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马岳论选战：过半议席可能吗？民主派会团结吗？35+ 为揽炒？

【编者按】香港政局风起云涌，反修例运动掀起巨大能量，民主派人士试图从议会、街头、海外游说和日常经济生活中谋取变革。议会层面，立法会选举将于今年9月6日举行，民主派计划争取过半议席，掌握重要议案否决权，甚至在关键时刻瘫痪政府财政。另一边，港澳办、中联办近来连番发声，开始直接批判议员行为，诠释《基本法》条文，视民主派竞选议席的行为是“夺取管治权”。到底运动所累积的政治力量和惹来的高压政策，会如何在议会一战中博弈和碰撞？中国力量如何影响舆论和选战？又会与台湾政局产生怎样的激荡？端传媒正陆续推出“2020 香港立法会选举”系列报道，以数据、访谈分析局势。

近日，中联办和港澳办罕有就香港事务发声，抨击泛民主派议员郭荣铿，港府再推翻一向对《基本法》第22条演绎来配合，从称中联办“不得干预香港事务”，进化到中联办对港有“监督权”。“一国两制”看似再受考验，不少人看得郁闷，戴耀廷却意外乐观。

“中联办越恐吓，我们协调就越顺利。”16年，上一届立法会选举，戴耀廷推“雷动计划”，主张民主派要在选举中协调，但素人不理睬，大政党各有盘算，结果败兴而回；今年，刚出狱半年的他说，素人因为他释囚的身分肯见他，大政党也鉴于近日政治气氛愿意合作，在他看来，民主派协调的成功机会大增，初选预计7月头至7月中进行。

他以球赛做比喻，形容他们正在中场大步推进中，“两办这件事看似进攻，但他们是守，控球权在我们手”，他带点兴奋的说，“我们要靠35+入波！”裹挟著去年底区议会大胜之势，戴耀廷期待立法会再扳一城，在立法会70席中拿下至少35席，打破历史上民主派从未能在议会中议席过半的纪录，所以要寸土必争，包括向从未想像过能攻占的功能组别抢滩。

亲英变亲中 功能组别质变快

今年是功能组别推行的35年，这个具争议的制度，是在1983年、英国于香港前途谈判完全陷于下风的情况下萌生的。当年，英国知道要完全撤出香港已成定案，于是计划加快香港民主进程，让香港人能早日管理自己事务，衍生出“尤德计划”（Youde Plan）。

不过，他们很快发现全面直选不可行，皆因香港很容易会陷入国共纷争，反共政党一旦出现，势必触怒中方。因此在1984年推出的《代议政治绿皮书》，时任港督尤德决定以“功能组别”这种“间接选举”方式作折衷，将12个议席分给社会不同团体，一方面希望此方案不会让中方感到太大恶意，另一方面也希望功能组别的社会精英日后能抵抗北京干预。

可是，历史很快证明英方的想法是一厢情愿：虽然回归前选出的功能组别议员多为亲英人士，但越靠近回归，这批社会精英，尤其是工商界人士（如启联，自由党的前身）却越趋向亲中。（注一）由于投诚程度远超预期，结果，箝制北京的工具，渐渐沦为北京玩具。

更甚的是，随时间推演，功能组别只显得跟民主理念背道而驰。以98年、回归后的第一届立法会选举为例，香港人权监察报告披露，信和置业主席黄志祥一人有39票，新鸿基主席则有31票——只要有足够资源开不同界别的公司，分拆登记，理论上就可以扩充自己选举权，令自己比其他人“平等”点。（注二）

既然违反民主原则，香港市民可以援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废除吗？95年，民间团体“蚁联”试过司法复核，但在上诉庭败诉。法庭上，政府披露《公约》里原来内附“保留条款”，指香港立法机关可豁免于此例。97年，“条款”顺利过渡，成为特区维护功能组别的挡箭牌。

兜兜转转，在不公平的游戏规则下，得益的建制派牢牢掌控功能组别，民主派不入其门，没积极参选，也没有动员业界选民。直到2019年、区议会选举后，这念头才有所改变：民主派觉得可以在立法会乘胜追击，很多从未认真挑战过的界别也值得一试。霎时间，立法会“35+”仿佛成了一个成数颇高的计划。

但在研究功能组别多年的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眼中，要“入波”并非想像中容易：“我反而觉得（民主派能拿到）30到34席的机会较大。”不过他强调，怎样也好，“射咗个波试试先（先尝试射门）”。

在端传媒的专访中，马岳和戴耀廷就为这场“球赛”来了一次前瞻分析，包括今届功能组别各界别的选情、“35+”后的沙盘推演、外界对民主派功能组别议员的质疑，以及不论“35+”与否，香港民主派在抗争路上的长期部署。

三大看涨界别

按去年区议会民主派、建制的得票比例推算，民主派选票协调理想的话，今届可以在地区直选拿到21席（上一届19席），换句话说，要在立法会占一半席位，则需要在功能组别赢14席。当中，民主派大胜算或稳赢的合计11席（包括医学界陈沛然，他报称中间派），再攻占3席是最低目标。

虽然马岳和戴耀廷在直选上的研判略有偏差——戴耀廷认为随时可达23席，但他们不约而同都点出今届功能组别选举中，有三大界别，民主派有望攻破。现整理如下：

饮食界：黄店加持

饮食界一直是建制派自由党张宇人的囊中物，自2000年连赢五届，但这不代表坚不可摧。马岳分析，香港有几万个食肆持牌人，本都可做选民，直到去年却仅有4408人登记，选民登记率只有一成多。但这情况今年有很大机会逆转：随著“黄色经济圈”的出现，多了“黄店”的持牌人愿意登记做选民，“如果有5000人登记都一定翻天覆地，张宇人一直赢1000多票的优势，顿时会变得微不足道”。

当然，张宇人也不会坐以待毙。他近日四处亮相，强调自己在抗疫期间为饮食界做的贡献，这会令民主派胜算打折吗？马岳认为未必：“功能组别从来都是个利益分发制度，很多优惠方案都一直在做，只不过多有利大集团。但美心那1000多票怎也投张宇人吧？黄店也不会因今次政府有补贴而投张宇人吧？所以选举关键不在抗疫，它不会令选票swing（转移）。”

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青春风暴

民主派姚松炎曾于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赢过这一界别，不过那次胜选，外界多归因于建制派两张名单的鹬蚌相争。姚其后因宣誓风波被褫夺议员资格。补选中，建制派只派谢伟铨一人参选，马上以逾500票击败民主派的司马文。事实上，民主派在这界别从未得到过半的支持率，他们真的有力卷土重来？

戴耀廷认为，司马文败选跟他没有相关专业资格、不被业界认可有关，“如果找行内人选机会大很多”。他随后拿2016年12月特首选委的选举做例子，说当年民主派在此界别，30豪取25席，不是不可一拼。

马岳同样因选委票数，令他对民主派较有信心，而且他认为不可忽略这几年新增的700选民（从16年的7371人上升至19年的8026人，而今年5月前将再有增长）。“年轻选民数字稳步上扬，假设他们压倒性投给民主派，说有500票吧，已很可能出现变数。”

香港特首选委会

工程界：代际分野

工程界出名保守，但凡议会拉布都危及他们饭碗，何以这界别有机会？同理，马岳认为界别的年轻选民不能低估：“这些一人一票的专业界别有个趋势，就是老板猛说jobs、jobs、jobs，但年轻的却不以为然，因为反正再多的工程也惠及不到我，多的只有OT（超时工作），钱又不会多，或鸡碎咁多。”所以年轻选民未必因议会拉布而不投民主派。

马续道：“没错，这界别未赢过，但08年黎广德都只是输200票（编按：应为193票），其实不是完全选不过，只是黎广德之后民主派就没正正经经找人出选。看16年特首选委数字是可以试的。”当年，民主派协调的“进步工程”就取得一半选委位置，30席赢了15席。

四大看淡界别

除了上述三个界别，网上亦不乏声音建议开拓进出口界、批发及零售界、旅游界和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但马岳却认为赢的机会不大，并点出症结。

进出口界＋批发及零售界：西环压力

马岳指，这两个界别均为商业主导，依赖中国经济，不会想得失“西环”（中联办），况且“西环”已一早安排好人选，所以民主派要找人出选挑战“西环”钦点的人难度高。“贸贸然伸个头出来变支持民主的商人，拿三成票，输给你的七成，我之后怎样？赢了也无谓啦，随时生意都做不到。”

的确，进出口届过去六届选举，建制派都自动当选，而批发及零售界一直是自由党的囊中物，上届民主党派出区诺轩挑战，最终以三七比大败。

旅游界：寡头垄断

旅游业近10年出现了两个大变化：一、越来越倾斜内地自由行市场，业界利益当前，不会票投民主派；二、整个产业面临转型。

马岳回想，10多年前，界别有不少中小企。08年，报称独立的谢伟俊参选时，就是主攻卖廉价机票的小旅行社，结果以9票险胜旅游业议会前总干事董耀中，成一时佳话。“那堆卖机票的旅行社都死光啦，现在还有谁会到那里买机票？个个上网都买到啦。”

结果，业内中小企式微，剩下连锁大集团。以公司票计算的旅游界，变相难以如饮食界般从个体户入手。

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依赖政府

这界别有个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从排练、演出场地，到营运经营都需要政府资源，是马岳口中“state dependent”（政权依赖）的产业。因此他认为，一般选民心理不会希望业界代表与政府闹得僵，因为这或多或少会影响资助。

所以回看16年特首选委选举，“体育”、“演艺”和“出版”三个选委小组，建制派候选人都在票数上大幅抛离民主派，唯独“文化”的票数差距叫近一点。

唯一目标：否决《财政预算案》？

假设上述界别投票得宜，诚如戴耀廷所言，民主派能在中场打快速反击直捣禁区，一射中鹄，那“入波”后的议会策略是什么？他目标明确：财政预算案。

根据戴耀廷的初选协调方案，他要求所有参与协调的候选人一旦当选，会明确答应“积极运用《基本法》赋予立法会的权力，包括否决财政预算案，以逼使政府回应五大诉求”。他声称，这个纲领已率先在港岛达成共识，其他区亦会仿效，加入类似字眼。“现在的局面，不能不否决财政预算案了，你（中央）这样打过来，我不否决你，还可以怎走下去？”

话虽如此，但似乎这计划近日遇上暗涌：近日政圈相继传出，在新界西选区，有些有意参选者就反对白纸黑字写下共同纲领，认为这样会给政府DQ（褫夺参选资格）的弹药，宁愿“只做不说”，跟赞成阵营争持不下。

不过在马岳眼中，“一味谈财政预算案是傻的”。

拥有35席或以上的席位，意味著够票“坐正”大会主席、内会主席、财委会主席，马岳形容届时是“主客易位”，理论上任何政府提出的拨款、议案都可以否决。他不明白为何单单聚焦财政预算案：“第一件事就可以调查梁振英有没有收五千万，然后第二件事，调查警暴，实现其中一个诉求。你想，打了9个月，死了那么多人才换来一个诉求（撤回条例），现在投一票就可以做，赚的。”

但戴耀廷不同意：“这些我们都会做，但都只是配菜。牺牲梁振英有什么所谓？对中共来说这些人都是可弃。而立法会调查（警暴），始终不是P&P（权力及特权法），这就好像以前的专责委员会般，律政司不吿的话，你最多只可以谴责，不会伤到他们。只有否决财政预算案，才真正可以伤到他们。”

民主派的背叛

好了，问题来了：要伤到政府，就要全体民主派议员投反对票，直选的尚且反对意志坚定，但功能组别的议员呢？特别外界质疑，政府与功能界别的关系日益密切，马岳自己也在研究中指出，当局以资源和政策笼络功能组别的套路越来越常见。利字当头，究竟功能组别的民主派议员会有多大决心，摒弃业界利益，向政府真正全面开战？

翻查过往五年的《财政预算案》投票纪录，功能组别的民主派议员不跟大队投票，转而支持政府的情况，确实屡见不鲜：

15年的议案包括拨款给警方买水砲车，17个在席的民主派议员，14个反对，唯独卫生服务界的李国麟、会计界的梁继昌和信息科技界的莫乃光投下赞成票。议案后来顺利通过。当被传媒问及原因时，李国麟回应：“如果不拨款请护士和医生，我一定反对，但水砲车与我无关。”

18年的议案，在席的23个民主派议员，11个反对，8个弃权，李国麟、梁继昌、莫乃光和医学界陈沛然投赞成票。议案获得通过。

19年，审理议案的时候，《逃犯条例》逼在眉睫，民主派20个在席，15个反对，李国麟、梁继昌、莫乃光、陈沛然，加上教育界叶建源都投赞成票。议案获得通过。

就上述的数字，马岳同意以往的民主派的确没有统一的投票取向，只要大家在政改、23条等大是大非的情况下归队就可以，但如果个别议员的往绩太不可信，“你要不找人replace他。如李国麟不可信，就找人䟙（挑战）他。”

戴耀廷则坦承，功能组别议员不归队是个“实在的问题”。以他所知，相关议员的所属界别，选民都有不满声音，如李国麟的卫生服务界和叶建源的教育界就有人想“郁”他们。他相信这批激进力量会向现任议员施加庞大压力，不论现任议员在今年选举落马与否，界别代表归队机会也势必大增。

“我们要跳出过往的选举思维，经过反送中，再经历抗疫，个世界已经变得很快。”他接著说，香港自2019年已经进入新时代，民情多次蜕变，就算在功能组别中，政治意识型态的重要性，已经比过往大增。

为保险起见，戴耀廷再提出一个“守尾门”方案：如果届时民主派的功能组别议员态度暧昧，可以全民公投的形式，确保他们投反对票。“现在是打仗，面对那么强大的对手你也不归队的话，你基本上是背离群众方向，结果是死路一条，押上自己的前途和诚信，变成另一个冯检基。”

然而，马岳指，我们担心不了那么多，“是谁当选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倒不如先专注当下”。

与中央真揽炒

可别忘了，近年的绿茵场上加设了VAR（视频裁判球证）制度，即使入了球，球证都有权将结果推翻。假设民主派过半，“球证”（中央）会否动用VAR，即时把立法会作废，另立“临立会2.0”？

马岳和戴耀廷估计机会不大，“它不需要一下子走到这步”。按戴耀廷的沙盘推演，在他们否决《财政预算案》后，特首很可能会先按《基本法》解散立法会重选，“所以来届立法会任期基本上只得7个月”。如果重选的赛果依旧，民主派再度否决议案，“到时中央很可能动用《基本法》第18条颁布紧急状态，真正成立临时立法会，并大举搜捕民主派人士”。

剧本走笔至此，最后一幕必定是引发三罢，向政府全面摊牌。之后的发展，戴耀廷坦言自己也估计不到，“因为那刻我们已揽住中共跳出了悬崖”，即大家口中的“揽炒”。

“揽炒”后且看谁先捉到“树藤”；香港的“树藤”就是国际社会的声援，包括制裁中方。戴耀廷就认为，在疫症大流行背景下，西方越趋反中国，制裁后者并非没可能，尤其是美国，“今年是大选年，当选总统会更鹰派、反共”。

但他同时提醒，国际制裁有机会是昙花一现，如六四后的情况。“如果这样，我们就被出卖了，到时也没办法。”

Endgame？时辰未到

相比之下，马岳则不太著眼于大国的捭阖纵横，他反而更看重如何将今届的选举建设连结社区，如善用工会。

屈指一算，近月成立的新工会，不胜枚举，涵盖公务员、消防员、医护人员，甚至传统以来倾向建制的金融服务界及保险界，“新工会作用很大，日后全民罢工靠他们组织外，有人因罢工而被停职，也靠他们声援，甚至控告企业”。

他强调，这才是工会的意义，工会固然可以动员业界登记做选民，但同时亦可以分担政权打压的成本，“黄色经济圈”便是一例。若然社会抗争只是选举导向，“成立工会只为种票，最终只会陷入功能组别这个迂腐的游戏逻辑，亦不会够对面（建制派）玩得彻底”。

马岳半开玩笑说，纵使民主派惯用“光明与黑暗的终极一战”招徕支持者，但他发现，自04开始，“终极一战”拍完续集后又续集，续集之后再前传，“终极一战从来没来过”。他肯定这届选举即使有“35+”也不会例外，争取民主仍然是条漫长的路。

毕竟，立法会选举只是一场球赛，要做冠军，还是看一整个球季。

注一：陈丽君：《香港社会关系与矛盾变化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15年），p.255。

注二：马岳：《港式法团主义：功能组别25年》（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3年），p.61.

参考资料：

马岳：《港式法团主义：功能组别25年》（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3年）。
顾汝德：《官商同谋：香港公义私利的矛盾》（香港：天窗出版，2015年）。
陈丽君：《香港社会关系与矛盾变化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15年）。

Ma Ngok, ‘The Making of a Corporatist State in Hong Kong: The Road to Sectoral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46 (2), 247-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