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訪SARS前線醫護：十七年後，香港吸取教訓了嗎？

編者按：新聞總是在重複自己。17年前的今天，在中國內地瞞報疫情多月之後，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中，因SARS爆發了醫護集體感染，翌日，3月13日，時任衛生及福利局局長楊永強對媒體強調香港沒有爆發疫情，稱「世界上的人以為香港爆發非典型肺炎，這對香港不利。」大規模社區爆發，299人死亡，8名醫護因感染而離世，在香港集體記憶中烙下不可磨滅的傷痕。近日，我們尋訪當年曾被感染的醫生，因不滿港府處理而親自去廣州的醫院察看疫情的醫生，香港負責傳染病控制的醫生...... 當疫情再次重演，當年的傷痛有沒有化作經驗？誰記住了，誰忘記了？

（本報導最後更新時間為3月12日下午2點50分。）

2003年，SARS在中國廣東爆發，疫情蔓延，香港成為疫區，造成1755人感染，當中386名是醫護人員。當年香港的「吹哨人」、時任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鍾尚志曾向媒體揭露真相，表示已經有社區爆發的跡象。在疫情停息後，鍾尚志向立法會遞交文件，如此寫道：

「我們接近400名忠誠的醫療工作者在履行職務時受到感染，當中有8人死亡，這個事實將我纏繞不休。……我們必須從這次痛苦的經歷裏學習，並改善我們的機制，如此我們才能為下一次疫病襲擊做好準備。」

十七年過去了，新型肺炎來襲，SARS的教訓，香港記住了嗎？

醫療決策層反應滯後，醫護感染，醫生北上調查

多年以後，林沛堅還記得那個病死的不明肺炎病人。

2003年2月，林沛堅27歲，作為初級醫生在東區醫院內科輪替，恰好跟呼吸科的醫生工作，需要負責收治急症病人。二月底，他收治了一名肺炎病人，一開始這個病人還很精神，不時在醫院四處活動，林沛堅巡房時，常常得打電話找他：「到你啦。」

然而很奇怪，無論打多少治療細菌的抗生素，CT檢查看來，這個病人的肺部仍是越來越「花」，林沛堅和主理醫生便把他轉入深切治療部。不久後，聽說這個怎麼也好不起來的中年男人確診「不明肺炎」，去世了，林沛堅感到難過。

那個時候，一河之隔的廣東省已瞞報病情近兩個月。SARS首例早於2002年12月15日在河源市出現，但廣東省直到2003年2月10日，才首次向媒體公佈出現非典型肺炎。直到2003年4月10日，廣東與香港政府之間都沒有建立疫情通報機制。

雖然廣東省在2月11日新聞發佈指出，廣東有近三分之一「非典」患者為醫護人員，然而，根據事後香港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調查，醫管局當時除了成立「嚴重社區型肺炎工作小組」、發出監察肺炎的備忘錄外，並沒有採取進一步措施，防止公營醫院醫護人員受感染。

像林沛堅這樣的前線醫生，毫不了解這場史無前例的大疫已降臨香港，在治理那名肺炎病人時，林沛堅就像往常那樣，沒有戴口罩，也沒有在每次接觸完後洗手。如今人們難以想象，在SARS以前，幾乎所有香港醫生在巡房問診時，都不怎麼戴口罩、洗手。

林沛堅在三月初請假了，放假第一天，他就病倒了。「那種感覺是很疲倦，累得你好像什麼都動不了。」3月14日，幸好主管醫生有所警覺，在他要求下，林沛堅住院了。與此同時，和林沛堅一齊治理過那位肺炎病人的幾名醫護，他們也相繼出現發熱症狀。

事實上，香港SARS源頭病人、廣州中山醫科大學附屬二院的教授劉劍倫早在2003年2月21日從廣州來港。不久後，與劉入住同一間酒店的26歲香港青年亦受到感染，在3月4日前往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下稱「威院」）治療，成了威院的源頭病人。3月8日，威院8A病房有十多人集體出現嚴重上呼吸道感染徵狀。兩天後，3月10日，威院有超過50名醫護出現發熱徵狀。

大規模傳染疫症來勢洶洶，首兩個星期，威院已有138宗醫護感染個案出現，當中內科部門有四成醫護受到感染。

其實三月初，香港媒體已經在大量報道內地民眾搶購板藍根和醋的新聞，但醫院還沒有防護意識。在林沛堅病倒的時候，梁子健（化名）醫生正在另一區的伊利沙伯醫院外科工作，他得悉有醫院出現疑似不明肺炎病患後，向院方建議讓前線醫護佩戴最高級防護裝備。沒想到，院方告訴他：「你太緊張了。」

在疫情第一線的公營醫院之所以輕敵，背後是食衛局、衛生署和醫管局這套反應滯後的官僚機制。

香港公營醫療系統的決策層，主要是衛生福利及食物局（簡稱「衛福局」，後改為「食物及衛生局」），由衛生署和醫院管理局（下稱「醫管局」）執行政策。衛生署是政府部門，而醫管局則是管理全港公立醫院和診所的法定機構，開支由港府撥款資助。然而，本該帶領整個香港醫療系統、對疫情有所警覺的決策層，對疫情嚴重性的認知卻顯然落後於一線醫護及醫學專家。

2003年3月13日，即威院超過50名醫護出現發熱後三日，時任衛福局局長楊永強向公眾宣稱：「香港沒有肺炎爆發……世界上的人以為香港爆發非典型肺炎，這對香港不利。」然而，四天後，3月17日深夜，時任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鍾尚志在沙田的威爾斯親王醫院召開記者會，揭露SARS已在社區擴散，「吹哨」令輿論嘩然，醫護、市民才開始驚醒。

甚至本身不熟悉傳染病的專科醫生，反應都比醫療系統的上層更快。當年的中大醫學院矯形外科創傷學系教授梁秉中，被鍾尚志視為「精神偶像」，敢言敢行，向媒體直斥醫管局應對不足，批評醫管局拒絕讓他所屬的中大教學部門介入處理危機，又遲遲沒有關閉急症室。當時他一度對政府官員大聲說，「我行醫四十幾年來未見過咁大鑊（這麼嚴重）。」在鍾尚志召開記者會後，3月19日，他決定和當時還是見習醫生的女兒、《明報》記者一同上廣州的醫院探個究竟。

梁秉中對端傳媒回憶說，到達後，他先找到廣東省中醫院、廣州市紅十字會醫院的熟人，由他們帶路去廣州傳染病院第八人民醫院，沒想到醫院不准外人入內。他靈機一動，讓女兒咳嗽幾聲，裝成來求診的病人，才得以走近病房。他們看見病房內不少病人吸著氧氣，吊著點滴，地上濕漉漉，一股濃重的消毒水味，「證明他們經常要洗地（消毒）」，梁秉中憑經驗判斷，那就是「最低層次的傳染病房」，其中正爆發疫情。

這趟行程被記者寫成報道，在香港引發迴響，才進一步驚醒市民。事後醫管局有高層對梁秉中說，「Doctor Leung，你這麼害怕，不如放假吧。」

低防護意識、無裝備儲備，與不受重視的傳染病科

香港SARS的總死亡人數高達299個，佔整個中國SARS死亡人數近一半，其中超過386名醫護受感染，8名醫護死亡。倘若疫情更早獲得披露、重視和防疫，一切或許會不一樣。

SARS爆發之前，香港醫護在處理肺炎病人時普遍不佩戴口罩，處理後亦不常洗手。林沛堅作為需要處理肺炎病人的急症科醫生，在感染SARS前，他並沒有接受過任何預防感染的訓練。2003年4月初，隨著疫情發展，醫院防護意識提高，前線醫護開始獲分配更高級的防護裝備，亦加強洗手、洗澡，醫護受感染的數字便開始下降。

現在有12年急症科醫生經驗的劉文欽，在2003年4月初時被調去威院8B病房協助照顧SARS病人，他告訴端傳媒，自己去前線時已算疫情中期，有佩戴足夠的防護裝備，他身邊的同事都沒有受到感染。

不過，士兵在沙場打仗，不再輕敵之後，迎來的卻是裝備不足。

那時候，醫管局並沒有特別儲備PPE（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個人防護裝備），各間公立醫院則要自行負責採購。SARS衝擊之下，醫護防護裝備出現嚴重不足的狀況。威院醫護受感染的情況最嚴重，在香港386名受感染醫護當中，有至少138名來自威院。為了節省口罩，威院的醫護當時將戴過的N95口罩放進褐色的紙袋裏，袋口以夾子夾好，一排排掛在病房門口，紙袋上寫上自己的名字，下次入病房時再重複使用，直到口罩濕了才棄掉。

SARS後成立的立法會專責委員會調查公立醫院的醫護裝備，發現在取樣的10間公立醫院裏，有9間醫院的個人防護裝備在SARS疫情期間無法維持不少於7天的儲備。

防護意識不足、無裝備儲備計劃，也與傳染病學科在香港不受重視有關。

「大家的概念是，（傳染病）是在非洲、在東南亞，香港相當先進，是不會有這些的。」林沛堅說。2003年，那是一個傳染病學科在香港不受重視的年代。

端傳媒找到傳染病專家、內科醫生黃天祐，他表示，「八、九十年代，覺得傳染病不重要了，因為已經有抗生素，這些病都不會有了，不用擺那麼多資源在那裏，取而代之是一些非傳染病，比如慢性病：糖尿病、心臟疾病、癌症……整個世界的趨勢是有這樣一個看法。」

黃天祐於2019年剛辭去衛生防護中心的感染控制處主任一職，現在是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會長，在中環開設自己的診所。他曾在醫管局擔任資深顧問醫生，負責傳染病的控制和管理。SARS爆發之時，正是黃天祐在瑪嘉烈医院內科工作的第十個年頭。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在1995年才設立感染及傳染病專科課程，2003年醫務委員會註冊名單上僅5人，直到2019年增至33人，平均每年才新增2到3人。在SARS過後的第九年，2012年，全港只有兩名醫科生選擇感染及傳染病科。

「傳染病學科在當時被嚴重地忽略，其實到現在都是這樣。」黃天祐說。

中港傳染病通報：禮節性會告訴香港，但其實已告訴傳媒

SARS後，香港一共出台了三份檢討報告，分別由醫管局、政府及立法會發起。縱觀這些報告所列出的建議，均旨在建立傳染病監察及通報機制、建立應變計劃、增強公營醫院設施、儲備防護裝備，好讓公營醫療系統在再次出現疫情時可以及時應對。

這四方面的建議，十七年來，香港大致做得怎麼樣？

在通報機制方面，外部的中港傳染病通報機制，其運行實效最惹人注目，卻又最難以監察。2003年4月開始，就傳染病情況，香港與廣東省同意加強通報機制，定期交換資料，包括統計數字、臨床療法等；5月，通報機制擴展到澳門。於是，此後每年12月，粵港澳三地均會舉行衛生行政高層聯席會議，據立法會文件，香港衞生署每月均能接到國家衛生部發出的內地傳染病，及對公眾健康有重大影響的疾病爆發情況的資料撮要。

By courtesy（禮節性）就會告訴給（香港）防護中心聽，但其實很多時候他們已經告訴了傳媒，但當然若我們已經有事情（傳染病）開始中，他又未說出來，by all means（用一切辦法）我們都可以隨時打電話問他們（廣東CDC）。

綜合多年媒體報導，幾乎沒什麼內部人士透露該中港傳染病通報機制實際運作情況。黃天祐醫生在衛生防護中心做了15年，2004年成立之初他就在那裏任職，其後任至感染控制處主任，2019年卸任。問及中港通報機制實際如何運作，他告訴端傳媒——

「應該怎麼說呢，其實現在資訊是透明了很多，其實廣東省自己也會通報給自己傳媒那邊、（香港）衛生防護中心那些，所以很多時候都未必需要我們直接再找他們，但如果有東西需要clarify（釐清）的話，我知道也可以直接找他們clarify。」

若廣東省出現傳染病新情況，在通報內地傳媒之外，會提前通報給香港嗎？「By courtesy，by courtesy（禮節性）就會告訴給（香港）防護中心聽。但其實很多時候他們已經告訴了傳媒，但當然若我們已經有事情（傳染病）開始中，他又未說出來，by all means（用一切辦法）我們都可以隨時打電話問他們（廣東CDC）。」

本報道在3月12日刊登後，黃天祐向端傳媒補充更正，指其實內地政府在通報傳媒之前，也會通報給香港政府，「兩地衛生機構有機制在通知傳媒前互相先通知對方」。

另外，黃天祐表示，香港這邊的疫情通報系統，是「一國兩制」，「（香港）不需要將數據上報給中國的CDC。香港歸香港，不需要在官方的途徑中上報給中國的CDC。」

至於每年的三地會議，黃天祐就說，「會議也是象徵性的，還有很多會議上沒有說的東西。我想人員互相的認識是十分重要。現在大家有手機就十分方便，可能知道有什麼事情要打電話去廣東省的CDC，應該找哪一位，那即時可以send一個Wechat去問他，比要經過很多官方的渠道為好。要經過官方的渠道（去溝通），便要花費很久。」

黃天祐後來向端傳媒補充，表示早前提及三地會議裏有很多沒說的內容，其實是因為「會議時間不長，不能涵蓋所有議題」。

他又表示，透過香港這邊衛生防護中心經辦的一些疫情演練等活動，邀請廣東、澳門人員來觀察，如此香港這邊的人員能夠認識粵澳CDC相關人員，獲得個人聯繫方式，此後有需要則可直接聯繫到相關人士，獲取訊息。「現在只要打個電話就可以做到。其實（香港）防護中心這些年和很多其他地方都建立了網絡，當然主要是當地的傳染病學處。和CDC或是WHO都有一些contact point（聯絡人）。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找到他們，和國際機構去確認拿一些東西，諸如此類。」

這一次新型肺炎疫情，香港是否可透過中港通報機制，儘早獲悉疫情？

根據香港政府說法，「衛生防護中心自去年12月31日收到國家衛健委通報內地湖北省武漢市出現肺炎病例群組個案後，一直與國家衛健委保持緊密聯絡，以取得進一步的資料及了解最新情況。」事實上，12月31日這天，也是中國衛健委對媒體首次公布疫情的日子，大量市民都透過媒體和網絡消息得知疫情，換言之，港府是和記者、網民於同一日知悉消息。

不過，據港府專家顧問團成員、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說法，香港專家最早是透過與內地學者交流而知悉疫情的。3月初袁國勇接受鳳凰衛視專訪時，三度稱早在去年12月24日透過與內地學者交流，知悉爆發疫情，並通知食衛局局長陈肇始。然而，他後來接受香港01訪問時，更正指是在12月30日或31日得悉消息的。

SARS的教訓，香港還記住了多少？

十七年來，香港在內部也建立起傳染病監察機制和通報機制。

當年最為人詬病的衛生署與醫管局的行政溝通效率，在黃天祐看來是獲得了較大改善。衛生署在2004年成立衛生防護中心，負責加強市民對預防及控制各種流行疾病的認識，並會調查各種流行疾病感染個案，監察疾病通報情況等。黃天祐形容，防護中心就像衛生署與醫管局之間的「橋樑」，令彼此加強溝通。

黃天祐又表示，2003年之後，公立、私立醫院均有加強感染控制的工作，當出現疑似傳染病的群集個案時，需要上報給每間醫院的感染控制小組，小組會再上報給衛生防護中心及醫管局，防護中心會派醫護前去醫院，參與傳染病的爆發控制會議。

另外，醫管局及衛生署將傳染病資訊系統化，開發了兩套網絡系統CENO（Central Notification Office）及CDIS（Community Group Disease Information System），前線醫護可將病人情況直接放進系統，讓醫管局知悉；而衛生署、防護中心人員亦可直接獲得病人相關資訊。

在監察、通報機制以外，公營醫院設施亦是當年被認為亟待改善的環節。

負壓病房可說是硬件設施的其中一個標誌性指標。自沙士一疫，香港各大醫院均增設負壓隔離病房。醫管局總感染控制主任賴偉文早前表示，2003年後公營醫院共增設1400張負壓隔離病房的床位，其後在需求減少時改為普通病牀，醫管局人員可在72小時內將之還原，不過，這一說法很快遭媒體報道質疑。

政府曾指要在三間醫院興建傳染病大樓，但經過立法會數次討論後，三座傳染病大樓不了了之，最終2004年只在瑪嘉烈醫院起了一個傳染病中心，有108張病床，12張深切治療病床，全部為負壓隔離病房，於2007年投入使用。

至於儲備防護裝備，2003年11月，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姚紀中表示，醫管局已儲備三個月存量（按高峰期使用量計算）的個人防護裝備供醫護人員使用；他又指，醫管局已與供應商建立緊密的監察和聯絡機制，以應付一旦出現的額外需求。

這一切都是非戰時的準備功夫。當戰役再次來臨，香港會怎樣呢？

17年後，市民比政府更害怕

「封關救港，刻不容緩！」「康復香港，時代抗疫！」在會員投票以大比數通過罷工決議後，「醫管局員工陣線」在2020年2月3日發起一連五日罷工行動，據工會統計，首日就有逾2500名醫護參與行動，現場罷工醫護高喊口號。

十七年過去，疫情再度來襲，香港的醫護為何憤然罷工？從SARS一戰中總結的豐富經驗，香港政府用上了嗎？

2020年，當SARS變成COVID-19，香港只建成了一棟傳染病大樓，而醫管局曾在1月29日表示，個人防護裝備有3個月存量供醫護使用，但翌日1月30日卻表示，存量已跌了20%。另外，根據香港媒體調查，瑪麗醫院的負壓隔離病房中，四成病床由於已經在給別的病人使用或設施不全等問題，無法像醫管局所宣稱的那樣，於72小時內還原。

「政府正在食屎。」2003年曾為SARS病人做過胃鏡的外科醫生梁子健衝口而出，「當年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也不可以怪當年，因為那些人真的不知道什麼事。但是現在有經驗了，都是在發懵。」

香港整體是吸取了教訓的，但不是政府也不是醫療體制，而是我們每一個市民，都有公民意識，盡量令到自己不要病。

2003年11月，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姚紀中曾表示，已經要求所有私家醫院向衞生署提交「沙士」應變計劃，並將有關界別的應變計劃納入政府整體應變計劃之中。不過，在SARS後很快離開公立醫院、開設自己的私人診所的梁子健就說，「發神經，它哪有理過我們？ 它有事就將你一軍，你夠不夠裝備關它什麼事，你賺了錢難道給它？ 」

「香港整體是吸取了教訓的，但不是政府也不是醫療體制，而是我們每一個市民，都有公民意識，盡量令到自己不要病。」

農曆新年旅行期間，梁子健早已從新聞裡嗅到疫情風雨欲來的氣息，遂在旅行當地自掏腰包購買了兩、三千個口罩，作不時之需。回港後，疫情果然爆發，「口罩荒」愈演愈烈，各大藥房一度斷市，政府只宣佈從全球購買口罩失敗。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民間各大商家、非政府組織、政黨紛紛八仙過海，從世界各地成功採購數量不等的口罩，用以銷售或分派給居民。

梁子健表示，疫情延燒至今，衛生署沒有聯繫過他的診所。據他了解，不少私人專科診所都是憑過去的經驗，自行停止非緊急服務，不過，仍有大量普通科診所每日冒險為社區提供看診服務，他們每日接觸傷風咳嗽的長者、有長期病患的病人，而同時只能自行解決防疫裝備問題。梁子健和不少醫護朋友一樣，對政府抗疫表現感到不滿。

「今次疫情的特色，我所看到的是市民比政府更害怕。」林沛堅總結。

政府機制的啟動是迅速的，但啟動後，一切似乎又陷入當年滯後的狀態。

醫管局在1月4日迅速宣佈公立醫院即日起啟動「嚴重應變級別」，1月8日政府將「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納入法定須呈報傳染病，相比2003年時任衞生署署長陳馮富珍遲遲沒把SARS加入《檢疫及防疫條例》，這都是一種進步。但此後，政府在旅客健康狀況監測、關口封閉措施方面，似乎落後於形勢。

在部分醫學界專家、前線醫護不斷呼籲之下，直到1月24日，港府才宣佈，高鐵西九龍站入境的旅客需填報健康申報表，此時武漢疫情已經嚴重到實施「封城」的措施。與此同時，醫護團體、部分市民及政黨人士呼籲政府「全面封關」，但不獲回應，於是，醫護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於2月3日開始一連五日的罷工行動，向政府施壓，最終政府宣佈，繼早前關閉6個口岸後，將關閉多4個口岸。

2003年帶記者上廣州實地勘察醫院疫情的梁秉中醫生，如今已是78歲花甲老人，在中大醫學院矯形外科創傷學系擔任終身講座教授。他清楚記得，自己當年提出過珠三角關口協調通報的建議，「我們說珠三角這麼多關口，與其各自為政，如果有第二次類似的瘟疫時，是否應該及早讓各個關口協調，共同通報，這就可以擋住（疫情），也不會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那你看到這次很明顯沒有做（關口協調）這件事啦。」梁秉中說。

「政府在處理疫情過程裏，牽涉好多部門，如果再發生，怎樣協調呢？上次的經驗就是配合得不理想。」梁秉中說，「直到（疫情）重複的時候，所有問題都暴露出來，結論就是沒有做到。」

經歷過SARS，大家、社會都有記憶，都知道沙士是什麼一回事......你明知接下來會怎樣，如果你截了它（源頭），香港是可以守得穩一點。為什麼沒有做到這件事？

幸運地從SARS裏痊愈，林沛堅今年44歲了，他仍記得十七年前剛踏入四月，在疫情陰霾中，張國榮自殺離世，那時候，香港像「世界末日」。如今，他同樣是醫生的妻子即將進入”dirty team”（編按：專責處理感染新型肺炎病人），有機會接觸新型肺炎患者。

「你問我現在和當年有什麼分別？那就是經歷過SARS，大家、社會都有記憶，都知道沙士是什麼一回事。因為你知道了，所以當然希望在未發生之前盡量阻止，令它不要發生。因此現在取態會不一樣。」林沛堅認為，「憤怒的點就在這裏——你明知接下來會怎樣，如果你截了它（源頭），香港是可以守得穩一點。為什麼沒有做到這件事？如果你可以在上流做到很多事情，那為什麼你還要讓下流的人去suffer呢？」

當疫情爆發，社區百姓受害，醫護也面臨高風險。「那張單不是policy maker埋的，是醫護人員去埋單的。」

他有在看內地李文亮醫生的新聞。「你做醫護不代表你要無謂地去犧牲，」經過十七年，他現在是這麼想的。

（尊重受訪者意願，梁子健為化名。）

（實習記者梁日恆、劉鈺怡、區婥媛、資雅雯對本文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