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无家可归”者：中国留欧学生的疫时回国记

“我是很怕死的，大概从一个月前就开始避免公共交通了。”小依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的中国籍博士生，目前居住在伦敦。 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情况，她临时拟定了一个“宅家计划”。

小依从武汉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就开始紧张了，因为当时有传闻称，一位武汉女性在封城之前从武汉飞到北京，又从北京飞到了伦敦，是伦敦的第一例输入型病例。“但当时周围的华人朋友大部分也都很Chill（不在乎），春节的时候大家还一起吃了年夜饭，还到外面去庆祝了。两周之后还有人叫我去吃海底捞，我经过两三天的“心理建设”之后才答应。”

信息焦虑与舆论漩涡

据小依回忆，伦敦的疫情开始严峻起来，是在一个月之前的二月底，“虽然当时只有十几例确诊，但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的话，疫情（接下来）是很难遏制住的，只是在多大程度上破坏掉正常的生活秩序的问题。”

她本来买了100个口罩准备捐给武汉，后来被朋友劝阻了，“他们（朋友们）说，你傻吗？100个口罩能顶什么用？你还是自己留着吧。”那时候英国已经买不到口罩了，留学生之前买了大量口罩运往武汉。 ”

在戴口罩的问题上，小依也遭遇了和英国当地人的分歧。

她学校里的一位老师就认为，戴口罩在某种程度上散布了恐慌。“他说我能理解你是为了不传染别人，也是保护自己，但你戴口罩就说明你有潜在的被感染的风险，别人看到你戴口罩了，可能会觉得他们也应该戴口罩，但他们已经买不到口罩了，这是不是会造成恐慌呢？”在小依看来，许多英国人觉得，恐慌和歇斯底里（panic & hysteria）造成的危害比疫情本身更大，“我觉得英国人对戴口罩的态度能说明他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之后，小依开始考虑要不要回国。“因为英国的措施依然是非常温和的，不是雷厉风行的。（他们）的确在处理，但不是把它作为头等大事来处理的。后来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对比了每千人ICU床位数，发现英国是非常低的，我就有点担心了。”

据统计，英国每十万人的ICU病床数是6.6张，而同期的德国是29.2张。

本来已经囤积了不少食物准备自我隔离的小依，在这时又发现了她“宅家计划”的一个漏洞——药品。“我的朋友给我开了一个药单，是那种可以在药妆店买到的非处方药，我打算照着药单采购的时候，发现网上和实体店全部卖光了。”

这时从伦敦直飞回中国的机票价格已经比平时翻了三倍，只需要一次中转的票基本也卖光了。但最终让小依决定留下的，是隔离政策的不确定性。“当时我考虑从上海入境，因为我知道北京的隔离政策肯定是最严的，首先要确保的肯定是首都的安全，而不是我的安全。我觉得这些措施是合理的，可以接受，但后来看了特别多机场人挤人的照片，以及朋友们转发给我的归国人员自述的隔离经历，太劝退了。”

在采访中，许多欧洲华人与留学生都表达了类似的担忧，认为疫情大爆发在所难免，不信任当地政府的防疫措施及医疗系统反应速度和承载能力；在健康人要不要戴口罩的问题上与当地人存在分歧；担心一旦宣布封城或者出台更加激进的措施，生活必需品会缺乏保障，等等。在其中一些人的考量中，这些担忧战胜了长途旅行的风险，和落地隔离政策的不确定性。

但最终是否选择回国，还取决于一些个人原因。比如，许多欧洲的大学已经停课或改为网上授课，甚至关闭了校园，留学生留在当地没有意义；已经工作或者成家的人，则很难说走就走。再比如，有受访对象本身有慢性疾病，留在国外得不到有效抑制，担心疫情期间去医院感染风险大等等。

海外华人和留学生普遍依赖当地的华人社群，在疫情期间，这些社群——通常以微信群的形式保持互联——也充当了“信息中转站”的角色。小依提到：“比方说一个三四百人的大群里面，肯定有人非常恐惧，这种恐慌也会传递给别人。”华人圈子里传播的一些假新闻，也在这些微信群中发酵。小依记得曾经有一则消息说，一个曼彻斯特的学生感染了2019新型冠状病毒，没有去医院，在自己的宿舍里去世了。这则消息流传很广，以至于后来中国驻英大使馆直接官方辟谣。

在某种程度上，信息成为了一种人人都想占有的资源。“一些朋友也会想要自己建小群，大家都怕自己的信息不够丰富、不够畅通。建小群的理由是，有一些信息你可能会转到更亲近的人的小群里，而不会转到几百人的大群里，这种心态非常好玩。”

国内外的信息不对称也困扰着留学生，国内的一些自媒体对欧洲疫情不负责任的夸大，让他们的家长也陷入了恐慌，关于要不要回国的争论让家庭关系紧张起来。没有回国打算的留学生需要不断地说服、安慰家长，这也加剧了他们自身的焦虑情绪，“最怕的就是父母开始哭哭啼啼”，小依说。

在中国国内，舆论对于归国人员的态度，也经历了转变。一开始，舆论主流是“国内疫情进入尾声，国外水深火热，华人和留学生纷纷回国避难”。很快，舆论就转变为强调回国避难的风险，呼吁海外中国公民仔细斟酌，甚至开始污名化归国人员，说他们是“千里投毒”。

从3月中旬开始，一组关于海外疫情的公众号文章引发了关注。这些文章从标题到内容都高度相似——多以《疫情下的X国：店铺关门歇业，有家难回，在X城待着太难了》为标题——显然是批量炮制出来的，只是替换了必要的地名、人名、天气等信息。

据上海的《澎湃新闻》报导，发布这些文章的60余个公众号，都是针对海外某一城市或国家的华人群体的，常用的账号名称有“掌上X国”、“XXX华人信息港”等等，它们分属于三家公司，而这三家公司都注册在福建省福清市——一个知名的海外中国移民输出地，而这三家公司，都与一个叫郭红的人有关，可以认为它们是同一个运营主体。

有人认为，正是类似的虚假报道在海外华人群体中间引发了恐慌，导致大量华人集中回国，给输入人口的防控制造了压力。

而就在这些夸大海外疫情的报道引发了舆论关注之后，这一公号矩阵风向一转，又推送了一波以《留在X国的华人华侨：囤积食物自我防护，思来想去还是暂时不回国好！》为标题的文章，鼓励华人留在海外。

归国后的48小时

生活在马德里的小樽在3月18日凌晨5点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那时，她还没料到之后的两天她会经历怎样的曲折回家路。

小樽曾从事足球相关工作，在她看来，西班牙疫情的爆发与几场关键的足球比赛有关。2月26日，西甲劲旅巴塞罗那与意甲球队那不勒斯的欧冠淘汰赛在那不勒斯的圣保罗球场举行，数以千计的巴萨球迷跟随球队去了意大利；3月2日，西班牙的国家德比（巴塞罗那VS皇家马德里）在可容纳8万观众的伯纳乌球场举行，刚刚去过意大利的巴萨球迷又大批涌入马德里。3月8日，西班牙全国还举行了妇女节平权大游行，仅马德里就有12万人参加，很多政治人物——包括西班牙首相的妻子贝戈尼娅（María Begoña Gómez Fernández）——都参与了这次游行，这一天也成为西班牙疫情爆发的一个节点。

3月13日，西班牙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出台了第一波强力防疫措施。这天，小樽已经持续了一个月的咽喉炎再次复发。“我从2月开始咳嗽，看过三次急诊，都被诊断为咽喉炎。医生只给我开了用于止痛的布洛芬（Ibuprofen），但症状一直没有好转，断断续续复发。13号这天，我嗓子疼得很厉害，冒着风险去看了急诊，排除了新冠（Covid-19），但医生告诉我，如果想做进一步的检查，要预约耳鼻喉专科，在疫情期间，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担心咽喉炎再次复发就医困难的小樽决定回国。“当时已经有很多国家开始限制疫区国的旅客过境，转机的机票也很难买了，我很幸运抢到一张17号马德里直飞北京的机票，单程票价要2万1，大概是平时的4倍。”

小樽说自己赶上了回国潮的最高峰（3月15日到18日），国内的隔离政策也是一天一变，但她还是没有想到，17号中午11点从马德里起飞后的两天，将会以这样的方式度过。

小樽所乘的航班于3月18日凌晨抵达北京。在飞机上，所有乘客已经开始填写疫情期间的特殊入境表格，表格的内容每天都在变，以至于飞行期间又更新了最新版本，最开始填的作废了，只能落地后重新填写。“每一版都比前一版更细致、更严格。我如实上报了自己咽喉痛，被列为了重点关注对象，在过海关之前就被带到了一个单独检查的地方，有医生一对一地询问我们的情况。”

“先是用水银温度计测体温，然后详细了解我们的情况，医生会综合所有的信息做出一个判断，是做完咽拭子采样之后就放行，还是不能排除疑似，需要做进一步的医学筛查。我就属于后者。”

随后，需要进一步筛查的旅客被分成3到5个人一组，用救护车接到北京市的传染病医院地坛医院。在小樽到达的两天前，SARS时代用来集中收治病人的北京小汤山医院开始承担归国人员核酸检测的工作，此前一直只有地坛医院一地。上午11点左右到达地坛医院时，小樽发现她们是当天的第一波旅客。然而仍然有人排在她们前面，这些都是前一天（3月17日）到达的旅客，他们已经在这里滞留了一夜，等待核酸测试结果。

“地坛医院开辟出了一小块门诊用于接待我们这些归国人员，大部分等候的旅客只能待在户外的小花园里。我们开始挂号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了，按照先后顺序，每个人拿到了一个号码，我是第100号，70号之前，都是前一天到达的旅客。”

和正常门诊的流程一样，小樽和其他入境旅客等待叫号，看医生，按照医生的要求去做检查，检查包括血常规、肺部CT和核酸检测，所有检查加起来一共花费500块人民币左右，费用自理，可以走医保。前两项检查都是一个小时出结果，但核酸需要至少六个小时。“我做核酸取样的时候，已经晚上9点了，这意味着我当晚肯定拿不到检查结果，肯定要在医院过夜了。”

当天，北京遭遇了春天的首场沙尘暴，局部地区阵风达到10至11级。医院为等候检查结果的旅客在住院部安排了一些床位，也在门诊外的露天空地上搭起了能容纳二三十人的帐篷，帐篷里提供棉被。但住院部床位有限，帐篷里人员密集，小樽担心有风险。在北京的姐姐给她送来了一顶小帐篷和一些吃的，让她在小帐篷里将就了一夜。据她回忆，和她一起在风声大作的室外过夜的，还有约50人。

第二天早上6点钟，小樽在医院的自助机器上列印出了自己核酸呈阴性的结果，但还需要医生开具诊断报告。“但整个上午都没有任何人叫我们的名字，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可能也是因为有记者来采访，医院上下都在配合他们采访、拍视频，同时还不断有当天新入境的旅客到来。”小樽说，直到看见前一天晚上在住院部休息的人已经陆续上了大巴车，她和其他等在门诊部的人才集体去找人询问情况，催促院方尽快开具报告。“‘闹’过一番之后，就开始有人叫我们的名字了。”

拿到报告之后，一行人被大巴送到了位于一座会展中心的临时转运处，各省驻京办负责转运的工作人员都在那里。小樽要返回上海，在那里找到了上海的转运负责人。负责人带着她和另外五个人回到了机场，他们要乘坐当天（19号）晚上10点的航班飞往上海。她从西班牙带回来的行李，这时还滞留在机场，前一天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她从海关直接被送往医院，还没来得及取行李。

“全程的每个环节都是有人组织、有人陪同的，带我们去医院的人把我们交到上海的转运负责人手里，转运负责人陪我们办完所有登机手续之后，又把我们交到机组人员的手里。到达上海之后，我们又在机场安检人员的陪同下再次填表、做健康检查、取行李，然后被送到虹桥机场的转运中心，这里有上海各个区的转运负责人。”

本来以为将近两天的入境流程就要结束，可以回家隔离的小樽，这时又从徐汇区的转运负责人口中得到了一个令她崩溃的消息。“徐汇区的政策是，如果选择居家隔离，就要再做一次核酸检测，8小时出结果。我说我在北京刚做过，他就让我到了‘地方’，把地坛医院的诊断报告给工作人员看。”

那个“地方”是一个体育馆，里面每隔两米摆着一张躺椅，“有点类似方舱医院，等待核酸检测结果的旅客可以在躺椅上休息，还有免费wifi，场地中心摆着一台电视，比北京条件好很多。”

20日凌晨3点钟，小樽到达体育馆，又在这里等候了三个多小时，六点半的时候，她终于登上了回家的大巴车。这距离她降落在北京机场，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天。

小樽说，这两天她最大的感受就是，为了防止海外输入型病例，国家的投入是不计成本的，甚至是“反人性的”。每一个环节上的每一个人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论是监控者还是被监控者，不仅是不眠不休，而且冒着被感染的风险，“这一路太不容易了，所有人都很不容易”。

但出乎她预料的是，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人都心态很好，除了在地坛医院要求诊断结果时的短暂激动之外，都在尽量配合。“我可能是最崩溃的一个吧，在地坛医院做核酸检测的人里面，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打扮得非常潮的留学生，他们心态都挺好的，也没有‘公主病’，有几个20出头的男生就点了麦当劳，站在外面熬了一夜，有一个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甚至还在等候验血时坐在诊室外面的走廊地上写论文。”

她猜测这种心态和网络上的舆论有关，“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当时网上的舆论已经对归国人员很不友好了，大家都想尽可能地配合，尽可能地表现好。”

全球化与风险

随着大批国际航班取消，中转国政策不断更新，入境检查、隔离的政策持续收紧，海外中国留学生回国，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了。

伦敦国王学院在读博士小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谈到，留学生的精神状态普遍很紧绷。一方面，欧洲的疫情眼看着越来越严重了，确诊和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很多城市已经开始实行封城；另一方面，中国和中转国的入境、过境政策也越来越严格，离开越来越成为了不可能的选项。“留学生每天接收的都是负面信息，很多人为了查机票凌晨四五点钟才能睡觉，还有人同时买了三个航班的机票，同时被取消了。”

同时，针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并没有因为欧洲内部的疫情爆发而停止，小王说，几乎身边所有朋友都遭遇过攻击，被人指着喊“coronavirus”。“我们感觉自己变成了孤岛，在英国受歧视，中国也不欢迎你，只有留学生之间互相取暖。”

除了直接的种族歧视，许多中国留学生还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他者的隔阂感。小依在3月19日的疫情日记中记录了在金融行业工作的朋友的观察：“身边的白人老板和同事们，是真的从未平等地、以人及己地看过中国的新闻——这些分析员是追着中国的新闻看的，他们从封城开始就关注疫情的进展，因为这事关全球的金融市场，但他们仍不觉得这和自己的生活有关；等到再近一点，意大利也陷入困境，但办公室里仍然在以‘流感’谈论着新冠（COVID-19）——为什么呢？

“因为仍然觉得那里是中国、是意大利吧；因为这里是英国，一直体体面面的英国。这里的人们在心里仍有不愿承认的或者不自觉的傲慢：中国和意大利的灾情严重应该是因为那里的管理混乱，因为医疗能力不够，因为中国是个体制不同的国家——如果疫情真的暴露出什么全球化的问题，那就是即便交通和通讯技术让人们连在一起，但在英国社会里，理念上中国仍然是一个他者，并不在自身经验之中。” 小依写道。

一方面，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大爆发，足以证明在病毒传播的普遍性和无差别性面前，这种建立在制度和文化优越感之上的傲慢，只会带来对风险的视而不见；但另一方面，制度和文化的差异，的确影响着不同国家应对疫情的策略，这种差异也是让中国留学生在海外感到不安和恐慌的原因之一。

在一次与德国留学生的对话中，病毒疫情下的“网红医生”、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就谈到：“中国做得好在两方面，一是输入人口的管控，这是全球都能做到的；而是社区的管控——这个可是除了中国全球都做不到的。”张文宏指出，防控的策略分为两种，一种是 lock down（封锁），一种是 slow down（延缓），欧洲很多国家——比如德国和英国——采取的都是 slow down 的策略。这种策略与 lock down 相比，是无法短期见效的，但对于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这是正确的选择。

德国韩裔哲学家韩炳哲在近期发表在 write.as 上的一篇文章也指出，亚洲在应对2019冠状病毒疫情上比欧洲做得更好，主要取决于几点“优势”：首先是专制的文化条件下，民众更顺从，日常生活的组织也比欧洲更严格；其次是大规模的数字监控，移动网络供应商与政府机构共享数据，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产生了大量的影像资料，方便追踪（潜在的）感染者；最后一点是戴口罩的文化习惯。

他同时指出，防控病毒传播需要的是“免疫组织化”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由边界和围栏构成，但全球化废除了所有的“免疫门槛”，以便为资本铺平道路，促进商品的加速流通。在韩炳哲看来，COVID19病毒带来的恐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对敌人不设防”的社会中，病毒对全球化带来的过度生产、过度交流的现实提出了新的挑战。

全球化加速了病毒的跨国、跨洲传播，但另一方面，病毒的传播也揭示出全球化的另一重现实，那就是它仍然是围绕一个或多个中心向外辐射的结构，处于这一结构边缘的国家，不仅只能有限地享受到全球化的红利，还要加倍地承受其恶果。

几位留学生在接受采访时都谈到，由于航班大批取消，中转国针对过境旅客的政策的持续收紧，在欧洲其他国家中转首先成为不可能。大批留学生转而选择在泰国、新加坡等地中转的航班，但这些国家也相继出台了政策，要求过境旅客提供健康和保险证明，由于欧洲许多国家不给无症状的民众进行核酸检测，更开不出健康证明，所以原本买了在东南亚国家中转机票的留学生，不得不退票，改为在非洲、中东国家中转。

但事实上，疫情在中东和非洲的大规模爆发已经不可避免，欧亚之间的过境航班无论是对旅客还是对当地人来说，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欧洲-东南亚-中东/非洲，可以被认为是全球化系统中的三个层级，它们之间既是联通的，又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不仅体现在利益的分配上，也体现在风险的分配上。

不均衡的风险分配，同样体现在不同阶级之间，3到4倍的民航经济舱溢价已经给疫情期间的跨境流动增加了阶级门槛，更有人为了规避旅途中人员聚集的风险，选择乘坐私人公务机回国。在一些网传的无法确证来源的聊天截图中，从欧洲飞回中国的公务机一个座位售价在20万人民币上下。记者曾试图联系包机服务的提供商和预订者（后来由于政策原因，很多公务机被禁飞），但他们都拒绝了采访请求。

在这一全球化进程处处碰壁的时代，2019新型冠状病毒或者似乎召唤着一种新的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政治——它既是关于普遍的风险，普遍的生存境况，普遍的死亡的；也是关于不同的制度、政策逻辑，区隔的人群，和不等价的生命的。而由于种族、国籍、文化归属、政策偏好和信息不对称等种种原因，在重新筑起的边界和有条件的流动之间无所适从的留学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疫情期间的“无家可归者”，一种生物危机中的难民。

（应受访人要求，小王、小樽、小依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