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補習天王到口罩發明家，化學博士K. Kwong的公民蛻變

每天拿著三部電話，回覆數以百計的信息，當大家近來都宅家抗疫，鄺士山K. Kwong卻忙個不停。他今年61歲，是一名化學博士，從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爆發開始，他就貢獻所學，傳遞衛生防疫常識，月前剛剛和不同團隊合作，設計了第一款香港製造的可更換濾芯的口罩。

「我是被逼做的，非常不想做，我只想玩，但有時我又看不過眼，其他人做得太慢，政府做得太慢。」K. Kwong說。他參與設計的口罩目前正在香港的工廠大廈裡加速縫紉，眼前海外疫情爆發，他又閒不下來，開始義務為歐洲政府的代理搜羅醫用呼吸機。同時，他還是香港民間採購和生產口罩的顧問。

直到大半年前，K. Kwong還過著一種悠閒過日的逍遙生活。年輕時，他是收入不菲的「補習天王」。2012年退休之後，他每日逛逛街，和朋友聊聊天，背著相機去采風，直到2019年夏天，香港街頭的催淚彈徹底改變了他。

一個香港本土口罩的集體創造

2020年年初，疫情從武漢爆發，1月中下旬春節前夕，香港市面的醫用口罩供應變得緊張，多區藥房出現排隊人龍，網上訂購常常甫開售就搶購一空。根據調查，香港人的平均口罩只有17天，不少人更是「零儲備」。在香港，紡織業凋零多年，口罩供應長年依靠內地、台灣、日本等地，本地僅有香港懲教署生產口罩。面對海外各地限制口罩出口，香港民間湧現強烈自救情緒，各個團體和政黨環球採購口罩，也有的趕緊訂購口罩生產機器和原料，開設口罩工廠。

與眾多機製的口罩工廠不同，K.Kwong另闢蹊徑。他發明了一款可更換濾芯和重複使用的棉布口罩，交由一家專攻縫紉的社會企業協助縫紉口罩，同時開放口罩的紙板供公眾下載，自行縫製。

「其實在我的計劃裡面，人手做口罩只是別無選擇下才用，但後來發現一定要做。」K.Kwong說。

農曆年前後，K.Kwong預視到疫症將帶來長期的口罩短缺問題，著手牽線，希望建立香港本地的口罩生產線。不過，他很快發現，儘管口罩並非複雜的工業製成品，本土生產卻並非易事：就算能購入機器，無塵車間難找，需要十多天來改造，同時，口罩原料供應不穩，價格一路飆升。

他目睹口罩過濾層原料——熔噴布價格從2月初的每噸兩萬多元升至20萬，他擔心，本土口罩就算生產出來時間也太遲，價格也太貴。

來到2月9日，K. Kwong決心啟動手工口罩計劃。他的思路是，口罩的設計需要像N95一樣完全貼面，令吸入的空氣都經濾芯過濾，內部有夾層，可以放置隨處買到、性能優良的濾芯。然而，他並非裁縫專家，於是把目光望向社交媒體，開貼文招募有能之士。

手工口罩的號召引起駱麗明的注意，她是社會企業裳樂匯坊的負責人。這家社會企業聚集一群裁縫愛好者，平日主力幫老人家改衣服，希望讓老人也穿得好看貼身。那陣子，她眼見很多基層市民不捨得花錢購買口罩，她非常心酸，很想有辦法為他們提供一些口罩。在K. Kwong的帖子發布幾天後，駱麗明就和20多個參加者來到工廠大廈，一同按照要求各自設計。他的要求不容易達到，當中最重要的指標是，把一塊膠片放入作濾芯，如果你難以呼吸，即證明口罩沒有漏氣，設計合格。經過4小時的密集嘗試後，駱麗明設計的版本最終脫穎而出，並結合其他參與者的設計元素，成為手造口罩的雛形。

另一邊，最困難的濾芯材料亦有了眉目。2月14日，港大深圳醫院與香港消委會等團體公佈，以一張紙巾加兩張廚房紙製造口罩，可達到外科口罩九成以上效果，令K. Kwong放心使用廚房紙巾作手造口罩的濾芯。同時，他曾經補習的學生、香港樂天淨化工程項目總監蔡子樂亦協助解決濾芯的問題，他的公司本來生產冷氣機納米纖維濾網，可以把相關技術調整到生產口罩濾芯。

蔡子樂加入K. Kwong的手造口罩計劃也是巧合。他笑著說，他本來只是想請教老師實驗室的問題，但交談間老師知道，他公司生產的納米纖維比一般口罩內層溶噴布更高級的納米纖維濾芯，反被邀請加入團隊。

「『一係做，一係唔做』，他覺得我有這樣的儀器，這樣的材料，希望我做。」蔡子樂就這樣上了船，讓出廠房的部分生產線，以成本價出售Microfiber及Nanofiber這兩種濾芯。

緊鑼密鼓的兩週之後，K. Kwong牽頭的手造口罩進展迅速，終於在21日正式公佈。這款口罩名叫HK MASK，標榜本地研發、設計和製造，不但可用本地公司生產的納米濾芯纖維作濾芯，亦可用廚房紙和面巾紙做濾芯。根據內部實驗室對0.3微米粒子的過濾效果測試，HK MASK如果使用microfiber作濾芯可達82.54%，Nanofiber可達86%。若沒納米濾芯，用家也可利用2張紙巾或1張廚房紙充當濾芯，做到70%過濾，解決燃眉之急。

大家沒有口罩，我們就造自己的口罩。有100分就做100分，沒就做80分，總比零好。我們的出發點是這樣。

根據美國ATSM標準，一級醫用口罩的細菌過濾率和顆粒過濾率須超過95%，HK MASK目前沒有達到如此高標準，但K. Kwong和蔡子樂都相信，80分總比0分好。

「大家沒有口罩，我們就造自己的口罩。有100分就做100分，沒就做80分，總比零好。我們的出發點是這樣。」蔡子樂說。

K. Kwong隨後為HK MASK註冊專利，但沒有收取任何專利費用，團隊亦將口罩紙樣上載，特意拍攝短片，教學市民自行利用簡單原料。他們希望，製造口罩的權力可以下放到市民手中，每區都可發掘和聯繫到社群製造合適的口罩，應對疫情。

成為公民：退休生活的急轉彎

以前，K. Kwong也關心社會，但基本上是「出錢不出力」。

2009年，菜園村因香港高鐵興建而被政府規劃拆遷，引發村民和保育人士抗爭，K. Kwong也因菜園村事件而開始關心時政。他說，「我自己好老土的，我最多出錢，我不會出力的。我經常說，我們這些老人家，走又不夠快，打又不夠人打，出了錢就算啦。」

成名於補習產業急速膨脹的90年代，K. Kwong是香港補習文化孕育的第一代補習天王。他曾被當成明星營銷，是傳媒、路牌廣告的常客，巔峰時期學生眾多，工作極度忙碌，收入亦相當可觀。「錢是怎麼賺都賺不完。」教學20多年，他在2012年開始退休生活，享受悠閒好日子。

一切在2019年發生急轉彎。在《逃犯條例》修訂早期的遊行集會，他是常客，因為認為是公民責任。當運動來到6月12日，他本著「觀察者」和「保護小朋友」的心態來到金鐘，不料吃了催淚彈，當場暈眩流淚，回家躺了幾天。不久後，一次和示威前線年輕人的聊天，漸漸改變了他的自我定位。

「我問他，其實你們還需要什麼。他哭著說，阿sir，其實我們不是不夠錢，而是不夠人。 」這句話令K. Kwong決定，他要運用半生累積的科學知識，親自出力，去對付一些「不順眼」的事情。

當修例風波去到11月，示威現場開始出現中國製催淚彈的疑雲，K. Kwong開始在社交媒體批評國產催淚彈，令其慢慢為不同市民熟知。他質疑，國產催淚彈的發熱原料可達3,300°C，過程會分解氯苯（Chlorobenzene）等物質，釋出更多有毒物質二噁英。

「（我的工作）是掃盲，讓他們想清楚自己在做些什麼，」K. Kwong這樣描述自己的工作。其後，他陸續出席關注催淚彈影響的記者招待會和集會。民間憂慮催淚彈長遠影響，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回應指出，「燒烤釋出二噁英比催淚煙高」，K. Kwong則公開反駁，「我聞 5 粒鐘 BBQ，你聞一粒鐘 TG，好無？（我吸五小時的BBQ煙，你吸一小時的催淚彈煙，好不好？）」

不過，科學界亦對催淚彈的影響持不同看法，香港中文大學環境科學課程主任陳竟明認為，未有數據顯示大量發射催淚彈會產生二噁英，因為產生二噁英需燃燒時長和溫度的配合，要燃燒攝氏四百至五百達十分鐘左右才產生。在政府拒絕公開催淚彈成份和缺乏科學研究的情況下，催淚彈對人體和環境的影響未有定論。

帶著反修例運動的餘波，香港很快捲入新冠肺炎的疫情當中，這一次，因為不滿政府的防疫政策，K. Kwong又再次走在民間抗疫的前線。利用自己累積的人脈和社交媒體影響力，K. Kwong近來居中協調各個民間的抗疫項目，不過，來到口罩銷售和推廣方面，他和身邊一些曾經一同經歷反修例運動的朋友也產生了矛盾。

當抗疫遇上顏色經濟圈

K. Kwong自言，自己政治立場「深黃」，即對現有體制不滿、非常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和反修例運動，但面對疫情當前，他認為應當「科學救港，不分黃藍」，即使和立場親建制的人，也不是不可以合作。

教育不分顏色，你不教曉他們科學知識，藍色的也會傳染給你。

疫情爆發時，他上TVB和香港01等傳媒接受訪問，談論抗疫知識，被批評不夠忠誠，上「紅媒」接受訪問，K. Kwong回應說，「教育不分顏色，你不教曉他們科學知識，藍色的也會傳染給你。」而在口罩的問題上，K. Kwong面對的難題是，如何確保本地生產商持續生產濾芯。

K. Kwong透露，在第一批濾芯供貨後，濾芯公司將恢復原有的冷氣濾芯生產線，以符合公司的生產營運；除非再有一定數量的訂單量和貨款，生產線才重新改為生產口罩濾芯。這就給了K. Kwong出了一道難題：預訂口罩濾芯貨款需要逾百萬現金，怎樣才可以支付？

「最後找了藍色的（合作），因為黃色的沒有這個能力，」K. Kwong坦言。他解釋，解決方案是找到一家大型的零售商合作，「本身唔係好藍（本身立場不是很親建制），但基本上你有大陸生意，人家就將他歸類（藍色）了。」這樣大零售商下訂單，工廠就可以開工，供應口罩濾芯予市面，少的團體也可以一併「搭單」。另一方面，口罩和濾芯也可以突破現在只有網購的侷限，接觸到更多的市民。作為合作的條件，K. Kwong免費為這個零售商拍廣告。

在K. Kwong看來，這種合作並無不可，他認為黃色和藍色並非固化的敵對關係，而是可以共存，甚至，黃色也可以利用藍色一方的力量。「打仗最後的成果才是重要， 」K. Kwong說，他認為「令別人幫你打仗才是最好的兵法。 」

「我有讀兵書，這次我做好多事情都用一個兵法，叫草船借箭。 」K. Kwong笑說。多年的補習經驗，K. Kwong培養了很多晉身社會重要階層的學生，包括政府公務員、醫療人員、做內地生意的企業高管、工程師等，他說，一些立場親建制的學生這次都成為他抗疫的重要人脈。

他透露， 無論他負責牽線、幫歐洲政府在港的代理商找到內地呼吸機，還是採購大陸的口罩和協助香港口罩廠尋找口罩原料，當中或多或少都涉及一些政治立場偏藍色的、與內地有貿易聯繫的朋友。面對疫情，他說自己相信，黄的不是一定就對，藍的亦不必然是錯，「最重要是幫到人」。

未完的公民之路

回望這段突然忙碌的日子，K. Kwong總是強調說，自己心底並不是很想過現在這種生活。「我不想做事而想玩的，我根本不想過現在的生活。雖然我不會抗拒這種生活，但我家人不想看到我這麼辛苦。」嘴上這麼說，他一回頭，他又忍不住投入各種民間自救項目。

在香港本地口罩仍未足夠時，很多假口罩和次貨流出市面，民間亦有人大手購入後血本無歸，K. Kwong現在還成為民間採購口罩和一些本地口罩的顧問，每天收到海量的口罩需要檢驗。工多藝熟的他說，自己憑厚薄、材料韌性等等可以大概評估質量。除此，他還在社交媒體寫更多的英文貼文，希望把戴口罩的防疫知識帶到英語社群。

「有人求我，我就不忍心。我這個人做事不是為錢，而是看合不合理，值不值得做。其他人做得辛苦，而我去做則不是太辛苦，那我就去做吧！」K. Kwong的公民之路，還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