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三地如何尝试压低疫情曲线？

2019冠状病毒几乎瘫痪全球。在尚无疫苗的全球大流行病中，各国都在努力“拉平曲线”，降低每日新增病例，尽可能让医院系统不要崩溃。目前看来，在绝大多数爆发疫情的国家，确诊病例的增长速度都与中国相似，为数不多的例外是香港、新加坡、台湾，以及日本和韩国——在出现疫情后的一段时间，这些地区的新案例曲线较为平坦。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1月31日发表的一项研究中，预料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都会成为受到2019冠状病毒影响最严重的地区。这一预测被打破了：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内，疫情在三地都得到了相对有效的控制。台湾的确诊病例直到3月18日才破百例；新加坡到了3月21日才出现第一例死亡；；而香港2019冠状病毒的基本传染数（R0）值，在2月中旬仅为0.319，远低于意味著疫情爆发的数值1。

R0值也即一位感染到某种传染病的人，会把疾病传染给其他多少个人的平均数，目前，学界对于2019冠状病毒R0值的估计范围为2.6至4.71。香港暂无更新的R0数值。3月23日，新加坡传染病专家 Wang Linfa 表示，新加坡可以将R0值控制在1以下；同日，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詹长权也指出，台湾的R0值仍维持在1以下。

也就是说，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政策干预，曾经有效降低了病毒传播率。这并非是说三地已经控制住疫情。进入3月中下旬，当疫情成为全球大流行病，在欧美等国爆发因而有不少人回到自己的原居地，三地的新增病例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截止3月31日，台湾确诊306例（3月1日确诊数为40）；而新加坡的确诊病例已达926例（3月1日确诊数为102），香港确诊714例（3月1日确诊数为95）。港大医学院院长梁桌伟在3月27日接受采访时指出，自从3月第二个星期开始，香港的R0值已经持续超过1，若不能及时回到1或1以下，恐怕离本土爆发的日子不远。

如今，隔离，开始成为一项跨越大洋大洲的公共政策，从南美、非洲、印度到欧美……“拉平曲线”的目标，需要怎样的政策和怎样的力度才能达成？端传媒梳理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在过去两个月内所采取的防疫措施，或者能找到一些值得借鉴之处，一些可以比较之处和一些疏漏之处；在接下来的全球大流行趋势中，三地纷纷再次收紧关口，又是否会受到再一波的冲击？

立即进行的封关和隔离

香港，台湾和新加坡都从2003年的SARS中吸取了教训——当年的惨痛教训，教会了三地的政府和民众从一开始就保持警惕、认真对待2019冠状病毒的传播。

早在12月31日，台湾疾管署就开始对来自武汉的航班进行登机检查，在国际口岸入境发烧筛查点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症状的旅客，将被转介到指定医院进行评估。并在1月20日就启动了开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新加坡则从1月份就开始检测和确定疑似病例。1月22日，在新加坡第一例确诊的COVID-19病例的前一天，政府宣布成立一个由多个部门组成的特别工作组来应对疫情，并开始建议旅行者避开武汉。

17年前SARS一疫，香港成为全球疫情第二严重的地区，死亡299人。这次，评论大多认为，港府在最初反应较快，在1月4日，卫生防护中心已经启动“严重应变级别”。7日，政府刊宪，将当时仍被称为武汉不明肺炎的疫情纳入“法定须呈报传染病”，医生若发现曾于14日内到过武汉、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的病人，须报卫生防护中心，政府自此开始监察疑似案例，每日公布新案例。卫生防护中心是香港政府在SARS后成立的机构。

随著疫情在中国的爆发，台湾和新加坡对于旅行限制和隔离措施开始逐步扩大。

武汉封城后，台湾开始对来自湖北和武汉的游客实施“返台后居家检疫14天”的规定和旅游限制，之后扩大至广东省、浙江省。2月6日始，台湾将中国全境、香港、澳门列为二级以上流行地区，要求居住中国各省市民众暂缓入境。2月11日开始，港澳地区居民也被要求暂缓入境。28日开始，随著疫情在全球各地的爆发，台湾陆续将欧洲各国、中东、西亚、北非等地列为“居家检疫14天”的地区。3月19日，宣布非台湾人一律限制入境、所有入境者一律居家检疫14天。3月24日起，禁止旅客来台转机。

在新加坡，1月27日，幼儿园学院、员工和近期有中国旅游经历的学生，或将于1月28日从中国返回的学生，被要求休假14天。自1月29日起，近期有赴湖北旅游记录的旅客，或持有湖北省签发的中国护照的旅客，均不得通过新加坡入境和过境。2月1日，限制扩大至所有最近曾到内地旅游的旅客。中国护照持有者的签证也被暂停发放。

随着病毒的蔓延，这些旅行限制被扩展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如韩国、意大利和伊朗——有旅行历史的短期游客，直到新加坡在3月22日完全关闭其边境。与此同时，公民和持有长期签证的人已经被要求在国内停留14天。政府开始预订整个酒店，作为那些从海外返回的人的隔离区。

相较于台湾的举措，港府在关口检疫和封锁方面，被市民和医护质疑行动过慢。直到1月20日，北京开始公开披露疫情之时，港府才对武汉来港航班进行健康申报制度，3日之后，才表示将会在直接连结内地的高铁站实施健康通报制度。武汉封城后，1月27日凌晨开始，港府开始拒绝14日内到过武汉的任何人士进入香港。此时香港已经出现有武汉旅行史的确诊个案。

政府亦在较早时间决定全港停课。早于1月25日，港府宣布全港中小学、幼稚园等停课，停课日期不断延迟，最新决定最快到4月20日才复课。同时，政府下属的众多康乐设施和即将举办的大型活动也宣告停办。差不多同一时间，香港公立医院也暂停市民探访，并暂停所有义工计划和实习计划。

香港民众的防疫意识非常高。北京披露疫情之后，市民开始储备口罩、消毒水等，不少香港药房大排长龙，民间强烈要求港府封锁内地的众多关口。1月30日，港府关停五个关口，仅维持货运。香港大批医护随后发动维持一周的罢工，要求港府关停所有关口。到了2月4日，政府再次关停四个关口，但连结内地的港珠澳大桥、深圳湾等关口仍维持正常通关。2月8日，所有从中国内地入境人士均必接受14日的“强制检疫”。

广泛检测和整合医疗设施

三地的另一共同之处是筛查检测量很大。据新加坡卫生部长，从1月底到3月25日，新加坡每一百万人中有6800人得到检验；据台湾指挥中心消息，在3月13日，台湾的这个数字为约1400。另据香港防护中心3月31日的最新消息，香港每一百万人有12000人接受过检验，料为亚洲最高。

据“Worldometers”的统计，在3月9日，当地官方通报的每一百万人中被检验过的人数，意大利为1005，英国为387，美国为26。随著疫情在这些国家的爆发，检验数量也有快速提升。在纽约，到3月底，就有18600人接受了检验。德国在3月15日的检验量也达到了每百万人中2023人。

自1月以来，新加坡卫生部已经开始对公立医院所有肺炎患者进行2019冠状病毒的检查，包括没有近期中国旅游史的病患。台湾则通过国家健康保险管理局的数据库进行了调查，以此寻找患有严重呼吸道症状但经检测呈阴性的患者。随著确诊病例数量的增加，两个地区还将检测范围扩大至入境者。

据台湾防疫医师郑皓元等在3月15日发表的文章，中国于1月10日公布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后，台湾疾管署国家实验室立即开始进行病毒检测相关工作。到2月21日，台湾已经有27个实验室，每天可以进行多达2250个案例检测；此后，检测能力上升到每天3200个。

在香港，病毒检测也相对便利。自1月开始，政府开始为有感染症状的病人进行检测，到了2月1日，检测点已经下放到各大公立医院，医院进行病毒测试仅需1.5—3小时，大约一日便可将结果交给病人。其后，政府也指定了一些政府门诊和私家诊所，让疑似病人提交样本。

在美国，疫情初始，所有检测都要送到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CDC），随着确诊病例的增长，各州和地方政府开始自行检测，但是临时开设的检测点一开始并不能满足需求。在很多欧洲国家，检测也有限。以比利时为例，只有需要住院治疗的严重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会接受检测；不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除了医护人员外），即便被认为患有2019冠状病毒肺炎，也不会得到检测。

香港公立医院的所有费用均由政府财政全额负担，病人检测免费，仅需交180港元的急诊诊金，而在公立医院的治疗费用亦相对低廉。目前，香港也有部分私家医院可提供检测服务，费用1000-2000多港元不等。在香港，政府曾于1月底表示将为确诊的非香港居民提供免费治疗，但引发社会极大反弹，政府随即宣布公立医院将向确诊的非香港居民收费。

台湾和新加坡的测试也是免费的，并且政府下调了给予补助的医疗费用额度，从而消除了寻求治疗和护理的主要障碍。2020年2月中旬，新加坡政府表示，将支付被公立医院收治的所有疑似确诊患者的医疗费用——对于任何担心医疗费用将膨胀至难以承受的水平的人而言，这项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疫情中，另一大考验是医疗体系能够承载的病人，病人有效分流非常重要。在台湾，有167家小型医院可以提供对冠状病毒的检测，只有在检测出阳性的情况下，才会将他们送往大型医院。作为备案，如果医院不堪重负，台湾的50个医疗中心也已配备了处理危急病例的资源。

新加坡则重新启动了“公共卫生防备诊所”，该体系包含著大约900家全科医生私家诊所。在先前出现过的如2009年爆发H1N1流感之类的公共卫生危机中，这些诊所也曾被用以救急，而现在被用以照料患有呼吸道症状的人，同时将疑似患者转介给医院以接受更高级的护理。政府还制定了规程，医生可以准许出现了类似流感症状的病人休假五天，并且五天后如仍有症状，将对其进一步跟进情况。

类似的，香港也在2月初宣布公立医院和私家医院的合作，分流部分病人到私家医院，但病人仅需缴纳公立医院的费用；同时，港府指定了18间诊所，接收有轻微发烧和呼吸道感染的病人，以尽快识别新型冠状病毒的个案。

更关键的是，疫情考验各地的医院是否有足够的隔离病床以及重症加护病床（ICU，在香港亦称深切治疗部）。SARS之后，香港加建了一座传染病大楼，并在不同医院加建负压隔离病床，港府专家顾问、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告诉端传媒，由于香港多年来没有严重疫情，加上人口老化问题，部分隔离病床目前正由其他重症病人使用，可供新型肺炎病人使用的隔离病床有大约800张，目前医院正努力将一些普通病床改建为隔离病床，希望缓解压力。

目前，新加坡的负压隔离病床有300张，可以增至500；而台湾的负压隔离病床则为1000张。

据2020年《危重病医学》发表的一项调查，香港有287张ICU床位（每10万人7.1张）、新加坡有335张（每10万人11.4张）、台湾有5758张（每10万人28.5张）。ICU床位对于2019冠状病毒肺炎重症患者极为重要，根据在《新英伦医学杂志》上发布的针对1099个中国临床案例的研究，新型肺炎患者的重症率约为15.7%。

不过，许树昌亦表示，香港目前累积的重症患者不足20人，意味著重症率低于3%，他分析应该是因为香港做到了“早确诊、早隔离、早治疗”，减低了重症患者的数量。相似的，新加坡目前需要重症看护的有22人；台湾则共有15位患者曾使用呼吸器治疗。

追踪接触者，防止社区感染

当确诊病例还只是来自境外，或为小型群聚感染时，追踪接触者是防止社区感染扩大的必要手段。

在新加坡，卫生部专门追溯新冠病毒确诊患者所到之处的团队很快成立。确诊患者将被约访，并被要求提供近期活动的信息，以便定位可能有过密切接触（被定义为距离该人半径2米内且保持超过半个小时）的潜在患者。来自刑事调查部门的警察也参与追踪，使用闭路电视录像和其他调查方法来追踪人员。

据BBC3月19日的报导，新加坡通过这种方式已经追踪到了约6000名接触者。并且，新加坡确诊病例中，大约有40%的人是在当局定位到他们、要求进行检测隔离之后才发现自己已被感染。

台湾也以类似的方式追踪著接触者。在台湾出现了第一例死亡案例后，流行病学家们便开始向上游寻找该病人送进急诊室、转移到重症监护病房的确切时间及他具体的床位。他们还向下游找到了与他有过密切接触的人群，甚至还原了他曾参与过的一次家庭聚会的晚宴座席表，用以确定感染是如何在群体之中发生的。据台湾防疫医师郑皓元等的报告，在两周内，台湾就成功监测到了4例病毒在本地传播的案例。

根据台湾政府规定，只要是有疫区旅游史，出现症状后，将送到合作医院采检。若是按规定在家检疫者，如果在期间出现症状，则由卫生局安排就医采检。送医后若确认感染，将会入住隔离病房或单人病房；没有感染则返家，但须全程配戴口罩并禁搭大众运输。

确诊个案将隔离至症状缓解至少24小时且两次呼吸道检体检验（意指两次采检间隔24小时以上）阴性，才能解除隔离。出现确诊病例后，卫生单位展开疫情调查，建立与患者接触过的“接触者名单”，对所有接触者进行追踪与检测。

在香港，卫生署及卫生防护中心负责追踪所有确诊个案的密切接触者，所有密切接触者须进入政府开设的检疫中心进行强制隔离14日。目前，香港政府开设了骏洋邨、饶宗颐文化馆翠雅山房、柴湾鲤鱼门公园度假村三个检疫中心。此外，从中国内地或海外回港的人士，若有报称的香港住所或酒店，则可带上监察手带，自行隔离14日，若没有香港住址，同样需要进入检疫中心。

2月21日开始，香港警方启动俗称“超级电脑”的重大事件调查及灾难支援系统，来追踪确诊个案的接触者，例如3月初，卫生署表示，超级电脑成功追踪到一名确诊的士司机的28位乘客，以及69位有可能接触到司机的人。

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称赞新加坡在解决2019冠状病毒的传播方面具有“金标准”检测能力，发现的病例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新加坡政府发布了一款被命名为“TraceTogether”的应用程序，旨在减轻联系追踪者和调查人员的负担。该应用程序使用蓝牙记录匿名识别密钥（只能由卫生部解密），以记录与某人密切联系的人员的行踪。如果该人被确诊感染了2019冠状病毒，则追踪人员可以参考此日志，更快地获取需要联系的人员的准确列表。

“TraceTogether”的开发人员有尝试让用户毋须担心隐私问题，但是，目前尚未出现任何对该应由程序进行检测监督的第三方软件，来评估任何潜在的隐私或监控问题。不过，应用程序中已经出现了一个疏忽——它的代码包含了一个政府服务的数据库，这意味著TraceTogether收集了不必要的数据。开发人员称正在消除这个情况。

为了追踪自疫区入境者行踪，台湾政府建置了入境检疫系统，现场要求有手机的入境者确认手机号码可以拨通，并线上填写健康声明书，资料整合至“防疫追踪系统”及“电子围篱系统”。这套系统透过居家检疫者的手机定位，一旦手机持有者离开检疫范围，系统将会发送简讯给当事人、民政单位、卫政单位与辖区警察。

在香港，一开始政府是靠连通个人手机的跟踪程序追踪隔离人士，但被批评隔离人士即使离开居所，也可不被发现。3月中开始，港府订购6万个电子手带，让须隔离人士配戴手带，再配上手机程序，跟踪行踪。不过，政府也发现一些市民剪断手带，擅离居所。

与警惕公众的沟通

出于对中国的警惕和对港府防疫措施的不信任，在2月和3月，香港民间充满自救情绪。2月初，港府承认在全球采购口罩“不是很成功”，不同民间团队和政党各显神通，在全球采购口罩，香港本地的口罩工厂亦纷纷设立，在街头和公共交通中，几乎看不见不戴口罩的市民。香港众多专家和医护人员不断呼吁普通市民外出时要配戴口罩、勤洗手、注意盖上厕所盖，防止细菌从渠道传染。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2月中公布的研究，8% 受访者自觉有很大机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99.5%受访者会留意疫情的最新发展，约90%受访者加强了个人卫生，如戴口罩、洁手及注重咳嗽和打喷嚏时的礼仪，并避免前往内地。

相较而言，新加坡人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较高。新加坡政府的运作方式通常是透明的，会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并通过网站和官方的WhatsApp等渠道发布消息。但是，疫情爆发后，新加坡人也开始争相购买外科口罩以保护自己免受感染，尽管政府官员一再强调 ，使用口罩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且只有生病时才需要口罩。

只是，这与新加坡人从其他来源（例如台湾和香港）中得到始终使用外科口罩的信息相矛盾。2019冠状病毒可以通过无症状携带者传播的消息，进一步增加了政府没有传达最佳建议的印象。

面对有限的手术口罩供应，贸易和工业部长陈振声说，政府选择“赌一把”，为每个新加坡家庭发放四个手术口罩，来安抚焦虑情绪。在2月27日，距离2月29日的口罩领取截止日期还剩两天，在137万合格家庭中，约67％的家庭已经领取了一次性口罩。

台湾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确认了首例2019冠状病毒病例当日，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就保证，政府有约4500万个手术用口罩的储备量，且每天有能力再生产188万个。到了2月的第三周，台湾每天便可以生产高达460万个口罩。3月中旬，台湾每天可生产多达1200至1300万个口罩，全部用于家庭使用，这一数字到四月初还将增至1500万个。

必须指出的是，新加坡在本地生产外科口罩的能力不如台湾，直到2月中旬，政府才提出发展本地制造能力。截至3月底，香港一些口罩工厂开始投产，但限于原料不足，产量一般月产百万左右。

台湾还善用国民健康保险署的数据库，以每位国民皆有的“健保卡”建立了一个口罩配给系统，即自2月初起，台湾每人都有每周购买三个口罩的额度。由公民技术黑客出任政务委员的唐凤，更与IT专家合作创建口罩地图，使人们可以在附近的药房查找口罩库存量。虽然被一些药房抱怨“地图不准”造成他们营业困扰，但总体而言，这些措施在疫情时期十分安定民心。

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兼任教授、流行病学专家金传春分析，新加坡传染病中心本身有采检能力、设有病床，直接在单一机构内整合防疫的完整流程，“甚至比台湾更集中。台湾是把采检、住院的工作放给各个医院，台湾疾病管制署本身没有相关功能。”

“台湾这次有很多卫教、防疫工作，是公卫学院动员校友，自动自发、无偿地去教导民众相关观念。”金传春透露，这些公卫学院的校友相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启动民间卫教的时间点，甚至比官方更早。相应的，金传春认为，新加坡防疫最大的缺点，就是完全“自上而下”推动防疫，人民虽然非常愿意遵守规定、但相对来说能动性也较低。

同时，新加坡的隔离要求十分严格，违反规定的惩罚也会很严重——从罚款，可能的拘留，到失去永久居民身份。3月16日，一位53岁的新加坡护照持有者，就因为未能遵循居家隔离的要求，被政府剥夺了新加坡护照。

结语

自3月上旬开始，随著欧洲和北美地区回流香港的学生等人数上升，香港每日新增案例也开始快速上升。3月19日，因应海外疫情爆发，港府规定所有抵港人士均须接受强制检疫，开始在机场附近设立两个大型分流中心，约100名医护到场协助。对于个别地区，如疫情特别严重的义大利，所有抵港人士均需入住检疫中心。近日，香港也有不同专家建议尽快找寻地址建立临时医院。

许树昌指出，由于3月19日之前，其实也有大批当时不需要检疫的人士回港，他们随后可能在社区潜伏，而香港兰桂坊出现群聚感染，可能亦与这批返港人士有关；假若从3月18日计算，那么截止明日4月1日，这批返港人士就抵港14天了，他们个人可能过了危险期。许树昌表示，“接下来就要留意未来两星期，这很关键，看会不会有进一步的社区爆发。”

就严峻疫情，香港政府宣布限制餐饮业营运，于3月28日傍晚起，餐饮业接待客人的数量不得多于坐位总数的一半、每枱最多接待4人，枱与枱之间必须保持1.5米距离；另外，于29日零时起限制人群聚集，禁止4人以上的公众聚会。新加坡在近日也开始实施更为严格的社交疏离准则，但并非严格的出行限制——人们必须在餐厅和咖啡馆中做到疏远，但依然可以一起乘坐公共交通。

对于台湾而言，最大的挑战一样是：前期的严格防堵策略能否堵住社区爆发？不少专家提醒，基层诊所、卫生所与老人长照机构的防疫，将会是接下来的工作重点。而清明连假的扫墓移动潮，恐怕也将为疫情带来新变数。

在SARS的阴影——以及因为这场噩梦而做出的各项准备之下，相较今天被疫情影响的大多国家，新加坡、香港、台湾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或反应迅速、或极为戒备、或皆而有之，也因此让这三地的疫情曲线，相较其他国家相对平缓。

随著疫情在全球的加剧，三地一样要面临疫情情势迅速变化的现实，并将自己的边界封锁地越来越严、将围堵做得越来越密——但这不意味著平缓的势头就能继续下去。身处疫情不同的阶段，政策和准备，需要怎样随机应变？考验著这个世界，也考验著早早就拉响警钟的这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