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萬沒想到,我在牛津大學六個月的傳媒研究課程,會以這種方式匆匆結束。3月18日是我離開英國的日子,這比原計劃早了兩個月。課程有約十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人,大多也都受到自己國家的疫情和防疫政策的影響;在我登機返港時,只有約5位記者還留在英國。
倫敦希斯洛國際機場像是在上演「人類大遷徙」。當天,為了減少公共交通,倫敦部分地鐵車站暫時關閉,機場附近交通亦出現大混亂。我抵到機場時,已錯過航班值機時間,背負全部家當的沉重,壓得我寸步難行。滿臉徬徨,我到處張羅機位卻統統都滿座;後來網上找到昂貴英航直航,即晚可以離開,猶豫幾秒,已漲價200磅,最終單程機位價錢是1723磅(約15500港幣)。
機場雖然乘客不多,但上下混亂,只看大家所攜的行李就知什麼叫走難。「每個人行李都超重,簡直連家一起搬走。」卡塔爾航空地勤職員向旁邊同事抱怨。附近一堆乘客焦急地在地上翻箱倒籃,明顯不是優閒外遊的旅客。走難時多餘的身外物,立即被棄在垃圾桶:髮乳、風筒、薯片、朱古力……居然還有幾個乳罩。後面明知超重的長長人龍,早已取出信用卡準備好忍痛負超重罰金。
回想過去幾個月,在異國緊貼著家鄉的疫情的我,就像活在兩個平行時空一般:一邊緊緊盯著香港疫情的來勢洶洶,另一邊卻一直在感受英國比較冷淡的抗疫氣氛。直到在離開英國的前夕,這兩個時空,終於交匯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