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教育》：當名校陷入「教育」場所的權力角力

《壞教育》（Bad Education）講述一樁轟動美國的校園侵佔公款事件：在長島上已攀升至全美第四名的名校羅斯林高中，學區總監法蘭克‧塔森（Hugh Jackman飾）與業務經理潘姆，葛拉肯（Allison Janney飾）一共侵佔了1100萬美金，成為截至當時涉案金額最高的校園盜竊案。

行事謹慎的法蘭克萬萬沒想到先是因為潘姆的兒子粗心，用學校卡刷了裝潢自己家的建材，讓潘姆因此丟了工作；而後又因為他鼓勵的學生，透過校刊，讓本來只是用來吹捧學校積極推動之「天空步道」建案的小文章，意外發展成揭露侵佔公款罪行的駭人報導。

這是劇作家科瑞‧芬利（Cory Finley）轉戰導演的第二部作品。相較於前作《良種動物》（Thoroughbreds，2017），《壞教育》顯得少了點個性，卻多了份講究。封閉在有限舞台的《良種動物》適合導演進行形式的嘗試，但是視野寬廣的《壞教育》則以更為精緻的手法，來講述這個轟動的社會事件，並以「圍繞教育」的議題來作為這個論述教育的新切入點。

教育電影中的特別之作

校園或課堂當然是「教育電影」的必備元素，不過也因此很難區分到底「校園電影」跟「教育電影」誰的範疇比較大，比如說校園電影當然也包括了以校園為背景的青春愛情片，或者校園霸凌片，或者所謂「YA電影」（一說是young actors，著眼於主要人物都是年輕演員；更多是指young adult，著眼於人物在影片中將經歷的某種心靈蛻變）；相對地，「教育電影」也可能出現在成人之間而脫離校園，並且有時候也以家庭為主要舞台。

就像《良種動物》也可以算是某種變奏的教育電影：兩位女生彼此教育對方，而場景就在家中。《壞教育》因為把故事放在行政人員上，因此教室幾乎是缺席的；不過這些行政人員的工作仍在打造校園，當然校園是重要的舞台。

為了製造戲劇性，尋常的校園經常需要被賦予或挖掘出這種戲劇性衝突，有時候即使是紀錄片也不免俗地要尋找這種戲劇性，比如是枝裕和早期的（電視台）紀錄片《另一種教育》（もう一つの教育～伊那小学校春組の記録～，1991），影片聚焦在嘗試「完全小學」的伊那小學一個班級，一頭原本只用來飼養一個學年的小牛，因為孩子們的熱情與細心照料，最終是延長到三年，直到孩子們即將升上六年級，以課業太重無暇照顧小牛為由，全班同學決定歸還小牛，這也成為影片最大的衝突：老師質問孩子們小牛對他們的意義。

然而，教育電影儘管不是大宗類型，卻仍持續有作品產出，且不乏名作，這是因為教育電影更多是雙向性的教育，事實上，更常是下對上，或者師長輩自己的成長過程，亦即影片實際上是用來教育「教育者」的。

比如《放牛班的春天》（Les choristes，2004）中，老師面對一群幾乎是被放棄的放牛班孩童，他首先要「教育」自己不以偏見、不以傳統的教學模式，學到如何去發現孩子們各自的特殊性。

於是，教育電影也就常將某件待完成與被完成的任務來當作「教育」是否成功的指標，就像這位老師最終教學生們完成了一次傑出的合唱表演。

不過，教育電影往往被誤會是要給「被教育者」看的，也就是經常被用在各種課堂上當作輔助教材。這也是為何《養子不教誰之過》（Rebel Without a Cause，1955）對於中學生來說，是詹姆斯‧狄恩（James Dean）那不羈的形象更具啟發；而非對於影片所述之悲劇的反思。於是有些幾乎是教育者之間的親密對話，是無法被學生觀眾給把握到的，就像金棕櫚得主《我和我的小鬼們》（Entre les murs，2008）中鮮明的孩子群像，對應到不同的拍攝技巧與呈現風格，完全是導演藉此來與有教育背景的觀眾進行溝通用的；實際上，多變的風格也配合了孩子本身呈現出來的各種風貌，就像紀錄片經典《我是一個黑人》（Moi, un noir，1958）採取的形式策略——影片形式精準到讓人無法相信這是一部紀錄片。

《壞教育》難得從行政人員而非教職人員作為主角，因此直到影片最後都沒看到教育者明顯「被教育」的跡象——即使有法蘭克為凱爾（Rafael Casal飾）真心付出，但他對於另一位長期（共同生活了33年）伴侶保持了長久的忠誠，似乎並非因為這一系列的事件而「學會」什麼。並且，衝突更多來自他與學校之間，或說，來自他的行為與公正之間，因此，來自課堂，甚至來自學生的戲劇性衝突也是缺乏，即使有也是被壓抑的。這意味著，編導得從別的路徑賦予影片戲劇性；哪怕這是一個有真實事件為依據的改編作品。

敘事層層展現矛盾

關於這個事件的報導原貌如何，對於影片的觀眾來說也不重要了。如果有它的重要性，可能更多來自本片創作的語境，是否恰需要人們重新思考教育制度與它派生出來的問題；或者，影片有沒有可能形成話題性而重新喚起人們對這類議題的關切。比如說，引導觀眾思考圍繞著學校能有多少面向構成這力學場域：校方有行政部門掌管軟硬體與教學方向、老師的教學實踐、學生的學習與回饋，尚有董事會乃至主管部門對於經費流動的控管，再遠一些則有學校整體形象與公眾認知印象等等抽象性元素。這種力學也不僅適用於校園。

但是為了配合故事主軸中，校刊社的瑞秋（Geraldine Viswanathan飾）逐步發現並揭露校園弊案的過程，編導在敘事的策略上也費了一點心思，尤其是將法蘭克的同性戀性向做出延宕的處理。這是影片敘事的亮點，對觀眾來說產生的驚訝效果，不亞於劇中人發現潘姆而後是法蘭克竊盜時的不可思議。

誠然，潘姆為了家人竊盜，合乎人情；法蘭克為打理自己（衣裝、整容）而盜竊則讓人難以原諒。但這畢竟是編導試圖從人性的角度思考犯罪的動機，並且，法蘭克與凱爾的「戀情」或許說明他完成了自己的「情感教育」，而這可能也是本片的良善面向之一。

為了讓法蘭克被延後帶來更大的驚奇，休傑克曼是十分有效的選角：建立起更有說服力的人格魅力。與真實生活中的法蘭克‧塔森相同的當然是那梳理整齊的頭髮、筆挺整潔的西裝，片中的法蘭克無時無刻掛在臉上的笑容，在行為舉止上刻意不讓人聯想同性戀，甚至他似乎一直在銀幕上都是更為陽剛的形象（就不說他扮演的X戰警或羅根了），都讓人直接從他的風采得到某種安心：他對讀書會的貴婦們的魅力，他超人的記性，乃至凱爾和忠誠伴侶湯姆（Stephen Spinella飾）。法蘭克的魅力是以豐富的層次慢慢展現出來，讓他神不知鬼不覺的犯罪行為得到妥善的掩飾。就像直到他最後的幻想中，學校總算得到全國第一而他也與有榮焉那樣，他的私欲與教學成就仍無法區分開來。而這也正是影片藉由人物與事件帶出來的矛盾。

教育角力中的既得利益者

結合起影片開始時，學校慶祝成為全國第四名的學校，以及片末法蘭克幻想自己上台接受第一名的表揚來看，確實讓人沉思，他們確實以不法的方式牟利，但與此同時，他們似乎也真對學校帶來大貢獻。就像潘姆罪行被揭發、學校要求她主動離職時，她向家人哭喊著「不是我的工作，而是我的事業沒了！」透過這部片亦將學校行政人員的任務與使命揭示出來。
而要不是法蘭克對瑞秋的鼓勵，也不會有後續報導讓他的職業葬送，並且他對凱爾的記憶讓凱爾吃驚，也讓畢業後不順遂的凱爾萌生改變的決心，這都讓人思考「正義」在遭遇「教育」或理念時，是否只有一套標準。

只是貫穿整個故事的瑞秋，讓一切走向必然性。她的印度裔、她父親因為工程弊案（恰好能在學校工程弊案上給瑞秋提供協助）替同事頂罪，法蘭克對她的鼓勵是否出於對弱勢族群的關懷？亦即，人們合理懷疑，瑞秋是否成為學校中弱勢族群而相對來說，一些教學資源不見得公平分配。（從校刊同學對她的態度可見一斑；甚至她起初不正是因為弱勢才被分派這篇吹噓文嗎？）於是為同甘共苦的伙伴頂罪的父親是一回事，在學校中不見得受到平等待遇的瑞秋是否放棄報導又是另一回事。

教育的角力進入到一種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衝突：法蘭克等人相信為學生爭取到天空步道可望提升學校名氣，基本罔顧根本不需要天空步道的學生需求，而這還是在學生全然不知一座「表面功夫」竟要花去750萬的高昂預算，並且與此同時，有些校舍老舊，天花板漏水甚至破舊無法使用而關閉；但在行政人員乃至董事會成員眼裡看來，這些表面帶來更高的宣傳價值，並且有助於爭取更多、更好的資源來加強學校的教學品質。學校排名更前勢必帶動「學區房」的身價繼而也讓董事們賺得更多，連帶也吸引更優質的學生乃至家庭的群聚。這種現象古今中外皆然，所謂「學區房」不正仍是眼前生活在城市裡，汲汲於改善生活，尤其是改善下一代生活的工薪階級上班族心中的苦？

也許正是教育周圍的事，更能讓人看清教育的某些本質。然而，在大多數的時候，人們即使有足夠清明的目光，看穿這樣的權力機制，多數時候也會選擇沉默，特別是既得利益者，就像羅斯林的這些董事們。這也是人之常情，當你作為一位名校的學生家長，得知行政人員盜竊學校經費，而曝光可能影響學校聲譽的情況下，你會怎麼做？

影片直到最後仍讓人感覺編導對法蘭克與潘姆行為不置可否，也許這也是對於如此難解之大哉問最好的解答。

年輕的芬利（IMDB上甚至未有他更具體的出生年月日）也許沒能在《壞教育》中給出風格化的形式，但他懂得把握這個題材可能擴散出去的問題意識，不但沒有流於煽情，還保留給觀眾沉思的空間之外；在處理敘事的節奏（基於他沒有參與編劇，不該居敘事策略的功勞；但節奏的掌握仍是取決於導演）、道具的系統化、構圖的精巧，都表現十分出色、值得細品，絲毫沒有因為與HBO的合作而限制了影片的規模。

羅斯林的事件儘管已足以發人省思，但是芬利的導演功力，則無疑已為他鋪好了一條商業大導的紅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