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教育》：当名校陷入“教育”场所的权力角力

《坏教育》（Bad Education）讲述一桩轰动美国的校园侵占公款事件：在长岛上已攀升至全美第四名的名校罗斯林高中，学区总监法兰克‧塔森（Hugh Jackman饰）与业务经理潘姆，葛拉肯（Allison Janney饰）一共侵占了1100万美金，成为截至当时涉案金额最高的校园盗窃案。

行事谨慎的法兰克万万没想到先是因为潘姆的儿子粗心，用学校卡刷了装潢自己家的建材，让潘姆因此丢了工作；而后又因为他鼓励的学生，透过校刊，让本来只是用来吹捧学校积极推动之“天空步道”建案的小文章，意外发展成揭露侵占公款罪行的骇人报导。

这是剧作家科瑞‧芬利（Cory Finley）转战导演的第二部作品。相较于前作《良种动物》（Thoroughbreds，2017），《坏教育》显得少了点个性，却多了份讲究。封闭在有限舞台的《良种动物》适合导演进行形式的尝试，但是视野宽广的《坏教育》则以更为精致的手法，来讲述这个轰动的社会事件，并以“围绕教育”的议题来作为这个论述教育的新切入点。

教育电影中的特别之作

校园或课堂当然是“教育电影”的必备元素，不过也因此很难区分到底“校园电影”跟“教育电影”谁的范畴比较大，比如说校园电影当然也包括了以校园为背景的青春爱情片，或者校园霸凌片，或者所谓“YA电影”（一说是young actors，著眼于主要人物都是年轻演员；更多是指young adult，著眼于人物在影片中将经历的某种心灵蜕变）；相对地，“教育电影”也可能出现在成人之间而脱离校园，并且有时候也以家庭为主要舞台。

就像《良种动物》也可以算是某种变奏的教育电影：两位女生彼此教育对方，而场景就在家中。《坏教育》因为把故事放在行政人员上，因此教室几乎是缺席的；不过这些行政人员的工作仍在打造校园，当然校园是重要的舞台。

为了制造戏剧性，寻常的校园经常需要被赋予或挖掘出这种戏剧性冲突，有时候即使是纪录片也不免俗地要寻找这种戏剧性，比如是枝裕和早期的（电视台）纪录片《另一种教育》（もう一つの教育～伊那小学校春组の记录～，1991），影片聚焦在尝试“完全小学”的伊那小学一个班级，一头原本只用来饲养一个学年的小牛，因为孩子们的热情与细心照料，最终是延长到三年，直到孩子们即将升上六年级，以课业太重无暇照顾小牛为由，全班同学决定归还小牛，这也成为影片最大的冲突：老师质问孩子们小牛对他们的意义。

然而，教育电影尽管不是大宗类型，却仍持续有作品产出，且不乏名作，这是因为教育电影更多是双向性的教育，事实上，更常是下对上，或者师长辈自己的成长过程，亦即影片实际上是用来教育“教育者”的。

比如《放牛班的春天》（Les choristes，2004）中，老师面对一群几乎是被放弃的放牛班孩童，他首先要“教育”自己不以偏见、不以传统的教学模式，学到如何去发现孩子们各自的特殊性。

于是，教育电影也就常将某件待完成与被完成的任务来当作“教育”是否成功的指标，就像这位老师最终教学生们完成了一次杰出的合唱表演。

不过，教育电影往往被误会是要给“被教育者”看的，也就是经常被用在各种课堂上当作辅助教材。这也是为何《养子不教谁之过》（Rebel Without a Cause，1955）对于中学生来说，是詹姆斯‧狄恩（James Dean）那不羁的形象更具启发；而非对于影片所述之悲剧的反思。于是有些几乎是教育者之间的亲密对话，是无法被学生观众给把握到的，就像金棕榈得主《我和我的小鬼们》（Entre les murs，2008）中鲜明的孩子群像，对应到不同的拍摄技巧与呈现风格，完全是导演借此来与有教育背景的观众进行沟通用的；实际上，多变的风格也配合了孩子本身呈现出来的各种风貌，就像纪录片经典《我是一个黑人》（Moi, un noir，1958）采取的形式策略——影片形式精准到让人无法相信这是一部纪录片。

《坏教育》难得从行政人员而非教职人员作为主角，因此直到影片最后都没看到教育者明显“被教育”的迹象——即使有法兰克为凯尔（Rafael Casal饰）真心付出，但他对于另一位长期（共同生活了33年）伴侣保持了长久的忠诚，似乎并非因为这一系列的事件而“学会”什么。并且，冲突更多来自他与学校之间，或说，来自他的行为与公正之间，因此，来自课堂，甚至来自学生的戏剧性冲突也是缺乏，即使有也是被压抑的。这意味著，编导得从别的路径赋予影片戏剧性；哪怕这是一个有真实事件为依据的改编作品。

叙事层层展现矛盾

关于这个事件的报导原貌如何，对于影片的观众来说也不重要了。如果有它的重要性，可能更多来自本片创作的语境，是否恰需要人们重新思考教育制度与它派生出来的问题；或者，影片有没有可能形成话题性而重新唤起人们对这类议题的关切。比如说，引导观众思考围绕著学校能有多少面向构成这力学场域：校方有行政部门掌管软硬体与教学方向、老师的教学实践、学生的学习与回馈，尚有董事会乃至主管部门对于经费流动的控管，再远一些则有学校整体形象与公众认知印象等等抽象性元素。这种力学也不仅适用于校园。

但是为了配合故事主轴中，校刊社的瑞秋（Geraldine Viswanathan饰）逐步发现并揭露校园弊案的过程，编导在叙事的策略上也费了一点心思，尤其是将法兰克的同性恋性向做出延宕的处理。这是影片叙事的亮点，对观众来说产生的惊讶效果，不亚于剧中人发现潘姆而后是法兰克窃盗时的不可思议。

诚然，潘姆为了家人窃盗，合乎人情；法兰克为打理自己（衣装、整容）而盗窃则让人难以原谅。但这毕竟是编导试图从人性的角度思考犯罪的动机，并且，法兰克与凯尔的“恋情”或许说明他完成了自己的“情感教育”，而这可能也是本片的良善面向之一。

为了让法兰克被延后带来更大的惊奇，休杰克曼是十分有效的选角：建立起更有说服力的人格魅力。与真实生活中的法兰克‧塔森相同的当然是那梳理整齐的头发、笔挺整洁的西装，片中的法兰克无时无刻挂在脸上的笑容，在行为举止上刻意不让人联想同性恋，甚至他似乎一直在银幕上都是更为阳刚的形象（就不说他扮演的X战警或罗根了），都让人直接从他的风采得到某种安心：他对读书会的贵妇们的魅力，他超人的记性，乃至凯尔和忠诚伴侣汤姆（Stephen Spinella饰）。法兰克的魅力是以丰富的层次慢慢展现出来，让他神不知鬼不觉的犯罪行为得到妥善的掩饰。就像直到他最后的幻想中，学校总算得到全国第一而他也与有荣焉那样，他的私欲与教学成就仍无法区分开来。而这也正是影片借由人物与事件带出来的矛盾。

教育角力中的既得利益者

结合起影片开始时，学校庆祝成为全国第四名的学校，以及片末法兰克幻想自己上台接受第一名的表扬来看，确实让人沉思，他们确实以不法的方式牟利，但与此同时，他们似乎也真对学校带来大贡献。就像潘姆罪行被揭发、学校要求她主动离职时，她向家人哭喊著“不是我的工作，而是我的事业没了！”透过这部片亦将学校行政人员的任务与使命揭示出来。
而要不是法兰克对瑞秋的鼓励，也不会有后续报导让他的职业葬送，并且他对凯尔的记忆让凯尔吃惊，也让毕业后不顺遂的凯尔萌生改变的决心，这都让人思考“正义”在遭遇“教育”或理念时，是否只有一套标准。

只是贯穿整个故事的瑞秋，让一切走向必然性。她的印度裔、她父亲因为工程弊案（恰好能在学校工程弊案上给瑞秋提供协助）替同事顶罪，法兰克对她的鼓励是否出于对弱势族群的关怀？亦即，人们合理怀疑，瑞秋是否成为学校中弱势族群而相对来说，一些教学资源不见得公平分配。（从校刊同学对她的态度可见一斑；甚至她起初不正是因为弱势才被分派这篇吹嘘文吗？）于是为同甘共苦的伙伴顶罪的父亲是一回事，在学校中不见得受到平等待遇的瑞秋是否放弃报导又是另一回事。

教育的角力进入到一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冲突：法兰克等人相信为学生争取到天空步道可望提升学校名气，基本罔顾根本不需要天空步道的学生需求，而这还是在学生全然不知一座“表面功夫”竟要花去750万的高昂预算，并且与此同时，有些校舍老旧，天花板漏水甚至破旧无法使用而关闭；但在行政人员乃至董事会成员眼里看来，这些表面带来更高的宣传价值，并且有助于争取更多、更好的资源来加强学校的教学品质。学校排名更前势必带动“学区房”的身价继而也让董事们赚得更多，连带也吸引更优质的学生乃至家庭的群聚。这种现象古今中外皆然，所谓“学区房”不正仍是眼前生活在城市里，汲汲于改善生活，尤其是改善下一代生活的工薪阶级上班族心中的苦？

也许正是教育周围的事，更能让人看清教育的某些本质。然而，在大多数的时候，人们即使有足够清明的目光，看穿这样的权力机制，多数时候也会选择沉默，特别是既得利益者，就像罗斯林的这些董事们。这也是人之常情，当你作为一位名校的学生家长，得知行政人员盗窃学校经费，而曝光可能影响学校声誉的情况下，你会怎么做？

影片直到最后仍让人感觉编导对法兰克与潘姆行为不置可否，也许这也是对于如此难解之大哉问最好的解答。

年轻的芬利（IMDB上甚至未有他更具体的出生年月日）也许没能在《坏教育》中给出风格化的形式，但他懂得把握这个题材可能扩散出去的问题意识，不但没有流于煽情，还保留给观众沉思的空间之外；在处理叙事的节奏（基于他没有参与编剧，不该居叙事策略的功劳；但节奏的掌握仍是取决于导演）、道具的系统化、构图的精巧，都表现十分出色、值得细品，丝毫没有因为与HBO的合作而限制了影片的规模。

罗斯林的事件尽管已足以发人省思，但是芬利的导演功力，则无疑已为他铺好了一条商业大导的红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