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路：疫情陰影下的中美脱鈎前景——有所緩和還是加速分離？

在三個月前，世界經濟的最大挑戰還是中美脱鈎。而今天，中美脱鈎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可能只能算得上是「第二大」麻煩了。席捲全球的2019冠狀病毒疫情，牢牢佔據了市場和政府的全部注意力。中美經濟究竟發生了什麼？這對於貿易戰，乃至中美的脱鈎進程，又會有什麼影響？

中國：會負增長嗎？

假設3月經濟活動稍微回覆，中國經濟2020年一季度的現實問題是會不會衰退——中國自1992年開始報告季度GDP以來，還從未報告過負增長。

中國二月份公布的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是35.7，而非製造業（主要是服務業）的PMI則為29.6。普通讀者並不需要太熟悉中國的統計數據，根據歷年數據的比較，就可以看出兩個數字已經「低到坑裏」，均為史上最差表現。簡單來說，PMI指數高於50意味着預期擴張，反之則為預期收縮。二月的數據顯然已經超出了歷史浮動的範圍，出現了自由落體式的下墜，幅度都已經超過了2007-2008金融危機時的最壞表現。

疫情在全球的錯峰爆發，重擊了中國經濟兩次。中國疫情爆發時間點近春節，大量工廠季節性停工，本身是出口生產的淡季。對於依賴中國工廠的跨國公司供應鏈來說，如果大部分中國地區在一季度能夠走完疫情從爆發到平復的曲線，在二季度恢復產能，那麼供應鏈的衝擊不會太糟。

但對於中國來說，這是一種糟糕的組合。國內疫情爆發讓春節期間本應活躍的服務業近乎全部停擺，消滅了內需；國外疫情在3月的大量爆發則會讓歐美經濟停擺，中國好不容易回到工廠的工人們，可能要面對減少的訂單。

2月的數據基本上意味着，一共佔經濟比重95%左右的製造業（第二產業）和服務業（第三產業）在當月出現了兩位數的負增長。這時回過頭去看2019年底，那一場關於中國經濟是「保6」還是「保5」的爭論，讓人有一種 「今夕何夕」的恍惚：官方數字尚且如此慘淡，一季度的中國經濟，絕不可能有「保5」的奢侈。假設3月經濟活動稍微回覆，中國經濟2020年一季度的現實問題是會不會衰退——中國自1992年開始報告季度GDP以來，還從未報告過負增長。

美國：美聯儲不是醫生

美聯儲面對並不是一場金融危機，量化寬鬆的方法或許可以應對金融危機，但公共衞生事件驅動的實體經濟衰退顯然超出了貨幣政策的範圍。

而美國最近的經濟動盪表面上有很多因素：沙特和俄羅斯在石油產量問題上的分歧衝擊大宗商品價格，銀行間市場流動性無法進入股票和債券市場，美股估值處於歷史高位存在回調壓力等等。獨立來說，這些因素都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衝擊市場，但卻很難解釋10天4次「熔斷」，波動率奇高的史詩級市場動盪。

美國對沖基金橋水（Bridgewater）在3月19日發布了一份研究，用三個不同的方法（其中一種是比照中國發生的情況）估算疫情對美國經濟的衝擊。雖然方法不同，但結果出奇地接近：在沒有有效干預措施的情況下，美國全年因此次疫情造成的經濟損失將在4萬億美元左右，造成國內經濟負增長約6.5%（因為美國疫情3月份才開始爆發，因此經濟衝擊在第二季度最為嚴重，橋水預測當季負增長近13%）。橋水的報告同時指出，這4萬億美元的衝擊，將在全世界範圍內放大到12萬億美元——幾乎是一個中國的經濟體量。

當然，這種估算是建立在貨幣或者財政政策完全不干預的情境下。實際情形中，美聯儲這次的動作比金融危機時要快速和果斷的多。3月15日，美聯儲甚至等不及原定於兩天之後的議息會議，就在一個週日的下午決定降息，並罕見地調整了美國的利率政策框架（如貼息窗口的使用規則），擺出一副「什麼都可以考慮」的姿態：降息的油門已經基本踩到底，量化寬鬆的魔盒也早早打開。

美聯儲開出的，是一副當今經濟教科書裏的標準「藥方」：金融市場價格下跌是因為需求不足，需求不足怎麼辦？增加貨幣供應。利率到零之後，央行還可以入市直接買資產，這是應對金融危機的經驗。

但從市場的反應來看，美聯儲如此強力的貨幣政策目前沒有起到效果。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美聯儲面對並不是一場金融危機，量化寬鬆的方法或許可以應對金融危機，但公共衞生事件驅動的實體經濟衰退顯然超出了貨幣政策的範圍。2007-2008金融危機中，次貸「爆煲」之後帶倒一大片銀行，從而引發系統性危機，但美國今天並沒有出現系統性金融危機的跡象，雖然股票和債券市場因為去槓桿而流動性緊張，但銀行間市場並不缺流動性。

相比美聯儲的 「救市方案」，市場更需要的是「救人方案」。貨幣干預或許可以刺激需求，但無法改善經濟基本面。市場看到的情況是：在未來可能很長的一段時間裏，許多美國人將無法工作（極端情況下人口還有可能大幅減少），工廠無法生產，商業無法經營，貿易無法進行。如果經濟生產活動無法開展，那麼市場資金再充裕也沒有意義。

與此同時，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強化了金融監管，奧巴馬時期通過的《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從隔離風險角度，限制銀行間市場資金流向股票和債券市場，出發點是維護金融穩定，但在當前情況下也讓貨幣救市措施大打折扣。美聯儲雖然一開始就下了重藥，但第一不對症，第二其重手程度反而讓市場反過來猜測經濟的惡化程度是不是超過了此前的預期，悲觀情緒進一步加劇。

當前這種情況更接近於戰爭或者大型自然災害。但在戰爭情況下，市場可以合理預期財政干預，戰時政府一般都會大量花錢，進而在一段時間內支撐經濟。但2019冠狀病毒疫情似戰爭卻又不是戰爭，美國國會是否能夠在短時間內（這個很重要，因為財政政策的實施通常需要較長時間），通過實質性的撥款法案，還是不小的未知數。畢竟，掌握撥款之權的國會民主黨人不久前還在嘗試彈劾總統。3月23日，國會最新一輪關於緊急撥款的磋商無果而終。疫情危機在美國，有着近乎於戰爭的經濟殺傷力，卻不一定能享受到的戰爭的經濟支持待遇。

疫情危機：貿易戰的轉機？

如果美國政府選擇在經濟形勢嚴峻的當下，向大眾解釋與中國貿易和解是為了避免經濟危機，將會是一件符合美國社會歷史經驗的事情。

在2019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之前，中美貿易戰就已經降低了世界經濟的增長預期，其中又以中美兩國的受損最為嚴重。疫情危機對中美經濟的額外重創——特別是對美國的衝擊，也給貿易戰和解提供了一個可見的出口。

美國在之前的貿易談判中一直相對強勢、拒絕妥協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的經濟情況相對於中國更好。而這次的疫情衝擊在一定程度上「拉平」了雙方的差別，美國政治對於市場動盪又極為敏感，因此如果美聯儲的貨幣干預一直不起效，國會的撥款又無法落實，那麼貿易政策似乎是一劑十分顯然的經濟「解藥」。

這很難不讓人聯想到美國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和《斯莫特-霍利關税法案》之間的關係（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 。 該法案正式名稱是《1930年貿易法案》，名稱取自發起該法案的兩位「始作俑者」——參議員斯莫特（Reed Smoot）和眾議員霍利（Willis Hawley）。美國國會在1930年通過了這個法案，一口氣提高了近800項進口關税，涵蓋近兩萬種商品，一度將平均進口税率提高了近十個百分點，並引發廣泛的貿易報復，造成了一場世界性的貿易戰。

在美國社會的集體記憶中，《斯莫特-霍利關税法案》，以及其象徵的貿易保護主義，是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的罪魁禍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隨後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1993年，當時的克林頓政府試圖說服國會批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副總統戈爾代表政府，與持懷疑態度的國會議員佩羅（Ross Perot，曾於1992和1996年競選美國總統）在黃金時段展開電視辯論。

這場辯論有一個美國政治的經典時刻——戈爾在電視直播中當場拿出了裝裱好的斯莫特和霍利合影，告訴佩羅（以及美國大眾），關税會帶來經濟危機，瞧瞧照片裏這兩個人吧。戈爾這個充滿戲劇性的舉動取得了非常好的傳播效果。直播結束後的觀眾調查顯示，戈爾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國會也隨後批准了NAFTA。經此一役，「關税」和「經濟危機」在很多許多美國人的心目中便成為了高度相關的概念。

這裏講述這個歷史背景是為了說明，如果美國政府選擇在經濟形勢嚴峻的當下，向大眾解釋與中國貿易和解是為了避免經濟危機，將會是一件符合美國社會歷史經驗的事情，即便看似前後矛盾，但政治上其實難度不大。

前文已經說明，貨幣與財政雖然是美國政策優先選項，但目前各有各的問題。對於白宮來說，另外一個短時間內可以馬上動用的政策選項就是重振國際貿易。儘管特朗普可能會很不情願，許多中美之間經濟結構性問題也仍然沒有得到解決，但隨着美國今年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他將最終不得不考慮與中國貿易和解的必要性。

取消關税在短期內不見得能夠完全逆轉經濟形勢，更無法解決關鍵的公共衞生難題。但考慮到美國市場在貿易戰期間對於中美談判走勢的敏感程度，中美貿易和解肯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振市場信心，邊際改善國際貿易，雖然不見得扭轉乾坤，但在當前的環境下亦十分重要。

…抑或是進一步脱鈎的起點?

在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放大鏡下，中美製度、價值、治理模式的差異進一步凸顯，藉此進一步加劇脱鈎亦有可能。

但貿易和解並不是唯一可能性，疫情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中國履行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難度增加了。

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中，中國承諾在未來兩年從美國增加的進口額度高得近乎不現實，其中能源進口又佔了不小的比例：在兩年一共2000億美元的進口承諾中，約520億美元為能源產品。在油價走低的背景下，中國為了達到商定的進口金額，需要從美國進口比此前更多的能源，即便疫情削減了中國的總體能源需求。

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並沒有設置任何有意義的仲裁機制，因此如果美國沒有意願主動緩和，雙方又對協議執行出現分歧，那麼談判破裂貿易戰升級也不是沒有可能。

經濟面向之外，2019冠狀病毒疫情因其在全世界「一視同仁」的傳播，引發了一場各國政治制度，乃至公共治理模式間的競賽。在這樣的放大鏡下，中美製度、價值、治理模式的差異進一步凸顯，藉此進一步加劇脱鈎亦有可能。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公開宣揚陰謀論，美國總統特朗普則露骨地煽動種族主義。在白宮經濟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看來，美國在醫療用品供應鏈對中國的高度依賴是一個國家安全隱患，更加說明了中美脱鈎的必要性。而中國則通過疫情看到了自己的「制度優勢」，認為自己是在向世界輸出優秀的治理經驗。

太平洋兩邊都有人在疫情裏看到了自己是多麼正確而對方是多麼錯誤。中國的封城管理究竟是必要還是殘酷？為什麼美國人就是不肯戴口罩？為什麼中國不允許美國衞生官員到武漢？這場疫情放大了一個事實：中美在經濟之外的問題上，差異遠遠大於共識。至今沒有脱鈎，可說是幸運。

疫情危機作為脱鈎實驗

從中美脱鈎的討論中，辯論者無論出於什麼立場，往往苦於找不到合適的歷史參照，因而無法預估脱鈎可能造成的後果。經濟模型的預測範圍非常有限，更不要說脱鈎並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

2019冠狀病毒疫情從某些角度來說是一場全球脱鈎的自然實驗：人員流動斷絕，供應鏈崩解，國際合作失調——這不正是「脱鈎」的症狀嗎？中美當下面臨的嚴峻經濟挑戰，對於很多人來說正好說明了脱鈎代價高昂，應該儘快和解；另一方面，這次疫情全球爆發所折射出來的中美治理模式差異也在時刻提醒我們，這兩個在制度和價值方面差異如此巨大的國家一直以來竟然能被經濟粘合在一起，其實是一個奇蹟。

疫情沒有預設立場，不講政治，不挑選時機，是對中美互動模式的一場突如其來的全方位無情的拷問。在疫情的放大鏡下，我們看到的是一對奇怪的連體嬰兒，各自要往不同的方向走。或轉圜，或惡化，兩個可能性截然相反，但理由同樣充分。

如果真要說有什麼結論——這恰恰說明了中美關係從來沒有什麼「天註定」式的必然宿命，過去不是，未來也不是。

（楊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