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重伤：谁能接住经历“战争”的人们？

【编者按】一场反修例运动，搅动香港里外，牵动大国神经。与14年雨伞运动不同，反修例运动没有明显的地区和时间边界，或许说，这场运动至今仍在不同层面延续。然而，香港再回不去2019年5月的样子。短短一年间，人们在心态情绪，在消费习惯上都有了明显变化，而中港关系、警民关系、管治问题更面临难以拆解的危机。我们在经历的改变到底是什么？香港正奔向何方？“反修例运动一年”专题将为你一一道来。

逃离元朗西铁站半年之后，彭达明还是会梦见，自己在搭乘一辆总是开不到终点的列车。

去年7月21日，18岁的他亲历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的事件，后脑被白衣人打了一棍，赶去报警时，元朗警署的大门就在他眼前落闸。自此，他不时心悸，手抖，在学校莫名就哭了起来。最初他没有察觉，直到同学发现，“你的手这么震”。透过学校社工转介，他去看精神科专科医生黄宗显，确诊患上了创伤后遗症（PTSD）。

“我家住天水围，往返九龙上学，每日都要搭西铁，其实好压抑。”确诊之后，彭达明说，自己考有急救证，还是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去冲突现场做急救员，尽管每次出门前，他都非常紧张，手抖得更厉害。

过去大半年，黄宗显接待了一个又一个类似彭达明的市民。他记得，在7月，第一个明确表示自己受运动影响情绪的病人找到了他，此后求助人数攀升，不同政见的都有，支持运动的“黄丝”更多，占问诊人数的八成左右。他们对黄宗显说，自己感到焦虑、抑郁、失眠，其中确诊PTSD的大约两成。

我们讲PTSD，是事情过了之后复原有困难，会有disorder（紊乱）。现在我们的情况是，不停有新的事件出来，你的担心不单是过去的事，还有将来。

到了12月，示威活动放缓，求助人数反倒越来越多，黄宗显的看诊人数达到高峰，每天问诊约10个病人，其中大约两个的压力源直接与运动相关，“当然，差不多个个都在说运动。”他发现，许多年轻人因为无法读书，要找医生开证明停学，抑或是与家人产生矛盾，希望申请学校的宿舍。

“我们讲PTSD，是事情过了之后复原有困难，会有disorder（紊乱）。现在我们的情况是，不停有新的事件出来，你的担心不单是过去的事，还有将来。”香港大学精神医学系教授陈友凯对端传媒表示，香港的困境更适合用“持续的创伤引起的压力”（continuous traumatic stress）来形容。旧问题还未化解，新问题不断衍生，对于未来的精神健康状况，他感到十分悲观，“我看不到将来有一个解决方式，可以为人带来希望的局面。”

暴力和颠覆

人们的情绪是在去年6月开始急遽转变的。

彭达明从2019年5月开始关注《逃犯条例》修订的事态。6月9日百万人大游行后的夜晚，政府发新闻稿宣布法案如期二读，有市民留守金钟，警察清场，彭达明紧盯直播。翌日上学，想到“咁齐心”的努力也毫无成果，彭达明在早会排队时哭了。“会想起以前，中一时是雨伞，后来鱼蛋革命，以前细细个就追住直播看，已经觉得很绝望了。”

721事件对彭达明的冲击更大。那天，他搭西铁回家，身上只有一个小包，两手空空，在手机群组看见白衣人在元朗站打人的消息。等车开到元朗站，有伤者求助，彭达明冲下月台想救人，正好撞到白衣人拿著木棍和铁棍，跳闸进入元朗站。

彭达明逃回车厢，“广播说这班列车不会开了，有事故，还叫我们落车。”白衣人冲了上来，朝车厢丢杂物、打车厢里的人。有市民被白衣人打伤，跌倒在地，双手抱头，彭达明喊他一起走，白衣人转身朝他后脑挥下一棍。逃到巴士站，彭达明随便跑上一辆巴士，碰巧巴士会路过警署，彭达明想著自己受了伤，先前在元朗站内没有见到警察，他应该去报警。

“我去到警署，我进不去，我亲眼望著它落闸，这件事已经很颠覆自己的价值观。七仔（711便利店）都不会关门，警署可以关门？”彭达明回忆。之后他总是感觉惊慌，但说不清害怕的是什么。

身体经受的暴力和被颠覆的价值观，在人们心中埋下两道裂痕。

香港社工赵盈恩记得，她在6月14日接到一个同行的来电，那个女生一接通电话就大哭。那个社工参加了六一二集会，坐在中信大厦前的合法示威区，到了下午，警方突然使用大量催泪弹清场，中信大厦门前的市民被催泪弹夹攻，险些酿成人踩人，一枚催泪弹就落在她的附近，一位年轻人在她身旁癫痫发作，浑身抽筋。

赵盈恩长期从事心灵创伤工作，是美国创伤压力专家学会专家的委员，在她看来，许多运动现场的场景“颠覆了人们从小到大学习的观念”，在这之前，人们心底预设，香港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参与游行、集会的权利会被保障，而普通的行走街头，更是安全十足。

为什么我改变了很多了，你（儿子）还是要break promise（打破承诺）？

心里有伤的不仅仅是支持运动的市民。林美玲是一个私家执业的精神科医生，她对端传媒表示，从去年8、9月开始，每个星期至少多了一半新症。一个父亲让她印象深刻。

他在中资公司工作，在家里看示威现场的直播时总大骂示威者，儿子却偷偷去示威现场。在一次未获发不反对通知书的游行，孩子不理阻拦，父亲无奈，便和儿子一起去。到了现场，冲突开始加剧，儿子往前线跑去，“阿爸你自己行，我要去做嘢（做事情）。”那天是这个父亲第一次上街，亲身感受到催泪烟，发现普通口罩什么用都没有，他一个人站在街头刷直播，告诉儿子离开的路线，最终会合了儿子，一同回家。

这个父亲对林美玲说，他曾经让儿子承诺，只参加合法游行、不穿勇武装扮、在现场要站在后面，但最终，孩子还是去了前线。他开始失眠，对著医生哭了，“为什么我改变了很多了，你（儿子）还是要break promise（打破承诺）？”

赵盈恩说，面对压力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可以忍受的一定范围，心理学中称为“容纳之窗”（window of tolerance），当压力超出这个范围，人们就无法平静处理，会出现两种创伤反应，分为过激反应（hyper arousal）与过低反应（hypo arousal）。

她指出，在外国案例中，很多执法人员在大型示威运动后都会有创伤反应：“有些是压抑了，有些是发泄的，通过打人，透过一些不合理的对待，或者是无限（给自己）充权，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可以。这些状况其实是掩盖了一些内在潜藏的感觉，可能是内疚、羞耻感等。”

11月一次示威冲突过后，赵盈恩踩著拖鞋下楼寄信，邮筒附近正是警方的防线。她看见四周已经没有示威者，就走向邮筒，警察突然举起枪大喊，“你再往前就射你了。”

根据警方数据，警察内部的心理服务课2019年收到278宗求助，较2018年上升近三成，其中137人与反修例运动相关，103人为警员，34人为家属。

值得关注的是，就算对于没有亲身参与运动的市民，观看现场直播也会触发或加剧精神困扰。从事精神健康服务的注册社工郑仲仁小时候曾经受家庭暴力，后患有精神疾病，他表示，去年运动持续的暴力场面让他备受困扰。在他身边，一些以前曾经遭受不同形式暴力的朋友看到运动现场的暴力之后都出现了“再度创伤”（retraumatization）。

“我是暴力的受害者，无法认同去年社会运动的（勇武）手法，以至于后来无法参与运动，和公民社会失去了联系和信任，是很失落和悲伤的感觉。”郑仲仁说。

年轻人的心理“战争”

精神健康问题在香港积滞已久，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型社会运动更是雪上加霜。

根据香港市民精神健康指数的研究，精神健康状况不容乐观，100分为满分，52分意味著不合格，这个指数多年来徘徊在及格边缘，到了2018年，更跌至50.2分。而运动过后，2019年的指数为46.41分，有半数年轻人表受社会争议影响。这一指数由数个精神复康机构委托香港中文大学研究进行。

另一项重要研究引出更沉重的结论。香港大学医学院团队追踪研究港人精神状况超过十年，今年1月在医学权威期刊《刺针》发表研究结果，指出港人抑郁状况不断加深，特别在雨伞运动、反修例运动后，抑郁、PTSD等状况更加明显。该研究推算全港或有240万人患抑郁症、200万人患PTSD。这项研究还指出，这种患病率，通常会在社会经历大型灾难、武装冲突或恐怖袭击后出现。

在这其中，青少年的精神状态让人尤其担忧。彭达明留意到，身边不少朋友情绪都不好，他们不太直接说自己不开心，只在社交媒体表达。“我们这一代不多讲话，Instagram就看出发生什么事。他们会发黑图，话自己无用，帮不到忙。”他的一个好友，自从在网上看到八三一太子站警察涉嫌无差别殴打市民的画面后，情绪开始崩塌，会无缘由地哭泣，不敢去太子站月台。

2020年1月，香港精神科医学院公布调查显示，19岁以下人士有57.1%出现中度至严重抑郁症状，20至29岁人士则有23.5%。这一研究调查了626个市民。

多位社工或精神科医生向端传媒表示，在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两次校园强烈冲突事件后，有年轻示威者出现过度惊恐、失去语言能力，甚至是精神分裂的症状，而这些严重的精神问题，甚至可能影响脑部发展。

“比如会导致脑里面一些细胞，死了之后没办法生出来，这个脑就会走下坡，走下坡之后不是那么容易逆转。”香港大学精神医学系教授陈友凯指出，长期处于有压力的环境中，有可能对脑部产生不可逆的影响。

他们不觉得要让自己睡好，他们会觉得，手足被拉了，为什么拉的不是我，为什么我还可以好好的？

2020年初，全球因疫情而停摆，香港的街头运动表面上也沉寂下来，不过警方仍在拘捕示威者。据政府数据，逾1200人陆续被提上法庭审讯，运动首例暴动案在五月开审。赵盈恩观察到，一些年轻人出现幸存者内疚（survival guilt），遭受创伤的人会对生存感到内疚，宁愿自己遭受不幸。她所跟进的个案，长期失眠，担心朋友被捕，每一分钟都在检查Telegram 被捕者频道的名单，海量信息中，一整夜过去了。

“他们不觉得要让自己睡好，他们会觉得，手足被拉了，为什么拉的不是我，为什么我还可以好好的？”赵盈恩说。后来她觉得，以普通创伤的角度，已经不足以诠释勇武派年轻人的经验，她开始研究战后军人退役的状况。

一份跟踪以色列士兵长达17年的研究显示，心理创伤中若带著内疚的因素，会令PTSD或抑郁更严重，例如人的整体功能性（function）会变差，精神状态更复杂，亦会增加自杀风险。

有27年经验的青少年服务社工许立人，过去一年也投放了大量时间去协助受运动影响的年轻人。他发现许多年轻人的功能性减弱。有一家企业找到了他，希望聘请支持运动的年轻人，许立人统计了一下，前来应聘的三成人是退学或休学的状态。

让赵盈恩最为担心的是，相比有一定物质条件、内在资源（inner resources）与价值观相对成熟的成年人，青少年应对压力的资源更少，很大程度上，他们需要依靠父母，但父母未必能成为他们的后盾，特别在剧烈的社运面前。

情绪都是自己吞下去，有种被迫成长的感觉。

彭达明自小便知道母亲患有严重抑郁。721当晚回到家中，母亲担心彭达明的安全，抱著他大哭，却不懂如何安抚孩子，最后恶声恶气催促他休息，彭达明彻夜未眠。

对于彭达明而言，家人不是支撑他的能量。为了购买FA的装备与医疗物资，他从不多的生活费中挤出一部分，有时为了省钱，连午饭也不吃。有一次父亲破口质疑，“你是不是收了钱？”

确诊PTSD之后，他一直没有告诉家人，只是自己看医生、吃药，手抖得厉害的时候便躲进房间，不让家人发现。“情绪都是自己吞下去，有种被迫成长的感觉。”彭达明说。

救火的人也在经历大火

香港步入了一场社区创伤（community trauma）。

赵盈恩指出，面对类似香港SARS、911恐怖袭击等大型灾难，社区创伤便很可能爆发，人们会经历共有创伤（shared trauma），即使是服务他人的职业，例如医生、社工、心理辅导员等，都和求助者一样，同样经历著困扰。“我们一路经历著，我们又要去救人，”救火的人某程度上也在经历大火。

从去年7月起，她针对这些救火的人开展工作坊，至今共有超过700名社工、临床心理学家、老师、校长等参加。赵盈恩发现，不少社工运动中出现做恶梦、抑郁等情绪。

更大的挑战在服务黑洞。运动后期，大规模的拘捕几乎每个周末都在发生，其中不少被捕者是未成年人，急需支援。根据香港社会服务的设计，香港原有五间社福机构提供“社区支援服务计划”，这项计划针对青少年被捕人士，以前每当有青少年被捕，在获得青少年同意下，警方都会通知这些机构，让社工前往支援。

不过，在去年的多个大型拘捕现场，现有服务未必能跟上需求。

“平时社区有大型事故，例如失火，社署会给居民做支援，但为什么那天湾仔（编注：为11月2日示威）有那么大的拘捕，一个人都没出来，那个何止是大型拘捕，是灾难啊！”社工方妍说，眼见服务存在巨大的空缺，自去年10月起，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启动名为“Oncall48”的行动，过百名社工义务投入被捕者支援，但由于担心本职机构不允许，许多参与其中的社工都避免透露真名。

在去年的周末示威中，常能看见Oncall48的社工出现在警署外，彻夜陪伴大量前来找儿女、找兄弟姊妹的家人和朋友，为他们解释法律流程，注意事项，联络各种资源。方妍记得，那段日子她夜晚支援被捕者，白天回本职机构上班，认识到的被捕者什么人都有。有家人开著私家车、自己带了律师过来，有的家人连最基本的法律流程都不了解，有的父母不知道平日“乖乖仔”的子女参与了示威，在警署外崩溃大哭。

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社会服务部正是提供“社区支援服务计划”之一的机构，其助理总干事竺永洪对端传媒表示，面对一场政治性极强的社会运动，“不是一般辅导可以做到的”，随著运动暴力程度提升，业内亦会担心如何在现场保障员工的安全。

许立人则认为，面对这场运动，社福机构应改变思维，“需不需要来差馆找年轻人，这是服务模式的转变。他们没有即时觉得要转变，可能有政治原因，可能是不知道要怎么做，可能要面对同警方的冲突。”

被捕和冲突之后，是漫长的需要持续跟进的心理问题和复原问题。许立人进一步指出，面对浩大的社会创伤，目前“没有机构打正旗号说，我会服务这一班人”，而这背后埋藏的，是政治高压和民众不信任。

“可能有些机构会担心，是政治上的问题，帮这班人可能会引来政治后果；第二，打正旗号说帮，他们（示威者、年轻人）又不会信机构会服务到他们，尤其是经历了运动，对政府机构的不信任又更加强。”

救火的人进退失据，每日都可能面临挣扎。许立人举例说，社工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很需要遵守各种守则，例如面对离家出走的青少年，要拿到家长同意才能安排宿舍，但现在如果联络家长，青少年可能拒绝服务；以往若有人企图跳楼自杀，按专业做法需要通知警方，“现在知道，报警的话可能跳得更快。”

许立人说，现在他接触不少服务对象，一上来就问“你什么政治态度？”出于对制度的不信任，服务对象会担心被出卖，“你们有这么多被捕人士的资料，可能会成为呈堂供证。”

而在医疗服务方面，香港精神科资源的紧张，已不是新鲜话题。目前，公立医院精神科服务轮候时间需要近一年至三年，而私营服务费用高昂，基层难以承担。而更重要的是，示威者现在难以信任公营系统。

黄宗显曾在公立医院执业十多年，一日问诊数十个病人，平均每个病人看诊仅有数分钟。他希望花更多时间去了解病人，在2016年辞去公立医院全职工作，开了一间私人诊所，自组专业团队，每一个病人的看诊时间增加至一小时。运动期间，他同时在大学做精神科医生，忙得焦头烂额。与记者第一次电话沟通，是在一个星期日的凌晨12点，他刚刚下班。

民间义务团体在焦灼的运动中站了出来。2014年雨伞运动后，临床心理学家叶剑青和一班临床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家一同成立专业团体“良心理政”，原本专注公众教育。去年6月，面对汹涌的情绪支援需求，他们开始组织社工、临床心理学家、辅导员义务投入，开设心理热线，至今接触逾700名个案，其中六成为30岁以下。

除了良心理政，运动期间亦涌现其他民间团体，例如提供免费网上情绪支援及线上心理课程的“创伤同学会”，Telegram 频道“心聆树窿”等等。

不过，叶剑青坦承，社会创伤的问题需要持续系统地跟进，单纯靠专业人士义务投入，非常吃力。“民间自救要做，但自愿工作都好辛苦，需求很庞大，（需求还在）逐步浮现，还没有完全浮现，”叶剑青说。良心理政也在考虑从义务团体转型为注册的机构，聘请全职员工，但这样会带来另一些掣肘，例如得到基金会资助，就可能需要纪录求助人士的个人资料以供资助方查询，“但信任如何建立呢？”

遗弃还是复和？

“这是有点吊诡的，如果你用2016年很多学生自杀（做对比），政府和很多机构出来搞很多活动。今天是很少出来倾的，社福机构有担心。”许立人说，面对眼前这场浩大的社会创伤，他感觉大家目前还停留在用现有服务去填补需求，缺乏一个系统的复和计划。

在他看来，政府是否在用复和心态来处理创伤，是一个问题。

我们送了什么给年轻人呢，就是这个世代的人不可信的，制度不可信。

612金钟冲突事件爆发后，特首林郑月娥和警方随即将612定性为暴动，人们开始要求政府撤回暴动定性，但始终得不到回应，港府后来愈发频繁地称呼示威者和年轻人为“暴徒”。8月13日，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光在记者会上首次用“恐怖主义苗头”评论香港示威活动。“被洗脑”、“废青”、“暴徒”、“放弃年轻人”成为建制派主流舆论。

许立人不同意这些定性。在他看来，这些说法是在把青少年当成社会问题的“箭靶”，无助于舒缓情绪，协助个人。“（废青）这个论述有错的地方是，社会一定是有制度令他们被压逼，不被重视，所以他们希望将他们的声音提出来，改变这个社会。我们应该去问，究竟有什么令他们不满，有什么制度令他们不被尊重、不被重视，然后我们要改。”

在赵盈恩看来，被遗弃的经验会烙印在这一代年轻人的身上。“今次林郑成日说要割席，她觉得割了，那些人就会停止示威了，但她忘了遗弃的问题。我们送了什么给年轻人呢，就是这个世代的人不可信的，制度不可信。”

不信任催生愤怒和怀疑，衍生另一套逻辑和价值观。“创伤是会摧毁很重要的经验、信念，创伤是会建立另一套价值观，在这个状况里面，如果我们成年人还停留在我们认知的对和错，我们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年轻人会这样、发生这些事。”赵盈恩说。

对彭达明而言，他对香港这个城市的憧憬彻底被打破了。他觉得自己没有被理解，也无法去说服不同政见的人：“他们（反对运动的人）只看直播、没吸过催泪烟，没去过现场也体会不到警察有几‘癫’，怎么会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用暴力？因为我们受过暴力。”

为了应对高考，他在今年初删掉了Facebook、Telegram等社交软件。慢慢的，手抖的情况好一些了，能稍微安定下来学习了。他从来不用医用口罩，总是戴著猪嘴出门，以表达对运动的支持。经过这次运动，他说自己对体制内的改革失望了。他发现中六同学中，离开香港、去海外升学的人变多了，许多人在关注台湾大学的联招。

要建立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安全感，是将来四五年要做的事情。可惜政府是在创造不安全感的人。

这场社会创伤很难在短时间内消弭。根据港大长达十年的追踪研究，在发生雨伞运动之前，香港人的抑郁比例为1.3%，雨伞运动发生后五年，抑郁程度不断攀升，来到反修例运动高达9.1%。而在未来多年，香港集体精神状况会走向何方，无法估计。

很快，反修例运动就将迎来一周年。从2019年6月至2020年4月15日，警方共拘捕8001人，四成为学生。一年之后，街头冲突和大拘捕仍然在不断发生。5月10日母亲节，深夜，在未有大型冲突的情况下，大批市民在旺角遭围捕，里面包括路过的途人、正在采访的记者，有不少市民被近距离、长时间喷射胡椒喷雾，引发舆论愤怒。

“要建立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安全感，是将来四五年要做的事情。可惜政府是在创造不安全感的人。”赵盈恩说。她指出，从社区创伤的复和角度，应该有些纪念事件，让人们有一个安全的空间去接纳自己的悲伤，“但政府怎么会做，怎么会纪念612？”

和解的先决是了解事件的真相。

直到爆发中大、理大两场大学战役，陈友凯还期盼著政府会回应市民诉求，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和解的先决是了解事件的真相，我是寄望独立调查委员会，才能搞清楚有些事，才能有个条件去和解。”陈友凯说，“这个真正的和解，才能带来心理上面累积的不安、愤怒等情绪。没有事实在那里，人就会向不同的方向想，会容易进入沉思状态（rumination），不断重复想一些事情，这样的心理状态是很不健康的。”

疫情突袭，大家的生活都停顿了，赵盈恩注意到有言论认为，疫情是政府修补社会撕裂的机会，但她再一次对政府的态度感到失望，“出来安慰社会的人不是林郑，是袁国勇，是医生那班精英。”赵盈恩如今感到难以面对年轻人，“社工要创造一个‘安全空间’给年轻人，以前我会说，‘法律会帮你伸张正义’，但现在我讲不出了。”

前阵子，许立人去朋友家拜访，这位支持运动的朋友最近打算移民，却在手续上遇到困难，大人们正倾诉著，朋友8岁的小孩突然说：“无得移民好惨呀！”许立人说，那一刻感觉很荒谬，“你很难想到会从一个8岁小孩的口中听到这种话。”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彭达明、许立人、方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