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了被“缓慢”疫情笼罩的英国

万万没想到，我在牛津大学六个月的传媒研究课程，会以这种方式匆匆结束。3月18日是我离开英国的日子，这比原计划早了两个月。课程有约十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人，大多也都受到自己国家的疫情和防疫政策的影响；在我登机返港时，只有约5位记者还留在英国。

伦敦希斯洛国际机场像是在上演“人类大迁徙”。当天，为了减少公共交通，伦敦部分地铁车站暂时关闭，机场附近交通亦出现大混乱。我抵到机场时，已错过航班值机时间，背负全部家当的沉重，压得我寸步难行。满脸徬徨，我到处张罗机位却统统都满座；后来网上找到昂贵英航直航，即晚可以离开，犹豫几秒，已涨价200磅，最终单程机位价钱是1723磅（约15500港币）。

机场虽然乘客不多，但上下混乱，只看大家所携的行李就知什么叫走难。“每个人行李都超重，简直连家一起搬走。”卡塔尔航空地勤职员向旁边同事抱怨。附近一堆乘客焦急地在地上翻箱倒篮，明显不是优闲外游的旅客。走难时多余的身外物，立即被弃在垃圾桶：发乳、风筒、薯片、朱古力……居然还有几个乳罩。后面明知超重的长长人龙，早已取出信用卡准备好忍痛负超重罚金。

回想过去几个月，在异国紧贴著家乡的疫情的我，就像活在两个平行时空一般：一边紧紧盯著香港疫情的来势汹汹，另一边却一直在感受英国比较冷淡的抗疫气氛。直到在离开英国的前夕，这两个时空，终于交汇在了一起。

蕴酿

2019冠状病毒疫情在2019年12月开始在中国湖北省爆发，香港在1月23日就有第一宗境外移入确诊个案、在2月4日录得境内传染个案。自此，疫情便一发不可收拾，全面席卷香港。

1月适逢农历新年假期，香港所有学校都延后开学，公务员开始在家工作。至2月，青衣康美楼怀疑因大厦排气管漏气而传播病毒，约100多名居民凌晨被紧急接去隔离营暂住。北角美轮大厦的佛堂因有多名信众受感染而关闭。香港一度出现口罩抢购潮：由于严重缺货，口罩被抢至天价，后来更是一罩难求。其他米、盐、厕纸及漂白水也成为香港人抢购目标。

身在英国的我，亦受不少香港朋友之托，到处在当地搜罗口罩及其他健康用品。但发现，我慢了一步，口罩早被亚洲人合力买光，只能买到一些维生素饮料冲剂，稍为替朋友尽点绵力。

但是，英国街道上没有人戴上口罩，日常社交话题中亦鲜有提起冠状病毒的疫情，课堂上亦只因内容需要讨论新闻报导，才数次提及全球疫情。海外人士都礼貌地问我一句：“中国的疫情现在怎样呢？”似乎对他们来说，那是专属东方的疫情。

有一次，我向他们简介了香港的感染情况，怎样出现抢口罩、抢厕纸等情况，全港停工、停课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所有人际交流怎样搬到了网上进行。这种科幻小说才会发生的情境，未经历过SARS的他们感到陌生，难免会有一种“隔岸吃花生”的心态来看待亚洲的恐慌，引为奇谈，但亦会对情况表达关心：“听上去情况似乎很严重，对此很抱歉，希望你的家人安好。”

当时印象比较深刻是一名在海外机构工作的亚洲记者，直言疫情已经令亚洲人失去理智：“其实病毒死亡率很低，大约只有2% 左右（现时数据由 1.4%至3.4%不等，但未有统一说法），而且死的只有老人家。大家可否先看清楚数据，才开始恐慌？”她提出在课堂中讨论传媒责任问题：“到底是否传媒在制造恐慌？他们有没有足够报导去讲解病毒数据？”

我在香港当了十多年医疗记者，立即指出香港亦有极多报导提及新冠病毒死亡率比SARS低，但已有专家指出，这不是轻视新冠病毒的原因。“就算年轻人的死亡率很低，但染病之后始终要占用医疗资源，当中更不乏重病者需要使用人工肺等科技，香港的医疗系统根本无法负担。更无人想看到医护人员会因此而折损。”我急急回复。

后来，这个讨论不了了之。类似看法也解释了，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特别向年轻人发出警告，希望他们不要轻视疫情。总干事谭德塞特别向年轻人呼喊，解释他们面对新冠病毒时并非“无敌”，而且，若他们能自我约束，或可拯救年长人士的生命。谭德塞说，新冠病毒也可导致年轻人入院数星期，甚至夺命 ; 即使他们没有严重病征发病，但仍可继续传播病毒，他们选择去哪些地方，将关乎其他人的生死。

在工作中认识多年的几位SARS专家，包括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和港大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栢良，疫情期间，一直忙得人仰马翻。我虽然身在海外，亦不时和他们讨论全球疫情发展。

事实上，早在3月1日，何栢良教授和我讨论时，已提醒我要注意英国的爆发情况。当地寒冷天气持续保持在10度左右，新冠病毒像当年沙士一样在香港夏天便自动消失的机会很微，他担心地表示：“英国的寒冷天气一直持续至起码五月，未到夏天也不会回暖，不足以令疫情减慢下来。”数天之后，何教授传来欧洲各地爆发疫情的上升趋势图，再次提醒我减少外出：“留在牛津，尽量避免出伦敦，避开人多的地方。而且，是时候开始慢慢在家储备一二星期左右的粮食。”他还特别指出当地防疫意识薄弱，恐怕已出现社区爆发亦不自知，坦言“担心英国会步意大利的后尘”。

3月4日，意大利的情况急转直下，我才开始从其他记者口中感受到不少邻近的欧洲国家，开始人人自危。英国当时确诊病患人数是87人，《Daily Mail》当日的头条是“没有回头路”（The Point of No Return），断言英国疫情可能已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专家相信社区已出现持续人传人的情况。

当时英国正采取围堵（Containment）式第一阶段的防疫计划。不过，正如英格兰公共卫生署所宣布，并非所有出现2019冠状病毒症状的病人都会进行检测：“因为化验的资源应该集中在高风险人士身上”。根据署方的安排，只有曾直接接触确诊病患、或曾到疫情严重的地区外游的人士，才需要接受新冠病毒的化验。其他具新冠病毒病征但情况轻微的患者，只会建议他们自行回家接受隔离。

英国不少媒体批评这项安排，要求署方提升每天的检测容量。亦有专家警告英国疫情已在社区人传人个案，相信不少隐形带病者在到处播毒。

轻视

虽然传媒的警告读著惊心动魄，但英国普通人的生活，似乎还是感受不到疫情的严重性。当时，英国还如常举行各类型的大小型球赛，除了数千球迷现场狂欢，全国上下不少酒吧亦有人聚集观赛。

我的一位朋友为捧爱队，冒险地戴上口罩眼罩全副武装地去酒吧观赛，结果被旁边的英国人取笑，问他“是否太怕死了？”幸好这次不算恶意。事实上，当时亦有不少报导和网上片段可见，戴口罩的亚洲人在当地受到歧视，试过惨被出言辱骂，更不时被人投以奇怪眼光，所以即使好不容易买到口罩亦不敢戴。

疫情来势汹汹的情况下，3月10日，学院仍安排从牛津前往伦敦开会的课程，还有到伦敦市中心地带金丝雀码头参与午宴聚会。出发前一天，我曾向学院查询会否因应疫情而改期，或作特别交通安排，负责人只回应“一切也如期进行，没有计划要改动”。其他参加者也私下安抚一两句，叫我“放松一点，不用太紧张”。

于是，十多名全球各地的传媒代表，坐完火车再逼tube，全程两小时车上人逼人，却没有人戴口罩。伦敦地铁通风差，我在车上时，只觉得到处暗藏杀机，看着那些毛毯坐位，觉得简直是千年病菌的温床，想起也觉心寒。

是日，席间的国际话题竟然是韩剧《爱的迫降》。来自巴西的女记者居然也和港女一样，迷上了利正赫，真是始料不及。座中，没有人戴口罩，夺命的冠状病毒只约略在席间被谈论了一下，没有引起太大的回响。

当日英国的确诊人数已升至359人，死亡数字是6人，但那时，大家仍然感受不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正在威胁全球。

我有提醒其他记者，原订两星期后3月25日的学术研讨会，有可能出现变数。这一句组群中的交流，立即令负责人出来澄清，强调学校没有任何停课，所有会议将如期进行，更暗示我“说出口的消息要准确”。只是我紧跟疫情在各国的发展情形，很难想象英国会“幸免于难”。

当时，外界不少批评英国抗疫反应缓慢，熟悉当地文化的资深传媒行家亦解释，这种处理方式大致也合国情。因为政府认定了任何强硬的大型隔离政策都不会成功，大幅改变英国人生活习惯只会惹来民意反弹，最终亦无法监测，只能依赖国民理智、自律。

转捩

3月10日，我们前往伦敦参与会议的当日，英国保守党议员以及身兼防疫决策圈之一的卫生部政务次官多丽斯（Nadine Dorries）确诊染疫。据报，她确诊前曾与首相参加同一活动。到3月11日，英超足球联赛的伦敦劲旅“兵工厂队”（Arsenal）也宣布因球员及职员曾与确诊病例有过接触史，而成为全欧第一支“自主隔离”的足球队。对于热爱足球文化的英国，亦已开始讨论是否应在疫情之下停办球赛。

在此阴霾笼罩的气氛下，首相约翰逊在3月12日宣布，英国防疫政策由围堵（contain）转向至减慢（delay）感染，并向公众明言，疫情是当代最严峻的公共健康危机，“有更多家庭将会失去挚爱”。

首席科学顾问瓦兰斯（Patrick Vallance）其后为政府拒绝仿效封城等防疫措施辩护时指出，政府目标是尝试压低及拖长疫情高峰，以免短时间内有大量病人压垮医疗系统，主力医治重症患者，让症状轻微者自行康复。他估计，此病将变成每年的季节性感染，并认为，当全国六成民众感染康复后，便可建立“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长远可减少认传播。

走得最突然的是一名移民美国不久的记者。3月14日美国宣布将扩大入境限制，将不再接收非美国公民从英国及爱尔兰入境。

当时，政策细节未明，由于移民不久，尚未有绿卡，她急得翌日便要立即跳上飞机，希望赶在3月16日政策生效前赶回亲友身边。“情况如此急转直下，我不得不在总统宣布封关后的短短三小时内，作出返国的决定。很多遗憾，也来不及和很多人说再见了，非常抱歉。”她发了一个信息到我们组群，解释了她的决定。于是，大家漏夜赶去酒吧和她作一个简短的告别。

突如其来的疫情，正式在英国响起警号，她亦成为我们中间最先离开的国际记者。短短的见面道别之中，一改以往轻松气氛。大家也不敢如常地拥抱吻别，改为举杯互祝平安就好。

自她之后，其他国际记者全部都受故乡的疫情影响，各有打算。其中，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记者，在看见意大利的惨况之后，难免有些“唇亡齿寒”之感，对英国采取相对温和的防控措施表示气愤。

一对来自土耳其的传媒夫妇，收到消息，土耳其很快将禁飞英国，急得四处张罗机票离开。“英国明显做得不足，基本上是什么也不做，恐怕迟早害死旁边的邻近国家”，土耳其的女记者说。北边的挪威，全国上下禁止外出，身兼母职的记者只能漏夜回国，赶回子女身边陪伴照顾。“本来我也不想走，可是几个孩子天天停课在家，我总不能不理他们。”

另外有记者特别分享捷克的防疫工作，在当时环境做得特别严，也特别新奇，封关之后，上千军警会巡视边防，违反隔离令的人还会被罚款。同时，疫情亦开始蔓延至非洲，当地出现零星的确诊个案。组内几位来自非洲的记者亦开始加入紧张之列，每天看著确诊病患数字上涨，担心该国出现大爆发。

我亦到了思量自身去留的关口。校园十室九空，无事可做，又有开始社区爆发，随时全国封锁；留下当然有染病风险，但最怕是即将没有回港航班，或全球禁飞。再三思虑，如果房租满约，最终却无法回港，届时恐怕要沦落街头，于是我把心一撗，提早回港。

当时，香港专家包括何栢良教授，亦已经开呼吁英国读书的港人子女尽快回港。医管局前总裁梁栢贤更认为，港府应要求英美等国加强控疫措施，避免大量输出个案，结果增加香港抗疫负担。

恐慌

在离开前的两天，3月16日星期二，我终于在英国初尝何谓肃杀的气氛。两个月前在香港上映、以及早期在欧洲各地出现的景象，迟迟地在英国出现了。晚上7时左右，牛津市中心最繁忙的位置居然水静河飞，冷冷清清，只净下天空一片深邃绽蓝，衬著深街昏黄的街灯，仿佛进入了一种虚疑游戏。

当晚，约翰逊被一直批评“佛系抗疫”之后，突然“加码”宣布紧急措施，建议民众“避免与其他人有不必要的联系”，上酒吧餐厅戏院那些活动可免则免，而有病征人士应全家自我隔离十四天，特别是长者更应当自我隔离，留在室内，避免外出。

但是，约翰逊没有明确宣布学校停课，也未有实施更严格的旅游管控和封城措施，再一次引起社会非议。相较起周边正在加紧控制的欧洲国家，英国措施显得太迟、太宽松。

不想制造恐慌的初衷，很快已经无用了。超市旋即出现抢购潮，消毒用品、罐头食物、意粉等货架旋即清空。乱中还是有点民族尊严和自律。

课程中的日本记者刚巧在超市看见最后四包意粉，上面有字板写著“所有人都喜欢意粉，请不要多拿”。但是剩下几名依然留守英国的记者在电话另一头，又拜托他全买下了。于是，他默默地承受身边众人指责的目光，捧走了当天的最后四包。这位日本记者觉得，这是特别尴尬经历，他说：“作为日本人天生拥有维持社会和谐的民族性，对这次抢购经历真是毕生难忘”。

此时，课程内的国际记者，虽然不少已经急忙地离开了英国，但大家仍在组群中各自汇报国家的抗疫情况，成为互相打气的平台。奥地利的记者表示，他一直以为自己身处富裕之地，这辈子第一次感受到全国上下充斥著这样萧条紧张的气氛。“所有人都停工停课，任何人走到街上都有犯罪感，各自回避陌生人眼神……不过我宁愿大家反应过敏，也比轻视疫情更好。”他说。为了他五岁的女儿可以有健康的将来，他笑言希望人类感同心地忍痛一时，“只要齐心一点，有机会可以战胜的。”

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特别主持了一个儿童记者会，由一众儿童记者向她发问，并解释为什么防治疫情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丹麦的记者听完记者会后，在组群内分享感受：“我为她（首相） 举行儿童记者会这件事感到自豪。实在太温暖了。她用简单的语言向小朋友解释他们为什么不用恐慌，但必须认真做好防疫措施。我们需要更多这类型式的沟通！”另一名提倡女权的记者打趣地回应：“对！这真很cool。世界真的需要更多女性成为领导人！”

其他欧洲地区的人也表示，正在习惯居家办工、用zoom 开会、天天叫外卖、排队买日用品的生涯。我笑言，这种生活香港人都已经经历数月了。转发到群里的《金融时报》文章，赞扬香港和新加坡在抗疫首阶段取得成功，该报提供了一个全球感染数字的图表。香港和新加坡那一条向下滑的曲线，惹来了大家羡慕的眼光。

返乡

很多在英国的留学生都决定离开，海外学生亦的确有理由担心生病：身在外地，医保多数不包新发病毒，英国会否提供治疗及隔离食宿，都没有一个定案。并非每名留英学生都如外界想像般来自富有家庭，不少来自贫苦家庭的学生也是凭自身努力考取奖学金出国。修读课程的印度记者也坦言，一旦在此病了，恐怕家人破产也无法支付医药费。这些忧虑都是真实的。

“好像在逃难一样。”在机场遇到一名24岁的容小姐，她在伦敦大学修读硕士课程，有感英国防疫意识薄弱，比原订计划提早两个月回香港。她觉得可惜，但“感觉英国很快会爆大获，抗疫政策来得太慢太宽松了！还是回家比较安心。”

3月23日，约翰逊再进一步收紧措施，在电视演说上颁布禁足令，呼吁市民留在家中，违者面临警方执法。所有非必需的商舖须即时关门，宗教场所亦不例外。除丧礼外，亦禁止两人以上公众场所聚会，婚礼、洗礼等仪式亦禁进行。他表示，将会在三周后，即下月11日，再检讨措施。目前英国的死亡人数已经突破300人。

这一返乡潮却也打击到香港的防疫。众多留学生不惜代价地涌回香港，有不少明明戴着隔离手带的人士，却不肯乖乖地留家隔离14天，四处城中乱跑，令人不安。多名本地专定已经指出，海外输入的病例将会成为香港新增确诊病例的另一战场。

与此同时，公立医院疲于奔命的医护人员，亦在社交网站纷纷展示纸牌，写著“为了你，我坚守岗位。为了我，请你坚守在家”的呼吁，希望大众减少外出。政府则先后宣布，公务员再次在家办公，非香港居民乘飞机从海外国或地区抵港，将不得入境，机场停止转机服务，甚至推出备受争议的“禁酒令”，限制食肆暂时停售酒类。

早就有专家提醒，疫情持续时间可能以年计，大家到底有多大决心将防疫工作变成日常，恐怕将会成为全球疫情控制的关键。

昨日（23日），是我居家隔离的第三天，身体此前已开始出现轻微流感病征。

我自行通知卫生署，送院化验，结果未知，此际心情忐忑。作为医疗记者，自觉小心，懂得病毒的特征和如何防范，病毒却是防不胜防。

（2020年3月25日更新：我的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阴性，但收到消息，课程中另一名在国外的同学却确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