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俊昊的奥斯卡与韩国电影的疯狂秘密

2020年2月9日晚，好莱坞大道，杜比剧院再度呈现辉煌。美国电影界一众明星齐聚于此走过红毯。颁奖典礼进入高潮，最重要的奖项渐次颁出后，人们发现，这个夜晚最耀眼的荣光与辉煌属于奉俊昊及其作品《寄生虫》（台译《寄生上流》、港译《上流寄生族》），也属于韩国电影。最大胆、最迷狂于这部电影的人也会承认，事先没想到奉俊昊会把奥斯卡四项大奖的小金人都捧在手上。

奉俊昊和这部电影创造了多项历史记录：不仅获得欧洲三大电影节之首的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还一举囊括奥斯卡最硬核的四个奖项——最佳导演、最佳编剧两项个人奖；最佳影片、最佳国际影片两项集体奖；此外它还创造了另一个记录，即有史以来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语片。

2000年，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获得最佳外语片在内的四个奖项，中国电影人心理上蹭红毯沾光，一时也感觉颇有荣光。
面对今年的奥斯卡，香港和大陆电影人作何感想？

曾几何时，香港电影享有“东方好莱坞”的美称，马丁·斯科塞斯都要跑到香港来买《无间道》的故事。如今，香港和大陆电影都是星光黯淡。香港电影人纷纷北上拍片，他们必须在自己作品的第一个镜头前放上那条飞舞的金龙，那是中共宣传部审查通过的标志。创作过《香港制造》的陈果北上拍“为赚钱”的作品。杜琪峰与中国大陆合拍《三人行》，故事讲得皱皱巴巴。2017年，中国电影局给奥斯卡评委们送去《战狼》II，一部用暴力美学包装国家主义的主旋律作品。那何尝是艺术参赛，根本就是向好莱坞扔过去的文化白手套。

对今年奥斯卡的选择，在中国电影圈，许多人发出感叹，准确地说是哀叹。微信公众号《枪稿》的专栏文章标题是“《寄生虫》获得大满贯，我们真没啥可酸的”。大陆著名影评人周黎明更赞誉道：“不是《寄生虫》抱了奥斯卡大腿，而是奥斯卡沾了它的光。”

《寄生虫》有什么道理？韩国电影界都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是《寄生虫》？意味和趣味

《寄生虫》在类型、题材和风格等多方面与好莱坞有着明显的近亲性。在主题上，它是关注社会的、现实主义的；在类型上，它是轻喜剧的。

大致来看，它是一部“神经喜剧”（ Screwball comedy）。它的前半部分偏向轻喜剧风格，后面部分逐渐走向动作喜剧。电影开场即是一家人拿着手机在家里各处上天入地，只为蹭隔壁的无线网络。绝好的开场，描写贫穷的绝妙笔触！

对这部很商业、很敢闹的作品，戛纳电影节给了大奖，看来这届评委真是思想开窍、观念革命了。以前欧洲三大电影节的评委们看到类型化的商业电影立刻弃之如敝履。奥斯卡评委则以美国电影人为主体，当然无接缝地喜欢这路子，从类型电影发展的继承和对话关系说，本片是韩国徒弟交给好莱坞的优秀作业。

好莱坞有个天条：“故事就是上帝”。《寄生虫》是个典型的“大情节”故事，更是个编排细致的好故事。它假定性很强，经常用动作造出喜剧效果，而最后结局是走向悲剧的血色生日宴。此前，美国编剧工会和美国影评人协会都把最佳编剧奖给了《寄生虫》，《滚石》杂志的著名影评人Peter Travers也预测《寄生虫》会得到最佳编剧。

说它“大情节”是指它按照冲突来结构故事，故事编排都是往戏剧性的方向靠拢。但是，在它戏剧性故事的框架上，有编剧细密的针线。在最后时刻，尸场血海即将出现之前，我们还听到两个爸爸为地位尊卑的界限进行精神角力。富爸爸几次下意识地抽鼻子嗅味道，都击中了穷爸爸基泽的心理痛点。

从社会思考来看，《寄生虫》处理的是贫富差别题材，这也是好莱坞电影人永远秉持的现实关注。但是它写得的确有新奇之处，居然想出来用“穷人的味道”、“地铁的味道”来写贫穷。悲剧结局处，导演还想到把富爸爸对穷人身上气味的鄙视用作基泽爆发杀人的触发点。

很多谈论《寄生虫》的评论都没谈到，它有些比较狠、比较黑色的东西。毛姆曾经这样谈论巴尔扎克：“和所有小说家一样，他与其说善于表现德行，不如说善于表现罪恶。”本片中那种对罪行、杀戮的呈现与奉俊昊的《杀人回忆》、《母亲》等作品具有某种一惯性，这就是巴赞在《电影手册》谈论“作者论”时所赞许的那种“作者的签名”。

奉俊昊强调，探索贫富差别、表现底层向上爬的欲望，这都是受到金绮泳1960年导演的《下女》的影响。他说自己曾经被这部作品震撼：“那充满创造力的视觉风格，以及独特的、生猛的冲动——一种迫切地描绘人类欲望的需要”。

在金绮泳的那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与《寄生虫》有着紧密关系的题材和视觉处理风格，同样是下层人上升的动机，同样是血与火的复仇，同样是阶层差异带来的悲剧。

托尼·瑞恩斯（Tony Rayns）是英国电影评论家，他较早发现中国第五代导演，关注中国青年导演。他也被认为是发现和推介韩国电影功不可没的慧眼识珠人。他对金绮泳的论述完全可以用来评说奉俊昊：“他也在坚守自己对于古怪、另类世界的迷恋。还能看到一些强势的女性，当她们的诡计不能得逞的时候，她们就会陷入疯狂。金绮泳几乎完全抹除了那些感伤的内容，作为替代，他将残忍与虐待提高了一两个等级，并强调了农村生活的肮脏与卑劣”。

在《寄生虫》里，奉俊昊用色彩浓烈的喜剧笔法描绘了穷人和富人的脏脏、卑劣和无解的欲望与冲突。

仅仅是它？韩国电影的类型井喷与血色记忆

在香港和大陆电影行里，韩国电影一直是个大话题，人们常常会用“井喷”来形容韩国电影创作。如果是日常议论，朋友们往往会感叹“韩国电影真是他妈的拍疯了!”

“井喷”、“拍疯了”都是一种亲暱、褒义的Peer Review。意思是说韩国电影人几乎什么类型都拍，什么类型都拍得出彩。
奉俊昊和《寄生虫》在韩国电影中不是一枝独秀。在诸多类型和题材领域，他们都拍得狠，挖得深。

奉俊昊也导演过侦探片。《杀人回忆》（Memories of Murder，2003）是奉俊昊最著名、最广为流传的作品之一。它写了两个警察对连环杀人案的侦查，把两个警察的性格勾画得丰满、立体。到最后，观众跟着剧中警察一样以为即将破案，谁知道却是与两个主人公一起体验失败。最后，演主角的宋康昊蹲在案发现场，目光呆滞，这里表现出一种绝对的绝望。对理性，对法制，对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之类鸡汤的唾弃。与奉俊昊的其它一些作品类似，这里也是一丝阴暗的东西压住结局。

从李沧东导演的《绿鱼》，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电影人对强盗片类型的把控和突破。韩石圭在这部作品中演一个退伍兵，偶然机会，他被黑社会老大赏识进入团伙当小混混。主要故事结构是他和黑社会老大、黑老大情妇的三人关系。小弟与老大女人的关系，强盗片的常见套路。但这部作品有许多很独特的笔触，结局处落到一种很有韵味的日常情绪。

在警匪片类型，我们也看到韩国电影的纯熟使用和模式翻新。朴勋正导演的《新世界》会让香港电影人发出感叹，回想起光辉灿烂的往日时光。它的故事结构与《无间道》很近似，警察指派卧底操纵黑道的选举，经历反复的智慧交锋和打斗拼杀，卧底的警察自己当了黑道老大。他会向自己的哪一个身份回归？不知道这部作品是否购买了香港电影《无间道》的版权。
在朴勋正导演的警匪片《杀人优越权》（VIP）中 ，导演融入了政治电影因素，使得作品增加了韩国的特定社会背景，戏剧冲突更加激烈。将这部作品归入警匪片类型是因为罪犯形象和警察形象都写得突出，都在戏剧中起到结构性作用。因为那个罪犯是朝鲜高官的孩子，他在朝鲜肆无忌惮。而他逃到韩国以后还是继续作案杀人，却依旧受到美国官员出于政治考虑的保护。最终，张东健扮演的警察抗命击毙了罪犯。

爱情片在韩国也是主流类型，优秀作品无数。笔者仍记得在2000年北京电影学院放映厅看《八月照相馆》（许秦豪导演、1998）的经验。影片写了一场生死之恋，处处营造了一种说不出的动情。当时场内听到许多女生的哭泣声音，他们是未来的中国电影人。

李沧东导演的《绿洲》也是爱情片，它在故事设计上剑走偏锋，结局走向悠长隽永。无业青年洪忠都碰巧遇到重度脑麻痺患者韩恭洙。一个是脑子缺根筋刚刚出监狱的混混，一个是脸孔扭曲，手脚抽搐被家人抛弃的女子。在洪忠都的一次近乎强奸的亲热之后，他们发现互相在乎彼此，两个孤独的人彼此慰藉。在宛如沙漠的现实中，两人营造出一片爱情的绿洲。结尾处洪忠都疯狂地锯断树枝，即使被当做疯子也要把树影投到韩恭洙窗前。这个段落将成为爱情片的新经典桥段，它让人想起欧·亨利的小说《最后一片落叶》。

与世界其它地区的青春片一样，许多韩国青春片也都有浓厚的喜剧风格。金向辰导演的《加油站被袭事件》在2000年的韩国影展中反应热烈。一群中学毕业的小混混抢劫加油站，结果反客为主在那做起了生意！这部青春片写出了几个青年人的青春历史和心中隐秘情结。而尹齐均导演的《色就是空》用动作喜剧处理青少年的青春期性心理，许多颇有夸张、颇为重口味的情节铺陈式地展现了韩国校园男女的青春期性冲动。

在惊悚片类型，韩国导演罗泓轸的作品《追击者》将毫无逊色地进入《危情十日》（Misery）、《水果硬糖》（Hard Candy）这一类新经典的行列。这部作品根据韩国史上最残忍的杀人魔柳永哲的真实个案改编，它精美地融合了惊悚片和警匪片模式。影片的主人公设计也是常见套路，一个离开警察队伍的警察。他发现一名自己操控的性工作者失踪，于是展开了对杀手的殊死追击。影片写得绝对惊心动魄，一波又一波的跌宕扣住观众的认同心理。作品中描写的性工作者的女儿、连环杀手都极为饱满，生动。就连一个出场几分钟的心理审判专家也精妙地勾勒出其睿智，让观众不由地与剧中的警察一起为他击节赞叹。

奉俊昊的作品《母亲》是让中国电影人臣服的另一部犯罪题材电影。在笔者眼里，奉俊昊这部作品和他的《杀人回忆》都比《寄生虫》深刻、厚重有分量。《母亲》的故事是写一个母亲对智障儿子的非理性的爱。这个母亲为洗清儿子的杀人罪名四处奔忙搜寻，谁知道她搜寻到的竟是儿子杀人现场的目击者。于是，这位母亲杀了那个目击者。《母亲》写出了一份绝对的爱，一份罪恶的爱。

姜帝圭的谍战动作片《生死谍变》（《鱼》）以韩国朝鲜之间的间谍战为背景，而故事的人物关系却是一个爱情故事 。朴赞郁的《共同警备区》写了在军事分界线两边执勤的朝韩士兵之间的亲密友谊。影片的故事十分奇特，它用写实的叙事质感写出了带有政治假想的故事。其中有一段站在分界线两边的执勤的士兵互相吐口水的场面充满了性暗示的意味。

与中国一样，韩国有着的惨痛的历史伤痕，也有民主转型过程中的血色记忆。不过，他们已经完成了民主宪政的转型，所以这些艰苦卓绝的奋斗和牺牲成为电影艺术创作的丰厚土壤和题材宝库。有三部表现韩国转型时期重大历史时刻的优秀作品引起中国电影人和观众唏嘘洒泪。

金志勋导演的《华丽的休假》正面表现1980年的光州民主抗暴运动。影片最后女记者坐在吉普车上向市民呼喊的场景让笔者想起自己1989年6月4日凌晨在北京街头的哭泣和呼号。

杨宇硕导演的《辩护人》以前总统卢武铉为釜林读书会事件辩护的真实事件为素材。这部影片让中国大陆许多人热烈地谈论起著名的人权律师浦志强。本片的数字盗版流传到中国时，他正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张勋导演的《出租车司机》，也是真实历史事件改编。影片写了光州民主运动时，出租司机万燮带着德国记者彼得冒险进入光州拍摄那历史性的一刻。

为什么是他们？韩国电影辉煌哪里来

今天，韩国电影不仅把香港和中国大陆电影远远甩出几条街，也让日本电影显得星光黯淡。

为什么韩国电影能有今天?哪些因素造成了韩国电影近乎神迹的整体性、多方向的兴旺繁荣和群星璀璨？艺术繁荣的因果分析是一项非常不可靠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咱香港和大陆电影有过往日荣光，虽说这里的电影人已经告诉自己不必心酸，但还是颇为郁闷，心有不甘。在此，我试图做一些现象梳理和学术猜测，试图从几个方面来探究韩国电影兴起的道理和可能的艺术秘诀。但笔者并不想就此发出些什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类的学术鸡汤。因为，他山有无暇美玉，此处却是走石飞沙。

韩国电影异军突起的第一、首要原因非常明显，其答案虽然简单粗暴，但却得到韩国和世界电影人广泛的公认：导演们突然有了创作自由。这里用“突然”一词是在做出某种美学猜想：这是艺术家多年禁锢以后终于获得思想自由的精神勃发和能量释放。

2000年，韩国大使馆与北京电影学院联合举办韩国电影展，在那次影展中，韩国电影人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

那次影展放映了《八月照相馆》、《绿鱼》等12部影片，那不仅成为“韩流”文化在中国兴起的重要源头，也对中国电影人影响巨大。许多第五代导演和青年电影人，田壮壮、张艺谋、贾樟柯等人都回到学院去观看影片。笔者至今记得看到李明世的动作片《冷漠无情》时的惊艳之感。警察与黑道分子在火车上打斗，导演在狭小的空间里设计了一组抽出长刀和刀把上红绸飘舞的慢动作镜头。当时我暗自念叨，啊，他们继承和超越了香港的警匪动作片。金相辰导演的《夜袭加油站》放映时，那种无所顾忌的青春宣泄和叛逆氛围充盈影院，当时笔者与观看的学生、导演一起热血沸腾，喝彩叫好。

从那时起，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电影人就意识到，韩国电影人已经把我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奉俊昊、李沧东们把我们变成了远方。

就在那次影展的放映后Q&A环节，电影学院的学生问一个导演，韩国电影为什么能全面兴起，实现井喷。那位导演回答得非常确定：因为取消了电影审查，我们有了创作自由。是的，这就是韩国电影创作喷发的首要原因。

从日据时期到军政府统治的1990年代，韩国电影也必须经过国家机关的审查。1997年，金大中竞选总统成功，韩国的民主时代到来。2月20日，文在寅总统在青瓦台宴请《寄生虫》剧组，他在祝贺的同时表示会对韩国电影“提高支持，绝不干涉”。他的言辞与1997年釜山电影节上金大中“给予支援，不干涉”的承诺一模一样，但金大中的讲话是历史转折的座标点。从那时以后，电影审查废除，韩国电影出现奇迹式的飞跃。

创作自由之外，我们对韩国电影繁荣的原因也还能大致做出一些梳理和猜想。

在产业机制上，我们看到韩国电影的主流是走向商业化。韩国的电影研究专家都性希教授讲到过好莱坞电影带来的商业冲击和美学启示。1993年，好莱坞大片《侏罗纪公园》进入韩国，引发韩国各大企业财团看到了商业电影的市场潜力，开始进入影视行业。笔者必须在此强调的是，当企业资本进入时，带给电影界的还有一种资本的伦理，追求利润的美德。这不仅仅是个追求利润的经济问题，更有着追随大众口味、承认和尊重大众选择权、把握社会思潮热点的艺术观念问题。如果与中国大陆电影的主旋律艺术观念和政府宣传功能主导相比较，韩国电影人这种本能追求更显出与中国电影作者的霄壤之别。

就艺术形态把握，艺术方法来考察，韩国电影呈现出明显的类型化倾向。类型化也可以说是商业化导致的艺术形态发展结果。这也往往被阐释为美国电影的庸俗之处，或者被褒扬为好莱坞公开的成功指南。就是在类型电影继承和创新的意义上，笔者将《寄生虫》等许多韩国电影称为学生交给好莱坞电影人的作业。如果考察作品形态，在强盗片、警匪片、动作片等领域，我们看到韩国电影也与香港电影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也必须叫香港电影人一声恩师。

我们看到，有了创作自由之后的思想突进也正好与韩国的历史与现实相撞击，由此产生了某种艺术领域的核聚变反应。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韩国特定的厚重的、沉痛历史背景和南北紧张的政治张力乃至战争危险为电影人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库。社会大众对历史和政治题材的心理热点也是电影引起广泛、热烈反应的社会基础。

于是，我们才看到《共同警戒区》，把两位主人公设定为对面站立在分界线两边的士兵；《太极旗飘扬》描写一家人在朝鲜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如何经历惨绝人寰的撕裂、弟弟如何被朝鲜军队训练为杀人机器与哥哥对阵冲锋；2002年李时明导演的政治幻想电影《2009记忆迷失》（2009 Lost Memories）把日本占领的历史作为素材，假设日本对韩国的占领一直持续到2009年，设计了日本和韩国两个警察的友谊和冲突；《实尾岛》、《生死谍变》等影片将北朝鲜对韩国的武装间谍活动设定为动作片的故事背景，使得故事具备了扣人心弦的现实联想。还有上文提到的《华丽的假期》、《辩护人》等作品，就是将民主转型前后光州起义的惨痛历史记忆变成了今天对大众心理伤痕的艺术疗救。

因为获得了创作自由，圆熟把握了类型电影的成规和融合翻新技法，同时又以高超的艺术方法处理、点化了社会大众的心理伤痛和历史情结，等等，等等，既有客观必然，又像是鬼使神差，韩国电影人走到了今天的辉煌。他们在国内屡屡创造票房奇迹，在欧美各大国际电影节游走，胜似闲庭信步。国际A级电影节的奖项如落英缤纷，被韩国电影人收入囊中。

2014年，金基德凭借惊悚犯罪片《一对一》获得第71届威尼斯电影节的威尼斯经典奖、威尼斯日奖提名 。

2013年，洪尚秀凭借自编自导的作品《我们善熙》获得第66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

2012年，金基德凭借超越母子伦理和道德禁忌的《圣殇》获得第6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 。

2004年，金基德凭借《空房间》获第61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狮奖”。

2001年，许秦豪凭借《春逝》获得第14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艺术贡献奖。

2020年2月9日，好莱坞大道，杜比剧院内，《寄生虫》为韩国电影赢得另一份殊荣。奉俊昊说“我们写剧本不是为了代表国家，但这是给韩国的第一座奥斯卡奖杯。”

就这一句充满个人主体性的大实话“写剧本不是为了代表国家”就远非绝大多数香港和大陆电影人能够说得出来。

郝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