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路：疫情阴影下的中美脱钩前景——有所缓和还是加速分离？

在三个月前，世界经济的最大挑战还是中美脱钩。而今天，中美脱钩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可能只能算得上是“第二大”麻烦了。席卷全球的2019冠状病毒疫情，牢牢占据了市场和政府的全部注意力。中美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对于贸易战，乃至中美的脱钩进程，又会有什么影响？

中国：会负增长吗？

假设3月经济活动稍微回复，中国经济2020年一季度的现实问题是会不会衰退——中国自1992年开始报告季度GDP以来，还从未报告过负增长。

中国二月份公布的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是35.7，而非制造业（主要是服务业）的PMI则为29.6。普通读者并不需要太熟悉中国的统计数据，根据历年数据的比较，就可以看出两个数字已经“低到坑里”，均为史上最差表现。简单来说，PMI指数高于50意味着预期扩张，反之则为预期收缩。二月的数据显然已经超出了历史浮动的范围，出现了自由落体式的下坠，幅度都已经超过了2007-2008金融危机时的最坏表现。

疫情在全球的错峰爆发，重击了中国经济两次。中国疫情爆发时间点近春节，大量工厂季节性停工，本身是出口生产的淡季。对于依赖中国工厂的跨国公司供应链来说，如果大部分中国地区在一季度能够走完疫情从爆发到平复的曲线，在二季度恢复产能，那么供应链的冲击不会太糟。

但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种糟糕的组合。国内疫情爆发让春节期间本应活跃的服务业近乎全部停摆，消灭了内需；国外疫情在3月的大量爆发则会让欧美经济停摆，中国好不容易回到工厂的工人们，可能要面对减少的订单。

2月的数据基本上意味着，一共占经济比重95%左右的制造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在当月出现了两位数的负增长。这时回过头去看2019年底，那一场关于中国经济是“保6”还是“保5”的争论，让人有一种 “今夕何夕”的恍惚：官方数字尚且如此惨淡，一季度的中国经济，绝不可能有“保5”的奢侈。假设3月经济活动稍微回复，中国经济2020年一季度的现实问题是会不会衰退——中国自1992年开始报告季度GDP以来，还从未报告过负增长。

美国：美联储不是医生

美联储面对并不是一场金融危机，量化宽松的方法或许可以应对金融危机，但公共卫生事件驱动的实体经济衰退显然超出了货币政策的范围。

而美国最近的经济动荡表面上有很多因素：沙特和俄罗斯在石油产量问题上的分歧冲击大宗商品价格，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无法进入股票和债券市场，美股估值处于历史高位存在回调压力等等。独立来说，这些因素都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市场，但却很难解释10天4次“熔断”，波动率奇高的史诗级市场动荡。

美国对冲基金桥水（Bridgewater）在3月19日发布了一份研究，用三个不同的方法（其中一种是比照中国发生的情况）估算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虽然方法不同，但结果出奇地接近：在没有有效干预措施的情况下，美国全年因此次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将在4万亿美元左右，造成国内经济负增长约6.5%（因为美国疫情3月份才开始爆发，因此经济冲击在第二季度最为严重，桥水预测当季负增长近13%）。桥水的报告同时指出，这4万亿美元的冲击，将在全世界范围内放大到12万亿美元——几乎是一个中国的经济体量。

当然，这种估算是建立在货币或者财政政策完全不干预的情境下。实际情形中，美联储这次的动作比金融危机时要快速和果断的多。3月15日，美联储甚至等不及原定于两天之后的议息会议，就在一个周日的下午决定降息，并罕见地调整了美国的利率政策框架（如贴息窗口的使用规则），摆出一副“什么都可以考虑”的姿态：降息的油门已经基本踩到底，量化宽松的魔盒也早早打开。

美联储开出的，是一副当今经济教科书里的标准“药方”：金融市场价格下跌是因为需求不足，需求不足怎么办？增加货币供应。利率到零之后，央行还可以入市直接买资产，这是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

但从市场的反应来看，美联储如此强力的货币政策目前没有起到效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联储面对并不是一场金融危机，量化宽松的方法或许可以应对金融危机，但公共卫生事件驱动的实体经济衰退显然超出了货币政策的范围。2007-2008金融危机中，次贷“爆煲”之后带倒一大片银行，从而引发系统性危机，但美国今天并没有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的迹象，虽然股票和债券市场因为去杠杆而流动性紧张，但银行间市场并不缺流动性。

相比美联储的 “救市方案”，市场更需要的是“救人方案”。货币干预或许可以刺激需求，但无法改善经济基本面。市场看到的情况是：在未来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美国人将无法工作（极端情况下人口还有可能大幅减少），工厂无法生产，商业无法经营，贸易无法进行。如果经济生产活动无法开展，那么市场资金再充裕也没有意义。

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强化了金融监管，奥巴马时期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从隔离风险角度，限制银行间市场资金流向股票和债券市场，出发点是维护金融稳定，但在当前情况下也让货币救市措施大打折扣。美联储虽然一开始就下了重药，但第一不对症，第二其重手程度反而让市场反过来猜测经济的恶化程度是不是超过了此前的预期，悲观情绪进一步加剧。

当前这种情况更接近于战争或者大型自然灾害。但在战争情况下，市场可以合理预期财政干预，战时政府一般都会大量花钱，进而在一段时间内支撑经济。但2019冠状病毒疫情似战争却又不是战争，美国国会是否能够在短时间内（这个很重要，因为财政政策的实施通常需要较长时间），通过实质性的拨款法案，还是不小的未知数。毕竟，掌握拨款之权的国会民主党人不久前还在尝试弹劾总统。3月23日，国会最新一轮关于紧急拨款的磋商无果而终。疫情危机在美国，有着近乎于战争的经济杀伤力，却不一定能享受到的战争的经济支持待遇。

疫情危机：贸易战的转机？

如果美国政府选择在经济形势严峻的当下，向大众解释与中国贸易和解是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将会是一件符合美国社会历史经验的事情。

在2019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之前，中美贸易战就已经降低了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期，其中又以中美两国的受损最为严重。疫情危机对中美经济的额外重创——特别是对美国的冲击，也给贸易战和解提供了一个可见的出口。

美国在之前的贸易谈判中一直相对强势、拒绝妥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经济情况相对于中国更好。而这次的疫情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拉平”了双方的差别，美国政治对于市场动荡又极为敏感，因此如果美联储的货币干预一直不起效，国会的拨款又无法落实，那么贸易政策似乎是一剂十分显然的经济“解药”。

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美国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和《斯莫特-霍利关税法案》之间的关系（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 。 该法案正式名称是《1930年贸易法案》，名称取自发起该法案的两位“始作俑者”——参议员斯莫特（Reed Smoot）和众议员霍利（Willis Hawley）。美国国会在1930年通过了这个法案，一口气提高了近800项进口关税，涵盖近两万种商品，一度将平均进口税率提高了近十个百分点，并引发广泛的贸易报复，造成了一场世界性的贸易战。

在美国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斯莫特-霍利关税法案》，以及其象征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的罪魁祸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随后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93年，当时的克林顿政府试图说服国会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副总统戈尔代表政府，与持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佩罗（Ross Perot，曾于1992和1996年竞选美国总统）在黄金时段展开电视辩论。

这场辩论有一个美国政治的经典时刻——戈尔在电视直播中当场拿出了装裱好的斯莫特和霍利合影，告诉佩罗（以及美国大众），关税会带来经济危机，瞧瞧照片里这两个人吧。戈尔这个充满戏剧性的举动取得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直播结束后的观众调查显示，戈尔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国会也随后批准了NAFTA。经此一役，“关税”和“经济危机”在很多许多美国人的心目中便成为了高度相关的概念。

这里讲述这个历史背景是为了说明，如果美国政府选择在经济形势严峻的当下，向大众解释与中国贸易和解是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将会是一件符合美国社会历史经验的事情，即便看似前后矛盾，但政治上其实难度不大。

前文已经说明，货币与财政虽然是美国政策优先选项，但目前各有各的问题。对于白宫来说，另外一个短时间内可以马上动用的政策选项就是重振国际贸易。尽管特朗普可能会很不情愿，许多中美之间经济结构性问题也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但随着美国今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他将最终不得不考虑与中国贸易和解的必要性。

取消关税在短期内不见得能够完全逆转经济形势，更无法解决关键的公共卫生难题。但考虑到美国市场在贸易战期间对于中美谈判走势的敏感程度，中美贸易和解肯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振市场信心，边际改善国际贸易，虽然不见得扭转乾坤，但在当前的环境下亦十分重要。

…抑或是进一步脱钩的起点?

在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放大镜下，中美制度、价值、治理模式的差异进一步凸显，借此进一步加剧脱钩亦有可能。

但贸易和解并不是唯一可能性，疫情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履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难度增加了。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中国承诺在未来两年从美国增加的进口额度高得近乎不现实，其中能源进口又占了不小的比例：在两年一共2000亿美元的进口承诺中，约520亿美元为能源产品。在油价走低的背景下，中国为了达到商定的进口金额，需要从美国进口比此前更多的能源，即便疫情削减了中国的总体能源需求。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并没有设置任何有意义的仲裁机制，因此如果美国没有意愿主动缓和，双方又对协议执行出现分歧，那么谈判破裂贸易战升级也不是没有可能。

经济面向之外，2019冠状病毒疫情因其在全世界“一视同仁”的传播，引发了一场各国政治制度，乃至公共治理模式间的竞赛。在这样的放大镜下，中美制度、价值、治理模式的差异进一步凸显，借此进一步加剧脱钩亦有可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公开宣扬阴谋论，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露骨地煽动种族主义。在白宫经济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看来，美国在医疗用品供应链对中国的高度依赖是一个国家安全隐患，更加说明了中美脱钩的必要性。而中国则通过疫情看到了自己的“制度优势”，认为自己是在向世界输出优秀的治理经验。

太平洋两边都有人在疫情里看到了自己是多么正确而对方是多么错误。中国的封城管理究竟是必要还是残酷？为什么美国人就是不肯戴口罩？为什么中国不允许美国卫生官员到武汉？这场疫情放大了一个事实：中美在经济之外的问题上，差异远远大于共识。至今没有脱钩，可说是幸运。

疫情危机作为脱钩实验

从中美脱钩的讨论中，辩论者无论出于什么立场，往往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历史参照，因而无法预估脱钩可能造成的后果。经济模型的预测范围非常有限，更不要说脱钩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2019冠状病毒疫情从某些角度来说是一场全球脱钩的自然实验：人员流动断绝，供应链崩解，国际合作失调——这不正是“脱钩”的症状吗？中美当下面临的严峻经济挑战，对于很多人来说正好说明了脱钩代价高昂，应该尽快和解；另一方面，这次疫情全球爆发所折射出来的中美治理模式差异也在时刻提醒我们，这两个在制度和价值方面差异如此巨大的国家一直以来竟然能被经济粘合在一起，其实是一个奇迹。

疫情没有预设立场，不讲政治，不挑选时机，是对中美互动模式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全方位无情的拷问。在疫情的放大镜下，我们看到的是一对奇怪的连体婴儿，各自要往不同的方向走。或转圜，或恶化，两个可能性截然相反，但理由同样充分。

如果真要说有什么结论——这恰恰说明了中美关系从来没有什么“天注定”式的必然宿命，过去不是，未来也不是。

（杨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