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中国的幽灵》：在非洲的中国国家资本，有何特别之处？

【编者按】本文原载 《二十一世纪》2019年8月号，《端传媒》受权转载，有节略。

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大。而在中国对外非金融直接投资的存量中，有超过一半是国有企业占据的。余下的非国有企业中，也有许多是国家参股的股份制企业。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国家资本是一种跟其他投资海外的跨国私人资本不同的资本吗？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的李静君教授在其新著《全球中国的幽灵：非洲的政治、劳工和外国投资》中，从“积累逻辑”、“生产政体”、“管理气质”这三个面向入手，阐述了投资非洲的中国国家资本与大多数跨国私人资本的不同。尽管对“国家”的性质和作用有所浪漫化，但这部著作还是做出了不俗的理论贡献，它充分揭示了“资本的多样性”：不同资本的行为、决策因不同的积累逻辑、社会压力而不同，其关键在于，不同类型的资本带来了不同的社会斗争的空间。此外，它提出了“充满事变的全球中国”这一方法论概念，并进一步发展了“拓展案例法”。

《全球中国的幽灵：非洲的政治、劳工和外国投资》

作者: 李静君（Ching Kwan LEE）

出版社: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7

多重目标还是短期逐利？

学者王碧珺搜集了1500多个中国海外投资项目的最终投资行业信息，发现主要是采矿业和制造业。再考虑到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巨大规模，可以认为采矿业、建筑业、制造业是中国资本对外输出、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输出的主要行业。在此背景下，李静君将运转于赞比亚铜矿业、建筑业的跨国私人资本与中国国家资本进行比较，试图挖掘出后者的特殊性。

不同种类的资本有着不同的特性，其首要方面就在于不同的积累逻辑。李静君发现，相对于跨国私人资本，中国国家资本对赞比亚当局做出了更多妥协。中国国企在对外投资时，除了获取货币利润之外还承载着国家战略——获取自然资源与扩大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外交影响力。中国国家资本对这些战略的承载，使得中国国家资本更容易对来自赞比亚国家与社会的压力作出“即兴”的反应，包括参与谈判乃至让步。

投资赞比亚铜矿的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NFCA）自称“中国海外资源开发的前线部队”，因为中国对铜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其自身储备却很少。而争取非洲国家在国际议题中亲近中国，并使其远离台湾当局的影响，也是中国国家资本的重要议程。国家政权的政治战略在这些资本的决策部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国家资本并非不追求利润，它和其他资本一样也要谋求盈利。只是中国国家资本并不像许多跨国私人资本那样纯粹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或者说，它所试图最大化的是一种“多维度的利润”。如李静君所述，中国国家资本遵循的是一种“涵盖性积累”（encompassing accumulation）的逻辑，除了货币回报的维度之外，还包含着政治影响和产品资源等维度。或者更严谨地说，对中国国家资本而言，这些非货币回报的维度更加突出。

这一点在采铜业表现得很显著。首先，在2008年经济危机时，铜价跌到生产成本以下，KCM（印度资本）、MCM（瑞士资本，但有许多南非、秘鲁管理者）纷纷宣布缩小生产、大规模裁员。而NFCA则宣布不裁员、不减产、不减薪，因为它着眼于铜矿资源的长期供给稳定以及与赞比亚政府的良好政治关系，宁愿承受短期亏损。其次，不同资本对赞比亚政府推行“意外利润税”的反应也体现出这种区别。当铜价涨到最高点时，赞比亚政府在民间与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加收“意外利润税”。KCM、MCM等对此强烈反对，而CNMC（NFCA的母公司）的高管则表示支持。再次，中国国家资本积极承担了赞比亚矿区的多功能经济区的建设工作，这个经济特区是赞比亚试图提高铜矿产业附加值的发展战略的核心。KCM、MCM等跨国私人资本并不支持该项目，因为无利可图。CNMC的高管也承认这一点，而因为中国政府只提供40%的补贴，他们不得不承担巨大的经济压力，但为了提高中国公司对赞比亚政府的影响力，这项任务必须完成。从这三个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赞比亚政府在铜矿行业与外国资本的博弈中表现出一定的主动性。正因为中国国家资本承载着获取自然资源与扩大政治、外交影响力的使命，因此需要比跨国私人资本更加适应赞比亚当局的要求。也就是说，中国国家资本的涵盖性积累逻辑给予了赞比亚当局更多发挥主动性的机会。

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赞比亚方面需要有相应的精英意志和国家战略，才具有利用中国国家资本的先决条件。在这一点上，建筑业和采铜业形成鲜明反差。采铜业是赞比亚政府和社会各界眼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所以赞比亚政府有动力在采铜业更积极地与外资博弈。而建筑行业在当地几乎没有政治敏感性，赞比亚政府也就没有动力与中国资本进行协商。相反，赞比亚政治精英为了短期政治利益，从中国获取大量贷款作为建设资金，加重了债务负担。

赞比亚政治精英之所以热衷于中国贷款，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可以快速而充分地满足赞比亚政府的资金需要。对于赞比亚政府的基建项目，世界银行会认为其回报率较低，还会要求政府进行某种改革（比如提高对艾滋病的防治），导致贷款有限、缓慢，而中国进出口银行则不会有这些问题。但李静君认为，这种速度优势潜藏着风险，因为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建筑商主动找到赞比亚政府要求进行某项建设，同时跟中国进出口银行商定好贷款。在此情况下，赞比亚政府只能接受单一的投标出价。尽管中国政府贷款本身是“优惠贷款”，但考虑到定向招标所导致的建设价格昂贵，其成本实际上高过了世界银行等提供的贷款。然而赞比亚的政治精英出于个人政绩考虑，依然积极推动这些贷款基建项目落地，其中一些还被技术官员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政治项目”。在李静君看来，赞比亚国家发展的利益在此受到损害，因为这种贷款模式对赞比亚国家债务的可持续性有着直接的负面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这种贷款模式有助于通过选择性放贷来增强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力，为庞大的外汇储备提供投资渠道，并为国内各种过剩产能开辟市场。与此同时，在非洲的中国建筑公司也获得了比在祖国高得多的回报率。可见，中国国家资本的涵盖性积累逻辑在建筑行业仍然适用，但这并未被赞比亚当局有效利用于某种长期发展战略。

稳定剥削还是灵活排斥？

在李静君看来，生产政体（production regimes）是反映不同资本特性的第二个面向，我们需要比较不同资本的生产过程，进而比较其中的劳资关系。在赞比亚，不论是铜矿业还是建筑业，不论是中国国家资本还是跨国私人资本，都在同样普遍地使用临时工、外包工。不过在具体用工形式上，中国国家资本与跨国私人资本存在显著区别。在铜矿行业，NFCA只与一家分包商合作，而KCM、MCM则使用了大量分包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区别，是因为NFCA在生产过程中强调产量的稳定，更多的分包商会导致管理困难与更多的不确定性。KCM与MCM使用许多的分包商则是源于追逐短期货币利润：KCM试图利用分包商的竞争来压低成本，MCM则是因资本短缺而想利用分包商的资金和设备。这两种不同的用工形式带来了不同的劳资关系：中国国家资本雇佣的赞比亚工人工资较低但工作稳定，甚至给予工人“永久雇佣”的保障；跨国私人资本雇佣的正式工人工资较高，但分包工人则要承受灵活用工的同工不同酬乃至随时失业。在李静君看来，这两种生产政体中的劳资关系分别就是“对劳动力的稳定剥削” 和“对劳动力的灵活排斥”。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国家资本和赞比亚工人雇佣关系的“稳定”并非自然存在，“永久雇佣”等权利是工人通过斗争取得的。换言之，中国国家资本并不比其他资本对劳工更为友好，但因为其生产过程注重稳定、只使用一家分包商，这种生产政体使得工人们的分化程度较弱、斗争效果更强，因此为工人抗争创造了组织条件，使得工人更有可能通过抗争来与资本“讨价还价”。为了争取同工同酬和签署永久雇佣合同的权利，NFCA的赞比亚工人在2011年进行了两次罢工，并从外包工人蔓延到正式工人，管理者最终妥协。在KCM的矿山，外包工人也曾争取过同工同酬的权利，但KCM掌握大量的分包商，工人难以形成有效组织，罢工最终草草收场。

在铜矿工人向中国国家资本争取权益的过程中，政府偶尔的互动支持也显得十分有效。2011年，反对党“爱国阵线”（Patriotic Front）大选取胜，工人趁势发起了要求加薪的罢工，新政府也对此作出了热切回应。但李静君发现，建筑业缺乏政治关注度，政治精英对工人的支持在建筑业并不存在，政府甚至更倾向于帮助资方规训工人，同时工人的集体力量也弱得多。相比于铜矿业，赞比亚的建筑业是一个低工资、高度零散化的部门。不论是中国资本、其他外国资本、本地资本，都存在不依法提供劳动待遇、劳动防护以及拖欠工资、粗暴管理的问题，而且都使用大量的临时工，这使得工人更难组织化。在中国国家资本资助并承包的项目中，政府可能更倾向于维持纪律并提高效率，甚至迫使工人接受高强度、低待遇的劳动，并且禁止其工会化，乃至直接打压工人抗议。“爱国阵线”上台后，建筑工人的罢工抗议也没有引起政府足够的重视，建筑工们仍普遍批评政府监管不力。

《二十一世纪》

2019年八月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集体禁欲主义，还是个人职业主义？

反映不同资本特性的第三个面向，就是资本派驻在赞比亚担任管理职位的人员所呈现出的管理气质（managerial ethos）。从内部管理者的精神特质来看，可以清晰地区分出中国国家资本的“集体禁欲主义”与跨国私人资本的“个人职业主义”。中国国家资本派驻在赞比亚的管理者非常强调“吃苦”的文化。很多中国管理者出身贫困，许多人的节俭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中国管理者在当地往往集体生活在一起，从而压低了个人消费。NFCA的中国人会被公司的大巴车接送，集体上班、就餐、休息、购物，如果临时外出还需要报备，有的人只能周日在宿舍偷偷做饭来排遣苦闷。他们与家庭相脱离，许多公司都禁止员工将配偶长期留在赞比亚。

与此相反，在KCM等跨国私人资本的管理者那里，存在着高度的个人主义与职业主义，公私界限分明。他们会带家人一起来赞比亚，在当地给子女提供教育；他们更注重个人生活质量，有私人住宅、私家车，妻子、女佣烹饪饭菜。他们会雇佣当地的家政工与家教，还会参与当地的宗教、慈善、志愿活动，而中国管理者与当地社区更加隔绝，许多偏远建筑工地里的中国人更是很少外出。对跨国资本的管理者来说，当地生活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比如子女教育），他们会寻求跳槽到教育资源更好的国家，这在中国管理者中很少见。

中国人为什么能接受“集体禁欲主义”呢？李静君认为，从客观层面来说，中国国家资本需要更可控的管理者，其集中化的管理组织机制发挥了作用。从主观层面来说，首先，这些中国管理者面临着中产生活的巨大经济压力，所以才会选择离开家人外出挣钱，在集体生活中节俭度日；其次，他们对当地社会安全程度、友好程度的怀疑，使他们宁愿封闭在集中生活区；最后，中国管理者所接受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发展”的话语，强化、合理化了这种集体的“吃苦”文化。

李静君强调，中国管理者将“吃苦”的精神当成一种划分道德、民族差异的界限。他们往往会将中国人与赞比亚人做比较，赞比亚人的“懒惰”、“不能吃苦”、“只想索取”被认为是赞比亚文化、道德中的缺陷，阻碍了国家的发展，而中国人的“努力工作”、“推迟享受”则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因。印度等国的管理者也常会以本国为标准指责赞比亚工人“懒惰”，但很少会将自身的“勤奋”视作一种民族美德，而是当作一种竞争激烈且贫穷的社会环境的产物。李静君也指出，这种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将“吃苦”赋予道德性、民族性内涵的话语，让中国管理者看不到自己也在承受资本的剥削，更模糊了中国资本与赞比亚工人之间的阶级剥削关系。

“集体禁欲主义”给中国资本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当地普遍流传着中国派囚犯来工作的谣言，这甚至成为了政客和主流媒体口中的“事实”。讽刺的是，也有中国管理者抱怨，每天往返于宿舍与办公室就像“从小监狱到大监狱”。在此，文化的反制与适应同时存在——中国管理者一边把外界的攻击理解成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敌视，用“吃苦”精神合理化中国资本的工作环境，一边也感受到与其他外国管理者的差距，开始向上争取提高工资与福利待遇。与此同时，中国资本的管理气质也在影响着赞比亚社会。

资本多样性与全球中国

一项研究对于学术共同体的意义，首先不在于它提供了怎样的答案，而在于它提出了怎样的问题。而李静君在书中提出的核心问题——“中国的国家资本是一种跟跨国私人资本不同的资本吗”——启发我们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全球资本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高度发达的今天，似乎资本的逻辑越来越趋同，似乎全球经济越来越被一种单一的资本逻辑所主导。但本书的核心问题提醒我们，在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并不是同质的。虽然从根本上说，所有的资本都是为了积累和自我增殖，但不同的资本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维系和扩张中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体现出不同的积累逻辑、行为方式、劳资关系。换句话说，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应该被理解为资本越来越同质化的过程，而更应被看作是行为方式不同的资本之间不断相互遭遇、碰撞的过程。其结果有可能是资本的同质化，但也可能是竞争的加剧，或者是进一步的分层和割裂，抑或是积累逻辑发生新的变异。资本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也印证了托洛茨基的经典论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不均匀的”、“混合的”。

李静君所提出的“资本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概念，也是对近年十分热门的“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学派的回应。后者的分析往往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探讨一个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制度有怎样的特点，通过跨国比较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多样性——比如说，德国的资本主义更注重统合和劳资协调，而英美的资本主义则更放任自由竞争。但这种将每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看做一个独立系统的分析方式，已经很难回应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高度发达的现实。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早已不是各自独立的，它往往受到世界其他地区资本力量的深刻影响。讨论“赞比亚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怎样的特点”是一个意义不大的问题，对赞比亚而言，它所面临的关键现实恰恰是各种不同逻辑、特点的外国资本使得“赞比亚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本身难以成立。更有意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类型，而是不同资本的类型。这里的“意义”指的不仅是学术研究的意义，更是实践的意义。通过区分资本的类型，可以弄清不同资本所具有的特性为反制资本提供了怎样的空间，从而能采取相应的策略，促进劳动者争取权益的斗争。

在 “资本多样性”理论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在某个资本的积累逻辑特别到什么程度时将它区分出来？我们又该如何区分表现类似的资本？譬如，同样是谋求稳定的铜矿生产，如今投资于赞比亚的中国国家资本和殖民时期在赞比亚兴修基建的英美资本有何区别？在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今天，“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更加模糊。当我们探讨资本的多样性时，应该思考如何应对分类界限模糊这一可能的挑战。

媒体和学界对中国资本的海外投资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大量讨论，但往往流于表面。李静君的系统观察和细致分析，则真正展示了中国国家资本在海外的运行逻辑。她指出，中国国家资本既不像许多海外媒体所说的那样，比它的西方同行们表现出更多的“殖民主义”特征，也不是如胡鞍钢、卢荻等学者所言，其本身具有某种“进步性”、能够对抗乃至超越和替代体系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和资本之间有所不同，但并没有哪种资本比其他资本更加“优越”。中国国家资本的确更加注重生产过程的稳定和可持续，但这是因为它要满足中国资本整体积累对铜矿石的大量需求，而不是因为更在乎生态环境和劳工权益。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中国国家资本所具有的特殊积累逻辑，使得它在和政府、工人互动时提供了不同的空间，当地政府与工人有可能利用这些空间来进行博弈。换句话说，决定中国资本海外投资带来怎样后果的，并不是中国资本本身，而是当地政府与工人能否针对其特殊逻辑来采取适当的策略。

李静君在书中所使用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充满事变的全球中国”（eventful global China），这一概念也为我们思考“中国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分析中国”提供了启发。随着中国走向世界，理解中国势必需要我们去捕捉中国在全球的踪迹。同时，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地嵌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要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必须把握其中蕴含的全球性因素——比如中国近年的土地改革与全球粮食市场新一轮资本投机的关联。总之，“中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分析对象，不能将分析局限在中国国界之内。“全球中国”的概念，有力地挑战了至今仍占主流的“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另一方面，李静君对“事变”（event）的强调挑战了“结构决定论”（structural determinism）的观点。在对全球资本主义动态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强调，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一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中国资本以什么方式扩张和流动。但李静君指出，结构的力量固然重要，但资本的具体行为方式并不是完全被结构与经济形势变化所决定，而是同时取决于具体情境下，带有偶发性（contingency）的政治博弈的动态过程。偶发性的政治博弈进而也可能改变资本所处的结构位置。中国的崛起与资本输出，就是一种受结构制约但又充满政治交锋、结果不确定但又有改变结构位置的巨大潜力的“事变”。

“政治合力”：对赞比亚政府的浪漫预设

李静君指出，中国国家资本在其三个面向（积累逻辑、生产政体、管理气质）都遭受了赞比亚当地的挑战——来自上层的精英意志和国家战略，来自下层的罢工、骚乱和负面舆论。在李静君看来，正因为政权意志与社会抗争在铜矿业形成合力，才更好地迫使中国资本让步。她认为，赞比亚人民若想让外国资本妥协，单靠自下而上的抗争是不够的，还必须靠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与自下而上的抗争运动之间形成政治合力（political synergy）。

李静君对“政治合力”的强调，很大程度上源于她对当地劳工抗争现状的失望。李静君用一整章来讨论赞比亚工人运动的脆弱和撕裂，揭示罢工、抗议等直接行动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尽管这些行动已经比缺乏与当地紧密联系的跨国企业监察等活动有效得多。李静君着重讨论了工人内部的不团结和不信任问题。90年代的改革从制度上击毁了工会的力量（讽刺的是，改革由曾经的工会领导人所推动），生产过程本身的零散化也使得工会的根基难以稳固。在这一背景下，普通工人并不信任工会的力量，他们常常认为工会领导人收受了资方的贿赂。与此同时，老一辈工人与新一代工人、正式工与临时工之间也存在裂痕。在工会威信下降、工人被不断分化的情况下，虽然工人依然可能发起罢工行动，但随着国企的拆分、行业工会的瓦解，铜矿工人的罢工往往只能停留于企业内部的经济诉求，不再能够造成行业性乃至全国性、政治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小额贷款的泛滥和对个体创业的幻想也在瓦解着工人的阶级团结意识。

对于脆弱、撕裂的赞比亚工人运动，我们应该如何去思考“怎么办”？李静君的答案，是将自下而上力量的薄弱视作既定条件，希望自上而下的国家干预能够弥补它，形成“政治合力”。这一思路其实反映了她对国家权力的过分信任和浪漫预设。在底层抗争乏力时，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政治精英意志吗？为什么必须将“底层抗争乏力”当做无法改变的条件，而不是试图改变它？为什么不去思考更好的组织动员策略？正如李静君自己所揭示的，底层抗争固然脆弱，但政府的“善意”干预也不长久。在Michael Sata的领导下，“爱国阵线”在执政后的确推行了限制外资的措施，但这一路线既充满局限（比如未能惠及建筑工人，未能实质性提高铜矿工人的组织能力），也随着Sata的去世和“爱国阵线”的内斗而无法持续。

有利的国家干预并不会自然地发生，国家更不会主动去寻求和底层形成“合力”。对于赞比亚工人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向国家施加压力，如何保证那些号称捍卫工人利益的政党在执政之后不变质。若想长久地影响国家政策，推动政治合力的出现，根本的动力还是工人自身的组织、行动能力。工人和底层民众唯有不断壮大自身的阶级力量，通过各种行动来捍卫自身的阶级利益。而李静君恰恰没有讨论“如何增强工人自身的组织和行动”这一重要问题。

李静君在书中多次使用“赞比亚利益”（Zambian interests）或“国家发展”（national development）的概念时，没有批判性地反思这些概念本身是否应被使用。她虽然揭示了工人所诉求的利益与政府当局所宣扬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却又表现出对赞比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利益”的肯定。这也体现了李静君对国家的浪漫预设和缺乏批判性。当她提出“赞比亚政府如何更好地驾驭外国资本来服务赞比亚利益”这一问题时，无意中进入了一种叙事——“发展”是一个后发民族国家最根本的利益，是社会各个阶层都需要的，而政府应成为这一根本利益的代言人。但纵观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强调“国家利益”的反殖民主义叙事，实际上往往给国家统治精英、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追求自身利益的说辞，而未能真正惠及底层民众。因此，当我们看到“国家利益”、“国家发展”这样的概念时，应该追问：这究竟是谁的利益、谁的发展？当赞比亚政府向外国采铜企业征收“意外利润税”被形容为捍卫“赞比亚利益”时，我们应该像书中的工人那样追问：这一政策是不是服务于赞比亚政治精英和民族资产阶级？接受“赞比亚利益”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实际上说明作者缺乏与赞比亚政治精英之间的批判性距离（critical distance）。

更理论化地说，当李静君提出赞比亚政府作为“守门员”（gatekeeper）与工人阶级产生合力可以更好地应对外国资本时，她实际上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逻辑与资本逻辑在根本上的重叠与同构，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尤为强调的。“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它的逻辑是追求无休止的价值增殖，利润最大化只是一种普遍的手段和表现，牺牲一部分利润来换取市场资源、政治影响也是实现资本长期积累的重要手段。而对于将资本所推动的“经济增长”作为执政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推动资本长期可持续的价值增殖正是其重中之重。因此，当国家权力迫于一些社会压力而向资本施加了影响、使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妥协时，它或许算得上是抵抗了“特定的资本”，但这决不意味着它具有了“抵抗资本”的属性。国家权力往往仍然在其他层面上维系乃至强化着资本的运动。甚至可以说，在国家试图掌控和干预资本时，其最首要的动机就是保障资本的长期积累，而资本在国家力量面前所做出的任何改变和妥协也都服务于这一根本目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国家的目标在根本上一致，并对立于工人阶级、底层民众的长远利益。因此，赞比亚政府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工人民众形成合力来对抗资本，是非常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