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機構與香港骨肉相連——專訪港台前助理廣播處長施永遠

【编者按】2022年3月7日，据各大港媒消息，香港电台前助理广播处长施永远因病逝世，终年66岁。施永远出生于1955年，1981年加入港台，服务港台逾30年；亦是时事讽刺节目《头条新闻》首代编导和监制，后来官至助理广播处长，属港台的第三把交椅。2021年，新任广播处长李百全上台，机构陆续爆出抽调或停播节目的消息，素以高质素、不吝批评政府著称的电视部公共事务组尤为震央。现在，港台已经换上全新气象示人。风暴初始，端传媒曾专访施永远，他退休后仍心系香港电台，研究港台的“怪”，爬梳港台在香港前途争论中的命运。当时的施永远始终有一个愿望，“将港台成为一个真正的公共广播机构”。

香港电台再一次堕入风暴之中。2月，警方两次去信广播处长梁家荣投诉时事讽刺节目《头条新闻》抹黑警察，不同声音群起攻之，批评迅速升温至另一层面。前特首梁振英要求解雇广播处长，属咨询组织的顾问委员会提议换主持，建制派议员则研究削减港台开支，风波其后亦蔓延至其他节目，包括新闻纪录片《铿锵集》。

施永远见怪不怪，这名64岁的港台退休老将见证过香港电台（港台）多次风波。他1981年加入港台，红裤子出身，曾任《头条新闻》监制及港台发言人，收过恐吓信，看过示威抗议，更被建制报章点名，后来官至助理广播处长，属港台的第三把交椅，位置得来不易。施永远曾公开说过，感觉上司想他执行一些政治任务。

2015年他正式退休，前往修读硕士，心仍在港台，研究论文拷问港台的历史演变——这个电视台既是政府部门，亦是拥有编采自主的公共广播机构，这一永恒的矛盾如何解决？自1928年成立以来，港台有无时机可促成改变？他近年在香港浸会大学硕士班当兼职讲师，提及港台，来自内地同学表示不明白，“为何要骂政府？”不明白的，不仅是施永远的学生。

“我常觉得，香港电台的问题是香港的问题，不是一个部门与机构的问题，这个机构（与香港）是坐在一艘骨肉相连的船上，”面对港台周而复始的困局，施永远这样预测，“你只改变香港电台，根本改变不了。”

两顶帽子的角力

“港台是一个全世界的怪胎，没有一个像港台般的公营广播存在，”甫坐下，施永远劈头便说。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公共广播为市民服务，财政与权力来自民众，非商营或国营，不受政治干预和商业力量所影响。现时英国广播公司（BBC）、日本放送协会（NHK）及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等著名公共广播机构都以独立公司形式运作，由立法机构或公众委员会监察，财政来自公共基金、牌照费、赞助及议会拨款等。

施永远解释，港台的“怪”，在于它既是政府部门，员工属公务员，资源来自公帑，“所有行政及政策要跟从政府”，但同时也有独立的编辑方针，可以监督或批评政府。

“我们常戴两顶帽，一顶是传媒的帽，一顶是政府部门的帽。这可混乱了，到底几时戴边顶帽呢？”

港台分为电台及电视部，其中备受关注的，是电视部的公共事务组，该部门制作《头条新闻》、《议事论事》、《铿锵集》等节目，旨在反映民意，问责政府，监察公权力，坊间对此总有声音：“为何你不帮政府说话？”

“人们常以为港台常做‘反动节目’，但不知道港台九成不是‘反动节目’。”

1989年4月《头条新闻》启播时，施永远已担任编导。他解释，节目某程度是反映社会真象，按过往选举情况，民主与建制阵营的一般得票是六四比，在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更演进至七三比。

“社会有这么多人是这种意见，你真的要反映有好多人有这种意见，你不可以在半小时的节目内，15分钟这边，15分钟那边。”

《头条新闻》旨在政治幽默和讽刺，有人会问，为何被讽刺的多是政府官员或建制派？“当然是讽刺当权者，难道讽刺一个不认识的人？某君？”施永远直言，“那有些党派，为何又要笑他？不是笑那个党，而是有些党派的人真的好好笑。”

“你有无听过蒸口罩？那不是一个普通人会说出来的事。”近月疫情笼罩香港，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蒋丽芸建议市民“清蒸口罩”应对口罩荒，惹来专家反驳，“非因他是左派、民建联、建制派，是因为他做的事，有讽刺的价值。”

有趣的是，施永远指出，港台其实有大量节目，承担著为政府解释政策的角色，只是大家不太留意。“人们常以为港台常做‘反动节目’，但不知道港台九成不是‘反动节目’。”他逐一罗列，包括讲述消防员工作的单元剧《火速救兵》，跟证监会合作讲述财经问题的节目，有解释《基本法》的节目，还有宣传警方执法的节目《警讯》。

《警讯》1973年启播，是香港社会在经历六七暴动、警队贪污时代后的产物，由警察公共关系科与港台合拍，每周一集，主要在黄金时段播出，以戏剧形式重现各式犯罪手法，亦会介绍警队各部门，可谓警队的官方宣传片。

一切工作，为何政府仿佛看不到？“或者他不想看到，或者认为做得不够。”

施永远进一步解释，其实说到底，两顶帽子不一定永远矛盾，即使是政府的工作部门，同样有不少承担著监督政府的角色。他举例指，审计署核查政府帐目，申诉专员专门接收投诉、监察政府公共施政，廉政公署甚至有权力拘捕公职人员。“为何人们认为，香港有些部门可以做这样的事，但香港电台发挥同样功用就不行？”施永远反问。

“香港电台也是不想政府衰，不想社会衰。而且那些不是港台的意见，港台是一个平台，告诉你社会上有种意见。”

转型问题遇上香港前途争论

5年前，施永远从港台退休，投身香港中文大学修读比较及公众史学，论文题目为“香港电台争取成为公共广播机构的历史剖释”。他说，从港英时期一路走到回归，历届政府也想解决港台两顶帽子的问题，最终时局所限，港台至今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广播。

结果港台是否转制的问题，变成了政治事件，往后却无法处理了。

1928年，港英政府先后开设英文及中文广播，1954年正式成为一个政府部门，后开设电视部，新闻采写则由政府新闻处负责，1973年才成立独立新闻部，3年后正式命名为“香港电台”。

施永远观察，1984年是第一个重要拐点。当时，政府委任广播事务检讨委员会检讨港台的运作，研究港台不同形式的法团地位，翌年发表报告。1989年政府认同，考虑到经济及运作效率，公司化对港台是最佳方案。

不过，同一时间，除港台之外，还有其他政府部门在等待公营化，包括把卫生署和医务署转为成立独立法定组织医院管理局，“政府看上来，哪个最紧急？当然是医管局，死人的嘛。”

时任广播处长张敏仪多年前接受港台访问时，提及了这个细节，1988年年中，港台与布政司开会，尾段“几乎可以通过独立的方案”，但当时卫生福利司黄钱其濂急忙冲进来表示，如果港台先行改组，会影响他们的谈判。医管局改组牵涉两万多人，包括大量前线医务人员，而港台只有一千几百人。张敏仪预期，医管局问题可以在半年内解决，所以让对方先行，然后才轮到港台。

风起云涌的89年随即到来，计划并未如愿。张敏仪说，“可惜事隔六个月后，便发生六四事件，结果港台是否转制的问题，变成了政治事件，往后却无法处理了。”

施永远补充，在80年代末，中英双方开始就香港前途争论亦是因素，政制白皮书出炉，香港在1991年进行首次立法局地区直选。“当时有人（不管是来自什么阵营）觉得奇怪，为何政府会提供一个平台予对方，对方为何说这么多来批评政府？”

1992年，港台转型的问题，甚至被带至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讨论。“死了，层次一下子去到那么高，（小组）讨论香港怎样过渡，你将港台摆落去，你都知道很大剂（问题很大）了，”施永远说。

同一年，彭定康就任最后一代港督，在首份施政报告提出取消区议会委任制、增加立法会直选议席。时任港澳办主任鲁平认为，此举是“三违反”，更直斥彭是“香港历史上的千古罪人”。

有声音亦开始怀疑港台的角色，施永远形容，坊间有猜测指：“港台这公司是有阴谋的，会将言论（空间）仍然留下，给予民主的声音，或者英国人的声音。”

1993年，港英政府正式拦置港台的公司化建议。“基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政府最终决定不推行此方案，”后来的立法会文件这样记载。

不了了之的检讨

两顶帽子没有成功分割，港台与政府开始利用各式契约，划下权责界线。

1993年，政府先与港台签订架构协议，订明港台编辑自主，并由广播处长出任总编辑。两年之后，港台与广播事务管理局（现为通讯事务管理局）签订一份谅解备忘录，自愿遵守局方制订的节目标准。

“那是港台自己要求、自我约束的东西，政府的广播机构是不受法例管束，港台觉得不应该，”施永远说，后来，港台认为这还不足够，进一步出台内部守则，“公布天下，若不依守则，你随便来寻仇。”

《节目制作人员守则》在1998年发出，历年更新，但莫不强调，在奉行编辑自主时，亦须履行编辑责任，包括适切的不偏不倚，也列明处理投诉的机制。

不过，这一系列文件，无法让港台成为一个真正的公共广播机构。

2006年是另一个港台关键节点。港府成立公共广播服务检讨委员会，翌年委员会向政府提交报告，指出港台以公帑营运，“并不足以使港台成为公共广播机构”。报告认为，港台属政府部门，有责任推行政府政策；架构协议中编辑独立的陈述是“出于良好意愿，却不能改变上述事实”，政府的身份“使其独立性蒙上阴影，而且不论公平与否，往往使该台节目的公正性受到质疑”。

委员会就此建议，应该另立一个新的公共广播机构。那港台能否直接改组过渡至新机构？报告罗列曾研究过的因素，如：港台机构文化浓厚，转型亦会影响原为公务员的雇员等，强调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不利于新机构。至于成立新机构后，政府如何调整港台的角色，委员会认为“超越检讨范围”，“不作评论”。

最终，特区政府的决定是，港台继续保留政府部门的身分，“负起提供公共广播服务的功能”，并订立改革措施，将架构协议及谅解备忘录改为一份由政府发出的约章，同时引入一个由行政长官委任的顾问委员会。

至于全新的公共广播机构，不了了之。

“没有证据”的警吓式升迁

架构没有改变，港台双重身份的冲突至今未息，掌握编采方针的广播处长，角色尤其关键。“因为与政府的关系，接头的就是广播处长，他是总编辑嘛。实际上有没有（干预），要广播处长才知道。”施永远说。

很长一段时间，港台的广播处长要不内部升迁，要不传媒出身。2011年9月，香港电台来了第一个空降而来、出身政务官的广播处长邓忍光。政务官属高级公务员，定期被派往各部门，制定政府政策，邓忍光被质疑是带著整顿港台的任务上任，港台员工当时身穿黑衣、铺黑地毯来迎接他。

“就算他不是（代表政府），你也要alert些，做传媒的责任是永恒的醒觉。”施永远说。

两年后，施永远与邓忍光掀起一场大风波。

“你知道的，他暗示你做什么，不做什么，一定不会有人录音，一定不会有表面证据。”

当时，施永远已经担任署任助理广播处长一年，主管电视及机构业务。署任（编按：acting，代理）是指代理某一悬空职位，一般被理解为升职前准备，任期为六个月或以上。多间传媒引述消息指，施永远直属上司、副广播处长戴健文对其工作表现评价正面，但邓忍光计划终止其署任，变相降职。

当时流传，邓忍光曾要求停播报道立法会新闻的节目《议事论事》，同时将《铿锵集》及《头条新闻》由高收视的无线电视（TVB）调至低收视的亚视播放。《城市论坛》曾在节目中放上空櫈及拒绝出席的主事官员名牌，邓忍光认为此举令官方尴尬，惟施永远则支持前线决定。

“你看看，杀鸡儆猴，这样的人能够升，那样的人无法升。”

消息曝光后，施永远现身受访，他表示，那是入港台以来感受最大压力的时候，感觉邓忍光要求他做政治任务，未有明言具体任务为何，但承认邓忍光曾与编辑们讨论上述节目安排，并透露有港台同事也感受到政治压力。他曾希望可以在《权力及特权条例》保障下到立法会作供，但遭建制派否决。

7年后，端传媒再追问当时具体的政治任务为何，施永远仍然没有正面回应：“你知道的，他暗示你做什么，不做什么，一定不会有人录音，一定不会有表面证据。”

回忆当时内部讨论，施永远透露，“《铿锵集》是旗舰节目，你突然放在一个无人看的时段或channel，会觉得不合适。你会否将重要新闻放在（报章）第八页的角落？”

他回想，尽管和上司争执让人不舒服，但还是要“讲清楚道理”。他认为，香港议会仍在成长阶段，《议事议事》没有停播的理由。至于空櫈事件，他指出这是一种重要姿态，“站在公众利益，（主事官员）有责任、有公职但无履行，我们应该代公众有所表示，你应该服务大众。”

和上司争执并非没有代价，“可能你部门会没有那么多资源，或者你前途不会一帆风顺”。施永远最终署任了两年多，2014年才正式“坐正”，比正常程序多了三倍时间。

2015年，施永远退休，接任的陈敏娟，先后署任助理处长近两年、署任副处长逾一年。无独有偶，施永远与陈敏娟的共通点是由电视部公共事务组出身。

如何理解这种拖延升迁的举动？“政府只要程序正确，事情多坏也好，也是无事的。”不过，施永远指出，这样的举动难免带来一定的警吓作用，“你看看，杀鸡儆猴，这样的人能够升，那样的人无法升。”

广播高层要守住的，是来自各方的压力，在此位置安放什么人，某程度决定港台的方向和坚持，施永远直白，“你是可以‘种人’，例如升什么人，不升什么人。如果不想公共事务组的人那么强，那我就多放些综艺节目、或者其他负责拍摄而不涉及编采的人，在接班上的占比重些。”

重复的历史

看著近日的港台风波，施永远觉得，历史在重演。

当年施永远作为《头条新闻》监制，不时与批评者交锋。有“徐大炮”之名的全国政协常委徐四民，在1998年两会期间直指，《头条新闻》“阴阳怪气”。施永远与团队邀请对方来受访。建制报章点名批评施永远，他亲自撰文回复，笑言彼此是笔友。

他也曾收过恐吓信件收过，随信附上怀疑炭疽粉，“当然丢掉，难道报警？最好笑的是，有人在威吓后说，你用施永远这个假名也没有用。他不信有这个名。”

2001年《头条新闻》主持人林超荣模拟新闻报道，讲述“塔利班政权”发表施政报告，借喻香港人及行政长官，分别为阿富汗居民及塔利班，指施政报告为“施舍报告”，惹来极大争议。当时行政长官董建华回应传媒查询时形容，节目属“低趣味制作”，扬言“我不想评论”。

有声称无党派、无组织的一群市民来抗议，面对这类型的示威，施永远一笑置之。“搞错了，叫林超荣下台，他无得下台，不是职员，我才可以下台。”

他说，港台与商业电台的大楼只是一墙之隔，不时会有人去错地方。“都一样，都是嗌那些口号，都是捞乱商台和港台。”相似情节，近年亦有上演。

当年建制派对港台口诸笔伐，施永远实事求是，找来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进行调查，“想搞清楚，（香港人）想不想要《头条》这类节目，（讽刺）猛烈程度应去到哪里。”

研究结果显示，48%受访者喜欢看讽刺性电视节目，28%不喜欢；调查又反映，没有证据显示观众把事实与讽刺性的内容混淆，反而显示节目有盛载观众情绪的作用。

18年后，针对港台的投诉蜂涌而至，他建议，可能也是时候重启一次调查，让数据说话。

不过，当年负责调查的理大政策研究中心已因经费问题不再做民调工作，而拥有28年历史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去年也脱离了港大。经历大半年激烈的社会运动之后，眼前的香港，早已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氛围。

“讲笑开始有限度，《头条新闻》讲笑而已，但还是不要乱讲好了。”施永远说，“以前怎会有前特首闹《头条新闻》？前特首是政协副主席，是领导人，是有份量的。”

他说，社会两极化，支持、反对者也不会认真讨论港台去向，传媒舆论不像昔日般关心，港台不再是此城的话题，广播处长要应对的，比过去亦更困难。“这场仗，形势是好恶的。”

兜兜转转几十年，施永远还是认为，拆解困局最简单的方法，是将港台成为一个真正的公共广播机构，“大家也甩了这个政府部门包袱”。然而，“要说服的人”，并不在香港。

“这个难了。你与意识形态不同的人，讲一样不能接受的事，如何appro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