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补习天王到口罩发明家，化学博士K. Kwong的公民蜕变

每天拿著三部电话，回复数以百计的信息，当大家近来都宅家抗疫，邝士山K. Kwong却忙个不停。他今年61岁，是一名化学博士，从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爆发开始，他就贡献所学，传递卫生防疫常识，月前刚刚和不同团队合作，设计了第一款香港制造的可更换滤芯的口罩。

“我是被逼做的，非常不想做，我只想玩，但有时我又看不过眼，其他人做得太慢，政府做得太慢。”K. Kwong说。他参与设计的口罩目前正在香港的工厂大厦里加速缝纫，眼前海外疫情爆发，他又闲不下来，开始义务为欧洲政府的代理搜罗医用呼吸机。同时，他还是香港民间采购和生产口罩的顾问。

直到大半年前，K. Kwong还过著一种悠闲过日的逍遥生活。年轻时，他是收入不菲的“补习天王”。2012年退休之后，他每日逛逛街，和朋友聊聊天，背著相机去采风，直到2019年夏天，香港街头的催泪弹彻底改变了他。

一个香港本土口罩的集体创造

2020年年初，疫情从武汉爆发，1月中下旬春节前夕，香港市面的医用口罩供应变得紧张，多区药房出现排队人龙，网上订购常常甫开售就抢购一空。根据调查，香港人的平均口罩只有17天，不少人更是“零储备”。在香港，纺织业凋零多年，口罩供应长年依靠内地、台湾、日本等地，本地仅有香港惩教署生产口罩。面对海外各地限制口罩出口，香港民间涌现强烈自救情绪，各个团体和政党环球采购口罩，也有的赶紧订购口罩生产机器和原料，开设口罩工厂。

与众多机制的口罩工厂不同，K.Kwong另辟蹊径。他发明了一款可更换滤芯和重复使用的棉布口罩，交由一家专攻缝纫的社会企业协助缝纫口罩，同时开放口罩的纸板供公众下载，自行缝制。

“其实在我的计划里面，人手做口罩只是别无选择下才用，但后来发现一定要做。”K.Kwong说。

农历年前后，K.Kwong预视到疫症将带来长期的口罩短缺问题，著手牵线，希望建立香港本地的口罩生产线。不过，他很快发现，尽管口罩并非复杂的工业制成品，本土生产却并非易事：就算能购入机器，无尘车间难找，需要十多天来改造，同时，口罩原料供应不稳，价格一路飙升。

他目睹口罩过滤层原料——熔喷布价格从2月初的每吨两万多元升至20万，他担心，本土口罩就算生产出来时间也太迟，价格也太贵。

来到2月9日，K. Kwong决心启动手工口罩计划。他的思路是，口罩的设计需要像N95一样完全贴面，令吸入的空气都经滤芯过滤，内部有夹层，可以放置随处买到、性能优良的滤芯。然而，他并非裁缝专家，于是把目光望向社交媒体，开贴文招募有能之士。

手工口罩的号召引起骆丽明的注意，她是社会企业裳乐汇坊的负责人。这家社会企业聚集一群裁缝爱好者，平日主力帮老人家改衣服，希望让老人也穿得好看贴身。那阵子，她眼见很多基层市民不舍得花钱购买口罩，她非常心酸，很想有办法为他们提供一些口罩。在K. Kwong的帖子发布几天后，骆丽明就和20多个参加者来到工厂大厦，一同按照要求各自设计。他的要求不容易达到，当中最重要的指标是，把一块胶片放入作滤芯，如果你难以呼吸，即证明口罩没有漏气，设计合格。经过4小时的密集尝试后，骆丽明设计的版本最终脱颖而出，并结合其他参与者的设计元素，成为手造口罩的雏形。

另一边，最困难的滤芯材料亦有了眉目。2月14日，港大深圳医院与香港消委会等团体公布，以一张纸巾加两张厨房纸制造口罩，可达到外科口罩九成以上效果，令K. Kwong放心使用厨房纸巾作手造口罩的滤芯。同时，他曾经补习的学生、香港乐天净化工程项目总监蔡子乐亦协助解决滤芯的问题，他的公司本来生产冷气机纳米纤维滤网，可以把相关技术调整到生产口罩滤芯。

蔡子乐加入K. Kwong的手造口罩计划也是巧合。他笑著说，他本来只是想请教老师实验室的问题，但交谈间老师知道，他公司生产的纳米纤维比一般口罩内层溶喷布更高级的纳米纤维滤芯，反被邀请加入团队。

“‘一系做，一系唔做’，他觉得我有这样的仪器，这样的材料，希望我做。”蔡子乐就这样上了船，让出厂房的部分生产线，以成本价出售Microfiber及Nanofiber这两种滤芯。

紧锣密鼓的两周之后，K. Kwong牵头的手造口罩进展迅速，终于在21日正式公布。这款口罩名叫HK MASK，标榜本地研发、设计和制造，不但可用本地公司生产的纳米滤芯纤维作滤芯，亦可用厨房纸和面巾纸做滤芯。根据内部实验室对0.3微米粒子的过滤效果测试，HK MASK如果使用microfiber作滤芯可达82.54%，Nanofiber可达86%。若没纳米滤芯，用家也可利用2张纸巾或1张厨房纸充当滤芯，做到70%过滤，解决燃眉之急。

大家没有口罩，我们就造自己的口罩。有100分就做100分，没就做80分，总比零好。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

根据美国ATSM标准，一级医用口罩的细菌过滤率和颗粒过滤率须超过95%，HK MASK目前没有达到如此高标准，但K. Kwong和蔡子乐都相信，80分总比0分好。

“大家没有口罩，我们就造自己的口罩。有100分就做100分，没就做80分，总比零好。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蔡子乐说。

K. Kwong随后为HK MASK注册专利，但没有收取任何专利费用，团队亦将口罩纸样上载，特意拍摄短片，教学市民自行利用简单原料。他们希望，制造口罩的权力可以下放到市民手中，每区都可发掘和联系到社群制造合适的口罩，应对疫情。

成为公民：退休生活的急转弯

以前，K. Kwong也关心社会，但基本上是“出钱不出力”。

2009年，菜园村因香港高铁兴建而被政府规划拆迁，引发村民和保育人士抗争，K. Kwong也因菜园村事件而开始关心时政。他说，“我自己好老土的，我最多出钱，我不会出力的。我经常说，我们这些老人家，走又不够快，打又不够人打，出了钱就算啦。”

成名于补习产业急速膨胀的90年代，K. Kwong是香港补习文化孕育的第一代补习天王。他曾被当成明星营销，是传媒、路牌广告的常客，巅峰时期学生众多，工作极度忙碌，收入亦相当可观。“钱是怎么赚都赚不完。”教学20多年，他在2012年开始退休生活，享受悠闲好日子。

一切在2019年发生急转弯。在《逃犯条例》修订早期的游行集会，他是常客，因为认为是公民责任。当运动来到6月12日，他本著“观察者”和“保护小朋友”的心态来到金钟，不料吃了催泪弹，当场晕眩流泪，回家躺了几天。不久后，一次和示威前线年轻人的聊天，渐渐改变了他的自我定位。

“我问他，其实你们还需要什么。他哭著说，阿sir，其实我们不是不够钱，而是不够人。 ”这句话令K. Kwong决定，他要运用半生累积的科学知识，亲自出力，去对付一些“不顺眼”的事情。

当修例风波去到11月，示威现场开始出现中国制催泪弹的疑云，K. Kwong开始在社交媒体批评国产催泪弹，令其慢慢为不同市民熟知。他质疑，国产催泪弹的发热原料可达3,300°C，过程会分解氯苯（Chlorobenzene）等物质，释出更多有毒物质二恶英。

“（我的工作）是扫盲，让他们想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K. Kwong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其后，他陆续出席关注催泪弹影响的记者招待会和集会。民间忧虑催泪弹长远影响，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回应指出，“烧烤释出二恶英比催泪烟高”，K. Kwong则公开反驳，“我闻 5 粒钟 BBQ，你闻一粒钟 TG，好无？（我吸五小时的BBQ烟，你吸一小时的催泪弹烟，好不好？）”

不过，科学界亦对催泪弹的影响持不同看法，香港中文大学环境科学课程主任陈竟明认为，未有数据显示大量发射催泪弹会产生二恶英，因为产生二恶英需燃烧时长和温度的配合，要燃烧摄氏四百至五百达十分钟左右才产生。在政府拒绝公开催泪弹成份和缺乏科学研究的情况下，催泪弹对人体和环境的影响未有定论。

带著反修例运动的余波，香港很快卷入新冠肺炎的疫情当中，这一次，因为不满政府的防疫政策，K. Kwong又再次走在民间抗疫的前线。利用自己累积的人脉和社交媒体影响力，K. Kwong近来居中协调各个民间的抗疫项目，不过，来到口罩销售和推广方面，他和身边一些曾经一同经历反修例运动的朋友也产生了矛盾。

当抗疫遇上颜色经济圈

K. Kwong自言，自己政治立场“深黄”，即对现有体制不满、非常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和反修例运动，但面对疫情当前，他认为应当“科学救港，不分黄蓝”，即使和立场亲建制的人，也不是不可以合作。

教育不分颜色，你不教晓他们科学知识，蓝色的也会传染给你。

疫情爆发时，他上TVB和香港01等传媒接受访问，谈论抗疫知识，被批评不够忠诚，上“红媒”接受访问，K. Kwong回应说，“教育不分颜色，你不教晓他们科学知识，蓝色的也会传染给你。”而在口罩的问题上，K. Kwong面对的难题是，如何确保本地生产商持续生产滤芯。

K. Kwong透露，在第一批滤芯供货后，滤芯公司将恢复原有的冷气滤芯生产线，以符合公司的生产营运；除非再有一定数量的订单量和货款，生产线才重新改为生产口罩滤芯。这就给了K. Kwong出了一道难题：预订口罩滤芯货款需要逾百万现金，怎样才可以支付？

“最后找了蓝色的（合作），因为黄色的没有这个能力，”K. Kwong坦言。他解释，解决方案是找到一家大型的零售商合作，“本身唔系好蓝（本身立场不是很亲建制），但基本上你有大陆生意，人家就将他归类（蓝色）了。”这样大零售商下订单，工厂就可以开工，供应口罩滤芯予市面，少的团体也可以一并“搭单”。另一方面，口罩和滤芯也可以突破现在只有网购的局限，接触到更多的市民。作为合作的条件，K. Kwong免费为这个零售商拍广告。

在K. Kwong看来，这种合作并无不可，他认为黄色和蓝色并非固化的敌对关系，而是可以共存，甚至，黄色也可以利用蓝色一方的力量。“打仗最后的成果才是重要， ”K. Kwong说，他认为“令别人帮你打仗才是最好的兵法。 ”

“我有读兵书，这次我做好多事情都用一个兵法，叫草船借箭。 ”K. Kwong笑说。多年的补习经验，K. Kwong培养了很多晋身社会重要阶层的学生，包括政府公务员、医疗人员、做内地生意的企业高管、工程师等，他说，一些立场亲建制的学生这次都成为他抗疫的重要人脉。

他透露， 无论他负责牵线、帮欧洲政府在港的代理商找到内地呼吸机，还是采购大陆的口罩和协助香港口罩厂寻找口罩原料，当中或多或少都涉及一些政治立场偏蓝色的、与内地有贸易联系的朋友。面对疫情，他说自己相信，黄的不是一定就对，蓝的亦不必然是错，“最重要是帮到人”。

未完的公民之路

回望这段突然忙碌的日子，K. Kwong总是强调说，自己心底并不是很想过现在这种生活。“我不想做事而想玩的，我根本不想过现在的生活。虽然我不会抗拒这种生活，但我家人不想看到我这么辛苦。”嘴上这么说，他一回头，他又忍不住投入各种民间自救项目。

在香港本地口罩仍未足够时，很多假口罩和次货流出市面，民间亦有人大手购入后血本无归，K. Kwong现在还成为民间采购口罩和一些本地口罩的顾问，每天收到海量的口罩需要检验。工多艺熟的他说，自己凭厚薄、材料韧性等等可以大概评估质量。除此，他还在社交媒体写更多的英文贴文，希望把戴口罩的防疫知识带到英语社群。

“有人求我，我就不忍心。我这个人做事不是为钱，而是看合不合理，值不值得做。其他人做得辛苦，而我去做则不是太辛苦，那我就去做吧！”K. Kwong的公民之路，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