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重傷：誰能接住經歷「戰爭」的人們？

【編者按】一場反修例運動，攪動香港裏外，牽動大國神經。與14年雨傘運動不同，反修例運動沒有明顯的地區和時間邊界，或許說，這場運動至今仍在不同層面延續。然而，香港再回不去2019年5月的樣子。短短一年間，人們在心態情緒，在消費習慣上都有了明顯變化，而中港關係、警民關係、管治問題更面臨難以拆解的危機。我們在經歷的改變到底是什麼？香港正奔向何方？「反修例運動一年」專題將為你一一道來。

逃離元朗西鐵站半年之後，彭達明還是會夢見，自己在搭乘一輛總是開不到終點的列車。

去年7月21日，18歲的他親歷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的事件，後腦被白衣人打了一棍，趕去報警時，元朗警署的大門就在他眼前落閘。自此，他不時心悸，手抖，在學校莫名就哭了起來。最初他沒有察覺，直到同學發現，「你的手這麼震」。透過學校社工轉介，他去看精神科專科醫生黃宗顯，確診患上了創傷後遺症（PTSD）。

「我家住天水圍，往返九龍上學，每日都要搭西鐵，其實好壓抑。」確診之後，彭達明說，自己考有急救證，還是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去衝突現場做急救員，儘管每次出門前，他都非常緊張，手抖得更厲害。

過去大半年，黃宗顯接待了一個又一個類似彭達明的市民。他記得，在7月，第一個明確表示自己受運動影響情緒的病人找到了他，此後求助人數攀升，不同政見的都有，支持運動的「黃絲」更多，佔問診人數的八成左右。他們對黃宗顯說，自己感到焦慮、抑鬱、失眠，其中確診PTSD的大約兩成。

我們講PTSD，是事情過了之後復原有困難，會有disorder（紊亂）。現在我們的情況是，不停有新的事件出來，你的擔心不單是過去的事，還有將來。

到了12月，示威活動放緩，求助人數反倒越來越多，黃宗顯的看診人數達到高峰，每天問診約10個病人，其中大約兩個的壓力源直接與運動相關，「當然，差不多個個都在說運動。」他發現，許多年輕人因為無法讀書，要找醫生開證明停學，抑或是與家人產生矛盾，希望申請學校的宿舍。

「我們講PTSD，是事情過了之後復原有困難，會有disorder（紊亂）。現在我們的情況是，不停有新的事件出來，你的擔心不單是過去的事，還有將來。」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教授陳友凱對端傳媒表示，香港的困境更適合用「持續的創傷引起的壓力」（continuous traumatic stress）來形容。舊問題還未化解，新問題不斷衍生，對於未來的精神健康狀況，他感到十分悲觀，「我看不到將來有一個解決方式，可以為人帶來希望的局面。」

暴力和顛覆

人們的情緒是在去年6月開始急遽轉變的。

彭達明從2019年5月開始關注《逃犯條例》修訂的事態。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後的夜晚，政府發新聞稿宣布法案如期二讀，有市民留守金鐘，警察清場，彭達明緊盯直播。翌日上學，想到「咁齊心」的努力也毫無成果，彭達明在早會排隊時哭了。「會想起以前，中一時是雨傘，後來魚蛋革命，以前細細個就追住直播看，已經覺得很絕望了。」

721事件對彭達明的衝擊更大。那天，他搭西鐵回家，身上只有一個小包，兩手空空，在手機群組看見白衣人在元朗站打人的消息。等車開到元朗站，有傷者求助，彭達明衝下月台想救人，正好撞到白衣人拿著木棍和鐵棍，跳閘進入元朗站。

彭達明逃回車廂，「廣播說這班列車不會開了，有事故，還叫我們落車。」白衣人衝了上來，朝車廂丟雜物、打車廂裡的人。有市民被白衣人打傷，跌倒在地，雙手抱頭，彭達明喊他一起走，白衣人轉身朝他後腦揮下一棍。逃到巴士站，彭達明隨便跑上一輛巴士，碰巧巴士會路過警署，彭達明想著自己受了傷，先前在元朗站內沒有見到警察，他應該去報警。

「我去到警署，我進不去，我親眼望著它落閘，這件事已經很顛覆自己的價值觀。七仔（711便利店）都不會關門，警署可以關門？」彭達明回憶。之後他總是感覺驚慌，但說不清害怕的是什麼。

身體經受的暴力和被顛覆的價值觀，在人們心中埋下兩道裂痕。

香港社工趙盈恩記得，她在6月14日接到一個同行的來電，那個女生一接通電話就大哭。那個社工參加了六一二集會，坐在中信大廈前的合法示威區，到了下午，警方突然使用大量催淚彈清場，中信大廈門前的市民被催淚彈夾攻，險些釀成人踩人，一枚催淚彈就落在她的附近，一位年輕人在她身旁癲癇發作，渾身抽筋。

趙盈恩長期從事心靈創傷工作，是美國創傷壓力專家學會專家的委員，在她看來，許多運動現場的場景「顛覆了人們從小到大學習的觀念」，在這之前，人們心底預設，香港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參與遊行、集會的權利會被保障，而普通的行走街頭，更是安全十足。

為什麼我改變了很多了，你（兒子）還是要break promise（打破承諾）？

心裏有傷的不僅僅是支持運動的市民。林美玲是一個私家執業的精神科醫生，她對端傳媒表示，從去年8、9月開始，每個星期至少多了一半新症。一個父親讓她印象深刻。

他在中資公司工作，在家裡看示威現場的直播時總大罵示威者，兒子卻偷偷去示威現場。在一次未獲發不反對通知書的遊行，孩子不理阻攔，父親無奈，便和兒子一起去。到了現場，衝突開始加劇，兒子往前線跑去，「阿爸你自己行，我要去做嘢（做事情）。」那天是這個父親第一次上街，親身感受到催淚煙，發現普通口罩什麼用都沒有，他一個人站在街頭刷直播，告訴兒子離開的路線，最終會合了兒子，一同回家。

這個父親對林美玲說，他曾經讓兒子承諾，只參加合法遊行、不穿勇武裝扮、在現場要站在後面，但最終，孩子還是去了前線。他開始失眠，對著醫生哭了，「為什麼我改變了很多了，你（兒子）還是要break promise（打破承諾）？」

趙盈恩說，面對壓力時，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可以忍受的一定範圍，心理學中稱為「容納之窗」（window of tolerance），當壓力超出這個範圍，人們就無法平靜處理，會出現兩種創傷反應，分為過激反應（hyper arousal）與過低反應（hypo arousal）。

她指出，在外國案例中，很多執法人員在大型示威運動後都會有創傷反應：「有些是壓抑了，有些是發洩的，通過打人，透過一些不合理的對待，或者是無限（給自己）充權，覺得自己做什麼都可以。這些狀況其實是掩蓋了一些內在潛藏的感覺，可能是內疚、羞恥感等。」

11月一次示威衝突過後，趙盈恩踩著拖鞋下樓寄信，郵筒附近正是警方的防線。她看見四周已經沒有示威者，就走向郵筒，警察突然舉起槍大喊，「你再往前就射你了。」

根據警方數據，警察內部的心理服務課2019年收到278宗求助，較2018年上升近三成，其中137人與反修例運動相關，103人為警員，34人為家屬。

值得關注的是，就算對於沒有親身參與運動的市民，觀看現場直播也會觸發或加劇精神困擾。從事精神健康服務的註冊社工鄭仲仁小時候曾經受家庭暴力，後患有精神疾病，他表示，去年運動持續的暴力場面讓他備受困擾。在他身邊，一些以前曾經遭受不同形式暴力的朋友看到運動現場的暴力之後都出現了「再度創傷」（retraumatization）。

「我是暴力的受害者，無法認同去年社會運動的（勇武）手法，以至於後來無法參與運動，和公民社會失去了聯繫和信任，是很失落和悲傷的感覺。」鄭仲仁說。

年輕人的心理「戰爭」

精神健康問題在香港積滯已久，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型社會運動更是雪上加霜。

根據香港市民精神健康指數的研究，精神健康狀況不容樂觀，100分為滿分，52分意味著不合格，這個指數多年來徘徊在及格邊緣，到了2018年，更跌至50.2分。而運動過後，2019年的指數為46.41分，有半數年輕人表受社會爭議影響。這一指數由數個精神復康機構委託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進行。

另一項重要研究引出更沉重的結論。香港大學醫學院團隊追蹤研究港人精神狀況超過十年，今年1月在醫學權威期刊《刺針》發表研究結果，指出港人抑鬱狀況不斷加深，特別在雨傘運動、反修例運動後，抑鬱、PTSD等狀況更加明顯。該研究推算全港或有240萬人患抑鬱症、200萬人患PTSD。這項研究還指出，這種患病率，通常會在社會經歷大型災難、武裝衝突或恐怖襲擊後出現。

在這其中，青少年的精神狀態讓人尤其擔憂。彭達明留意到，身邊不少朋友情緒都不好，他們不太直接說自己不開心，只在社交媒體表達。「我們這一代不多講話，Instagram就看出發生什麼事。他們會發黑圖，話自己無用，幫不到忙。」他的一個好友，自從在網上看到八三一太子站警察涉嫌無差別毆打市民的畫面後，情緒開始崩塌，會無緣由地哭泣，不敢去太子站月台。

2020年1月，香港精神科醫學院公布調查顯示，19歲以下人士有57.1%出現中度至嚴重抑鬱症狀，20至29歲人士則有23.5%。這一研究調查了626個市民。

多位社工或精神科醫生向端傳媒表示，在香港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兩次校園強烈衝突事件後，有年輕示威者出現過度驚恐、失去語言能力，甚至是精神分裂的症狀，而這些嚴重的精神問題，甚至可能影響腦部發展。

「比如會導致腦裡面一些細胞，死了之後沒辦法生出來，這個腦就會走下坡，走下坡之後不是那麼容易逆轉。」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教授陳友凱指出，長期處於有壓力的環境中，有可能對腦部產生不可逆的影響。

他們不覺得要讓自己睡好，他們會覺得，手足被拉了，為什麼拉的不是我，為什麼我還可以好好的？

2020年初，全球因疫情而停擺，香港的街頭運動表面上也沉寂下來，不過警方仍在拘捕示威者。據政府數據，逾1200人陸續被提上法庭審訊，運動首例暴動案在五月開審。趙盈恩觀察到，一些年輕人出現倖存者內疚（survival guilt），遭受創傷的人會對生存感到內疚，寧願自己遭受不幸。她所跟進的個案，長期失眠，擔心朋友被捕，每一分鐘都在檢查Telegram 被捕者頻道的名單，海量信息中，一整夜過去了。

「他們不覺得要讓自己睡好，他們會覺得，手足被拉了，為什麼拉的不是我，為什麼我還可以好好的？」趙盈恩說。後來她覺得，以普通創傷的角度，已經不足以詮釋勇武派年輕人的經驗，她開始研究戰後軍人退役的狀況。

一份跟蹤以色列士兵長達17年的研究顯示，心理創傷中若帶著內疚的因素，會令PTSD或抑鬱更嚴重，例如人的整體功能性（function）會變差，精神狀態更複雜，亦會增加自殺風險。

有27年經驗的青少年服務社工許立人，過去一年也投放了大量時間去協助受運動影響的年輕人。他發現許多年輕人的功能性減弱。有一家企業找到了他，希望聘請支持運動的年輕人，許立人統計了一下，前來應聘的三成人是退學或休學的狀態。

讓趙盈恩最為擔心的是，相比有一定物質條件、內在資源（inner resources）與價值觀相對成熟的成年人，青少年應對壓力的資源更少，很大程度上，他們需要依靠父母，但父母未必能成為他們的後盾，特別在劇烈的社運面前。

情緒都是自己吞下去，有種被迫成長的感覺。

彭達明自小便知道母親患有嚴重抑鬱。721當晚回到家中，母親擔心彭達明的安全，抱著他大哭，卻不懂如何安撫孩子，最後惡聲惡氣催促他休息，彭達明徹夜未眠。

對於彭達明而言，家人不是支撐他的能量。為了購買FA的裝備與醫療物資，他從不多的生活費中擠出一部分，有時為了省錢，連午飯也不吃。有一次父親破口質疑，「你是不是收了錢？」

確診PTSD之後，他一直沒有告訴家人，只是自己看醫生、吃藥，手抖得厲害的時候便躲進房間，不讓家人發現。「情緒都是自己吞下去，有種被迫成長的感覺。」彭達明說。

救火的人也在經歷大火

香港步入了一場社區創傷（community trauma）。

趙盈恩指出，面對類似香港SARS、911恐怖襲擊等大型災難，社區創傷便很可能爆發，人們會經歷共有創傷（shared trauma），即使是服務他人的職業，例如醫生、社工、心理輔導員等，都和求助者一樣，同樣經歷著困擾。「我們一路經歷著，我們又要去救人，」救火的人某程度上也在經歷大火。

從去年7月起，她針對這些救火的人開展工作坊，至今共有超過700名社工、臨床心理學家、老師、校長等參加。趙盈恩發現，不少社工運動中出現做惡夢、抑鬱等情緒。

更大的挑戰在服務黑洞。運動後期，大規模的拘捕幾乎每個週末都在發生，其中不少被捕者是未成年人，急需支援。根據香港社會服務的設計，香港原有五間社福機構提供「社區支援服務計劃」，這項計畫針對青少年被捕人士，以前每當有青少年被捕，在獲得青少年同意下，警方都會通知這些機構，讓社工前往支援。

不過，在去年的多個大型拘捕現場，現有服務未必能跟上需求。

「平時社區有大型事故，例如失火，社署會給居民做支援，但為什麼那天灣仔（編註：為11月2日示威）有那麼大的拘捕，一個人都沒出來，那個何止是大型拘捕，是災難啊！」社工方妍說，眼見服務存在巨大的空缺，自去年10月起，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啟動名為“Oncall48”的行動，過百名社工義務投入被捕者支援，但由於擔心本職機構不允許，許多參與其中的社工都避免透露真名。

在去年的週末示威中，常能看見Oncall48的社工出現在警署外，徹夜陪伴大量前來找兒女、找兄弟姊妹的家人和朋友，為他們解釋法律流程，注意事項，聯絡各種資源。方妍記得，那段日子她夜晚支援被捕者，白天回本職機構上班，認識到的被捕者什麼人都有。有家人開著私家車、自己帶了律師過來，有的家人連最基本的法律流程都不了解，有的父母不知道平日「乖乖仔」的子女參與了示威，在警署外崩潰大哭。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正是提供「社區支援服務計劃」之一的機構，其助理總幹事竺永洪對端傳媒表示，面對一場政治性極強的社會運動，「不是一般輔導可以做到的」，隨著運動暴力程度提升，業內亦會擔心如何在現場保障員工的安全。

許立人則認為，面對這場運動，社福機構應改變思維，「需不需要來差館找年輕人，這是服務模式的轉變。他們沒有即時覺得要轉變，可能有政治原因，可能是不知道要怎麼做，可能要面對同警方的衝突。」

被捕和衝突之後，是漫長的需要持續跟進的心理問題和復原問題。許立人進一步指出，面對浩大的社會創傷，目前「沒有機構打正旗號說，我會服務這一班人」，而這背後埋藏的，是政治高壓和民眾不信任。

「可能有些機構會擔心，是政治上的問題，幫這班人可能會引來政治後果；第二，打正旗號說幫，他們（示威者、年輕人）又不會信機構會服務到他們，尤其是經歷了運動，對政府機構的不信任又更加強。」

救火的人進退失據，每日都可能面臨掙扎。許立人舉例說，社工在提供服務的時候很需要遵守各種守則，例如面對離家出走的青少年，要拿到家長同意才能安排宿舍，但現在如果聯絡家長，青少年可能拒絕服務；以往若有人企圖跳樓自殺，按專業做法需要通知警方，「現在知道，報警的話可能跳得更快。」

許立人說，現在他接觸不少服務對象，一上來就問「你什麼政治態度？」出於對制度的不信任，服務對象會擔心被出賣，「你們有這麼多被捕人士的資料，可能會成為呈堂供證。」

而在醫療服務方面，香港精神科資源的緊張，已不是新鮮話題。目前，公立醫院精神科服務輪候時間需要近一年至三年，而私營服務費用高昂，基層難以承擔。而更重要的是，示威者現在難以信任公營系統。

黃宗顯曾在公立醫院執業十多年，一日問診數十個病人，平均每個病人看診僅有數分鐘。他希望花更多時間去了解病人，在2016年辭去公立醫院全職工作，開了一間私人診所，自組專業團隊，每一個病人的看診時間增加至一小時。運動期間，他同時在大學做精神科醫生，忙得焦頭爛額。與記者第一次電話溝通，是在一個星期日的凌晨12點，他剛剛下班。

民間義務團體在焦灼的運動中站了出來。2014年雨傘運動後，臨床心理學家葉劍青和一班臨床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一同成立專業團體「良心理政」，原本專注公眾教育。去年6月，面對洶湧的情緒支援需求，他們開始組織社工、臨床心理學家、輔導員義務投入，開設心理熱線，至今接觸逾700名個案，其中六成為30歲以下。

除了良心理政，運動期間亦湧現其他民間團體，例如提供免費網上情緒支援及線上心理課程的「創傷同學會」，Telegram 頻道「心聆樹窿」等等。

不過，葉劍青坦承，社會創傷的問題需要持續系統地跟進，單純靠專業人士義務投入，非常吃力。「民間自救要做，但自願工作都好辛苦，需求很龐大，（需求還在）逐步浮現，還沒有完全浮現，」葉劍青說。良心理政也在考慮從義務團體轉型為註冊的機構，聘請全職員工，但這樣會帶來另一些掣肘，例如得到基金會資助，就可能需要紀錄求助人士的個人資料以供資助方查詢，「但信任如何建立呢？」

遺棄還是復和？

「這是有點吊詭的，如果你用2016年很多學生自殺（做對比），政府和很多機構出來搞很多活動。今天是很少出來傾的，社福機構有擔心。」許立人說，面對眼前這場浩大的社會創傷，他感覺大家目前還停留在用現有服務去填補需求，缺乏一個系統的復和計畫。

在他看來，政府是否在用復和心態來處理創傷，是一個問題。

我們送了什麼給年輕人呢，就是這個世代的人不可信的，制度不可信。

612金鐘衝突事件爆發後，特首林鄭月娥和警方隨即將612定性為暴動，人們開始要求政府撤回暴動定性，但始終得不到回應，港府後來愈發頻繁地稱呼示威者和年輕人為「暴徒」。8月13日，港澳辦新聞發言人楊光在記者會上首次用「恐怖主義苗頭」評論香港示威活動。「被洗腦」、「廢青」、「暴徒」、「放棄年輕人」成為建制派主流輿論。

許立人不同意這些定性。在他看來，這些說法是在把青少年當成社會問題的「箭靶」，無助於舒緩情緒，協助個人。「（廢青）這個論述有錯的地方是，社會一定是有制度令他們被壓逼，不被重視，所以他們希望將他們的聲音提出來，改變這個社會。我們應該去問，究竟有什麼令他們不滿，有什麼制度令他們不被尊重、不被重視，然後我們要改。」

在趙盈恩看來，被遺棄的經驗會烙印在這一代年輕人的身上。「今次林鄭成日說要割席，她覺得割了，那些人就會停止示威了，但她忘了遺棄的問題。我們送了什麼給年輕人呢，就是這個世代的人不可信的，制度不可信。」

不信任催生憤怒和就懷疑，衍生另一套邏輯和價值觀。「創傷是會摧毀很重要的經驗、信念，創傷是會建立另一套價值觀，在這個狀況裏面，如果我們成年人還停留在我們認知的對和錯，我們永遠不會明白為什麼我們年輕人會這樣、發生這些事。」趙盈恩說。

對彭達明而言，他對香港這個城市的憧憬徹底被打破了。他覺得自己沒有被理解，也無法去說服不同政見的人：「他們（反對運動的人）只看直播、沒吸過催淚煙，沒去過現場也體會不到警察有幾『癲』，怎麼會知道我們為什麼會用暴力？因為我們受過暴力。」

為了應對高考，他在今年初刪掉了Facebook、Telegram等社交軟件。慢慢的，手抖的情況好一些了，能稍微安定下來學習了。他從來不用醫用口罩，總是戴著豬嘴出門，以表達對運動的支持。經過這次運動，他說自己對體制內的改革失望了。他發現中六同學中，離開香港、去海外升學的人變多了，許多人在關注台灣大學的聯招。

要建立身體上和心理上的安全感，是將來四五年要做的事情。可惜政府是在創造不安全感的人。

這場社會創傷很難在短時間內消弭。根據港大長達十年的追蹤研究，在發生雨傘運動之前，香港人的抑鬱比例為1.3%，雨傘運動發生後五年，抑鬱程度不斷攀升，來到反修例運動高達9.1%。而在未來多年，香港集體精神狀況會走向何方，無法估計。

很快，反修例運動就將迎來一週年。從2019年6月至2020年4月15日，警方共拘捕8001人，四成為學生。一年之後，街頭衝突和大拘捕仍然在不斷發生。5月10日母親節，深夜，在未有大型衝突的情況下，大批市民在旺角遭圍捕，裏面包括路過的途人、正在採訪的記者，有不少市民被近距離、長時間噴射胡椒噴霧，引發輿論憤怒。

「要建立身體上和心理上的安全感，是將來四五年要做的事情。可惜政府是在創造不安全感的人。」趙盈恩說。她指出，從社區創傷的復和角度，應該有些紀念事件，讓人們有一個安全的空間去接納自己的悲傷，「但政府怎麼會做，怎麼會紀念612？」

和解的先決是了解事件的真相。

直到爆發中大、理大兩場大學戰役，陳友凱還期盼著政府會回應市民訴求，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和解的先決是了解事件的真相，我是寄望獨立調查委員會，才能搞清楚有些事，才能有個條件去和解。」陳友凱說，「這個真正的和解，才能帶來心理上面累積的不安、憤怒等情緒。沒有事實在那裏，人就會向不同的方向想，會容易進入沉思狀態（rumination），不斷重複想一些事情，這樣的心理狀態是很不健康的。」

疫情突襲，大家的生活都停頓了，趙盈恩注意到有言論認為，疫情是政府修補社會撕裂的機會，但她再一次對政府的態度感到失望，「出來安慰社會的人不是林鄭，是袁國勇，是醫生那班精英。」趙盈恩如今感到難以面對年輕人，「社工要創造一個『安全空間』給年輕人，以前我會說，『法律會幫你伸張正義』，但現在我講不出了。」

前陣子，許立人去朋友家拜訪，這位支持運動的朋友最近打算移民，卻在手續上遇到困難，大人們正傾訴著，朋友8歲的小孩突然說：「無得移民好慘呀！」許立人說，那一刻感覺很荒謬，「你很難想到會從一個8歲小孩的口中聽到這種話。」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彭達明、許立人、方妍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