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钟庭耀：香港民意调查可能在经历灭声的过程

在香港，提起民意调查，一定会想起钟庭耀。钟庭耀自1991年主理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28年来把脉民意，来到2019年夏天，该民意研究计划突然公布将脱离港大。作为港大民研的总监，钟庭耀与10多名员工一起另起炉灶，设立独立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从此不再有大学牌头，需依赖众筹而生。

舆论哗然，忧虑这是由于港大学术自由遭干预。

作为民意研究机构，港大民研曾多次卷入政治风眼：2000年，时任特首董建华透过助理直接向校方施压，要求取消针对港府的民望调查；到了2011年，关于香港人身份认同的研究被中联办时任宣传文体部部长郝铁川点名批评，指民调设计将“中国人”和“香港人”对立，是“不科学”和“不合逻辑”。

港大民研是香港第一批由大学主理的追踪民意的长期调查计划，问题多元，是掌握社会风向的指标，另设有选举票站调查、游行人数点算和民间投票等项目，数据至少获300篇学术论文引用。脱离港大的消息在2019年4月公布，官方说法是钟庭耀在2018年达60岁退休之龄后，已延任一年，双方商讨后确定安排。

《端传媒》记者与钟庭耀三次见面访谈。首次在2019年6月下旬的传媒茶聚，香港反修例运动刚刚爆发，他在办公室门外象征式挂上新招牌，全新的香港民意研究所（PORI）当时前途未卜。民意调查需要大量人手和研究，以定期追踪发布的研究为例，操作一个问题需要资金12万港元，一年经费约需600万，其时脱离港大尚有两日，钟庭耀筹得2万。

第二次见面在7月上旬，相隔两周，他披露更多详情：港大要求向公众公布消息前，钟庭耀不可知会合作伙伴和员工，过渡期也由原来商讨的一年半大幅缩减至几个月。

事件是否与学术自由有关？“广义来说，当然有。”“不会用‘打压’，只可以说是行政、财务角色检讨，牌面是这样，从来没有（提及）政治东西。”钟庭耀耿直地说。办公室门外，稍早的新招牌已遭撤掉，钟庭耀说：“它有它的道理，我有我的世界。”

有无人听，有无人用，我们还是照做。我们觉得在历史摆了一个存案。

此话成真。19年年末，第三次访问。半年来PORI 发布逾20项调查数据，几乎每周都会看到钟庭耀开记者会，他日前带来小结：逾46万人次参阅其新机构网站，经费看似手到拿来，比目标多100万元，但只够应付未来半年开支。再遥远的日子仍是一片未知，能否继续营运，将再次交托市民以捐款作决定。自立门户后，他更为直白，道出民调在香港的困境：学术研究遭灭声，传媒机构被收编，政府漠视调查结果，民众则选择性接收数据。

“有无人听，有无人用，我们还是照做。我们觉得在历史摆了一个存案。历史资料，你不会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有人想拿回来用。‘噢，2019年尾原来是这样，比现在更差或更好。’现在不做，三五年后，想要回这个数据，就没有了。”

不用担心民调结果的时代

时局造就一切。

1987年，钟庭耀以研究员身份，加入隶属港大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于1991年6月成立民意研究计划。那年9月，香港第一次举行立法局地区直选，有传媒向港大查询：“做不做选举调查？”彼时，香港即将面临主权移交，政界、传媒和公众均密切观望民意。顺应时势，港大民研奠定基本方向：回应当下议题。

具体要向市民问什么题目，由钟庭耀及其团队主理。他说，初时他们参照外国经验，“领袖民望是一定做，不给钱都做，因为是监察政府，监察最高那个，不可能不做”，因此，中国领导人的评分也被纳入问题之列。

起初，问题主要围绕政府评分，市民对政经和民生是否满意，后来又陆续加入这些议题：两岸统一、台独藏独、对一国两制的信心等。1997年回归后，又加入了对本地人身份认同的追踪研究：“你会称自己为：香港人、中国人、香港的中国人、中国的香港人？”另外也有针对法治、自由等各类社会指标的评价。

“每个题目也有历史因素，”钟庭耀说。一路滚存至今，港大民研设有逾200条问题，会按照重要性决定查问的频率，例如，对于政府及特首的民望每隔两周公布一次。

要准确反映民意，达至一个有透明度、公信力的调查，亦有一定守则。钟庭耀说，如需要向公众披露调查及委托机构名称、受访对象、样本大小、调查方法，也要提供给予“不知道”或“拒答”的百分比等等。

那90年代的香港，如何看待民意调查？

钟庭耀形容，港英政府重视民调。港督彭定康在1992至1997年执政期间推出政改方案，官员在议会亦会引述民调结果，再争论下一步的处理方案。耳濡目染下，传媒、公众也明白其重要性，建立了在大学做民调的概念。钟庭耀说，各大院校随后争相成立类似研究计划或民调中心，可谓“成行成市”、“生意好”。传媒亦会争相委托调查，以了解民情，再以数据作题材，高峰时期，港大每周接受一个委托。

“当时政治上又开放些，不用惊（担心）民调结果会让谁开心不开心。”钟庭耀说。

不过，2000年，港大民研便遭受首次沉重打击。首任特首董建华上任后不久，爆发亚洲金融风暴，香港经济下滑，波及民生，民调反映民怨，董建华透过高级助理路祥安向港大施压，要求钟庭耀停止行政长官及政府民望的民意调查。当时，钟庭耀在《南华早报》及《信报》撰文公开事件，引起社会哗然，视为干预学术自由之举。大学随后展开公开聆讯，最后，替政府传话的时任校长郑耀宗及副校长黄绍伦双双辞职落幕。

“（当年事件）用负面角度来反证民意调查是重要的，否则政府怎么会做这么多事？”今天回看，钟庭耀慨叹。

民调价值没有减退，钟庭耀表示，2002年刘兆佳入主被视为官方智囊的中央政策组正是一例。刘原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及香港亚太研究所副所长，担任中策组首席顾问十年，他后来接受采访时曾透露，其任内民调做得“相当全面”，以帮助政府评估政治形势、判研施政的先后次序。钟庭耀认为，“这是一个讯号，政府也用民意调查，民意调查这么有用，不如自己在中策组做，用自己方法做。”

不过，这个做法撑不到至最新一届政府，“后来林郑特首上场，中策组也解散了。”

中央政策组

“如果大学界里面没了民意调查，就能六根清净”

针对民意调查或明或暗的打压，过去多年从未止息。

根据港大民研的数据，10分为满分，学术研究自由的评分由1997年首次调查的8.02，到2019年5月跌至6.78，破纪录新低。2018年中，香港理工大学理大政策研究中心因经费问题，停止民调工作。“你今天就可以看看，有哪些学校的民意调查继续做？”钟庭耀问。

曾经蔚然成风的学术民意调查，如今变得淡静。反修例运动席卷香港，民意翻涌，至今只剩钟庭耀主理的PORI、香港中文大学主力持续发表调查。“我们不是港大身份，港大也好像没有，暂时这几个月也看不到。”港大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夏伟立在公布钟庭耀离开港大时曾言，港大很难延续民研，又表示若社科院延续民研，将与PORI和前同事形成直接竞争，并不合理。

“在学院大学里面做民意调查，可能真的在经历一个灭声的过程，”钟庭耀说。

“是否一个历史偶然呢？我亲历其境，我觉得不是。而是近年来的社会状况，可能有一些保守人士觉得，如果大学界里面没了民意调查，就能六根清净。”

转捩点始于2014年占领运动。

当时，钟庭耀受“占领中环”委托，在6月22日举办民间全民投票，有78万人选出民间属意的政改方案。计划获占中发起之人之一、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转交80万元匿名捐款予港大民研，以设置硬件设施。事件发酵成捐款风波，惹来建制派连番狙击，港大校委会展开闭门聆讯，多名涉事者包括：钟戴二人及港大法律学院前院长陈文敏等遭惩处。综合报道及消息，钟庭耀被惩罚三年内无法升职，也不能收捐款，亦不可以向外透露罚则。

占领中环

自此，民意调查开始变成“最好是一些不去触碰的东西”，而社会政治气候也开始转变。钟庭耀指，占领之后，社会逐渐变得封闭保守，大学要听话，管理层觉得，民调属于高风险研究，“吃力不讨好，会导致政治上被批评”。

传媒，也是民调衰退的推手之一。港大民研自1999年转为自负盈亏的方式营运，自主进行一些定期发布的民调，同时也接收外来委托的收费项目，传媒是其中一个客源。

“传媒生态变了”，钟庭耀说不出一个特定的事件或年份，但他形容媒体遭收编，财力大不如前，管理层方针变动，资源不再如昔日投放于民调。最终，受资源所限，压力徒增，“慢慢令到做民意调查工作的学者会退下”。

民情民愤，如果没有固定方法将其显露出来，再处理它，突然爆起上来，你会发觉是一发不可收拾。

而在政府阵营看来，倘若不利管治的民调消失，喧闹之声静下来，施政就能畅顺。

“你尝试令到学校里面好多老师、学生不再发声，或者用种种方法令到他们乖些，甚至有老师要判监。以为大学安静了，特区政府、中央政府就觉得搞掂了”，钟庭耀说，这样的管治模式并不可行。

“民情民愤，如果没有固定方法将其显露出来，再处理它，突然爆起上来，你会发觉是一发不可收拾。”

在钟庭耀看来，当下的问题不是香港将来有没有民调，而是执政者还会否参考民调，来处理社会问题。

近来政府甚少引用民意调查，一来坊间数据减少，二来是长官心态。“经过占领运动后，调查完又点？民意说不支持（政改），那你可以说，市民不明白，一国两制始终一国行先，所以不应该退让这一方面。”

回看当下演变得不可收拾的反修例运动，钟庭耀说，政府原本可参照民意，剔除公众不能接受的部份条例，但反修例逐渐变成反警暴、反政府的运动，在建制思维主导下，“跳到国家民族利益的问题”，一切不会再按民调来处理。

用完即弃的民调

站在另一边看，社会运动参与者与民意研究之间，也是微妙的互动。

PORI于2019年7月1日正式营运，正是反修例示威越演激烈之时，钟庭耀一度选择停止募捐，让路予运动。然而，若经费不足，持续多年的定期特首及政府民望调查也会无以为继。在连登讨论区，有用户获悉消息后，即发文制作懒人包，实行“捐款教学”，最后PORI成功筹得700万经费，足以营运一年。

“市民若觉得我们需要存在，与运动有关系。他可能会想：运动一路发展，特首评分没了，支持或反对逃犯条例（的数据）也没了。空白的上街，会否有所缺失呢？”钟庭耀承认，运动对于推动PORI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不过，这种支持未必能转化为对民调的理解及认知。

2019年11月底的一次研究结果，勾勒了民调在市民心中的尴尬地位。根据PORI受中大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委托的民调数据显示，市民对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解散警队及林郑月娥下台的主要诉求皆全线下滑。网民对此随即批评，民调是“鬼”、“不可信”。

有公共知识份子慨叹，民调也成为了Condom（安全套）。“＿ ＿是Condom”是运动的新兴术语，有用完即弃的意思，“＿ ＿”会在不同论述中，被填上不同名称。

“用完即弃都是‘用咗’，不过（现在）不要了。不同于一些可有可无，你不放他在眼内的东西”，钟庭耀轻叹，不论所属立场，大众目前对民调的认知和应用均非常情绪化。

当社会如此情绪化的时候，一把科学的尺，去到某些位置，大家都是不肯接受。

他举例说，特首民望以100分为满分，林郑月娥近日跌至19.6分，“我们做了30年民调，跌到20分以下已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数字”，但坊间却出现不可接受的情绪，有人向团队查询：“为何你用0到100分？为何没有负分？你应该给予一个负100至正100的选择，那她的分数就可以再负些。”

钟庭耀明白对方的情绪，但按照科学解读，只是比例问题：低过50分即是不合格、负数，20分就是负30。“我只可以说，当社会如此情绪化的时候，一把科学的尺，去到某些位置，大家都是不肯接受。”

再往下推，钟庭耀要问的是：过去六个多月，大大小小的游行到底有多少人？

他说，这阵子的情绪效应，并非社会运动的首发孤例。早于2003年的七一游行，关于游行人数的讨论已经开始。当时主办单位民阵报称有50万参与者，奠定历史指标；港大民研亦有点算，人数接近。至翌年民阵宣称人数达53万，惟民研则只有18至20万，往后多年，双方差距越拉越远，以倍数起计。

《端传媒》翻查每年七一游行人数，在2012年及2013年港大民研估算数字是约9万至10万，而民阵公布的人数分别是40万及43万，是钟庭耀团队的4倍。2019年七一游行，民阵公布有55万人，PORI亦与中学师生团队合作，点算人数有23.1至28万；另外，《明报》、《有线新闻》与港大和美国得州大学学者团队合作，以人手及人工智能（AI）方式点算，人数介乎24万至29万，主办单位公布的数字，比后两个团队高近一倍。

“大家也不是太理会科学不科学，既然03年的心理关口是50万：‘今年好似跟那时差不多，那就叫回50（万）啰’，这个感觉就一路累积落去”，钟庭耀说，社运陋习至今未改，“每次我认为是好科学做出来的数字，都会让人心理上觉得是低一截的”。

不过，其团队资源紧拙，无法自费点算每一次的游行、集会。“我发觉，社会上好似无什么人会做，有点可惜，研究所不做，其他人应该做，但其他人又不做。”

自下而上的地区民主构想

回到民意研究本身，钟庭耀现在更加关注是：我们有没有利用民调，针对性地处理特定问题？

反修例运动暂且看不到休止的迹象，也需要思考未来方向。他说，特首林郑月娥不时辩解，若回应示威者一个诉求，其余一旦不从，事件会没完没了。钟庭耀指出，政府的判断是推测，还是有民意数据的支持？他快语连珠地发问：“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由民间列明职权，一定有人收货、不收货，收货不收货的比例是怎样呢？不收货的人，怎样才收货？死也不收货的，他们会做什么？会怎样抗争？”

运动无大台，商讨意见难上加难，示威者习惯以连登或者Telegram的匿名方式来讨论方向决策，情况尤如“面对一班空气”，同时代表性有限，缺乏有效数据。钟庭耀笑言，“若你说连登式表决，首先我未见到收不收货的问题，问这个问题也是死罪。”

民意商讨从来不能一蹴而就，钟庭耀说，他未来有意著眼点区议会，希望能够在连登和区议会这两个平台呈现群众对运动的取态。在刚过去的选举，民主派一共取得388个议席，他指，议员可以选择地区的议题，同时交由连登及选民商讨。“可能元朗区就会讲7.21问题（白衣人无差别袭击乘客），去到油尖旺就讲831问题（警方在太子站内击打途人）。”

在这个框架之上，钟庭耀干劲十足，希望结合民调与民主实践，带来新尝试。

新计划名为“民主社区互助共融” ，邀请各区区议员成为合作伙伴，不论对方的政治背景及联系。PORI会以非牟利形式，收取成本价为对方职员提供培训，学习如何进行民调、电子公投的技术，以解决社区问题。

钟庭耀的构想是这样的：地区棘手议题众多，例如大白象工程、棕地怎样发展等问题，区议员可以先进行民意调查，再基于结果在社区展开理性商讨，若无法解决，便再以投票表决。

单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解决纷争，会否造成“多数人暴政”的恒久问题？钟庭耀的回答是：“民主发展不是这样的，第一，你真的是有众数的话，你要非常之尊重少数”，“你一方面是大众，反过来你也是小众；你变成大众的时候，你不可以欺负小众，因为当你是小众的时候，人家就会欺负你。”

民调、商讨、投票，这是钟庭耀珍而重之的民主三部曲程序，过去苦无机会实践：关乎政制改革的问题，需要由上而下、以政府领导形式带动；而回到地区议题，区议会多年来由建制派把持，年青人对其运作也不闻不问。

我们做科学的人，有科学数据，无论好不好听，都是对社会有帮助，所以支持民调发展。

不过，现届区议会选举投票率达72%，泛民主派大胜，带来了新希望。在钟庭耀看来，这意味居民不抗拒民主模式，可试行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实践。

新计划在未正式宣传的情况下，暂有26名区议员表示有兴趣；若获得足够赞助，钟庭耀更希望以万元月薪聘请年青人为“青年大使”协助区议员。“经过六个月的运动，年青人有点失落，他们的家庭关系也不是太开心，在这次运动也是受害者”，他希望为年青人提供平台，让他们尝试实践基层民主。

香港已经踏入2020年，今年9月即将举行立法会选举，钟庭耀估计社会对于民意数据会有新一轮的需求，事情一浪接一浪，当下他无法简单总结民调的份量。

“有一边人觉得民意调查是好得人惊（很令人害怕）的事情，真相是可怕的东西，那他们会用好多方法，所谓灭声也好，将它边缘化也好，减少资源令它不出现也好，会有一批人这样想。”钟庭耀说得平实，“我们做科学的人，有科学数据，无论好不好听，都是对社会有帮助，所以支持民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