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内阁“花道”途中的日本疫情危机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被认为是医疗大国的日本竟意外地进退失据，让全世界都在问：“日本，到底怎么了？”

目前已有论者提及的是“政治主导”因素。在日本，狭义的“官僚”是专指在各部会的高阶事务官们，通常是出身自名校，通过竞争激烈的高阶公务员考试合格，拥有强烈的菁英意识与本位主义。在以往，在特定领域拥有广阔人脉，代表业界的执政党议员被称为“族议员”，例如“公共建设族”、“商工族”等等，“族议员”与“官僚”在台面下主导了其所属领域的政策、预算，国会乃至内阁都不过是个形式。

这些菁英官僚本来被歌颂为日本经济成长的大功臣，但从90年代起，日本泡沫经济崩坏，经济成长陷入停滞，官僚也接连爆出弊案。民众对官僚的观感，从带领日本进步的菁英集团，变成贪腐、不受民意制衡、僵化的黑箱，引发了要求“行政改革”的呼声。在历经数十年的改革后，透过掌握官僚人事权等方式，权力渐渐从官僚移转到了内阁手中，称为“政治主导”。

日文中所谓“花道”，原本是指观众向歌舞伎献花的场所，被引申为政治人物、运动员、艺人“激流勇退”时的“下台阶”。

要先强调的是，具有民意正当性的政治家，与具有专业、稳定性的官僚体系，彼此间的权责该如何分配，本无绝对正确答案，并非是谁善谁恶的问题。虽然许多人对日本的印象，可能透过影视小说作品，仍停留在数十年前的“官僚主导”时期，但实际上在当今的制度背景之下，内阁的决策权力已不可同日而语。

安倍政权原先将四月的习近平访日，与七月开幕的东京奥运，视为最优先的政治任务，因此在顾虑对中外交、贸易与奥运主办国形象之下，影响到了防疫上的政治判断，这已有许多论者提及，在此就不赘述。但除此之外，这是安倍的最后一任任期（到2021年9月任满），而日本对“花道”的重视传统，不只影响到前述的政治议程设定，更扩及整个内阁布局。

日文中所谓“花道”，原本是指观众向歌舞伎献花的场所，被引申为政治人物、运动员、艺人“激流勇退”时的“下台阶”。日本的历代总理到了考虑下台之时，就会挑选一个“重大政治成就”作为“花道”，以保持政权与派阀存续，以及自身退休后的声望与影响力。而如果是资深议员，则会希望参与某重大政策的完成，或是至少入阁一次作为“花道”，再圆满交棒。

因此，日本众议院虽有规定任期，但在战后仅有1976年的第34届选举是因期满而改选。绝大多数是总理在完成预定的“花道”后，或者是遭遇危机，需要换人来延续政权命脉时，也会想办法找出“花道”，让支持率止跌后，再由执政党挑选有利时机解散国会，进行改选。例如日苏恢复外交关系与日本重回联合国之于鸠山一郎、冲绳返还日本之于佐藤荣作、再生能源法案之于菅直人，都是所谓的“花道”。当然也有等不到“花道”的总理，例如苦于支持率低迷的小渕恵三，原本想撑到2000年7月的冲绳高峰会作为“花道”，却在高峰会三个月前中风猝逝。

推测“花道”为何的意义在于，判断改选的时间点，以及届时政坛的主要政治议程。而对于安倍总理的“花道”，虽然一直有是否会再次修改党章，迈向四连任的猜测，但目前本人是公开表示无此打算。而放眼2021年9月前的可能“花道”，“东京奥运”被认为是最有力的选项。而在去年下半年大幅改组的内阁，主要成员为后安倍时代的有力后继者，与各派阀的“入阁候补组”，也就是已连任数次却未曾入阁的议员，当中不乏苦候入阁作为“花道”的待退议员，也被视为是安倍为了自身“花道”布局的产物。

由上表可知，在十九位阁员当中，有十三位阁员初入阁，当中又有四位（田中、卫藤、竹本、北村）已超过了自民党规定的退休年龄七十岁（实际上仍可“例外”提名），年过七十又多次当选，却从未入阁，明显这次入阁只是为了退休前的“花道”。

若从所属派阀来看，安倍首相所率领的“细田派”，有荻生田、西村与桥本三人新入阁，顺利消化了本派的“候补组”，荻生田与西村亦被视为安倍个人的亲信。而副首相麻生的“麻生派”，除麻生本人外，河野如愿从外相转任防卫相，并且让届退的田中踏上入阁花道，亦是相当满意。

“竹下派”则掌握了外相与厚劳相两个重要位置，茂木与加藤均被认为有望在后安倍时代更上一层楼。有意竞逐下任总理的自民党政调会长岸田文雄的“岸田派”，则让派内年长的北村与竹本步入花道，被认为是成功对党内释放了：“只要效忠岸田，迟早都可以当上大臣”的讯息。

而身居自民党干事长要职的二阶俊博，其“二阶派”也总算将年长的卫藤、以及被视为二阶派接班人的武田送进内阁。至于被认为同样瞄准了下任总理的菅官房长官，虽未揭明派阀，但河井、菅原与小泉都被视为实质上亲菅的人马。最后党内对安倍持批判态度的“石破派”，在上一届内阁尚有一人，到这次无人入阁，被视为对反安倍派的杀鸡儆猴。

对派阀而言，除了入阁人数、以及所属部会的重要度外，是否能让派内年长议员顺利入阁步上花道，回报其长年对派阀的贡献与忠诚，攸关派阀内团结，也展现出派阀间势力的消长。安倍此番布局，相当周到地照顾到了各派阀的需求，同时也维持著有意逐鹿下任总理者之间的势力平衡，并惩罚了反对势力。可说是面面具到，维系着党内的向心力，迎向原被认为已是水到渠成的习近平访日与东京奥运，稳健迈向安倍政权的花道。

人权与防疫，并不是全无全有的对立关系。

但这样的内阁是否具有足够的施政能力？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改组后不久，法相河井与经产相菅原就因违反选举法规请辞。而公开以“会自己拍照上传网路”自豪的IT担当相竹本，由于实在太夸张，以至于台湾负责数位政策的政务委员唐凤接受日媒专访时，于日本网友间卷起一阵旋风。最近，则是地方创生相北村在国会答询时，明显重听、结巴，惹得在野党退席抗议，最后自民党竟以多数优势通过，例外由事务官以补充说明名义，实质代答质询。而肺炎疫情，则是对当前内阁的又一重击。

有些说法认为，日本政府并不是慢，而是谨慎，担心重蹈过往日本政府对汉生病（旧称麻疯病）污名化、强制隔离的错误政策。确实，对于过往汉生病错误的强制隔离政策，在日、韩、台等国都留下了深刻的伤痕，至今未愈。日本最近才展开对汉生病患家属的补偿，而台湾的乐生疗养院保存与院民权利，历经十几年的角力，至今还在奋斗当中。在日本的感染症（传染病）预防法（下称感染症法）中，也明文记载了汉生病与爱滋病的历史教训，揭示防疫不可过度侵害人权，并将防治方针从过往以公权力强制隔离为主，改为重视患者人权、确保适切医疗、防止污名歧视，这都是非常正确而且重要的方向。

但日本在法制上记取汉生病历史教训，并不代表这次日本政府的防疫决策，就是完全基于人权考量而不作为。毕竟人权与防疫，并不是全无全有的对立关系，因此在相关法律当中，仍授权政府在必要时得要求检查、隔离、住院等措施。而回顾几个主要时间点，日本政府以政令（内阁制定之行政命令）在1月28日将新冠肺炎指定为指定感染症（法定传染病），在提供防疫措施依据的同时，也依法提供公费医疗，但将生效日期订在2月7日，是在1月30日WHO宣告紧急事件后，才将生效日期提前至2月1日。

这段生效前的空窗期，导致了在1月29日到31日间飞抵日本的前三班武汉撤侨班机，遭遇到了无法适用相关法律的困难。而其后面对钻石公主号的法源问题，日本政府则在2月13日颁布隔日生效的政令，将检疫法上的隔离、停留扩大适用至患者、无症状带原者与有感染之虞者，并将感染症法上的住院劝告（不从可强制）范围，从患者扩张至无症状带原者与有感染之虞者，试图在事后消解钻石公主号在防疫上的违法疑虑。

从至今的整体防疫作为来看，主要的关键并不在于内阁被法规或人权“绑住”，而是在指定传染病、扩大检验能量与整合决策体制等政治决策上，在“政治主导”的时代里，方向盘已不在官僚手中，形式与实质的权限与责任均在内阁身上。

即便假设日本政府并非基于对中外交、经贸与奥运考量，真的是因为担心侵害人权，因此不愿指定新冠肺炎为指定感染症，但对于其他无涉人权限制的防疫决策，仅以人权论仍无法解释。首先在检验能量方面，一开始日本政府将检验机关限缩在东京的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因此最初几个案例得知阳性时，均已过了好几天。

一直到1月23日，才将新冠肺炎的PCR检验试剂下放给各地的公立卫生研究所，但卫生研究所预算员额有限、分散在各地，本业又非检验。嗣后，依官方说法，将全国所有器材人员投入后，所能做到的最大检验件数，理论上是全国单日1500件，实际上却只有300件左右。在面对有三千多名乘客与船员的钻石公主号于2月4日入港时，也只由横滨周边的研究所如挤牙膏般慢慢检验，导致隔离检疫时间拖长。直到2月18日隔离检疫解除前夕，日本政府才宣布未来将检验委托给大学医院与民间公司，并宣称单日的最大检验件数来到3830件，但这一样是所有单位将检验能量100%投入后，成果如何？实际上仍是未知。

此外，由全体阁员组成的新冠肺炎对策本部会议，一直到1月30日才首次召开，且数名阁员以选区聚餐、出席活动颁奖等理由缺席，引发批判。其后虽然召开了十二次会议，每次会前镁光灯虽闪个不停，但平均每次开会时间只有十分钟左右，实效性令人质疑。而根据公开行程资讯，安倍首相这段期间仍经常与同党议员、媒体等动辄聚餐达二、三小时，面对有时间聚餐没时间防疫的批判，则在聚餐后由同席者对媒体转达“总理表示日本防疫表现杰出，备受WHO肯定”回应。至于中央级的专家会议，更是到2月16日才开第一次会，在2月24日终于提出的专家意见书，也只表示“感染已无法完全抑制，要民众多洗手、少外出、少办集会”，并重申“一般人发烧四日、高风险者发烧两日”再打电话谘询的基准等等，早已见诸媒体的资讯。

简言之，在强调人权保障之下，日本的防疫法规仍旧提供了必要的防疫权限，而且除了有侵害人权疑虑，须谨慎运用的强制措施外，仍有许多能够、也应该采取的防疫作为。因此从至今的整体防疫作为来看，主要的关键并不在于内阁被法规或人权“绑住”，而是在指定传染病、扩大检验能量与整合决策体制等政治决策上，在“政治主导”的时代里，方向盘已不在官僚手中，形式与实质的权限与责任均在内阁身上。

当这样的制度结构，加上以“花道”为主要考量，不讲求施政能力而组成的现任内阁，在既定轨道上安全驾驶或许还看不出问题，质询时就算阁员重听还可以叫官僚念稿代答。但当遇上了充满未知风险，影响又跨越国境与部会权责界限的疫情时，其弱点就暴露无遗。

但日本毕竟制度上是民主国家，如果认为执政党在施政上有所不当，还有在野党、公民社会监督，从体制内外施压，要求政府修正。特别是既然各方均预期国会最快将于年内改选时，难道执政党不怕丢掉政权吗？这一样要回到具体日本政情的脉络中去找答案。

防疫慢半拍，在野党与公民社会为何未能监督？

根据日本时事通信社的每月例行政党支持率调查，在疫情爆发后的二月，执政党自由民主党（自民）的支持率是24.3%、其次是在野第一大党立宪民主党（立宪）5.6%、接着是执政联盟成员公明党2.8%、老牌左翼政党日本共产党（共产）1.6%、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维新）1.3%、在上次选举以党主席山本太郎的个人魅力与网路选战兴起的令和新选组（令新）0.9%、在野第二大党国民民主党（国民）0.5%，无支持政党的比例则是60.6%。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日本人重视集体，对所属组织高度忠诚，朝野政党亦各拥企业界、工会、宗教团体等组织基础。确实在六零年代，保守阵营（自民党）与革新阵营（社会党、共产党）的支持率，大约都在四成对三成多之间。但这样的政治结构，随着近几十年来的社会变迁，早已一去不复返。例如大量的派遣、约聘等非典型劳动，不只让工会组织节节下降，也让过往求安定的中产白领人数大幅减少。而长年的高龄少子化与都市化不仅掏空了乡村，也不分左右地削弱了地方派系的组织基础。

这样的社会结构变迁，导致了各政党组织的同步衰退，无特定政党倾向比例攀升，而相对于长期执政的保守阵营，从九零年代起反覆合纵连横、聚散不定的革新阵营，衰退幅度更加明显。时至今日，就算将目前支持率前四的在野党（立宪、国民、共产、令新）支持率直接相加，也只有8.6%，仅及自民党的三成左右。而在2017年分裂自民主党后继政党民进党的立宪、国民两党，党员数均不足十万。反观自民党在大幅衰退后仍有110万党员，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组织力与其他政党天差地别。

主打揭弊的在野党，始终无法突破“自民党烂，但其他政党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导致的普遍冷漠。

在野党个别组织积弱，即便联盟也矛盾重重的情况下，近年来自民党的选举战略，是刻意冷却选举热度、回避政策辩论，将自民、公明两党的组织票优势发挥到最大。再加上在野党之间缺乏整合，特别是在采取小选区制的众议院选举（每个选区仅选出一席）中，选票一分散，自然兵败如山倒。最近一次的中央级选举，是去年七月的参议院选举，投票率仅有48.8%，为日本战后第二低。而票投自民党的选民，其理由最大宗一直都是“其他政党好像也没有比较好”。

在这样的结构下，就算多年来安倍政权窜改统计、销毁公文、公款私用等丑闻缠身，内阁阁员答辩屡屡荒腔走板，有时导致自民党支持率下降，在野党的支持率也未因此攀升。安倍总理巧妙地运用了发动国会改选的主导权，在选战中连战连胜，缔造了史上最长政权的记录。主打揭弊的在野党，始终无法突破“自民党烂，但其他政党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导致的普遍冷漠。

要达成政党轮替，在野党必须得找出与执政党间的对决主轴，打出替代路线，说服中间选民“换人做会比较好”，以累积认同并炒热选情。再加上选制因素，组织票已不如人，整合就更加迫切。2009年之所以能实现政党轮替，一般认为很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的在野阵营整合成“民主党”后，在历次的选战中渐渐累积了中间选民的支持与认同，克服了组织票上的劣势，但也因为执政后党内路线矛盾浮现，再加上福岛核灾处理失当、消费税问题等，迅速失去中间选民信任，仅三年就丢掉政权。

但目标下次大选的在野联盟，已经谈了数月，始终难以成局：立宪、共产反对核电、修宪与扩张自卫队活动范围，但国民对相关议题均持支持态度。国民要求排除共产以吸引中间选民，但坐拥三十万党员与两千六百多名地方议员的共产一旦自行提名，势必严重分散各区票源。令新则主张为了胜选，应将消费税从10％降回5%作为主打政见，但调高消费税正好就是旧民主党在执政时做出的决策，此举不啻要立宪自打嘴巴。

简言之，新的“在野联盟”究竟打算主打什么样的政策与执政党做出区别，目前完全没有共识。就算弊案打得再凶，阁员表现得再颟顸，对自民党反感的选民又该支持什么？支持谁？

但对在野党来说，既然政策上彼此共识难寻，为了至少在国会维系团结，“打弊案”成为了最容易达成的公约数。因此当疫情开始升温，在野党仍是以追击“赏樱会”等弊案为主轴，甚至反而担心疫情新闻会盖过了弊案的新闻热度。批判防疫问题固然也可能伤及自民党，但比起酝酿多时的弊案材料，防疫资讯则大多掌握在官方手中，较无把握，也担心被批评借疫情搞政党恶斗。同时也担心要求强化防疫措施，会与外交上倾向对中亲善、内政上反歧视、捍卫人权的既有路线相左。

另一方面，在钻石公主号疫情爆发前，自民党甚至还反过来批判在野党“不问防疫问弊案”，一面想从弊案风暴脱身，一面唤起选民对民主党政权时面对福岛核灾的负面记忆，甚至再偷渡为防疫应强化自卫队权限的议题。当然，在议会席次悬殊下，即便在野党积极追究，也未必会有结果，责任仍在执政党身上。但疫情爆发以来，迟迟未见具体防疫政策成为朝野攻防焦点，更遑论透过质询对实务产生明显影响，也是事实。

至于在政党政治以外的公民社会，则苦于日本社会运动自七零年代后期以来的积弱不振，难以发挥组织不满舆论，整合民间专家意见进而影响政府政策的机能。对此，经常可见的是以重视集体而要求揣摩上意与众意、个人缺乏政治主体意识的无责任体系、经济成长后的消费文化等从日本政治文化方面的解释。此类文化论确实有一定的解释力，亦已有文章剖析文化论与本次防疫的关联，在此就先不赘述。但除了文化论之外，在此希望从另一角度出发，指出制度层面的变化，以及国家权力与社会运动的互动历史，也是造成公民社会积弱，以及前述政治冷感的重要原因。

日本的社会运动并非不存在，但在抗争手段上，长期承受公安警察的高度压力而备受束缚，甚至反过来排斥太“激进”的运动以求自保。但“激进”的界线究竟何在，从来是操之于公安，这又导致更多的自我审查。

日本战后被占领时，在盟军以推动民主以消除战前军国主义遗绪的“人权指令”下，一度废除了压迫人权、自由的相关法令，并将政治警察等相关公务员解职，进而在不违逆占领军的前提下，鼓励社会运动与言论出版。但随着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日渐尖锐，盟军的统治方针转向反共，开始取缔罢工活动、工会成员，并且着手重建压制社会运动，扩张国家权力的法律体系与机构，诞生了如“破坏活动防止法”、各地方的“公安条例”等法规，以及专司政治侦防与镇压集会的“警备．公安警察”部门（下称公安）。

然而，在战后一度被解放的社会运动，以及担心军国主义与战争再临的日本人，并未就此乖乖就范。从50年代相关法案的攻防、1960年反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下称安保）抗争、60-70年代间的反越战、1968-70年间的校园学运与反70年安保条约更新抗争、再延续到绵延数十年至今的反成田机场建设、冲绳反美军基地抗争、反核武/核电运动等等，都对国家权力发出了怒吼。

为了对付社会运动，前述的公安警察体系也随着抗争而日渐壮大，不仅拥有充沛的人力、装备，在警政体系中的地位也往往高于刑事、行政警察。同时并善用整体警政体系的资源，建构了深入全国各地的情报网络。而在与学运的攻防当中，更顺利的突破了警察不入校园的禁忌，让大学校方与警方合作，铲除校内的学生运动。在学运社团与学生自治组织相继遭到瓦解下，目前日本的大学校园不仅难以担负培养社运力量的任务，反而已经成为了抗争者被捕的主要地点。

而社会运动本身在1970年代迎来了重大转折，在运动组织内部或是组织间，因为思想、派系因素发生了数起内部武力斗争，甚至出现死者。这让过往对运动经常寄与同情的日本社会，对抗争的支持急速冷却。此后大部分的社会运动都尽量避免冲突性较高的抗争方式，以诉讼、连署、记者会、室内集会的方式为主，即便上街也循规蹈矩。而仍坚持抗争的团体或个人，则需冒着被已壮大的公安警察盯上，集中资源进行情搜、骚扰甚至逮捕。

在日本的刑事司法实务上，法官对逮捕、搜索、羁押的声请均是照单全收，有“自动贩卖机”之称。而检察体系中设有对应公安警察的“公安检察官”，专门侦办政治案件，打击社运组织。因此运动者被捕后，如果不认罪，在起诉前最长会受到23天的留置．羁押期间，是不能交保的。实际上在日常就遭到监视，或是在街头发生冲突时，公安警察很轻易就能以细故逮捕抗争者。而被捕后除了人身自由受限外，获释后也会受到主流社会以犯罪者看待的异样眼光，学业、工作、租房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举例而言，有一位M君曾公开分享过他的经验如下：M君不属于特定组织，当时校方宣布要严加管制校内的海报张贴，M均觉得不服，就与几个朋友印了传单在校内发放，并到办公室希望对校方表达反对之意。校方旋即报警，以“侵入建筑”的名义将M君逮捕。懵懵懂懂的M君在被关押的23日间，公安连日追问他对劳工、天皇、历史责任、环保等社会议题的立场，以及对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左翼思想的看法。M君表示：“他们问我好多议题跟理论，我听都没听过，当下甚至觉得我好惭愧，不够关心社会，书读得又少。”

最后M君获释，案件也不起诉，只是被搜索扣走的电脑、书籍等，过了好一段时日才发还。返校后遭到系上同学、老师侧目，甚至一些伙伴也视M君为“激进派”与之割席。而后M君在求职时，公安甚至联系企业，要求不要录用M君，最后Ｍ君只好辗转从事一些体力活维生。“至少自己是真的跟劳动者站在一起了。”Ｍ君不无自嘲地作结。而这一切都合法，至少没有明确牴触日本司法实务上主流的法律解释、应用见解。

另外在社运与政党的关系方面，在六零年代的运动浪潮后，许多欧美国家都出现了如绿党般批判工业化、官僚化、受年轻世代支持、以“后物质主义”为价值观、与社会运动关系密切的政党。但在日本虽经过数度组党或结盟的尝试，但最后都功败垂成。最后在野的左翼政党仍以传统工会为支持基础，并未与新兴的妇女、反公害等社会运动有所结盟，成为其政治代理人，或是提供其参与中央政治的管道。

简言之，日本的社会运动并非不存在，但在抗争手段上，长期承受公安警察的高度压力而备受束缚，甚至反过来排斥太“激进”的运动以求自保。但“激进”的界线究竟何在，从来是操之于公安，这又导致更多的自我审查。在政治参与上，则缺乏中央层级的管道，因此也缺乏以批判立场参与国家政策形成的经验与能力。目前所谓日本社会上的政治冷漠文化，并不仅仅是因为日本人有某种特殊的民族性，或是七零年代抗争的阴影而已，上述的警政体制与政治发展脉络，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毕竟六零、七零年代的学运与武力抗争，不是日本的独有现象，在美国、德国、义大利等国家均有发生。差异在于，日本政府有意识地不断维持与再生产对社会抗争的负面印象，并持续挹注资源于公安警察部门，获得了广泛而持久的维稳成果，并与长期保守政权互利共生。反过来说，日本社会运动输给国家的，不只是在七零年代当下的思想路线与抗争手段问题，还有其后数十年间对“抗争”的记忆战争，当世人，甚至连许多研究者、运动者都将日本长期的政治冷漠、抗争不振归责于“七零年代社运”，忽略国家权力的作用而习焉不察，这才是最幽微而有效的维稳手段。

在这样的情况下，从福岛核灾后初期到这次的疫情，日本社会都弥漫着一股“闷”。面临重大危机人人自危，即便对政府的应对与提供的资讯抱持怀疑，但在资讯来源高度受限下，媒体与专家都只按照政府提供的有限官方资讯，谨慎地大谈一般论，而非具体的问题与解决方案。作为缺乏政治参与经验，特别是与政府立场相左的政治参与经验的“公民”，除了在网路上发泄情绪，搜寻着不知真假的消息之外，看不到能在公领域进行发声、行动，进而打破现状的可能性。这股“闷”，就是神户大学教授岩田健太郎批判钻石公主号感染控制问题的Youtube影片，能迅速获得广大回响的主要背景。

岩田行动的背后：日本必须治疗的痼疾

岩田在2月17日登上停泊在横滨港隔离检疫中的邮轮“钻石公主号”。当时船上每日都出现相当数量的确诊病例，人心惶惶，岩田表示是受到多方请托，因此以医疗团队成员身份上船了解。在约两小时后，岩田认为现场的感染控制有很大问题，提出建言后，遭官员要求岩田下船。岩田嗣后拍摄日文、英文影片上传Youtube，揭露所见所闻，引发海内外震撼，点阅率突破百万。但岩田此后旋即以“听闻船上已大幅改善，影片目的已达”为由删除影片，并在推特上留下“很抱歉造成各方困扰”的留言，许多人将其比之为日本的李文亮医师。

但若深入了解岩田的经历，以及对防疫、医事行政甚至风险沟通的看法，再观察他一连串的行动，将之比为李文亮医师，或许错估了岩田。

根据岩田自述，他在大学毕业后，为了追求当时在日本罕见的美式训练，前往冲绳县立中部医院。其后待过美国的大学医院、北京的国际诊所后，方回到神户大学医学院与附设医院工作。在北京任职期间碰到SARS、在神户又遇上了流感疫情、又曾被派往狮子山支援伊波拉病毒防疫的岩田，在自着中虽以“瘟神”自嘲，但经验之丰富，确实是日本感染症医学首屈一指的专家。

日本之所以在历经2009年流感疫情，在医界倡议下仍旧未成立专责的疾病管制中心（CDC），就是因为厚劳省认为单凭本省菁英官僚就足以防疫，何须假手“外人”，也不愿公开资讯切实检讨防疫得失，认为成立CDC是在否定“防疫人员的辛劳”

岩田采取一种较为相对而全面的方式看待医疗，认为医疗的本质并非“消灭疾病”，而是在“疗效”与“副作用”间进行权衡，“副作用”不只是患者的身心状态，也包括了医疗资源、传染病防治、乃至社会影响等等，需要做全盘考量。而政府与医师的角色，应该是提供患者决断以及实现其决断的资讯与资源，因此尽可能的“资讯公开”与“有效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这样的观点，岩田在著作中严词批判日本厚劳省官僚的“家父长权威”、“垄断资讯”、“诉诸情感不问成效”习气。对医疗人员要求照政府守则照表操课，对社会只单向宣导、下令而缺乏沟通的“家父长”作风，让医疗现场放弃对个别患者的对症下药，也让人民习于依赖政府权威，但一旦出问题反而会导致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而为了维持“家父长权威”，官僚往往倾向垄断而非公开资讯，以便面对质疑时，直接以：“你不懂（只有官僚才知道的）实际情形”让对方闭嘴，就算是对医生这样的专业群体也不例外，这不利于公共讨论，也无法检证官僚到底是否有缺失。另一种常见的回答，则是：“大家都很辛苦（你怎么能批判）”，而怠于对实际成效的进行评估、检讨与改进。

实际上，具有医学院背景的技官，在员额庞大，业务繁杂的厚劳省中相当稀少，仅有两百多人，而且大多是毕业后不久就考进公务机关，缺乏临床经验，人事上也都是如一般公务员般轮调，并未完全专才专用。岩田在书中写道，厚劳省虽设有“结核感染症课”，但大部分成员未受过感染医学训练，防疫人力在质与量上都远远不足。虽另有“国立感染症研究所”负起研究之责，但从“研究”要到“防疫政策”之路，还差得很远。日本之所以在历经2009年流感疫情，在医界倡议下仍旧未成立专责的疾病管制中心（CDC），就是因为厚劳省认为单凭本省菁英官僚就足以防疫，何须假手“外人”，也不愿公开资讯切实检讨防疫得失，认为成立CDC是在否定“防疫人员的辛劳”，才不了了之。

对于这些官僚习气，岩田除了主张应该改变依赖官僚的习性，促进官民之间的分工合作之外，也指出网路是对抗官僚的利器。当网路上的某种说法得到大众注目后，无论该说法本身有没有道理，官僚一旦回应，就是提供了更多资讯供外界检视，一旦资讯垄断慢慢被打破，官僚就越来越难倚赖上述三招回避问题。更积极的想，对政府来说，如果有心，其实能借由网路达成更好的政策沟通。但岩田也坦言日本的官僚对网路至今是心怀轻蔑（人民不懂）与畏惧（害怕被批判、担责任），比起活用，无视或退缩的倾向仍强，最多就是当作另一个单向发表官方说法的管道而已。

在了解了岩田的论述之后，再次检视这次的“钻石公主号”事件，会发现几乎若合符节。对于钻石公主号，虽然媒体每天都在船外架摄影机拍摄，但能谈的仍只有官方公告，或是对乘客的片段访问，大部分有意义的关键资讯均只为官方掌握，就算专家有所怀疑，没有根据也根本无从谈起。

而岩田为了打破这样的局面，先是尝试上船，再被官僚赶出来后，透过Youtube影片在半夜发声，重点在批评船上并未做到感染控制的基本，也就是分别清洁与污染的“绿区”和“红区”，也未统一人员的装备，二次感染恐已一发不可收拾。

而至于官方的反应，副大臣桥本岳（其父为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先是盛气凌人的在twitter上指责岩田未经他这位现场指挥官的许可，就擅自“侵入”船上（家父长权威），以及罔顾船上人员在严苛环境下的努力（诉诸情感不问成效）。

而耐人寻味的是，自称“帮厚劳省打杂”，同样是资深感染科医师的高山义浩，也迅速在网路上发文，招认是自己安排岩田上船，并口气温和地主张在船上多头马车（厚劳省、自卫队、检疫官、医疗团队、船员）的情况下，岩田应先耐心听从指挥，在赢得信任后，再慢慢建言改善。但文中也同时点出了许多官方作法的问题，只是他认为“不满意但只好接受”，等于间接承认了岩田的批评。对此，岩田则回应：“我们之间的公开论战无济于事，但别忘了，上船前是你跟我说，至少要叫上级把指挥中心撤到船外。”

本来在高山医师的贴文之后，网路上的风向一时丕变，许多人纷纷指责岩田“不懂组织运作”、“自以为是”、“不清楚实际状况就发言”。但桥本副大臣其后又贴出一张船上以绳索分隔“清洁”与“污染”通道的照片，试图证明其实有分区，是岩田根本不了解实际状况（垄断资讯）。从这张照片，谁都看得出来，一条绳索根本无法有效隔绝病毒传播，而后桥本慌忙删文，欲盖弥彰之下反而更坐实了指控。

另外，自卫队也贴照片自清，表示医官都有穿防护衣，但岩田旋即回文表示，该照片中穿防护衣的医官旁，就站着只戴口罩的军方摄影人员，若是需要穿防护衣进出的区域，怎么会容许有人只戴口罩？由于岩田基于感染控制准则，并未带任何私人物品上船，包括摄影器材，因此究竟是否有问题，本来有可能陷入罗生门，但随着官方的“自爆”，舆论风向就此一锤定音。

从结果来看，岩田虽然删除影片并道歉，并在隔天开完记者会，接受几家媒体专访后，就拒绝了所有的邀约，但影片内容已随媒体报导流传至全世界。政府被迫公布“钻石公主号”感染情形的初步调查报告，岩田更表示根据他的消息指出，船上的感染控制已有了大幅改善（虽然不明具体详情）。以结果来看，他用道歉与删文换取实质改善与资讯公开，并且克制着不随舆论追打政治人物，以超然的专家地位，维持住了透过Youtube影片所取得的，对防疫政策的发言权。其后政府及官方专家至今仍矢口否认有任何疏失，但也实际上提高了对舆论批判的敏感度。

例如，政策本来坚持下船者可过正常生活，但随着媒体报导下船者访友、聚餐引发批判后，再对比各国撤离乘客后的严阵以待，以及陆续出现阳性病例，最后改为自主居家健康管理与电访追踪。以岩田前述“以网路突破官僚资讯垄断”、“拒绝诉诸情感，防疫成效第一”的主张来看，可以说是在充分掌握了官僚习性之下，贯彻了自己提出的行动哲学。

岩田的行动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展望日本接下来的防疫情势，总不能事事都期待下一个具有医学专业，又熟稔官僚与媒体逻辑的岩田来当救世主。而专家如岩田也坦言，如果大部分的资讯为官方所垄断的情况仍旧不变，在缺乏必要资讯之下，实在难以对防疫政策做具体评估，“黑箱中不可能产生好的科学判断。”

面对疫情考验，各国原本隐而未现的体制沉疴都一一浮现，日本之所以会出现在任命政务官时无视能力、只问派阀年资的“花道内阁”，冰冻三尺亦非一日之寒。

例如对于日本为何如此早就出现群聚感染，从防堵转入减灾阶段的疑问，官方专家表示，原因之一是因为钻石公主号压垮了日本的医疗能量所致。那钻石公主号的大量感染病例，是否是隔离检疫后的感染控制不当所致？官方报告只写到：“隔离检疫后有效降低了感染风险”、“无法确认『船员与乘客』确诊病例是于隔离前或后感染”，但对官员与医疗人员的感染未置一词；而官方负责船上感染控制的医生在事后受访时，仅反覆强调：“面对三千多名乘客与船员，仅有四十人左右的人力，又来自不同单位，协调不易”、“大家都很辛苦很尽责了”，仍然持续回避具体讨论感染控制措施的问题。

钻石公主号的感染控制漏洞，究竟哪些是不可抗力下而难以避免、哪些又是应做到而未做到？至少目前检验能量不足、多头马车与现场人力不足已数度被提及，那为何在长达两周间，在副厚劳大臣亲自指挥之下，完全没有处理，还让工作团队出现数名感染者？官方当然可以继续不提供关键资讯，指责外界无的放矢，但“钻石公主号”已让国内外对日本防疫体系的信任一落千丈。若这些问题未能被充分检讨，到下一艘“钻石公主号”出现时，恐怕又将重蹈覆彻。

面对步步进逼的疫情，近日各方总算渐渐动了起来。例如对PCR检测能量的问题，政府先是反覆强调“最大单日可达3830件”，宣称已有万全准备，但同时对于确诊案例数似乎少得不寻常，又以“要将有限检测能量用于刀口上，以有湖北接触史为优先”回应。媒体就算去谘询专家，在不明实际情形，政府亦未公告送检件数、检验率、阳性率、地区年龄分布等数据之下，专家也无法评估目前的检测状况是根据“专业判断”还是“政治介入”，只能反覆以“盲目检测无助于防疫，减灾阶段需以重症、高风险群为优先”、“PCR检验并非万能”的一般性理论回应。

但与此同时，不断有媒体报导，许多一线医疗人员遇到了就算是重症肺炎病患，但掌握检测与否决策权限的保健所却拒绝检测的问题，对照官方与专家的老神在在，反而让民众更加不安。日本医师会终于在二月二十六日召开记者会宣布，将透过会员开始调查，保健所是否有不当拒检的情形。而在野党也总算开始对防疫体制展开质询攻势，在在野党质询下，厚劳省终于承认“3830件”只是“理论最大值”，至于实际上一天能做多少件则“不清楚”。而在实际检测件数上，一开始官方提出的数据，除去钻石公主号与撤侨班机，在近一周内是全国每日六十到八十件左右，这样的数字被在野党质疑，比起其他国家也低得太离谱。

到25日，厚劳省终于弃守了“用在刀口上”的说词，改称“厚劳省其实并未掌握现况，可能是各地研究所未确实报告所致”，但对此各地研究所纷纷对媒体表示：“每天都有确实将数据上报厚劳省”。最后在二十六日，厚劳省终于在国会上提出了新的数据，近一周来全国每日的检测件数，其实是平均九百件左右，并承诺：“接下来会着手再扩大实际检验能量，并已发文要求各地保健所，在检测必要性上应尊重医师的临床判断。”

而日前国际奥委会委员庞德，公开对数家媒体表示，若到了五月日本疫情仍无法平息，则不排除停办或延后东京奥运。这对开始遭到舆论与在野党进逼的安倍，不啻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倘若东京奥运有变，不只日本将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原本安排好的“花道”剧本也会全面崩溃，甚至有可能丢掉政权。在二十七日夜间，安倍突然宣布全国高中以下学校自下周一起，停课一个月。由各方反应来看，从除了文科省以外的各省厅、执政党议员到主管地方教育机关的地方政府，事前亦毫无所悉，各方陷入一片混乱。中央防疫专家会议委员之一，川崎市健康安全研究所的冈部信彦所长甚至直接对NHK表示，专家会议对此一无所悉，也未曾提出相关建议。就算停课有一定防疫效果，也该因地制宜对症下药，突然全国停课并非防疫上策，显然不愿背书。

根据记载总理行程的“首相动静”显示，安倍总理今天只与自己的几位亲信及文科相荻生田碰过面，并未召开任何会议，晚上就做出宣布。在如此仓促之间，独断地做出大动作，显然是近日突然发现到情势相当不妙，希望力揽狂澜。若明（29）日众议院能以多数强硬通过年度总预算，再让国会休会，在野党就会失去追究弊案与防疫不力的重要舞台。之后如果疫情如愿于全国停课后止息，即便代价沉重，仍有望保住念兹在兹的奥运，按照剧本踏上“花道”。届时说不定自己的这番决断，还能挽回防疫怠惰的污名，奠定历史定位，拉抬改选选情。

然而，防疫政策并非越急越猛就越好。在未做任何准备下，突如其来的宣布全国停课一个月，却又未一并推出配套的法规、政策、预算，不仅学校不知如何处理教学、考试、毕业等事宜，与学校相关的劳工顿失一个月收入外，家长也突然间需要在家顾小孩，严重影响经济活动。在防疫上更严重的是，家有学龄子女的医护一旦被迫请假在家，将直接冲击防疫能量，目前陆续已可看到有医院宣布，下周起由于医护人力不足，将减少门诊因应。对此，厚劳省在稍晚宣布，考量学龄前儿童无法单独在家，因此全国的幼稚园、托儿所将照常开放，让家长可以出门工作。但为了宣称怕中小学生感染而停课，幼稚园生反而无所谓？这显然不合防疫逻辑，也暴露出了这番决策的粗糙与混乱。

单以日本所拥有的医疗资源、公卫行政体系以及经济实力而论，理应有能力充份防疫。日本之所以不分官民，倾全力将医疗物资捐助给中国，即便在市面上口罩已缺货数周，囤积转卖横行，政府的增产承诺一再破产之下，近日仍可见民间团体倾力搜购，或是地方政府释出库存，捐赠口罩等医疗资材给中国的新闻。这除了官方对日中友好的外交考量，与民间真诚的人道关怀之外，笔者认为长年作为“先进国家”的自信，也是重要的心理基础。但同时也是这份弥漫全国上下的“先进国家”自信，长期掩盖了体制的问题，在疫情来临时则错失了即时应变，检讨改进的时机。

面对疫情考验，各国原本隐而未现的体制沉疴都一一浮现，日本之所以会出现在任命政务官时无视能力、只问派阀年资的“花道内阁”，冰冻三尺亦非一日之寒。虽说亡羊补牢，应犹未晚也，但纵有资源，很大一部份系于政府体制的适切运作。如厚劳省这两日的表现一般，其实连PCR检测件数这样基础而关键的数据都无法掌握，被质询后发现至今一直以不实数据敷衍世人，无论是地方隐瞒，还是中央施压，都不得不说实在病得不轻。安倍总理以这样虚弱的内阁体质，却施以猛药意图在短期内扭转乾坤，犹如得流感还吞下强效感冒药，勉强上班的日本上班族，是否会因此反而会被副作用拖垮，情势虽尚有许多未明之处，但在舆论中已可看到许多不安的声音。

就如岩田在最新一篇文章“要防疫成功，要先改变日本社会”中指出的，岩田版防疫守则第一条就是：“打造一个容许感冒不舒服的人，能在家休息的社会”。正所谓上医医国，但医国不能只靠感染科医生或厚劳省官僚。日本人除了勤洗手，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外，能多大程度改善作为公民的政治体质，乃至于渐渐打破长久以来日本政治的“闷”，对于在花道上顾盼自雄的政治家们，要意识到自己其实除了献花鼓掌外，还有发出嘘声表达不满的权力，这才是真正的防疫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