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电影的独立与酷：香港青年导演的辛丹斯电影节亲历记

在K-film锐不可挡的2019年，康城把金棕榈奖颁给奉俊昊的《上流寄生族》；半年后在辛丹斯电影节，更多人谈论的却是美藉韩裔导演李艾萨克钟（Lee Isaac Chung）的《Minari》。

现年41岁的导演李艾萨克钟在大学时期本来主修生物，后来放弃读医而投身电影，首作《Munyurangabo》为一个卢旺达大屠杀遗孤的复仇故事，灵感来自他与妻子去当地做义工的经历，当时他才28岁。及后他的产量不多，直到今年终于反观自己的原生家庭，透过回忆长辈作为韩裔移民的经历，改编成《Minari》这个半自传式故事，讲述移民家庭的患难与相依，最终抱走了美国戏情片单元的评审团大奖。

辛丹斯电影节分别在帕克城和盐湖城举行，当中盐湖城相对较为城市化，住了不少韩裔移民，因此该场《Minari》的放映反应特别热烈，放映结束后，李艾萨克钟上台答谢观众，包括席上的亲友。正当他在分享这部作品对他人生的意义时，坐在远处观众席的我竟忽然明白，为什么我对这个电影节情有独钟。

文化资本的转形

2019年1月我初次踏足美国犹他州，以观众身份观摩辛丹斯。那时候其实赞助旅费的“鲜浪潮”（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办的短片竞赛及国际短片展）容许我自由选择心仪的影展，而我当时只知道辛丹斯是现今最好的影展之一，它尤其鼓励独立电影和支持年轻导演。十天的行程令我最深刻的不止于精彩好戏，还有观众和工作人员对创作人的尊重和欣赏，他们从不浪费时间批评作品的不足之处，反而用心在作品中找寻属于自己的意义，这是我一直相信但不常遇上的观影关系，心想希望日后也有机会重访辛丹斯。一年后，我的短片《木已成舟》获选入围国际短片竞赛，我以导演身份重新认识辛丹斯，令我能在放映以外，更深入了解这个影展。

他们特别珍惜这个机会，知道辛丹斯受到全球瞩目，他们的电影可能因此能为自己的国家带来一点改变。

刚到埗便出席的国际电影人欢迎派对上，导演们需要轮流介绍自己，仍记得当天是香港的大年初一。一位来自肯亚的导演带著家人上台打招呼，他笑容满面，想不到他的作品《Softie》是部政治纪录片，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作品本身，都是快乐抗争的良好示范，而这部片更是首次有肯亚电影在辛丹斯亮相。后来我看了另一部纪录片《Once Upon a Time in Venezuela》，这部片同样地让大家首次看到委内端拉，导演纪录了当地的一场民主选举，片中有人对领袖产生了盲目的狂热，也有在乱世中捍卫尊严的老师，相映成趣，虽然政权被选举推翻了，但当地公民社会的建立大概仍然长路漫漫，不禁令我想起香港纪录片导演李哲昕记录中国乌崁事件的作品《迷航》 ，不知道中国乌坎现在的民主发展怎么样？

大部分导演都会亲身来到辛丹斯与观众见面，当然同时亦有伊朗导演被禁止参展的事情，而这个来自委内端拉的制作团队特别珍惜这个机会，非常用心的回答每一个观众的提问，他们知道辛丹斯受到全球瞩目，他们的电影可能因此能为自己的国家带来一点改变。由于片中有不少贿选的场口，导演在离场时笑言大家可以放心投票（每个单元都设有观众奖），请大家相信她是没有买票的。

若然自由与多元是成功的“大台”所必须重视的，懂得讲自己本身的故事原来就是今天创作者最不可取代的文化资源。

懂得讲自己的故事

香港的社会运动并没有缺席辛丹斯。挪威导演以《Do Not Split》纪录了反送中运动中的街头抗争；另一部纪录片《Feels Good Man》讲述人气动画角色Pepe的诞生过程，动画师多年前因为看到表兄弟小便时会把整条裤拉下来，便画了个青蛙人来嘲讽他一番，后来Pepe在“4chan”（可理解为美国的LINHK）火红起来，尤其得到宅男青睐，成为了一种被网民热捧的处世态度，加上特朗普在twitter上发布了Pepe版的自己，最后演变成一个复杂的政治符号。这部《Feels Good Man》最后以香港街头抗争的青年作结，导演解释说，其实影片早已有另一个结尾，但后来发生了反送中，他们看到香港青年经常使用Pepe互相扶持，觉得必须亲身到香港拍摄这部份。

除此之外，我也曾在戏院门外的墙上看到“Free Hong Kong”的贴纸，而每当有途人知道我来自香港，都问我同样的问题：香港现在怎样了？虽然这次我参展的作品与抗争无关，但当我接受当地电台访问时，我也会借此分享香港的警暴问题，如斯状况相信也发生在不同国家的导演身上。在辛丹斯当中，导演本身并不止是作品的创造者，我们也带来了我们的时代背景。与此同时，我又在街头发现中国政府的一篇公开声明，控诉电影节播放有关八九民运的纪录片，但放映活动亦只会风雨不改。

为了确保辛丹斯有客观的多元性，大会在公布本届长片的入围名单时，也附上导演的背景统计报告：今届118部作品来自27个国家，当中46%由女导演执导，38% 导演是有色族群，12%是性少众，44部是导演的首作。虽然我留意到不少作品仍然来自名牌电影学院的门生，但这个背景也不见得是获选的主因，也看不到选片时有明显的商业或关系上的考虑，很多导演都只属素人如我。种种因素令我认为，传统有利的文化资本如得体的学位、奖项或有关键人物加持等仍然有助于创作者的发展，但辛丹斯越来越重视创作者本身独有的背景与历练。

假如辛丹斯持续成为明日大师的摇篮，可以想像到，在可见的未来，电影节将更鼓励创作者做自己，说自己的故事，建立其独立的厂牌。借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生产场域概念来看，电影节是文化创造者争夺文化资本的地方， 在这个场域，从前选片人或大师们可能是布迪厄所指的“文化守护者” ，负责“定义”作品的正当性和价值，但他们的优越性再不能只建基于彼此的过去，而需要有更广阔的胸襟及主动发现新人的眼光。若然自由与多元是成功的“大台”所必须重视的，懂得讲自己本身的故事原来就是今天创作者最不可取代的文化资源。

若然明天大银幕都消失了，我们仍然要拍电影吗？我们希望我们拍摄的内容用什么方法呈现？

VR电影体验

近年VR电影迅速兴起，但因技术仍未普及亦难以如此，似乎仍未能对传统的制作或观影方法构成威䝱。有别于从黑白走到彩色这种革命式的转变，VR这个新领域容许创作者有更多空间探索新的可能，尤其在辛丹斯这种标榜创意的电影节，更会被加以重视。辛丹斯常设 New Frontier 单元，展示当今以最破格的手法讲故事的作品。今年其中一个作品《Spaced Out》需要参加者在水中体验，参加者需要换上泳装及戴上基本的浮潜装备，身上绑上一个腰封，整个人便会悬浮于水中9分钟，戴上VR眼罩后，顿时会感受到身处太空中的感觉，360度立体的动画引领我在缤纷的太空世界中穿梭，加上人在水中的无重状态，令这场“2020太空漫游”体验甚是深刻。

另一个在New Frontier单元的作品《Still Here》带参加者代入多位美国女性囚犯的世界，感受她们出狱后重回社会遇上的不同场景，借此指出女性犯罪、社区仕绅化及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相对2019年，2020年的VR作品无论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更趋成熟，在电影制作的发展史上，过往在视觉、拍摄方法、叙事手法及社会意识上都有过无数突破，引发多个电影浪潮，但这些作品都发生在戏院的大银幕上。 若然明天大银幕都消失了，我们仍然要拍电影吗？我们希望我们拍摄的内容用什么方法呈现？我相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导演会更重视作品的体验性，形式与内容将会有更不可分割的关系。

奖项真的不是关键

在开拓新天地的同时，传统的影像作品会更重视系列的策划，多於单一作品的效果。这次跟其他美国短片导演闲聊大家的新作时，很多竟然不志于开拍长片，不止一人说到自己正在筹拍Quibi的项目。在2018成立的Quibi已集资十亿美元，这个OTT平台以提供每集10分钟以内的短片系列为主，目前已制作大量内容，包括史提芬史匹堡的惊恐系列《Spielberg’s After Dark》，此系列只在日落后上线，不单止强调了作者对观影经验的要求，也将成为宣传的热话。Quibi将在2020年4月正式登场，另一边厢，Netflix继续以皇者姿态称霸OTT线上影音平台。我在路上认识了另一位青年导演，他正在芝加哥教书，钟爱蔡明亮电影，他说Netflix其实收购了很大量的经典电影，你必须在那里才看到，但一般人上Netflix时，系统并不会优先推介这些作品，反而大力推荐自家原创故事，他说：“这其实是透过买起经典作品，从而打造今天的经典，是垄断的问题。”当年美国司法部曾起诉Microsoft及Facebook，指控他们垄断了市场，这会是Netflix的下场吗？无论如何，OTT的战场将出一番龙争虎斗，对创作者来说，这个其实也算是个契机。

在短片颁奖典礼上，大会请来“校友”《The Climb》的导演Michael Angelo Covino致辞，他一来便自嘲自己的短片当年没有在辛丹斯得过奖，但今年长片也顺利入围康城，而他也不介意在康城再次空手而回，因为他真的相信奖项与电影事业的成功已没有必然关系了，我想这也是大会的信念。相对于奥斯卡，成败对辛丹斯的导演，甚至是今天的新人来说，奖项真的不是关键，能够入围，以参展身份到电影节交流所获得的可能更多。

“出席就是最重要的了，大家都不可能认识所有人，但若你不止在一个电影节遇上同一人，他可能就是你需要认识的人了。”

由于放映场地互相相隔甚远，加上四周都是冰天雪地，来往多靠免费接驳巴士，或者就叫uber或Lyft，而往往司机的来历总有惊喜。我曾遇过一名Uber司机，他是当地人，曾获犹他州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奖，他说影展期间就是认识其他电影人的最好时机。如此邂逅出现过在无数的场合，难怪很多人都说，参加辛丹斯就是为了排队。除了街头偶遇之外，大小的电影公司也会事前邀约心仪的导演会面，有的手上已有实质的项目要找人，也有喝杯咖啡交个朋友的，大家都以影展之名找机会。

此外大会今年新增了Ask Me Anything环节，他们邀请业内的专家来跟参加者自由对谈，每一桌为数约十人，会后我问其中一位嘉宾，我作为独立的导演，参加这些电影节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轻轻回复：“出席就是最重要的了，大家都不可能认识所有人，但若果你不止在一个电影节遇上同一个人，他可能就是你需要认识的人了。”这些都令我更能了解“在场”于电影节的意义，难怪辛丹斯的荣誉总监John Cooper多次在发言时都强调，在辛丹斯，最重要的只有三件事：“Be nice，be nice and be nice。”

这种简单而隆重的仪式我想是不会被取代的。

什么是辛丹斯的初衷

美国电影一直被批评是一种要征服全球的文化武器，前康城电影节主席Gilles Jacob有名言“美国不只会想出口它的电影，更想出口它的生活方式。”相对于好莱坞庞大的出口，辛丹斯每年引进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意与观点。影展中段有一个节目叫“导演早午餐”，大家都说这是导演们唯一不容错过的活动。于是那日上午，我们近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导演乘坐大巴，穿过多重雪山，来到辛丹斯的大本营Sundance Mountain Resort，那𥚃有农场，走地火鸡会出来迎接宾客，旁边又有滑雪场供大众游玩。创办人罗拔烈福致辞时说，每年都想邀请各位到这𥚃走一趟，为的只是让大家亲身感受一下他创办辛丹斯的初衷——他希望连结艺术与环境，为此辛丹斯会一直走下去。原来这个电影节最令人尊重的，就正正因为我们都相信电影往往不止是关于竞赛与展映，它是我们以艺术回应环境的一期一会。

回到《Minari》的映后现场，我发现自己之所以被感动，是因为看到这个导演以电影创作观照自身，再用作品与观众分享，欢众以掌声答谢，这种简单而隆重的仪式我想是不会被取代的。选择最适合的方法，拍自己由衷想讲的故事，与全世界分享，同时不忘与同在时代的彼此连结，我想这就是辛丹斯对我的提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