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2019冠狀病毒疫情 評論

陳信仲:怎樣的政治文化,令日本社會無法對政府形成壓力?

藉由日本慢下的半拍,反思其民主化過程的缺憾。


2020年2月22日,東京鐵塔在黃昏時分亮起,人們戴著口罩在觀景台合影。 攝:Philip Fong/AF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2月22日,東京鐵塔在黃昏時分亮起,人們戴著口罩在觀景台合影。 攝:Philip Fong/AFP via Getty Images

在日本官方長期「平靜無事」的應對之下,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突然大規模感染爆發。以鑽石公主號遊輪為線索,厚生勞動省後續荒腔走板的應對,例如讓23名旅客沒有檢驗病毒就下船、下船的旅客不隔離觀察就地解散、指控船上防疫措施不佳的岩田教授疑遭施壓等,都讓安倍政府的支持率直直下落。

同樣令人驚訝的是,鑽石公主號在日本停靠兩週,若是在台灣和香港,媒體會對此進行緊密追訪,民意甚至會形成對政府決策的壓力,但在日本,民怨似乎並無累積,民間也未有形成跟政府叫板的社會壓力。

在野黨和媒體都做什麼去了?日本政黨政治當中雖然有光譜較為進步、立場較為左傾的政黨,但多半時候都仍是自民黨長期執政的狀況,而在野黨一直處於分裂、敗選後改黨名、卻缺乏實際的政治能量的處境。至於日本的媒體,除了朝日新聞與 TBS 立場較為偏左(但親中),其餘多半是保守立場的媒體或者國家媒體,而且媒體對於政府與社會氛圍也存在著「忖度」的慣習,對於爭議議題的報導總是保持距離、對社會議題的報導總是含糊其詞,也較少有政治或社會評論的文章。以媒體所謂監督政府、關心社會、針砭時政的角色來說,日本媒體若不是遲緩,就是猶豫再三。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忖度」在內的「無責任體系」的文化氛圍,不僅存在於在野黨和媒體這樣的社會批判力量之中,也存在於日本社會、民眾的日常生活裏,其形成的政治文化,與日本政治組織的行為模式相輔相成,同時也是社會反抗力量弱勢的體現之一。為什麼在日本,社會無法撬動國家?本文希望解釋其來有自。

2020年2月7日,日本一個水族館,參觀的旅客都戴上了口罩。

2020年2月7日,日本一個水族館,參觀的旅客都戴上了口罩。攝:Yasuyoshi Chiba/AFP via Getty Images

空氣支配、共同承擔、忖度

這使得人們即便在突發事件中,也較少出現集體反彈,而一時性的反應也很少影響政治結構與決策。

根據媒體和輿論的分析,本次安倍政府之所以不對中國旅客進行嚴格的禁止入境以及嚴格的防疫措施,很有可能是因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4月要作為「國賓」訪問日本,這也會是新任天皇第一次與中國國家主席會面;隨後還有7月的東京奧運;另外則是日本在高齡少子化、經濟衰退的處境下,對不能割捨的中國市場的考慮。

首相缺乏決斷,除了內外政治考慮外,在政治文化上,日本一直欠缺實質做出決策的人,因為一旦這個人出現,就要為決策負責。人們基於某種集體的意識行事——在大日本帝國時期,這種集體意識表現為「天壤無窮」的向外擴張主義;在現在的日本,其體現為「保住經濟發展、國賓與奧運」——沒有決斷者而靠集體意識「決斷」,這被稱為「空氣的支配」。

日本政府可能因為以上種種忌憚,採取不作為、得過且過的措施;但又不能積極而明確地將這個動機公諸於眾,因為把動機、過程說明白了,就意味著要承擔責任;反倒是放任事態發展,就能夠以「共同承擔」的說詞——萬一出錯,錯誤是默許這個集體意識中的所有人要一起承擔的——來求得原諒、不被嚴格追究。

這麼說也許更能凸顯這種文化的特點——你可曾看過安倍出來為發展和防疫兩難的狀況發表過意見?政府確實在「不作為」中採取了某種意見進行決策,如果有人問當今這樣的局面該由誰負責時,多半都會把矛頭指向日本政府。但沒有人能具體地說,在哪個環節上的疏忽該由誰負責——這麼做可以保證任何人不因為做出決定而被咎責。

神戶大學感染學教授岩田健太郎的經歷則折射了「忖度」的特點。岩田2月18號以災害派遣醫療小組(Disaster Medical Assistance Team,DMAT)成員身分登上鑽石公主號,不過當天就被厚生勞動省官員趕下船,隨後自拍影片揭露管理疏忽導致感染的擴散,但經過厚勞省橋本岳的烏龍反駁後,約莫兩天就將影片刪除,並為「造成部分人士的困擾」致上歉意。

這顯示,在專家與政府在協調、制定政策時,出現了「空氣的支配」——這是指在一個集團當中,若不得不「揣摩」(忖度)前述說不清楚也不打算說清楚的「上意」(空氣),就會尋找各種自保的方式,甚至是犧牲自己的利益。忖度是在下位者(媒體、基層官僚)基於空氣進行揣摩上意的動作,例如下級官僚知道感染擴散得很嚴重,但大勢是要保住奧運,因此隱而不發,或發了以後撤回並道歉。

「讀不懂」空氣(空気を読めない)的人將會被排擠,組織的指揮權繼而被黨派背景突出的政務官,而非專家掌控,並導致「偏重人際網絡(而非基於專業)的組織結構」。這種文化不僅存在官僚體系,只要是日本式的組織模式,就會有這樣「有上下位階」、「集團利益大於個人」的狀態。

這使得人們即便在突發事件中,也較少出現集體反彈,而一時性的反應也很少影響政治結構與決策。日本早期並沒有爆發社區感染,即便國民心裏不安,但除非有更嚴重的問題產生,在網路上民眾的牢騷,對日本政情是不會產生實際影響。

從明治維新到戰後,日本儘管在物質、制度上都大幅地現代化了,但是運作這些現代器物、制度的觀念與方式,換言之策略、組織方法上,卻仍舊承襲著古老的、集體主義的傳統觀念。或許在一般的情況下,這樣重視集體的組織方式可以因為內部穩固的共識與默契而運作得宜,但在發生預料以外的緊急事態時(或者用日本人的說法,想定外)的時候,卻會成為惡化整體局面的絆腳石。

家族國家、無責任體系

欲振乏力的、保守的價值觀,無論在政府組織或施政風格上,都是顛撲不破的主流。

這套體系根植於日本文化內核的「村社會」,更確切來說,「家族國家」的概念。這是日本人無論在公私領域中皆不敢「獨排眾議」、獨立思考並行動的根源。

不誇張地說,在明治時期民法草創時,就遭到這種文化的抨擊。民法重視個人權利,意味著脫離封建時期附屬於家族或藩主的狀態,能夠成為自由支配財產的公民,是現代國家出現「市民」的象徵。然而民法創設之初,主流的意識形態就懷疑其是「偷渡基督宗教的個人主義」而大為批評,指責「民法出,忠孝亡」(民法出デテ忠孝亡ブ,穗積八束語),是日本人對於集體「不忠不孝」的恐懼。

日本民族主義走向擴張、侵略而非穩定邊界的民族國家的歧路之頂點——大日本帝國——就是以這種「家族國家」觀,對臣民實行精神上(不僅止於秩序上)的統治。在「皇祖皇宗」之下,不僅僅強調的是「萬世一系」天皇制的優越性(相較於其他國家朝代更迭、政黨輪替的任意性),更提示了「子孫臣民」要為皇國負起「無限責任」。在大日本帝國時期,細微至經商盈利、男歡女愛,都不得不跟「為皇國盡忠」扯上關係,甚至在某些極端事態(虎之門事件、御真影)(注1)時,表面上不相瓜葛的臣民都得悉盡負責。

然而在天皇身邊名為「輔弼」,實為集體「決策」的大臣們,在戰後審判時卻因為集體決策而不覺得要為戰敗、不人道的戰爭罪行負起什麼責任。天皇制的家族國家觀所帶來的精神統治,不僅為臣民帶來無限責任、為在位者帶來無責任,更促成了在下位者「揣摩上意」(閱讀空氣)、在位者欺壓更下位者(壓迫轉移)的「無責任體系」,這便是日本極端國家主義的奧秘。

這些論斷是日本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分別在《超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1946)《日本的思想》(1961)所痛陳的,他認為日本真正需要的,是「精神上的革命」。他企盼戰敗後的日本人能憑藉著「大日本帝國精神統治的瓦解」的契機,成為「自由主體」的國民。

在1946年天皇發表「人間宣言」(宣稱自己是人而非「現人神」的神)後,儘管天皇變成事實上的虛位元首,所謂的天皇制變成象徵天皇制,但日本社會依舊沒有擺脫家族國家、無責任體系的支配。民主制度、企業、官僚體制仍存有強烈的「家父長」上對下的指導關係。

比如幾年前日劇「半澤直樹」中上司霸佔功勞、責任往下推拖的情節;日本官僚近年來的醜聞爭議使「忖度」(揣摩上意)成為流行語彙⋯⋯都是無責任體系仍然存在、政治改革難以推行的明證。

2020年1月19日,一輛接載香港乘客的大巴駛離鑽石公主號郵輪。

2020年1月19日,一輛接載香港乘客的大巴駛離鑽石公主號郵輪。攝:Tomohiro Ohsumi/Getty Images

這種戰前的觀念,為何在日本現代化之後仍被保存下來?

這種文化之所以長期存在,是因為日本並沒有真正歷經過政治啟蒙的過程;在「舶來」的民主制度下,日本依然運作著一套舊的「無責任體系」。

不可否認,日本曾有過種種推動社會、政治改革的努力。自明治時期西洋思想大量傳來、大正時期民主化的發展,日本聚集了各式各樣的思想,其中不乏重視科學、理性與進步價值的啟蒙思想。按道理說總會促使日本人反思自身所處的社會與傳統,近一步誘發思想、政治上的改革。然而當時的大正民主更像是以民主思想(民本主義)作為在野者奪回藩閥壟斷的政治的手段,社會當中並未出現取臣民意識而代之的公民意識。

所幸私領域中的文化(男歡女愛、經營盈利)擺脫了家族國家的精神統治,在世界上大放異彩,因為現在的日本不像帝國主義時期,進行言論與思想的審查、凡事必須力求報效國家的極權主義。思想、言論、表現的自由只要不事涉參與政治行動,都能被允許。

然而只要一參與政治行動,日本社會的輿論與社會規範(就職不被採用等)就會施壓下來——對於跳槽、挖角並非選項的日本社會(年功序列制)而言,這是社會性的死亡(只能過兼職生活的敗者),也是參與政治行動的直接代價。

因此,欲振乏力的、保守的價值觀,無論在政府組織或施政風格上,都是顛撲不破的主流。與蓬勃發展的消費文化、風靡全球的文化軟實力極不相稱的,是日本社會對參與政治的興趣的低靡。相對於5ch上熱烈的政治討論(雖然都集中於右翼、保守的言論),日本人實際上忌憚參與政治。

沉默無聲?

「自由主體的國民」,本身是對日本人寄與多大冀望的宏願,而這宏願的背後又承載多少不可承受的重量?

明治維新到敗戰前,日本由於舉國與西洋較勁的意識濃厚,並且討厭抽象理論、習於順應現實(現實就是天皇制),時常把外來的西洋思想拿來比附為自己固有的思想(家族國家觀),換言之,外來的思想只是自己固有思想的「譬喻」,外來思想的傳來產生不了任何對於自身文化思想的教訓或反思。除了能夠回應現實(有適應日本土壤的可能)、串連理性、良心與傳統西方思想,並有廣大讀者的馬克思主義之外,日本的外來思想基本上並不對日本固有的家族國家觀產生任何反饋。

然而到了1925年,大日本帝國為了防堵共產革命而實施的《治安維持法》,馬克思主義者不是鋃鐺入獄,就是被迫在思想上轉向,支持天皇制。在軍國主義的狂飆當中,日本改變固有保守價值觀、集體主義思想的契機亦被扼殺於搖籃當中。

「那麼,戰後呢?日本戰後風起雲湧的左翼學生運動不也捲起千堆雪嗎?」對於這個可能的提問,我們必須回到戰敗的日本。

當時美國為了去除軍國主義的影響,在日本各校所設置了「學生自治會」。因為忌憚軍國主義時期的思想、言論管制,馬克思主義成功滲透到青年學生與各大學的學生自治會當中。1955年日本結束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GHQ)佔領初期多黨林立的局面,由保守的自民黨長期掌握政權,所謂「55年體制」形成。

與此同時,蘇聯赫魯雪夫(赫魯曉夫)批判史達林(斯大林)的路線開伊始,日本學生自治會成為與既有日本共產黨、日本社會黨決裂的新左翼,並在1960年代展開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的激烈鬥爭。反安保鬥爭因為岸信介以安保條約自然生效而失敗收場。1960年代岸信介下台後,池田勇人提出長期經濟計畫「所得倍增計畫」,隨後的全共鬥就為了與這樣的高度經濟成長鬥爭,將學生運動推向另一個極端。

因為日本快速的經濟增長產生大量的利潤分配給國民,導致國民不想革命,在找不到出路的情況下,學生運動只能走向武裝、恐怖主義的極端路線,直到「淺間山莊事件」以及1980年代經濟的安定成長期,將學生運動的時代,也是日本改革理想的狂飆時代畫下休止符。儘管在這之後有許多零星的社會運動,卻都沒能達到學生運動時期與改革僅有一步之遙的距離。

至此,以本次新冠病毒爆發,在日本引發種種連鎖的失誤,及缺失的社會力量,都反應出日本政府組織固有的弊病,以及弊病背後深厚、複雜而環環相扣的文化成因。以筆者看來,這或許是日本在撇開各種外來事物的繼受後,真正本質性的東西。從此或可了解,從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所謂的「一身之獨立、一國之獨立」,到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所謂「自由主體的國民」,本身是對日本人寄與多大冀望的宏願,而這宏願的背後又承載多少不可承受的重量。

暢通的政治參與、改革,將促使個人權益的增進,而個人權益的增進也會改善政治參與的品質,整體而言就是社會的進步。或許這是藉由日本慢下的半拍,所能有的一次深沉的思考。

(陳信仲,誤入學術歧途的原法律人,現在不上不下又已來不及脫身;關心日本、德國,那些能喚起民謠與傳說的種種。)

注1:「虎之門事件」是難波大助要暗殺昭和天皇的事件,結果不僅僅當場負責維安的警察要負責,連難波大助的學校老師、校長都要為這樣不受教的學生辭職以示負責,難波大助的父親貴為帝國議員因為兒子做出這種事而在家絕食而死。
「御真影」指的是當時日本的學校會掛上天皇肖像的照片,形同天皇本人,當時某間學校因為失火,該照片被焚毀,學校校長切腹自殺以示負責...

觸摸世界的政經脈搏
你觀察時代的可靠伙伴

已是端會員?請 登入賬號

端傳媒
深度時政報導

華爾街日報
實時財訊

全球端會員
智識社群

每週精選
專題推送

了解更多
評論 新冠肺炎 全球疫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