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给环境带来短暂喘息，但疫情已经打断气候治理的进度

“从没在自家屋顶上见到过达兰达尔（Dhauladhar）山脉……”4月3日，住在印度旁遮普省贾兰德哈尔市的前板球运动员哈巴赞（Harbhajan Turbanator）在推特上发了一张从远处瞭望喜马拉雅山的照片。在这张用手机拍摄的照片里，200公里外的雪山轮廓清晰，山顶积雪与蓝天相映。

这一情景发生在印度为抑制2019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而采取严格居家隔离措施后的两周。不少当地居民在推特上表示，这是喜马拉雅山几十年来第一次重现视野。

印度是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2019年的城市空气污染排行中，排名前20的城市里有14个分布在印度。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中国、意大利、美国等受到疫情重创的国家，在推出居家隔离措施后，也都观察到局部空气改善的现象。这与“隔离期”内全球能源需求减缓和化石能源燃烧下降息息相关。

目前，全球80%的一次能源需求仍由化石能源提供。燃烧化石能源不仅是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其生成的温室气体更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推手。应警惕的是，隔离措施带来的短期环境效应非常脆弱。各界担忧，在低油价的诱惑下，一些国家可能重走“先发展、后环保”的老路，降低应对气候变化雄心，通过大量投资具有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且有长期“碳锁定”效应的棕色基础设施来推动经济复苏。

若此语成讥，全球环境气候治理或将出现全面倒退：《巴黎协定》约定的将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2°C的目标将受到严重挑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2030年议程的实现也将岌岌可危。在2019冠状病毒疫情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双重夹击下，全球环境气候治理将何去何从？

有限的减排机遇

作为全球停摆的“涟漪反应”之一，各国为应对2019冠状病毒疫情所采取的停工停学、航空停运、道路交通减量等措施，制造出了一个有限的短期减排窗口。

“在过去50年里，无论是前苏联解体还是各式各样的石油危机或债务危机，都未曾像此次疫情这般给温室气体排放带来如此显著的影响。”

中国是第一波受到2019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国家。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GDP较去年同期下跌6.8%。其中，餐饮业、交通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受疫情打击最为严重，较去年同期下跌了10.2%至35.3%。

疫情期间，中国碳排放也较同期出现下降。据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分析，在农历新年后的两周里，仅因煤炭和原油使用量的减少，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较去年同期就减少了25%左右，其减排量相当于全球同期排放量的6%；航空停运带来的减排量也可能占到全球同期的11%。

随着2019冠状病毒疫情在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蔓延，西欧、美国、中东、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纷纷上演了类似的剧情。以原油价格暴跌和美股“熔断”标志性事件，全球经济发生明显震荡，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失去工作。据彭博社数据，欧洲电力需求下降了近15%，超90%的预定航班被取消。世界贸易组织估计，2020年，全球贸易预计将下降13%至32%。

全球碳排放亦陷入低谷。据国际科学研究项目“未来地球”下设的“全球碳计划”的模型演算，2020年，全球碳排放可能下跌5%。相比之下，2008年“金融危机”只将全球总体保持增长态势的排放曲线往下拉了1.4%。

该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斯坦福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的罗伯·杰克森（Rob Jackson）表示，在过去50年里，无论是前苏联解体还是各式各样的石油危机或债务危机，都未曾像此次疫情这般给温室气体排放带来如此显著的影响。

不过，即便模型预测准确，2020年5%的减排量很可能也不足将全球碳排放增长的曲线扭转至《巴黎协定》设定的2°C目标的轨道上。而要实现更具雄心的1.5 °C目标，自2020年起全球碳排放量应每年减少7.6%。

疫情期间，一些备受空气污染困扰的国家出现了局部空气质量改善。在印度实施居家隔离措施当天，德里市的PM10含量下降了44%。印度当地媒体报导，3月16至27日之间，印度主要城市的的空气质量平均改善了33%。

美国国家航天局（NASA）的卫星监测数据显示，在农历新年假期后的一周里，中国平均二氧化氮浓度比去年同期低出36%。在美国成全球2019冠状病毒疫情“震中”后，美国西北部主要城市的二氧化氮排放量降低了三成。

二氧化氮是一种与化石燃料燃烧息息相关的空气污染物，它主要产生于燃煤发电、散煤供暖、燃油汽车等活动，因此常常被用来衡量经济活动与空气质量的关系。NASA称，空气污染物锐减的情况亦显现于世界其他地区。

独立研究机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柳力（Lauri Myllyvirta）告诉端传媒，疫情带来的长期影响将取决于经济恢复常态的速度和危机后的经济刺激方案。若不转变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短期的经济停摆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影响是有限且短效的。

一个例子是2020年2月，时值中国大陆为应对2019冠状病毒疫情而严格实施居家戒严令期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多次出现严重“雾霾”。美国国务院对北京空气污染水平的监测数据显示，该月的空气质量水平为三年来最糟。

中国官方媒体对“雾霾”成因的分析应证了防疫措施对空气污染治理的有限作用。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王自发透露，虽然疫情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较秋冬季平均水平下降约20-30%，但其下降幅度远未达到环境容量。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补充说，占该地区秋冬季排放量三分之二的工业和采暖源所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并未在疫情期间出现实质性下降，因而大气污染排放量并未“伤筋动骨”。

“争夺”政治资源

4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评论说，2019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同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执行秘书长埃斯皮诺萨（Patricia Espinosa）则强调：“虽然COVID-19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迫切的威胁，但是气候变化才是我们将长期面临的最大威胁。”

眼前的现实是，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已经一键重置了气候变化这一“长期威胁”的时间表。4月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秘书处宣布，原定于11月底于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缔约方第26次谈判（COP26）将推迟至2021年举办。原定于4月在乌干达举行的“非洲气候周”和于6月在德国波恩召开的附属机构会议也先后宣告推迟。

如果没有2019冠状病毒疫情，2020年本应该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的“大年”。本届气候大会的核心谈判议程将围绕“资金”与“雄心”展开，两者恰恰是气候谈判中最难啃的两块“硬骨头”。雪上加霜的是，在2019年马德里气候大会“拖堂”40小时后仍未能达成一致的《巴黎协定》市场机制实施细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衍生机制及具体条款落实情况的核算和后续工作机制等议题，按照议事流程也已被顺延到了2020年，使得原本就任务繁重的谈判议程变得更为拥挤。

受疫情影响，2020年气候大会的两大主办国——意大利和英国以及UNFCCC常设秘书处所在的德国，此刻均疲于应付境内的公共卫生危机。UNFCCC秘书处称，在持续进展的疫情之下，如期举办一场富有雄心且具有包容性的气候大会已“不再可能”。

“经历灾难并不能天然地引发反思。”

一位长期跟踪气候大会的国际组织观察员对端传媒分析说，大会主席国通常需要一年的时间来进行外交准备，这包括组织多边、双边峰会，在大会之前联合主要经济体和排放大国就一些谈判难点事先达成共识。如今，疫情打乱了筹备进展，导致很多外交工作无法按部就班地进行。

此外，据路透社报导，原定于9月在德国莱比锡召开的中欧峰会也因疫情延期。该峰会一度被寄予众望。各界期望，中欧两大经济体能在2020年气候大会开幕之前就加强气候变化合作、提升应对气候变化承诺、开展资金技术交流合作等问题达成共识，出台类似于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高规格文件，以在美国于2020年11月4日正式退出《巴黎协定》后，为此后举办的气候谈判注入一剂“强心剂”。

议程变动带来的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是：若民主党在美国大选中胜出，那么新政府很可能在2021年延期举办的气候大会前宣布重返《巴黎协定》并更新美国于2015年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第二大碳排放国，美国若重返谈判桌，势必将再次改变全球气候政治格局。

2020年同样是生物多样性、可持续交通、海洋与渔业等多个国际环境治理议题的关键谈判年。但一应原定于今年度完成的正式谈判会议均已宣告延期，而大会的前期筹备会议要么在开会后匆匆收场，要么转到网络举行，要么已改期至下半年。

这些多边会议原本需要完成诸多紧迫的国际环境治理议题的谈判工作，如敲定《联合国公海保护公约》草案文本、谈判通过2020至2030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讨论通过海洋健康、渔业补贴等国际环境治理的原则性问题及其行动条例。

其中，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因首次会在中国举办，尤其受到关注。但是，一位参与筹办该会议的中方人士告诉端传媒，中国作为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主办国，甚至没能派代表团参加2月份在罗马举行的预备会议。

据媒体报导，2月的这次预备会议是在中国爆发2019冠状病毒疫情后临时移师至意大利的，196个缔约国里只有150个左右出席。彼时，欧洲尚未爆发大规模2019冠状病毒疫情。

上述国际组织观察员评论说：“转至网络进行的谈判效果非常差，没有激烈的观点交锋，往往泛泛而谈，很难形成共识。而且，在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使用网络会议工具、保证稳定的宽带接入本身就是很大的障碍了，这可能意味着很多受到生物多样性衰退影响最大的原住民和本地社区的声音在谈判开始之前就被排除在外。”

中国大陆民间环保机构全球环境研究所项目经理彭奎对端传媒说，在抑制疫情、恢复民生、重振经济的现实需求下，疫情还可能改变各国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政治意愿，压缩环境议题的空间，民众对环境议题的关注也可能被原本就更为强势的经济议题所挤占。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此次疫情引发了全球对于风险、韧性和可持续性的思考。悲观者则认为，“经历灾难并不能天然地引发反思”。

大陆资深环保人士陈冀俍自2007年开始跟踪全球气候大会，后又专注于国际海洋公约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谈判工作。他认为，如果将2019冠状病毒疫情视作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即将带来的频繁的全球灾害的一次“压力测试”，“我们还远未准备好”。

中国大陆民间智库创绿研究员项目主管郭虹宇对端传媒说：“在中国已经出现疫情后，其他国家并没有采取有效方案，以至于我们今日付出高昂的代价和生命。气候变化也是一样：我们知道它会发生，我们看到了它已经发生，却还是让它继续发生下去。”

郭虹宇补充道：“2019冠状病毒的短期风险被立即验证了，但是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风险，我们真的要等到不可挽回时才去应对吗？”

绿色复兴“机遇”

随疫情而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几乎已成定局，这给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所必需的全球“去碳化”转型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挑战。各国即将出台的旨在复苏经济的刺激方案，不仅将决定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全球碳排放强度，也将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选择“绿色复兴”，还是遵循老路走向“棕色复兴”，将成为摆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面前的一道选择题。

在美国，来自学界和非政府组织的人士于3月21日向国会发布公开信，呼吁出台优先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加强创新与公共投资、兼顾社会公平转型并实施绿色外交等“一揽子”措施的“绿色刺激方案”。

但是，在美国国会于3月25日紧急发布的总计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里，尚未体现以上建议。欧盟于4月9日设立的5000亿欧元“欧盟团结基金”，也暂未设立任何环境气候准入门槛。

在3月26日召开的“2019冠状病毒疫情G20特别峰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里，G20国家称其将保护人类生命、恢复全球经济稳定，“为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不同，“可持续发展”已写入联合国2030年议程，“经济繁荣”也只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的一项。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更是奠定了全球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向低碳转型的基调。

在2019年马德里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已率先发布《欧洲绿色协定》草案，提议到2050年，欧洲应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碳中和”。若这项雄心勃勃的长期行动规划能如期在今年年中通过欧盟议会和欧洲理事会批覆，将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方案的指导性框架。

4月14日，在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主席坎芬（Pascal Canfin）的倡议下，包括12名欧盟成员国环境部长在内的180余名欧洲政治领袖、商贸界领袖、非政府组织和智库共同发起了“欧洲绿色复苏倡议”，呼吁欧盟制定绿色复苏和转型计划、动员绿色投资，并将抗击气候变化作为经济战略的重要支柱。

然而，不少接受端传媒采访的民间观察员担忧，在应对疫情和复苏经济的双重压力下，一些国家可能会在落实现有气候政策时有所松懈，延迟提交新的NDC（“国家自主贡献”），或在制定新减排承诺时无法承诺原本能够达到的更高雄心。

按照《巴黎协定》，各缔约国应于2020年起正式执行其“国家自主贡献”，并于年底之前发布更具雄心的气候承诺。各国还“受邀”发布到本世纪中期（2050年）的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以填补现有NDC所未能涵盖的2030年至2050年的气候行动计划。

一些信号已经指向此担忧。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资深政策顾问李硕评论说，日本于3月30日提交的最新版本的NDC毫无力度可言，与五年前的承诺相比几乎“只字未改”；而挪威虽然提升了绝对减排目标，但并非通过国内减排来实现，而是将依靠购买国际碳市场配额来抵消本国排放。

在疫情冲击下，欧盟内部也已经出现绿色退潮。3月中旬，波兰提议欧盟于2021年1月1日起暂时废除碳排放交易系统（ETS），捷克也建议暂缓推动针对气候变化制定的《欧洲绿色协定》。

波兰是欧盟成员国里面临“去煤”压力最大的国家之一。在欧盟的碳排放交易系统下，波兰国内工业必须投资减排技术或购买碳排放配额。退出ETS意味着企业可“节约”出这一部分碳成本。

郭虹宇评论说：“我相信，波兰和捷克不是唯一仍持有这样观点的国家：在他们的逻辑里，经济发展仍是第一位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是往后排的，两者是割裂而非统一的。”

“如果为了应对疫情而抛开所有可持续发展原则，在结束之后又加速投资传统的高风险领域，那就是解决了一个短期危机而加剧了长期的生存危机。这种顾此失彼、饮鸠止渴的思路是非常不明智的。”郭虹宇说。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19年排放差距报告》，若各国无法在2020年底之前提出更具雄心的减排方案，那么即使各国全面落实当前的减排承诺，也将意味着全球气温在本世纪末上升3.2°C——这将远远高出《巴黎协定》约定的2°C目标。这还意味着，至2030年，全球升温即将达到1.5°C，由此引发的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等问题，将给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最脆弱人群带来灾难性的打击。

另一担心在于气候资金动员不足。2020年是全球气候资金议题上的“承上启下”之年：一方面，缔约方需要回顾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达成的承诺，即发达国家在2020年之前每年筹集不低于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另一方面，还要开启对2020年后的气候资金动员的谈判。

据经合作组织（OECD）于2019年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17年，发达国家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和动员的气候资金创下近高，但也只有723亿美元，距离《哥本哈根协议》里承诺的1000亿美元还有不少缺口。

“气候变化也是一样：我们知道它会发生，我们看到了它已经发生，却还是让它继续发生下去。”

在美国和欧盟两大经济体推出首批经济刺激计划后，中国成为聚焦点。2008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曾出台总规模约四万亿人民币的“一揽子”举措，以求“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在此后十年间，该政策显现出诸多“后遗症”，包括房地产市场高走、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银行坏帐风险、重工业产能过剩和煤电疯狂扩张等。

“中国政府应当认识到，这种通过扩大内需、发行专项债券的经济刺激方式已不能相应今日的危机了。”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柳力说。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此轮经济刺激方案的“绿色”程度不仅将影响本国的减排承诺，其影响还将通过“一带一路”等海外投资项目和“南-南气候合作基金”等国际援助项目辐射至其他发展中国家。

如果中国采用“绿色复兴方案”重振经济，那么不仅可以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淘汰高耗能产业，还将可以通过“绿色投资”拉动就业增长、刺激消费，实现污染防控和低碳减排等多重效益。相反，则会带来碳排放激增，并造成“碳锁定”效应。

“作为第一个从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中恢复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奠定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基调。”能源基金会中国办事处气候变化国际事务研究员董钺说。

柳力认为，即将在“两会”期间出台的2020年度GDP增长目标将是中国下一阶段经济刺激计划的指示灯。但考虑到今年是“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就之年，在此政治议程下，很难断言中国是否会因为疫情而降低GDP目标。

不少接受采访的民间环保人士和分析人士都表达了类似的担心：如果发展理念未变，那么在疫情平息之后，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很可能会为了保住经济发展目标而放松对环保的坚持，以至于降低“环评”门槛或“放水”。

郭虹宇说，“希望中国能够守住之前取得的进展”。

“谈了这么多年的‘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不要因为一次疫情就倒退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