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台灣和香港，三地如何嘗試壓低疫情曲線？

2019冠狀病毒幾乎癱瘓全球。在尚無疫苗的全球大流行病中，各國都在努力「拉平曲線」，降低每日新增病例，盡可能讓醫院系統不要崩潰。目前看來，在絕大多數爆發疫情的國家，確診病例的增長速度都與中國相似，為數不多的例外是香港、新加坡、台灣，以及日本和韓國——在出現疫情後的一段時間，這些地區的新案例曲線較為平坦。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1月31日發表的一項研究中，預料台灣、香港和新加坡都會成為受到2019冠狀病毒影響最嚴重的地區。這一預測被打破了：接下來的一個多月內，疫情在三地都得到了相對有效的控制。台灣的確診病例直到3月18日才破百例；新加坡到了3月21日才出現第一例死亡；；而香港2019冠狀病毒的基本傳染數（R0）值，在2月中旬僅為0.319，遠低於意味著疫情爆發的數值1。

R0值也即一位感染到某種傳染病的人，會把疾病傳染給其他多少個人的平均數，目前，學界對於2019冠狀病毒R0值的估計範圍為2.6至4.71。3月23日，新加坡傳染病專家 Wang Linfa 表示，新加坡可以將R0值控制在1以下；同日，台灣大學公共衞生學院院長詹長權也指出，台灣的R0值仍維持在1以下。

也就是說，台灣、新加坡和香港的政策干預，曾經有效降低了病毒傳播率。這並非是說三地已經控制住疫情。進入3月中下旬，當疫情成為全球大流行病，在歐美等國爆發因而有不少人回到自己的原居地，三地的新增病例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增長——截止3月31日，台灣確診306例（3月1日確診數為40）；而新加坡的確診病例已達926例（3月1日確診數為102），香港確診714例（3月1日確診數為95）。港大醫學院院長梁桌偉在3月27日接受採訪時指出，自從3月第二個星期開始，香港的R0值已經持續超過1，若不能及時回到1或1以下，恐怕離本土爆發的日子不遠。

如今，隔離，開始成為一項跨越大洋大洲的公共政策，從南美、非洲、印度到歐美……「拉平曲線」的目標，需要怎樣的政策和怎樣的力度才能達成？端傳媒梳理了台灣、香港和新加坡在過去兩個月內所採取的防疫措施，或者能找到一些值得借鑑之處，一些可以比較之處和一些疏漏之處；在接下來的全球大流行趨勢中，三地紛紛再次收緊關口，又是否會受到再一波的衝擊？

立即進行的封關和隔離

香港，台灣和新加坡都從2003年的SARS中吸取了教訓——當年的慘痛教訓，教會了三地的政府和民眾從一開始就保持警惕、認真對待2019冠狀病毒的傳播。

早在12月31日，台灣疾管署就開始對來自武漢的航班進行登機檢查，在國際口岸入境發燒篩查點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症狀的旅客，將被轉介到指定醫院進行評估。並在1月20日就啟動了開設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新加坡則從1月份就開始檢測和確定疑似病例。1月22日，在新加坡第一例確診的COVID-19病例的前一天，政府宣布成立一個由多個部門組成的特別工作組來應對疫情，並開始建議旅行者避開武漢。

17年前SARS一疫，香港成為全球疫情第二嚴重的地區，死亡299人。這次，評論大多認為，港府在最初反應較快，在1月4日，衞生防護中心已經啟動「嚴重應變級別」。7日，政府刊憲，將當時仍被稱為武漢不明肺炎的疫情納入「法定須呈報傳染病」，醫生若發現曾於14日內到過武漢、出現呼吸道感染症狀的病人，須報衞生防護中心，政府自此開始監察疑似案例，每日公布新案例。衞生防護中心是香港政府在SARS後成立的機構。

隨著疫情在中國的爆發，台灣和新加坡對於旅行限制和隔離措施開始逐步擴大。

武漢封城後，台灣開始對來自湖北和武漢的遊客實施「返台後居家檢疫14天」的規定和旅遊限制，之後擴大至廣東省、浙江省。2月6日始，台灣將中國全境、香港、澳門列為二級以上流行地區，要求居住中國各省市民眾暫緩入境。2月11日開始，港澳地區居民也被要求暫緩入境。28日開始，隨著疫情在全球各地的爆發，台灣陸續將歐洲各國、中東、西亞、北非等地列為「居家檢疫14天」的地區。3月19日，宣布非台灣人一律限制入境、所有入境者一律居家檢疫14天。3月24日起，禁止旅客來台轉機。

在新加坡，1月27日，幼兒園學院、員工和近期有中國旅遊經歷的學生，或將於1月28日從中國返回的學生，被要求休假14天。自1月29日起，近期有赴湖北旅遊記錄的旅客，或持有湖北省簽發的中國護照的旅客，均不得通過新加坡入境和過境。2月1日，限制擴大至所有最近曾到內地旅遊的旅客。中國護照持有者的簽證也被暫停發放。

隨着病毒的蔓延，這些旅行限制被擴展到越來越多的國家——如韓國、意大利和伊朗——有旅行歷史的短期遊客，直到新加坡在3月22日完全關閉其邊境。與此同時，公民和持有長期簽證的人已經被要求在國內停留14天。政府開始預訂整個酒店，作為那些從海外返回的人的隔離區。

相較於台灣的舉措，港府在關口檢疫和封鎖方面，被市民和醫護質疑行動過慢。直到1月20日，北京開始公開披露疫情之時，港府才對武漢來港航班進行健康申報制度，3日之後，才表示將會在直接連結內地的高鐵站實施健康通報制度。武漢封城後，1月27日凌晨開始，港府開始拒絕14日內到過武漢的任何人士進入香港。此時香港已經出現有武漢旅行史的確診個案。

政府亦在較早時間決定全港停課。早於1月25日，港府宣布全港中小學、幼稚園等停課，停課日期不斷延遲，最新決定最快到4月20日才復課。同時，政府下屬的眾多康樂設施和即將舉辦的大型活動也宣告停辦。差不多同一時間，香港公立醫院也暫停市民探訪，並暫停所有義工計畫和實習計畫。

香港民眾的防疫意識非常高。北京披露疫情之後，市民開始儲備口罩、消毒水等，不少香港藥房大排長龍，民間強烈要求港府封鎖內地的眾多關口。1月30日，港府關停五個關口，僅維持貨運。香港大批醫護隨後發動維持一週的罷工，要求港府關停所有關口。到了2月4日，政府再次關停四個關口，但連結內地的港珠澳大橋、深圳灣等關口仍維持正常通關。2月8日，所有從中國內地入境人士均必接受14日的「強制檢疫」。

廣泛檢測和整合醫療設施

三地的另一共同之處是篩查檢測量很大。據新加坡衞生部長，從1月底到3月25日，新加坡每一百萬人中有6800人得到檢驗；據台灣指揮中心消息，在3月13日，台灣的這個數字為約1400。另據香港防護中心3月31日的最新消息，香港每一百萬人有12000人接受過檢驗，料為亞洲最高。

據「Worldometers」的統計，在3月9日，當地官方通報的每一百萬人中被檢驗過的人數，意大利為1005，英國為387，美國為26。隨著疫情在這些國家的爆發，檢驗數量也有快速提升。在紐約，到3月底，就有18600人接受了檢驗。德國在3月15日的檢驗量也達到了每百萬人中2023人。

自1月以來，新加坡衞生部已經開始對公立醫院所有肺炎患者進行2019冠狀病毒的檢查，包括沒有近期中國旅遊史的病患。台灣則通過國家健康保險管理局的數據庫進行了調查，以此尋找患有嚴重呼吸道症狀但經檢測呈陰性的患者。隨著確診病例數量的增加，兩個地區還將檢測範圍擴大至入境者。

據台灣防疫醫師鄭皓元等在3月15日發表的文章，中國於1月10日公布病毒全基因組序列後，台灣疾管署國家實驗室立即開始進行病毒檢測相關工作。到2月21日，台灣已經有27個實驗室，每天可以進行多達2250個案例檢測；此後，檢測能力上升到每天3200個。

在香港，病毒檢測也相對便利。自1月開始，政府開始為有感染症狀的病人進行檢測，到了2月1日，檢測點已經下放到各大公立醫院，醫院進行病毒測試僅需1.5—3小時，大約一日便可將結果交給病人。其後，政府也指定了一些政府門診和私家診所，讓疑似病人提交樣本。

在美國，疫情初始，所有檢測都要送到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隨着確診病例的增長，各州和地方政府開始自行檢測，但是臨時開設的檢測點一開始並不能滿足需求。在很多歐洲國家，檢測也有限。以比利時為例，只有需要住院治療的嚴重呼吸系統疾病患者會接受檢測；不需要住院治療的患者（除了醫護人員外），即便被認為患有2019冠狀病毒肺炎，也不會得到檢測。

香港公立醫院的所有費用均由政府財政全額負擔，病人檢測免費，僅需交180港元的急診診金，而在公立醫院的治療費用亦相對低廉。目前，香港也有部分私家醫院可提供檢測服務，費用1000-2000多港元不等。在香港，政府曾於1月底表示將為確診的非香港居民提供免費治療，但引發社會極大反彈，政府隨即宣布公立醫院將向確診的非香港居民收費。

台灣和新加坡的測試也是免費的，並且政府下調了給予補助的醫療費用額度，從而消除了尋求治療和護理的主要障礙。2020年2月中旬，新加坡政府表示，將支付被公立醫院收治的所有疑似確診患者的醫療費用——對於任何擔心醫療費用將膨脹至難以承受的水平的人而言，這項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疫情中，另一大考驗是醫療體系能夠承載的病人，病人有效分流非常重要。在台灣，有167家小型醫院可以提供對冠狀病毒的檢測，只有在檢測出陽性的情況下，才會將他們送往大型醫院。作為備案，如果醫院不堪重負，台灣的50個醫療中心也已配備了處理危急病例的資源。

新加坡則重新啟動了「公共衞生防備診所」，該體系包含著大約900家全科醫生私家診所。在先前出現過的如2009年爆發H1N1流感之類的公共衞生危機中，這些診所也曾被用以救急，而現在被用以照料患有呼吸道症狀的人，同時將疑似患者轉介給醫院以接受更高級的護理。政府還制定了規程，醫生可以準許出現了類似流感症狀的病人休假五天，並且五天後如仍有症狀，將對其進一步跟進情況。

類似的，香港也在2月初宣布公立醫院和私家醫院的合作，分流部分病人到私家醫院，但病人僅需繳納公立醫院的費用；同時，港府指定了18間診所，接收有輕微發燒和呼吸道感染的病人，以盡快識別新型冠狀病毒的個案。

更關鍵的是，疫情考驗各地的醫院是否有足夠的隔離病床以及重症加護病床（ICU，在香港亦稱深切治療部）。SARS之後，香港加建了一座傳染病大樓，並在不同醫院加建負壓隔離病床，港府專家顧問、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告訴端傳媒，由於香港多年來沒有嚴重疫情，加上人口老化問題，部分隔離病床目前正由其他重症病人使用，可供新型肺炎病人使用的隔離病床有大約800張，目前醫院正努力將一些普通病床改建為隔離病床，希望緩解壓力。

目前，新加坡的負壓隔離病床有300張，可以增至500；而台灣的負壓隔離病床則為1000張。

據2020年《危重病醫學》發表的一項調查，香港有287張ICU床位（每10萬人7.1張）、新加坡有335張（每10萬人11.4張）、台灣有5758張（每10萬人28.5張）。ICU床位對於2019冠狀病毒肺炎重症患者極為重要，根據在《新英倫醫學雜誌》上發布的針對1099個中國臨床案例的研究，新型肺炎患者的重症率約為15.7%。

不過，許樹昌亦表示，香港目前累積的重症患者不足20人，意味著重症率低於3%，他分析應該是因為香港做到了「早確診、早隔離、早治療」，減低了重症患者的數量。相似的，新加坡目前需要重症看護的有22人；台灣則共有15位患者曾使用呼吸器治療。

追蹤接觸者，防止社區感染

當確診病例還只是來自境外，或為小型群聚感染時，追蹤接觸者是防止社區感染擴大的必要手段。

在新加坡，衞生部專門追溯新冠病毒確診患者所到之處的團隊很快成立。確診患者將被約訪，並被要求提供近期活動的信息，以便定位可能有過密切接觸（被定義為距離該人半徑2米內且保持超過半個小時）的潛在患者。來自刑事調查部門的警察也參與追蹤，使用閉路電視錄像和其他調查方法來追蹤人員。

據BBC3月19日的報導，新加坡通過這種方式已經追蹤到了約6000名接觸者。並且，新加坡確診病例中，大約有40%的人是在當局定位到他們、要求進行檢測隔離之後才發現自己已被感染。

台灣也以類似的方式追蹤著接觸者。在台灣出現了第一例死亡案例後，流行病學家們便開始向上遊尋找該病人送進急診室、轉移到重症監護病房的確切時間及他具體的床位。他們還向下遊找到了與他有過密切接觸的人群，甚至還原了他曾參與過的一次家庭聚會的晚宴座席表，用以確定感染是如何在群體之中發生的。據台灣防疫醫師鄭皓元等的報告，在兩周內，台灣就成功監測到了4例病毒在本地傳播的案例。

根據台灣政府規定，只要是有疫區旅遊史，出現症狀後，將送到合作醫院採檢。若是按規定在家檢疫者，如果在期間出現症狀，則由衞生局安排就醫採檢。送醫後若確認感染，將會入住隔離病房或單人病房；沒有感染則返家，但須全程配戴口罩並禁搭大眾運輸。

確診個案將隔離至症狀緩解至少24小時且兩次呼吸道檢體檢驗（意指兩次採檢間隔24小時以上）陰性，才能解除隔離。出現確診病例後，衞生單位展開疫情調查，建立與患者接觸過的「接觸者名單」，對所有接觸者進行追蹤與檢測。

在香港，衞生署及衞生防護中心負責追蹤所有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所有密切接觸者須進入政府開設的檢疫中心進行強制隔離14日。目前，香港政府開設了駿洋邨、饒宗頤文化館翠雅山房、柴灣鯉魚門公園度假村三個檢疫中心。此外，從中國內地或海外回港的人士，若有報稱的香港住所或酒店，則可帶上監察手帶，自行隔離14日，若沒有香港住址，同樣需要進入檢疫中心。

2月21日開始，香港警方啟動俗稱「超級電腦」的重大事件調查及災難支援系統，來追蹤確診個案的接觸者，例如3月初，衞生署表示，超級電腦成功追蹤到一名確診的士司機的28位乘客，以及69位有可能接觸到司機的人。

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稱讚新加坡在解決2019冠狀病毒的傳播方面具有「金標準」檢測能力，發現的病例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新加坡政府發布了一款被命名為「TraceTogether」的應用程序，旨在減輕聯繫追蹤者和調查人員的負擔。該應用程序使用藍牙記錄匿名識別密鑰（只能由衞生部解密），以記錄與某人密切聯繫的人員的行蹤。如果該人被確診感染了2019冠狀病毒，則追蹤人員可以參考此日誌，更快地獲取需要聯繫的人員的準確列表。

「TraceTogether」的開發人員有嘗試讓用戶毋須擔心隱私問題，但是，目前尚未出現任何對該應由程序進行檢測監督的第三方軟件，來評估任何潛在的隱私或監控問題。不過，應用程序中已經出現了一個疏忽——它的代碼包含了一個政府服務的數據庫，這意味著TraceTogether收集了不必要的數據。開發人員稱正在消除這個情況。

為了追蹤自疫區入境者行蹤，台灣政府建置了入境檢疫系統，現場要求有手機的入境者確認手機號碼可以撥通，並線上填寫健康聲明書，資料整合至「防疫追蹤系統」及「電子圍籬系統」。這套系統透過居家檢疫者的手機定位，一旦手機持有者離開檢疫範圍，系統將會發送簡訊給當事人、民政單位、衞政單位與轄區警察。

在香港，一開始政府是靠連通個人手機的跟蹤程式追蹤隔離人士，但被批評隔離人士即使離開居所，也可不被發現。3月中開始，港府訂購6萬個電子手帶，讓須隔離人士配戴手帶，再配上手機程式，跟蹤行蹤。不過，政府也發現一些市民剪斷手帶，擅離居所。

與警惕公眾的溝通

出於對中國的警惕和對港府防疫措施的不信任，在2月和3月，香港民間充滿自救情緒。2月初，港府承認在全球採購口罩「不是很成功」，不同民間團隊和政黨各顯神通，在全球採購口罩，香港本地的口罩工廠亦紛紛設立，在街頭和公共交通中，幾乎看不見不戴口罩的市民。香港眾多專家和醫護人員不斷呼籲普通市民外出時要配戴口罩、勤洗手、注意蓋上廁所蓋，防止細菌從渠道傳染。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2月中公布的研究，8% 受訪者自覺有很大機會感染新型冠狀病毒，99.5%受訪者會留意疫情的最新發展，約90%受訪者加強了個人衞生，如戴口罩、潔手及注重咳嗽和打噴嚏時的禮儀，並避免前往內地。

相較而言，新加坡人對政府的信任程度較高。新加坡政府的運作方式通常是透明的，會定期舉行新聞發布會，並通過網站和官方的WhatsApp等渠道發布消息。但是，疫情爆發後，新加坡人也開始爭相購買外科口罩以保護自己免受感染，儘管政府官員一再強調 ，使用口罩並不是最重要的，而且只有生病時才需要口罩。

只是，這與新加坡人從其他來源（例如台灣和香港）中得到始終使用外科口罩的信息相矛盾。2019冠狀病毒可以通過無症狀攜帶者傳播的消息，進一步增加了政府沒有傳達最佳建議的印象。

面對有限的手術口罩供應，貿易和工業部長陳振聲說，政府選擇「賭一把」，為每個新加坡家庭發放四個手術口罩，來安撫焦慮情緒。在2月27日，距離2月29日的口罩領取截止日期還剩兩天，在137萬合格家庭中，約67％的家庭已經領取了一次性口罩。

台灣則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在確認了首例2019冠狀病毒病例當日，台灣行政院院長蘇貞昌就保證，政府有約4500萬個手術用口罩的儲備量，且每天有能力再生產188萬個。到了2月的第三週，台灣每天便可以生產高達460萬個口罩。3月中旬，台灣每天可生產多達1200至1300萬個口罩，全部用於家庭使用，這一數字到四月初還將增至1500萬個。

必須指出的是，新加坡在本地生產外科口罩的能力不如台灣，直到2月中旬，政府才提出發展本地製造能力。截至3月底，香港一些口罩工廠開始投產，但限於原料不足，產量一般月產百萬左右。

台灣還善用國民健康保險署的數據庫，以每位國民皆有的「健保卡」建立了一個口罩配給系統，即自2月初起，台灣每人都有每週購買三個口罩的額度。由公民技術黑客出任政務委員的唐鳳，更與IT專家合作創建口罩地圖，使人們可以在附近的藥房查找口罩庫存量。雖然被一些藥房抱怨「地圖不準」造成他們營業困擾，但總體而言，這些措施在疫情時期十分安定民心。

台大公共衞生學院兼任教授、流行病學專家金傳春分析，新加坡傳染病中心本身有採檢能力、設有病床，直接在單一機構內整合防疫的完整流程，「甚至比台灣更集中。台灣是把採檢、住院的工作放給各個醫院，台灣疾病管制署本身沒有相關功能。」

「台灣這次有很多衞教、防疫工作，是公衞學院動員校友，自動自發、無償地去教導民眾相關觀念。」金傳春透露，這些公衞學院的校友相當具有社會責任感，啟動民間衞教的時間點，甚至比官方更早。相應的，金傳春認為，新加坡防疫最大的缺點，就是完全「自上而下」推動防疫，人民雖然非常願意遵守規定、但相對來說能動性也較低。

同時，新加坡的隔離要求十分嚴格，違反規定的懲罰也會很嚴重——從罰款，可能的拘留，到失去永久居民身份。3月16日，一位53歲的新加坡護照持有者，就因為未能遵循居家隔離的要求，被政府剝奪了新加坡護照。

結語

自3月上旬開始，隨著歐洲和北美地區回流香港的學生等人數上升，香港每日新增案例也開始快速上升。3月19日，因應海外疫情爆發，港府規定所有抵港人士均須接受強制檢疫，開始在機場附近設立兩個大型分流中心，約100名醫護到場協助。對於個別地區，如疫情特別嚴重的義大利，所有抵港人士均需入住檢疫中心。近日，香港也有不同專家建議盡快找尋地址建立臨時醫院。

許樹昌指出，由於3月19日之前，其實也有大批當時不需要檢疫的人士回港，他們隨後可能在社區潛伏，而香港蘭桂坊出現群聚感染，可能亦與這批返港人士有關；假若從3月18日計算，那麼截止明日4月1日，這批返港人士就抵港14天了，他們個人可能過了危險期。許樹昌表示，「接下來就要留意未來兩星期，這很關鍵，看會不會有進一步的社區爆發。」

就嚴峻疫情，香港政府宣布限制餐飲業營運，於3月28日傍晚起，餐飲業接待客人的數量不得多於坐位總數的一半、每枱最多接待4人，枱與枱之間必須保持1.5米距離；另外，於29日零時起限制人群聚集，禁止4人以上的公眾聚會。新加坡在近日也開始實施更為嚴格的社交疏離準則，但並非嚴格的出行限制——人們必須在餐廳和咖啡館中做到疏遠，但依然可以一起乘坐公共交通。

對於台灣而言，最大的挑戰一樣是：前期的嚴格防堵策略能否堵住社區爆發？不少專家提醒，基層診所、衞生所與老人長照機構的防疫，將會是接下來的工作重點。而清明連假的掃墓移動潮，恐怕也將為疫情帶來新變數。

在SARS的陰影——以及因為這場噩夢而做出的各項準備之下，相較今天被疫情影響的大多國家，新加坡、香港、台灣在過去的三個月裏，或反應迅速、或極為戒備、或皆而有之，也因此讓這三地的疫情曲線，相較其他國家相對平緩。

隨著疫情在全球的加劇，三地一樣要面臨疫情情勢迅速變化的現實，並將自己的邊界封鎖地越來越嚴、將圍堵做得越來越密——但這不意味著平緩的勢頭就能繼續下去。身處疫情不同的階段，政策和準備，需要怎樣隨機應變？考驗著這個世界，也考驗著早早就拉響警鐘的這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