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SARS前线医护：十七年后，香港吸取教训了吗？

编者按：新闻总是在重复自己。17年前的今天，在中国内地瞒报疫情多月之后，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中，因SARS爆发了医护集体感染，翌日，3月13日，时任卫生及福利局局长杨永强对媒体强调香港没有爆发疫情，称“世界上的人以为香港爆发非典型肺炎，这对香港不利。”大规模社区爆发，299人死亡，8名医护因感染而离世，在香港集体记忆中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近日，我们寻访当年曾被感染的医生，因不满港府处理而亲自去广州的医院察看疫情的医生，香港负责传染病控制的医生...... 当疫情再次重演，当年的伤痛有没有化作经验？谁记住了，谁忘记了？

（本报导最后更新时间为3月12日下午2点50分。）

2003年，SARS在中国广东爆发，疫情蔓延，香港成为疫区，造成1755人感染，当中386名是医护人员。当年香港的“吹哨人”、时任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钟尚志曾向媒体揭露真相，表示已经有社区爆发的迹象。在疫情停息后，钟尚志向立法会递交文件，如此写道：

“我们接近400名忠诚的医疗工作者在履行职务时受到感染，当中有8人死亡，这个事实将我缠绕不休。……我们必须从这次痛苦的经历里学习，并改善我们的机制，如此我们才能为下一次疫病袭击做好准备。”

十七年过去了，新型肺炎来袭，SARS的教训，香港记住了吗？

医疗决策层反应滞后，医护感染，医生北上调查

多年以后，林沛坚还记得那个病死的不明肺炎病人。

2003年2月，林沛坚27岁，作为初级医生在东区医院内科轮替，恰好跟呼吸科的医生工作，需要负责收治急症病人。二月底，他收治了一名肺炎病人，一开始这个病人还很精神，不时在医院四处活动，林沛坚巡房时，常常得打电话找他：“到你啦。”

然而很奇怪，无论打多少治疗细菌的抗生素，CT检查看来，这个病人的肺部仍是越来越“花”，林沛坚和主理医生便把他转入深切治疗部。不久后，听说这个怎么也好不起来的中年男人确诊“不明肺炎”，去世了，林沛坚感到难过。

那个时候，一河之隔的广东省已瞒报病情近两个月。SARS首例早于2002年12月15日在河源市出现，但广东省直到2003年2月10日，才首次向媒体公布出现非典型肺炎。直到2003年4月10日，广东与香港政府之间都没有建立疫情通报机制。

虽然广东省在2月11日新闻发布指出，广东有近三分之一“非典”患者为医护人员，然而，根据事后香港立法会专责委员会的调查，医管局当时除了成立“严重社区型肺炎工作小组”、发出监察肺炎的备忘录外，并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防止公营医院医护人员受感染。

像林沛坚这样的前线医生，毫不了解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疫已降临香港，在治理那名肺炎病人时，林沛坚就像往常那样，没有戴口罩，也没有在每次接触完后洗手。如今人们难以想象，在SARS以前，几乎所有香港医生在巡房问诊时，都不怎么戴口罩、洗手。

林沛坚在三月初请假了，放假第一天，他就病倒了。“那种感觉是很疲倦，累得你好像什么都动不了。”3月14日，幸好主管医生有所警觉，在他要求下，林沛坚住院了。与此同时，和林沛坚一齐治理过那位肺炎病人的几名医护，他们也相继出现发热症状。

事实上，香港SARS源头病人、广州中山医科大学附属二院的教授刘剑伦早在2003年2月21日从广州来港。不久后，与刘入住同一间酒店的26岁香港青年亦受到感染，在3月4日前往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下称“威院”）治疗，成了威院的源头病人。3月8日，威院8A病房有十多人集体出现严重上呼吸道感染征状。两天后，3月10日，威院有超过50名医护出现发热征状。

大规模传染疫症来势汹汹，首两个星期，威院已有138宗医护感染个案出现，当中内科部门有四成医护受到感染。

其实三月初，香港媒体已经在大量报道内地民众抢购板蓝根和醋的新闻，但医院还没有防护意识。在林沛坚病倒的时候，梁子健（化名）医生正在另一区的伊利沙伯医院外科工作，他得悉有医院出现疑似不明肺炎病患后，向院方建议让前线医护佩戴最高级防护装备。没想到，院方告诉他：“你太紧张了。”

在疫情第一线的公营医院之所以轻敌，背后是食卫局、卫生署和医管局这套反应滞后的官僚机制。

香港公营医疗系统的决策层，主要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简称“卫福局”，后改为“食物及卫生局”），由卫生署和医院管理局（下称“医管局”）执行政策。卫生署是政府部门，而医管局则是管理全港公立医院和诊所的法定机构，开支由港府拨款资助。然而，本该带领整个香港医疗系统、对疫情有所警觉的决策层，对疫情严重性的认知却显然落后于一线医护及医学专家。

2003年3月13日，即威院超过50名医护出现发热后三日，时任卫福局局长杨永强向公众宣称：“香港没有肺炎爆发……世界上的人以为香港爆发非典型肺炎，这对香港不利。”然而，四天后，3月17日深夜，时任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钟尚志在沙田的威尔斯亲王医院召开记者会，揭露SARS已在社区扩散，“吹哨”令舆论哗然，医护、市民才开始惊醒。

甚至本身不熟悉传染病的专科医生，反应都比医疗系统的上层更快。当年的中大医学院矫形外科创伤学系教授梁秉中，被钟尚志视为“精神偶像”，敢言敢行，向媒体直斥医管局应对不足，批评医管局拒绝让他所属的中大教学部门介入处理危机，又迟迟没有关闭急症室。当时他一度对政府官员大声说，“我行医四十几年来未见过咁大镬（这么严重）。”在钟尚志召开记者会后，3月19日，他决定和当时还是见习医生的女儿、《明报》记者一同上广州的医院探个究竟。

梁秉中对端传媒回忆说，到达后，他先找到广东省中医院、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的熟人，由他们带路去广州传染病院第八人民医院，没想到医院不准外人入内。他灵机一动，让女儿咳嗽几声，装成来求诊的病人，才得以走近病房。他们看见病房内不少病人吸著氧气，吊著点滴，地上湿漉漉，一股浓重的消毒水味，“证明他们经常要洗地（消毒）”，梁秉中凭经验判断，那就是“最低层次的传染病房”，其中正爆发疫情。

这趟行程被记者写成报道，在香港引发回响，才进一步惊醒市民。事后医管局有高层对梁秉中说，“Doctor Leung，你这么害怕，不如放假吧。”

低防护意识、无装备储备，与不受重视的传染病科

香港SARS的总死亡人数高达299个，占整个中国SARS死亡人数近一半，其中超过386名医护受感染，8名医护死亡。倘若疫情更早获得披露、重视和防疫，一切或许会不一样。

SARS爆发之前，香港医护在处理肺炎病人时普遍不佩戴口罩，处理后亦不常洗手。林沛坚作为需要处理肺炎病人的急症科医生，在感染SARS前，他并没有接受过任何预防感染的训练。2003年4月初，随著疫情发展，医院防护意识提高，前线医护开始获分配更高级的防护装备，亦加强洗手、洗澡，医护受感染的数字便开始下降。

现在有12年急症科医生经验的刘文钦，在2003年4月初时被调去威院8B病房协助照顾SARS病人，他告诉端传媒，自己去前线时已算疫情中期，有佩戴足够的防护装备，他身边的同事都没有受到感染。

不过，士兵在沙场打仗，不再轻敌之后，迎来的却是装备不足。

那时候，医管局并没有特别储备PPE（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个人防护装备），各间公立医院则要自行负责采购。SARS冲击之下，医护防护装备出现严重不足的状况。威院医护受感染的情况最严重，在香港386名受感染医护当中，有至少138名来自威院。为了节省口罩，威院的医护当时将戴过的N95口罩放进褐色的纸袋里，袋口以夹子夹好，一排排挂在病房门口，纸袋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下次入病房时再重复使用，直到口罩湿了才弃掉。

SARS后成立的立法会专责委员会调查公立医院的医护装备，发现在取样的10间公立医院里，有9间医院的个人防护装备在SARS疫情期间无法维持不少于7天的储备。

防护意识不足、无装备储备计划，也与传染病学科在香港不受重视有关。

“大家的概念是，（传染病）是在非洲、在东南亚，香港相当先进，是不会有这些的。”林沛坚说。2003年，那是一个传染病学科在香港不受重视的年代。

端传媒找到传染病专家、内科医生黄天祐，他表示，“八、九十年代，觉得传染病不重要了，因为已经有抗生素，这些病都不会有了，不用摆那么多资源在那里，取而代之是一些非传染病，比如慢性病：糖尿病、心脏疾病、癌症……整个世界的趋势是有这样一个看法。”

黄天祐于2019年刚辞去卫生防护中心的感染控制处主任一职，现在是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会长，在中环开设自己的诊所。他曾在医管局担任资深顾问医生，负责传染病的控制和管理。SARS爆发之时，正是黄天祐在玛嘉烈医院内科工作的第十个年头。

香港医学专科学院在1995年才设立感染及传染病专科课程，2003年医务委员会注册名单上仅5人，直到2019年增至33人，平均每年才新增2到3人。在SARS过后的第九年，2012年，全港只有两名医科生选择感染及传染病科。

“传染病学科在当时被严重地忽略，其实到现在都是这样。”黄天祐说。

中港传染病通报：礼节性会告诉香港，但其实已告诉传媒

SARS后，香港一共出台了三份检讨报告，分别由医管局、政府及立法会发起。纵观这些报告所列出的建议，均旨在建立传染病监察及通报机制、建立应变计划、增强公营医院设施、储备防护装备，好让公营医疗系统在再次出现疫情时可以及时应对。

这四方面的建议，十七年来，香港大致做得怎么样？

在通报机制方面，外部的中港传染病通报机制，其运行实效最惹人注目，却又最难以监察。2003年4月开始，就传染病情况，香港与广东省同意加强通报机制，定期交换资料，包括统计数字、临床疗法等；5月，通报机制扩展到澳门。于是，此后每年12月，粤港澳三地均会举行卫生行政高层联席会议，据立法会文件，香港卫生署每月均能接到国家卫生部发出的内地传染病，及对公众健康有重大影响的疾病爆发情况的资料撮要。

By courtesy（礼节性）就会告诉给（香港）防护中心听，但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告诉了传媒，但当然若我们已经有事情（传染病）开始中，他又未说出来，by all means（用一切办法）我们都可以随时打电话问他们（广东CDC）。

综合多年媒体报导，几乎没什么内部人士透露该中港传染病通报机制实际运作情况。黄天祐医生在卫生防护中心做了15年，2004年成立之初他就在那里任职，其后任至感染控制处主任，2019年卸任。问及中港通报机制实际如何运作，他告诉端传媒——

“应该怎么说呢，其实现在信息是透明了很多，其实广东省自己也会通报给自己传媒那边、（香港）卫生防护中心那些，所以很多时候都未必需要我们直接再找他们，但如果有东西需要clarify（厘清）的话，我知道也可以直接找他们clarify。”

若广东省出现传染病新情况，在通报内地传媒之外，会提前通报给香港吗？“By courtesy，by courtesy（礼节性）就会告诉给（香港）防护中心听。但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告诉了传媒，但当然若我们已经有事情（传染病）开始中，他又未说出来，by all means（用一切办法）我们都可以随时打电话问他们（广东CDC）。”

本报道在3月12日刊登后，黄天祐向端传媒补充更正，指其实内地政府在通报传媒之前，也会通报给香港政府，“两地卫生机构有机制在通知传媒前互相先通知对方”。

另外，黄天祐表示，香港这边的疫情通报系统，是“一国两制”，“（香港）不需要将数据上报给中国的CDC。香港归香港，不需要在官方的途径中上报给中国的CDC。”

至于每年的三地会议，黄天祐就说，“会议也是象征性的，还有很多会议上没有说的东西。我想人员互相的认识是十分重要。现在大家有手机就十分方便，可能知道有什么事情要打电话去广东省的CDC，应该找哪一位，那即时可以send一个Wechat去问他，比要经过很多官方的渠道为好。要经过官方的渠道（去沟通），便要花费很久。”

黄天祐后来向端传媒补充，表示早前提及三地会议里有很多没说的内容，其实是因为“会议时间不长，不能涵盖所有议题”。

他又表示，透过香港这边卫生防护中心经办的一些疫情演练等活动，邀请广东、澳门人员来观察，如此香港这边的人员能够认识粤澳CDC相关人员，获得个人联系方式，此后有需要则可直接联系到相关人士，获取信息。“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就可以做到。其实（香港）防护中心这些年和很多其他地方都建立了网络，当然主要是当地的传染病学处。和CDC或是WHO都有一些contact point（联络人）。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找到他们，和国际机构去确认拿一些东西，诸如此类。”

这一次新型肺炎疫情，香港是否可透过中港通报机制，尽早获悉疫情？

根据香港政府说法，“卫生防护中心自去年12月31日收到国家卫健委通报内地湖北省武汉市出现肺炎病例群组个案后，一直与国家卫健委保持紧密联络，以取得进一步的资料及了解最新情况。”事实上，12月31日这天，也是中国卫健委对媒体首次公布疫情的日子，大量市民都透过媒体和网络消息得知疫情，换言之，港府是和记者、网民于同一日知悉消息。

不过，据港府专家顾问团成员、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法，香港专家最早是透过与内地学者交流而知悉疫情的。3月初袁国勇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三度称早在去年12月24日透过与内地学者交流，知悉爆发疫情，并通知食卫局局长陈肇始。然而，他后来接受香港01访问时，更正指是在12月30日或31日得悉消息的。

SARS的教训，香港还记住了多少？

十七年来，香港在内部也建立起传染病监察机制和通报机制。

当年最为人诟病的卫生署与医管局的行政沟通效率，在黄天祐看来是获得了较大改善。卫生署在2004年成立卫生防护中心，负责加强市民对预防及控制各种流行疾病的认识，并会调查各种流行疾病感染个案，监察疾病通报情况等。黄天祐形容，防护中心就像卫生署与医管局之间的“桥梁”，令彼此加强沟通。

黄天祐又表示，2003年之后，公立、私立医院均有加强感染控制的工作，当出现疑似传染病的群集个案时，需要上报给每间医院的感染控制小组，小组会再上报给卫生防护中心及医管局，防护中心会派医护前去医院，参与传染病的爆发控制会议。

另外，医管局及卫生署将传染病信息系统化，开发了两套网络系统CENO（Central Notification Office）及CDIS（Community Group Disease Information System），前线医护可将病人情况直接放进系统，让医管局知悉；而卫生署、防护中心人员亦可直接获得病人相关信息。

在监察、通报机制以外，公营医院设施亦是当年被认为亟待改善的环节。

负压病房可说是硬件设施的其中一个标志性指标。自沙士一疫，香港各大医院均增设负压隔离病房。医管局总感染控制主任赖伟文早前表示，2003年后公营医院共增设1400张负压隔离病房的床位，其后在需求减少时改为普通病床，医管局人员可在72小时内将之还原，不过，这一说法很快遭媒体报道质疑。

政府曾指要在三间医院兴建传染病大楼，但经过立法会数次讨论后，三座传染病大楼不了了之，最终2004年只在玛嘉烈医院起了一个传染病中心，有108张病床，12张深切治疗病床，全部为负压隔离病房，于2007年投入使用。

至于储备防护装备，2003年11月，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书长姚纪中表示，医管局已储备三个月存量（按高峰期使用量计算）的个人防护装备供医护人员使用；他又指，医管局已与供应商建立紧密的监察和联络机制，以应付一旦出现的额外需求。

这一切都是非战时的准备功夫。当战役再次来临，香港会怎样呢？

17年后，市民比政府更害怕

“封关救港，刻不容缓！”“康复香港，时代抗疫！”在会员投票以大比数通过罢工决议后，“医管局员工阵线”在2020年2月3日发起一连五日罢工行动，据工会统计，首日就有逾2500名医护参与行动，现场罢工医护高喊口号。

十七年过去，疫情再度来袭，香港的医护为何愤然罢工？从SARS一战中总结的丰富经验，香港政府用上了吗？

2020年，当SARS变成COVID-19，香港只建成了一栋传染病大楼，而医管局曾在1月29日表示，个人防护装备有3个月存量供医护使用，但翌日1月30日却表示，存量已跌了20%。另外，根据香港媒体调查，玛丽医院的负压隔离病房中，四成病床由于已经在给别的病人使用或设施不全等问题，无法像医管局所宣称的那样，于72小时内还原。

“政府正在食屎。”2003年曾为SARS病人做过胃镜的外科医生梁子健冲口而出，“当年就是‘摸著石头过河’，也不可以怪当年，因为那些人真的不知道什么事。但是现在有经验了，都是在发懵。”

香港整体是吸取了教训的，但不是政府也不是医疗体制，而是我们每一个市民，都有公民意识，尽量令到自己不要病。

2003年11月，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书长姚纪中曾表示，已经要求所有私家医院向卫生署提交“沙士”应变计划，并将有关界别的应变计划纳入政府整体应变计划之中。不过，在SARS后很快离开公立医院、开设自己的私人诊所的梁子健就说，“发神经，它哪有理过我们？ 它有事就将你一军，你够不够装备关它什么事，你赚了钱难道给它？ ”

“香港整体是吸取了教训的，但不是政府也不是医疗体制，而是我们每一个市民，都有公民意识，尽量令到自己不要病。”

农历新年旅行期间，梁子健早已从新闻里嗅到疫情风雨欲来的气息，遂在旅行当地自掏腰包购买了两、三千个口罩，作不时之需。回港后，疫情果然爆发，“口罩荒”愈演愈烈，各大药房一度断市，政府只宣布从全球购买口罩失败。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民间各大商家、非政府组织、政党纷纷八仙过海，从世界各地成功采购数量不等的口罩，用以销售或分派给居民。

梁子健表示，疫情延烧至今，卫生署没有联系过他的诊所。据他了解，不少私人专科诊所都是凭过去的经验，自行停止非紧急服务，不过，仍有大量普通科诊所每日冒险为社区提供看诊服务，他们每日接触伤风咳嗽的长者、有长期病患的病人，而同时只能自行解决防疫装备问题。梁子健和不少医护朋友一样，对政府抗疫表现感到不满。

“今次疫情的特色，我所看到的是市民比政府更害怕。”林沛坚总结。

政府机制的启动是迅速的，但启动后，一切似乎又陷入当年滞后的状态。

医管局在1月4日迅速宣布公立医院即日起启动“严重应变级别”，1月8日政府将“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法定须呈报传染病，相比2003年时任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迟迟没把SARS加入《检疫及防疫条例》，这都是一种进步。但此后，政府在旅客健康状况监测、关口封闭措施方面，似乎落后于形势。

在部分医学界专家、前线医护不断呼吁之下，直到1月24日，港府才宣布，高铁西九龙站入境的旅客需填报健康申报表，此时武汉疫情已经严重到实施“封城”的措施。与此同时，医护团体、部分市民及政党人士呼吁政府“全面封关”，但不获回应，于是，医护工会“医管局员工阵线”于2月3日开始一连五日的罢工行动，向政府施压，最终政府宣布，继早前关闭6个口岸后，将关闭多4个口岸。

2003年带记者上广州实地勘察医院疫情的梁秉中医生，如今已是78岁花甲老人，在中大医学院矫形外科创伤学系担任终身讲座教授。他清楚记得，自己当年提出过珠三角关口协调通报的建议，“我们说珠三角这么多关口，与其各自为政，如果有第二次类似的瘟疫时，是否应该及早让各个关口协调，共同通报，这就可以挡住（疫情），也不会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那你看到这次很明显没有做（关口协调）这件事啦。”梁秉中说。

“政府在处理疫情过程里，牵涉好多部门，如果再发生，怎样协调呢？上次的经验就是配合得不理想。”梁秉中说，“直到（疫情）重复的时候，所有问题都暴露出来，结论就是没有做到。”

经历过SARS，大家、社会都有记忆，都知道沙士是什么一回事......你明知接下来会怎样，如果你截了它（源头），香港是可以守得稳一点。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件事？

幸运地从SARS里痊愈，林沛坚今年44岁了，他仍记得十七年前刚踏入四月，在疫情阴霾中，张国荣自杀离世，那时候，香港像“世界末日”。如今，他同样是医生的妻子即将进入”dirty team”（编按：专责处理感染新型肺炎病人），有机会接触新型肺炎患者。

“你问我现在和当年有什么分别？那就是经历过SARS，大家、社会都有记忆，都知道沙士是什么一回事。因为你知道了，所以当然希望在未发生之前尽量阻止，令它不要发生。因此现在取态会不一样。”林沛坚认为，“愤怒的点就在这里——你明知接下来会怎样，如果你截了它（源头），香港是可以守得稳一点。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件事？如果你可以在上流做到很多事情，那为什么你还要让下流的人去suffer呢？”

当疫情爆发，社区百姓受害，医护也面临高风险。“那张单不是policy maker埋的，是医护人员去埋单的。”

他有在看内地李文亮医生的新闻。“你做医护不代表你要无谓地去牺牲，”经过十七年，他现在是这么想的。

（尊重受访者意愿，梁子健为化名。）

（实习记者梁日恒、刘钰怡、区婥媛、资雅雯对本文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