬼不覺偷偷潛入樊女屋內的徵信社人員。

什麼是徵信社？

徵信社服務的範圍看似難登大雅，但自販夫走卒（只要你付得起）至上流社會遇上婚姻糾紛，同樣必須找上徵信社。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三女兒施宣榕，以及新光集團長公主吳欣盈兩人各自的婚姻會劃下句點，徵信社都扮演了極其關鍵的角色。施宣榕的先生葉光章懷疑她與兒女的管樂團陳姓老師關係曖昧，找來徵信社跟監偷拍，發現施陳兩人一個月內12度相會，夫妻感情再也無法修復，於是離婚。

吳欣盈與板橋林家第八代、華南銀行副董事長林知延原本風光登對的豪門聯姻，卻因林先是懷疑吳和一名Mr. Weng過從甚密，後來林更委託律師雇用徵信社在吳的座車偷裝GPS，吳憤而提告先生妨礙秘密，官司一路纏訟至今尚未定讞。離婚官司則於去年正式判決確定，但兩人其實早已各走各的路。

一徵信公司高層在言談中即不經意地透露，早期警察就是他們獲取資訊的重要管道，雙方的關係是「魚幫水，水幫魚」。

徵信社看似神通廣大，但到底徵信社一般都在做些什麼，恐怕多數人也不是很清楚。事實上，徵信社遊走在社會道德與法律規範的灰色邊界，為了取得案件必要資訊，跟監、偷拍、竊聽、潛入民宅等各種手段不一而足，甚至很多方法更是「只能做不能說」。一徵信公司高層在言談中即不經意地透露，早期警察就是他們獲取資訊的重要管道，雙方的關係是「魚幫水，水幫魚」。

不過若從徵信社的角度來看，他們多半自認工作很單純，就是要想辦法幫客戶「解決問題」，於是想尋人的、想討債的、想抓小三的，各式各樣的疑難雜症都有可能找上徵信社。至於案件價碼則難以一概而論，上至百來萬，下至幾萬塊都有可能，端看案件類型與複雜程度，以及接案人自身的交涉手腕而定。

只是相對來說，知名徵信業者的廣告支出也很可觀，為了宣傳曝光每月花上近百萬的費用都是家常便飯。選前台北橋往市區方向旁的大樓外牆，原本總統蔡英文捧著一隻貓宣傳有感減稅政績的顯眼位置，如今也已換上知名徵信業者黑底黃字的巨幅廣告。

依據陳瑞霖的論文《我國徵信業管理之研究》所做的訪談指出，8家徵信社之中，有6家坦言將近五成的案件都是在做外遇調查。到頭來徵信社幾乎等同於抓姦的代名詞，從事的是私家偵探的行當；但若回頭檢視徵信業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這一切純屬歷史的偶然。

從工商徵信到私家偵探

回顧徵信的緣起，其實與工商經濟和信用交易的發展密切相關。1961年，適逢中國徵信所（1966年改名中華徵信所）創立，重要財經官員、時任行政院美援員會副主委的尹仲容在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的「中國徵信所開業特刊」上，刊登〈我對徵信工作的期望〉一文。

現今金融業內指稱的徵信，仍舊保留了起初的意涵，即是針對企業或個人展開信用調查，瞭解徵信對象和銀行往來的紀錄與還款能力；然而現在當一般大眾想到徵信社時，所謂的「徵信」卻早已脫離本然的意思，轉變成私家偵探乃至於抓姦、討債的同義詞。

尹認為，「徵信兩字原譯自英文Credit information，初時銀行為確保放款不致遭受倒帳，多自行辦理此項工作，惟時代日益進步，自產業公開，分期付款，期票交易盛行後，一般工商業者因業務之需要，大眾投資亦因投資之選擇，在在均需借助徵信資料，以為營業之依據，徵信工作遂日形重要。」

尹在文中另外指出，「徵信調查業務，不外調查分析企業業主或經理人之信用及經營能力，企業之資負情形、設備能力、營業概況、以及經濟環境等，供作放款、投資、交易之參考。」很清楚的是，當時想像徵信調查的對象，全都是指向事業體或是負責人的財務狀況，絕非小三的行蹤。

時任財政部長的前總統嚴家淦則在同一份特刊中另文談及，「近代歐美工商業及信用發達國家，一切工商業交易行為，均以信用為主，在信用交易行為發生前，必須調查對方之資產負債情形、商業道德、經營及償饋能力暨一般經濟及特定企業之營運條件，以作為是否進行交易之參考，此項調查工作固可由當事人自行擔任，惟為加強工作，擴大其效果亦可由專門機構辦理，對當事人供應相關資料，此類機構即為徵信所，故徵信所在工商信用發達國家即為促成交易行為，間接促進工商業發展之重要輔助機構。」

由此來看，發展徵信業，亦是展望台灣經濟得以逐日步入已開發國家的前景；沒想到徵信業的萌生，卻產生了非預期之後果。

現今金融業內指稱的徵信，仍舊保留了起初的意涵，即是針對企業或個人展開信用調查，瞭解徵信對象和銀行往來的紀錄與還款能力；然而現在當一般大眾想到徵信社時，所謂的「徵信」卻早已脫離本然的意思，轉變成私家偵探乃至於抓姦、討債的同義詞。不過這樣的掛鉤其實早於1970年經濟部頒布《徵信業管理規則》後，「徵信」的定義不出幾年內便趨固定。

根據1976年經修訂後的《徵信業管理規則》第3條定義，徵信業是從事有關

1、企業及負責人財務及債信資料
2、一般經濟、市場及行業徵信資料
3、個人信用及財產徵信資料
4、其他有關經濟徵信之業務

之蒐集、整理、分析、研判、編譯及提供。

等到1984年，整部規則又再經過大幅修訂，特別值得留意的是，原本第3條第3款中的個人信用被改為個人商業信用。其中特別加上「商業」二字，顯然經濟部有意在規則中明文限縮擴張解釋的可能性，但這恐怕終究只是立法者自身的文字遊戲。

翌年，再有報導指出，全台已有超過百餘家徵信社，台北市內就佔了80家左右，其中超過半數以上皆有從事外遇調查。

早在1972年，即有報導指出，一家徵信社在報紙刊登廣告標榜自己是「私家偵探機構」，從事包括民刑案證蒐集、債務評估清理、「家庭幸福調查」、攝影錄音備忘等12項業務。雖其中也包含工商徵信的相關業務，但在相當程度上已偏離政府機關認定的營業範疇。

想當然爾，有關部門對此態勢並不樂見，1973年8月，標榜從事民刑案件調查的國家徵信社負責人經台北市刑大偵訊後，便被警方以營業項目和申請項目不合之理由，依違反公司法移送台北地檢處。嗣後徵信社相關新聞似乎復歸平淡。

一直到1975年2月底，根據聯合報報導，台北市警局才又決定要對徵信業者加強管理，通令各分局將管區內所有徵信社職員造冊並附上照片列管；如有發現超出規定營業的情形，將依法辦理。另根據警方統計，當時台北市內一共已有20幾家徵信社。

等到1979年，據報載，台北市內大大小小的徵信社加起來成長到50多家，其中專門從事工商徵信的卻不到5家。翌年，再有報導指出，全台已有超過百餘家徵信社，台北市內就佔了80家左右，其中超過半數以上皆有從事外遇調查。顯見縱使政府有意控管，仍舊抵擋不了社會自主萌生的產業生態演變。

不過，也有徵信業者認為，這現象與市場長期由「中華徵信所」一家獨大有關。台北市徵信同業公會甚至一度還曾登報抗議，稱台灣銀行獨厚中華徵信所（其並未加入工會），但公會卻未認清，關鍵在於受客戶信賴程度與徵信專業的差距。

無力突圍的情況下，多數徵信業者也只能另謀生路，因不少徵信業人員過去都有軍警、情治相關背景，於是所謂的家庭幸福調查、民刑案件蒐證、債務調解等溢出「徵信業管理規則」規範的業務才漸漸普遍。

「有案必破，鍥而不捨」，成立於1983年的台光徵信，雖然只是一間5人左右的迷你徵信社，但那種靈活穿梭在委託人與被查人之間的詐與騙，活脫是整個徵信業的縮影。李達仁回憶起父親李柏緯經營台光徵信的點點滴滴，宛若一齣荒誕不羈的黑色喜劇。

除了常見的抓姦、討債之外，李柏緯更曾經被委託過要「殺人」。一開始，李柏緯每天先去勘查目標住家，有一天發現那個車子好幾天都沒動，車頂上積了很多葉子。李柏緯就跑去對方家裡敲門，剛好對方女兒在家，就問她，「妳爸爸咧？」「喔，爸爸出國了。」李柏緯便立刻打電話給委託人，說出約定的密語，「衣服洗好了！」委託人不疑有他，李柏緯也就順利收到尾款。

結果委託人後來有一天在路上竟然看到對方還好好的，立刻打電話去唸李柏緯，「李欸，你安捏袂使，你給我騙，那個人我還看到他慢慢地走。」事蹟雖然敗露，李柏緯卻還是可以胡謅說，「砍他的時候沒有砍到，變得只是受重傷，那受重傷就治好了，這有辦法嗎？！」李達仁回憶，總之就是「找個理由把謊圓起來，收到的錢也絕對沒有退的道理。」

80年代以後，徵信社相關的負面報導愈來愈多，包括冒充警方、調查局人員進行搜查問話，攜械暴力討債、詐欺脅迫，甚至開設地下錢莊牟利等等不法行徑。因徵信社蓬勃發展而孕生的種種社會亂象，最終也引起了政院的關切，1982年10月中，時任行政院長孫運璿下令全面整頓徵信業。

1983年初，各地方政府隨即開始大力清查掃蕩不法徵信業者。台北市政府也積極推動「光輝專案」，雷厲風行取締不符營業登記事項的徵信社，並調查出高達50多家徵信社的股東都有犯罪前科，市府隨即要求這些公司應剔除涉及不法的相關股東。根據報導，該專案實施一年後，當時台北市170幾家登記在案的徵信社，總計有46家違規營業遭移送法辦，76家遭解散撤銷。

社會良序看似因著政府的大力作為，終於得到了守護。然而當需求存在，生意就沒有消失的一天，等到風頭過去，徵信業者又還是繼續回到他們的老本行。徵信社在一般大眾的普遍認知裡，早已不是20幾年前尹仲容和嚴家淦所預想的面貌。1988年5月，一度傳出時任內政部長吳伯雄考慮，俟時機成熟要開放私家偵探業務，但也僅止於在立院答詢時的口頭表示。

經濟部於1991年公告廢止「徵信業管理規則」後，徵信業遂回歸一般公司法管理，政府更加無從管制「變質」的徵信業。對此，監察院2002年還曾向行政院、內政部與經濟部提出糾正，根據糾正案文指出，經濟部幾度發函建請內政部儘速擬定「偵探業管理專法」，但內政部回覆以我國國情不同為由，主張不宜開放偵探業，並反過來要求經濟部擔任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重新制定「徵信業管理專法」。

簡言之，經濟部與內政部始終都在互推皮球，沒人想蹚渾水，政院也無意定奪，於是相關法令不了了之。而監院的聲聲呼籲，其實也就像是無關痛癢的批評指教。從過去到今日，徵信業終究長成了自己的模樣。

非典型徵信社的日常

「我爸其實是一個很神奇的人」，李達仁回憶，「我從小（就看）我老爸一直在睡覺，但是他就可以賺錢養我們全家。三更半夜可能辦一下（案）就回來，就收了一堆錢。」所以他讀幼稚園的時候，就立志要當和他爸一樣的「董事長」。

然而，與其說李柏緯真的擁有名偵探的本事，不如說是李柏緯業務性格鮮明，夠油、敢唬爛，從來沒有怕過事。李達仁坦言，「後來長大我在想，難怪我老爸能掙錢，他腦子的確動得比人家快。」

他記得，曾經有一個委託人因為在市民大道和復興南路口被人打，透過朋友介紹找上他爸幫忙。問題是對方根本搞不清楚是被誰打了，他爸還是一口答應把人找出來，「反正有錢掙，基本上他就想辦法幫他解決。」

案子接下來以後，沒想到李柏緯不是去尋人，而是把兒子找來演戲：「你演打他的那個人，然後我就找三、五個兄弟過來把你打一頓，讓委託人可能出氣打兩拳，這事情就算結案了，就這麼簡單。」李達仁印象很深刻，當時爸爸還給了他一、兩千塊當作演出費。

「我覺得他像騙人」，李達仁坦言，「但我是他兒子，不好說什麼，我也是靠他這樣騙人賺的錢養大的。」可是李柏緯卻說，「你要想，我們算幫助他。假如他這個（事情）一直糾結在心裡，他就是一副會自殺的人；假設你幫他，讓他心裡面認為這個人就是打他的人，他也出了氣，是不是他接下來的日子就會好過？」

作為徵信社養大的孩子，李達仁從小在家就看著他媽和徵信社員工無時無刻都不停地在「聽錄音帶」，這些錄音帶其實是因為委託人懷疑她老公或他老婆可能有外遇，想要知道另一半平常都在跟誰聊天，所以就先委託徵信社去裝錄音設備。30幾年前，一卷錄音帶120分鐘就可以開價2千元。

李達仁回憶，當初爸爸的公司會使用「慢錄」功能，原本一捲120分鐘的錄音帶，就可以錄上4到8小時，所以裝一趟錄音可能就可以賺到8千元。

但這還不是眉角所在，真正的行業秘辛是，每當他們聽到當事人外遇的證據時，就會通通把它洗掉，讓客戶覺得好像有點什麼，又永遠抓不到，生意就可以繼續做下去。即便看似調查一無所悉，客戶都已經按捺不太住，這時好戲卻才正要登場。

有次他爸便很得意地吹噓自己以前是怎麼「靠客戶養著」。 有個貴婦曾委託他監聽錄音長達兩、三年之後，卻怎麼也查不出先生有絲毫踰矩的證據，莫可奈何地跟他爸說，「我覺得我老公應該沒有（外遇）。」

李柏緯卻告訴她，「依我的感覺是有欸。一般來講要60或100萬才能包案，不然這樣，30萬給妳包案，訂金只要一半；真的有的話，再結尾款。」貴婦半信半疑，只好繼續付款。

但事實上，李柏緯早已掌握貴婦老公外遇的關鍵證據，只是為了養案，把錄音洗得一乾二凈。「養」到李柏緯認為「可以」的時候，立即就向客戶宣布「破案」，從心急如焚、又充滿狐疑的配偶手上賺取一大筆費用。

當李達仁年紀稍長後，也曾經好幾次陪爸爸衝現場抓姦。李達仁回憶，每次「行動」之前，李柏緯就會告知委託人等等的「標準作業程序」，而身為徵信社老闆李柏緯在破門那一刻，會以「表哥」身份協同警察進入房間，當下男方和女方可能會相互撕扯扭打，這時警察則會在旁邊喊說，「嘜打、嘜打（台語，別打）」，但也只是形式上做個樣子。而李達仁則負責在一旁用即可拍拍照，拍完之後便可以直接交給委託人結案。

與其說徵信社有什麼特別的專門知識，李達仁認為，其實是他爸抓準了那個時代的資訊斷層，有很多洞可以去鑽，而他爸的膽子也夠大，於是能夠創造出比較大的財富。可是那些賺來的錢也就像是過路財神，「有時候我開玩笑說，要是我老爸不打電動，come on我現在躺著（意指家產很多、不必工作）。」

有通姦罪的地方，便會有抓姦產業相應而生。早年本以商業調查起家的徵信社，如今卻成為專抓外遇的產業，成為台灣日常最熟悉的風景之一。若未來真有一天，「通姦除罪化」的目標逐漸達成，「抓猴」是否會漸漸消失在台灣社會地平線？又或者，人們調查配偶外遇的動力，不因法律變遷而移轉，徵信社仍然會是諸多男女感情路上的意外「夥伴」？誰也說不準。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的台光徵信社、李達仁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