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选的十个关键字（下）红白帖、拜票、选举宣传品、假牙、交通建设

1949年后，国共战争以“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沿金门、马祖群岛分治的形式，画下暂时句点。至2019年为止，台澎金马地区历经中华民国七十年的统治，繁衍三代人，与神州大陆的记忆日渐淡薄，人民亦各自生活在不同体制、文化与思想之中。

此刻，台湾新生代本土意识崛起，并历经二十年总统直选的洗礼，视“台湾”为自身政治共同体，欲挣脱中华民国留下的厚重大衣，过往的民国记忆与当前高唱“中国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碰撞，让“中国因素”成为台湾社会难以绕开的议题。

在预备选出同一位元首的的人群之内，有人全心捍卫中华民国国旗、有人完全不认同这面国旗；有人认为“台湾已是一个国家，名叫中华民国”、有人认为台湾国仍尚未建立。这些多元而难以完全和谐共存的立场，只要遇上选举，就会化为对特定党派的支持、与针对“对手”的强烈厌恶。

2020年大选前夕，因习近平提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香港反《逃犯条例》运动等事件，民众紧张感升高，使“亡国感”成为大选的热门关键字。而在快速都市化的过程中，台湾社会不同社群、不同地域的群体间对彼此缺乏理解，更让“亡国感”焦虑附着于“宫庙”、“农会”等元素之上，形成另类的误解与对立。

为此，《端传媒》将陆续推出系列报导，以〈亡国感的战争〉辨析亡国感的历史根源，并以〈大选的十个关键字〉系列追寻“亡国感”的地理维度，在选战的最前线，找出十个最常被提及却又未能完整解释的“大选关键字”，特写台式选举的前线风景，也探索“中共影响台湾选举”的虚与实。

今日刊出的，是十大关键字中的后五个主题：红白帖、拜票、选举宣传品、假牙、交通建设（上篇内容）。本篇内容为综论，其中部分关键字将有深入专题报导，敬请锁定《端传媒》2020总统大选系列专题。

红白帖

民意代表最日常的行程就是跑红白帖，一次就可以在一大批民众面前露脸，『本利比』很合算。

在台湾传统政治中有个一个很特殊但又相当普遍的现象，就是每逢婚丧喜庆，候选人本人或助理会到场祝贺或哀悼，俗称“跑红白帖”。

近几年，一些想实践“新政治”理念的候选人，都曾公开表示当选之后，拒绝当个“红白帖”政治人物，意即不把参与民众的婚丧喜庆作为“选民服务”的政绩展现。2015 年，台北市长柯文哲初上任的第一年，也宣布自己不跑红白帖，此外，过去在市府由缮写员手写挽联的传统也决议取消，一律改以电子挽联的方式赠送。2017年，桃园市议员王浩宇公开抨击红白帖文化，“我的工作地点在议会、服务处，不在殡仪馆。”并强调许多选民对于民意代表有着错误期待，使得议员们也必须以勤跑红白帖，以证明自己有在做服务。

部分政治人物的“极力抵抗”，恰好反映出红白帖文化是如何深植在台湾的政治文化当中。以婚礼来说，时不时就能看到候选人穿着竞选背心，到现场发放文宣与卫生纸，或是到舞台中跟新人一起大合唱甚至直接现场开启政见发表会。倘若立委本人不能到，就会提前录制祝贺影片给新人，为的是一次在潜在选民们面前曝光，获取好感度。至于丧礼，则是要从提前赠送挽联开始，到公祭当天的哀悼致意等流程都得做足。

“选民选你，一要看得到、二要叫得动，邀请到我支持的民代出现在红白场、庙会、社团、社区集会餐会、游览场合，一来彰显民代和基层的关系，一来表现他跑得够勤。”一位不具名的前高雄市立委助理强调，红白场早晚时段，对中南部立委影响很大，跑得勤的一天可以跑个十几场，时常是早上赶高铁到台北开会，开完会又回到南部选区服务。如果该名立委选区幅员大，还得评估在时间不够的情况下，应该主跑哪些选区。

为何政治人物在台湾的丧礼文化中，扮演一种如此特殊的存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杨济襄接受媒体访问时，曾分析“台湾人对丧礼存有『备极哀荣』的心态。家属希望在最后一程能风光的排场，这涉及到家族人脉展现与透露地方影响力。”

此外，另有一种说法是，政治人物参加丧礼，也是借此关怀丧家的经济与社会生活，是否有孤儿寡母需要救助的情形，可以适时提出协助。这种说法为“跑红白帖”的习俗增添了一些温情。

今年十一月，距离选举只剩一个多月，高雄市一户“立场偏绿”的吴姓家族正举办丧礼，几乎每一个流程，都与政治脱不了关系。流程开始前，家属们争执不下，原因是总统蔡英文所提供的挽联，没被放在礼堂的正中间，让家属们决定重新调整位置，流程进行途中，则是决定让现任高雄市议员李雅惠进行点神主牌的仪式。而在这当中，不分党派的立委都会轮流送罐头塔与兰花到现场，并给家属拈香致意。

直到现在，老一辈的高雄人的口中仍然流传着一则有关红白帖的“传奇故事”：高雄市已故前立委朱星羽，每到民众的丧礼现场，从会场外一百公尺远的地方就会开始嚎啕大哭，并以跪爬姿态进到灵堂拈香、致意；新北市议员蔡淑君也是只要遇到比往生者比自身父亲年长的长辈，也会行三叩首跪拜礼。

“台湾人要面子又重人情，你说，今天如果在丧礼上看到立委都做成这样了，能不投给他吗？”一位高雄民众说。

实际上，这样的红白帖文化也与不同选区的地理位置、都市化程度以及社会经济特性有关。对于南台湾或是一些偏远的乡镇来说，红白帖变成地方政治人物与选民拉近关系的一种场合，有时甚至也是政治人物之间角力的场域。

曾有民意代表的助理在媒体上撰文分享，作为助理的一天行程：“民意代表最日常的行程就是跑红白帖，一次就可以在一大批民众面前露脸，『本利比』很合算；红白帖要用『跑』的，因为每天次数很多，民代只是到场签个名、照个相，不能慢步走、要用跑的赶时间。”

高雄市议员郑光峰甚至专门聘请一名助理每天整理火化场预排的往生者火化名单。为了多跑几场白场，助理会跟礼仪公司的司仪打招呼，让郑光峰先上前公祭，这样才能把握时间继续参加其他场次告别式。此外，台南市安南区长颜升祺担任区长一职十二年，目前受邀出席家祭并担任“点主官”的场次超过六千场。

国立政治大学政治学教授盛杏湲曾发表过〈再探选区服务与立法问政：选制改革前后的比较〉的研究，其中就探讨立委在新旧制底下对选区服务的行为表现差异。其中关于红白帖的研究数据显示，第七届立委，即便是在会期中，跑红白帖都比选制改革前面临选举时的立委更来得积极，而到了选举前几乎全部红白帖都跑的立委比例更高达 53.8%，部份参加与几乎全部参加比例加起来达到九成以上，这显示几乎所以区域立委都无法“疏于选区服务”。

尽管目前检讨红白帖的声浪越来越大，但对于传统地方政治来说，在兑换选票上，终究是获得了一定的功效。

拜票

我体会到，他（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在握手的那一瞬间，就是全心全意在跟选民传达一件事：“请你相信我。你以后可能会听到别人说我的坏话、说我如何，但请你相信我，我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这种相信，就是拜票的奥义。

扫街、扫市场、站路口、跟垃圾车、送游览车、挨家挨户拜访、陪进香、扮成公仔搏君一笑，为了让选民记住自己、信任自己，进而投票给自己，候选人无不卯足全力。台湾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小选举中，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拜票”（即拜托选民投票给自己）文化与工作方法。

“你好你好，我今天是一个淡菜（青口）！”选前倒数一个多月，于福建省连江县（马祖）南竿乡市场里，民进党候选人李问揹着一套神似“蚌壳精”的道具，笑嘻嘻地走进人群，向摊商与买菜的群众拜票。马祖原为国民党的铁票区，历史上从未有候选人挂民进党籍而能当选的案例，因此这次李问出奇招致胜，不但扮成马祖名产淡菜拜票，还在市场与真淡菜合照，让不少乡亲笑得合不拢嘴。他的竞选对手、国民党立委陈雪生在一旁看到，都忍不住说了一句“李问你花招真多耶！”

不过，李问如此“放飞自我”的拜票行动，实是在艰困选区才能拥有的“自由”，在其余选区，主要政党候选人都会有一套既定的拜票时程，大多数时候必须照表操课，地方的政治“前辈”也会争相给许多意见，指点你“该怎么选”才能胜出。

一般而言，选举的拜票时程会在选前四个月开跑，但当选情激烈时，不乏新人提前六个月就开始“跑”的案例。在拜票之初，候选人与幕僚团队会先盘点己方在地方上的人际关系，若以立委候选人为例，就会先向当地的县市议员、乡镇市长、村里长、宫庙委员或农渔会总干事请益，让这些地方头人带着拜票。该先去哪个市场、站哪个路口、扫哪一条街，都有一套地方逻辑自在其中，如果没有人事先指路，很可能事倍功半。

但在近年来，随着都市化程度的提高，传统乡村社会网络逐渐淡薄，候选人想要接触住在高楼大厦里、生活在熟人社会之外的选民，必须发展出一套全新战法。近五、六年来，一些年轻候选人发展出“追垃圾车”拜票法，广受好评，现在已经蔚为风潮。

所谓的“追垃圾车”拜票法，便是跟着垃圾车沿路拜票，利用居民在傍晚出门倒垃圾时，与他们一一握手、自我介绍、寒暄。一名松山区的选民表示，自己就曾经在倒垃圾时与该区立委蒋万安握过手，“其实有点吓到，因为倒垃圾还没洗手，我就跟他说我手很脏，但他就说没关系，还是诚恳地跟我握手问好，当下是真的很感动。”

另一个拜票的绝佳时刻，则是在上班时间站在选区内车流量较大的十字路口，以肥皂箱形式向选民说早安、自我介绍。虽然香港选举也有“街站”形式，但因台湾许多上班族以机车为主要的通勤方式，所以“站路口”的主要受众，其实是机车通勤族。一般而言，开汽车的人多半会关上车窗、播放自己的音乐，不一定听得到候选人的拜票，但机车骑士没有车窗可遮蔽，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平均会有五十秒左右的时间，“这就是候选人介绍自己的绝佳时刻，准备好一个一分钟介绍你自己的版本，天天讲，大家就会记得你，最后是可以回馈在知名度、支持率上面的，”一名曾协助无党籍候选人当选的助理如此分析。

在选战日趋激烈的时候，由各政党的政治明星亲自陪同拜票，也是一个常见的选战场景。不但能让这些资深政治明星发挥“母鸡带小鸡”的威力，也是政治前辈示范给后辈看“如何拜票”的绝佳时刻。在这次选举中备受瞩目的基进党立委候选人陈柏惟，便对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的拜票功力印象深刻。

“赖院长他教会我一件事，就是拜票的时候，是有秘诀的。秘诀是什么？你说什么握手的角度啦、手怎么伸、眼神怎么看、怎么跟菜市场的人聊天，这些小技巧都不重要。”陈柏惟说，“我体会到，他在握手的那一瞬间，就是全心全意在跟选民传达一件事：『请你相信我。你以后可能会听到别人说我的坏话、说我如何，但请你相信我，我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这种相信，就是拜票的奥义。”

选举宣传品

韩国瑜将中华民国的符号元素纳为己有，让支持者有个清楚且单一的符号认同情况之下，进行集体共创，达成一种去中心化、自下而上的野蛮生长模式。加上韩国瑜简单直白的口号，更让“韩粉”周边商品的数量，达到国民党选举史上之最。

每逢选举，台湾街头就会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就是满街充斥着选举旗帜、看板，光是一座天桥，每隔不到五公分就会被插上一个候选人的旗子，每面旗帜上头甚至充斥“抢救”“拯救”“紧急”等诉诸恐惧、煽动式的口号，成为一种奇景。

这样的现象其实不难理解，对于许多候选人来说，尤其第一次参选的候选人，在没有什么媒体知名度的情况之下，若没有通过看板、文宣品等方式曝光，几乎不会有胜选的可能。

“选举文宣就是一秒钟的战争”民进党现任立委郑运鹏表示，民众在路边看到候选人的宣传看板，时常是一秒钟内之内的事，短短的时间内如何让民众印象深刻，变得至关重要。

根据中选会的统计资料，2018 年的九合一大选，有 93 位直辖市长、县（市）长、1751 位直辖市议员、县（市）议员、542 位乡（镇、市）长及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长、14950 位（村）里长候选人参与选举，总计全台有 17336 位候选人。

如此竞争激烈的情况，每位候选人无不卯足全力创造能见度，在选举期间大量制作广告看板、旗帜、宣传车、选举小物，文宣品等等，又会在当中想办法继续创造下一波的话题。

而文宣品除了具备宣传的功能，还有其余特殊功能，以看板来说，有许多支持者会在选前主动释出自家的墙壁，或是承租大型广告看板给候选人，以作为宣传上的经费支持。此外，对于候选人来说，提前刊出看板，也是释出开放政治献金的一种信号。

实际上，台湾的选举文宣广告，就像与台湾民主化浪潮一样，曾经历过多次的转变。

1994 年陈水扁竞选台北市长，找来现任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负责文宣。当年 25 岁的罗文嘉觉得台湾的选举文化过于沉闷，大胆采用有别以往的宣传策略，像是启用 CIS 的设计概念至选举文宣中，以及摆脱传统办演讲会，举办大型造势晚会，甚至制作选举歌曲《春天的花蕊》《台北新故乡》，加深民众的记忆度。

这些别以往的文宣策略，让陈水扁顺利拿下原为国民党大票仓的台北市，同时也深深影响民进党往后的选举文宣策略。

隔了四年，国民党派出马英九竞选台北市长，找来已故广告人孙大伟为他操刀一系列知名文宣，使得马英九的人气扶摇直上。与此同时，陈水扁阵营也推出大卖的周边商品“扁帽”，双方阵营在选举文宣上相互较劲，为当时的政治广告带来不少新的创意。

但若撇开双方阵营的政治明星光环，民进党在选举文宣的手法上，确实走得更前面，以“扁帽工厂”来说，就正式开启了台湾选举周边经济的关键。罗文嘉告诉《端传媒》，他希望每一次的选举都能带来以些新的尝试，这当中“重用年轻人”就成了一个关键，“只有年轻人才会真正懂得什么语言能真正吸引年轻人。”

而近几年，台湾的文宣策略又有了更新的突破，以 2014 年的台北市长选举为例，当时柯文哲主打“改变成真、持续发生”的竞选主轴，强调自己“不插旗帜”、“不开宣传车”、“不向媒体买业配”也“不打负面选战”等传统选举方式，并将此与进步价值画上等号，吸引到不少年轻选民的关注。此外，2016 年的总统大选，包含蔡英文、朱立伦、宋楚瑜三组候选人都跳脱了传统的竞选设计。

到了 2020 年的总统大选，双方阵营在选举主轴上，大致上可以区分为中华民国派 V.S. 台湾派之争。韩国瑜的竞选主轴与主视觉，由“UP”构成整体 logo，色调采用中华民国国旗的蓝、红色，口号则是“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而蔡英文则主打“台湾派”，竞选主轴“2020 台湾要赢，Let’s Win！”早于韩国瑜两个月前公布，此次主视觉选择直接以文字呈现，符号则是采用向前、向上的三角形为主要元素，竞总表示，这代表着国家的进步和民主的进步。

若仔细观察双方阵营的文宣战，操作上有相当有趣的差异，韩国瑜将中华民国的符号元素纳为己有，让支持者有个清楚且单一的符号认同情况之下，进行集体共创，达成一种去中心化、自下而上的野蛮生长模式。加上韩国瑜简单直白的口号，更让“韩粉”周边商品的数量，达到国民党选举史上之最。

至于民进党的文宣策略向来就以创意与美感取胜，因此当竞选总部制作出主视觉之后，会采取一种“中央厨房”式的管理模式，由中央先行定调视觉风格，不管是字体、用色、排版与设计，以一种生产线方式，集中管理与生产，有效的控管品质。以竞选帆布来说，小英竞总文宣部就统一给地方立委公稿，像是标准字、定装照。不过，民进党的地方立委除了党中央所释出的文宣品之外，也有不少人会另外制作有创意的文宣小物，吸引更多民众。

对于候选人来说，文宣品是宣传自身形象、提高知名度的重要利器。对于支持者来说，文宣品同样也是凝聚自身政治认同的重要媒介。

假牙

随着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这批在经济起飞前度过儿童期的老人家，有很高比例的牙齿健康品质堪忧。老年人牙齿品质低落，又难以负担假牙经费，进而推动政治人物竞相补助假牙以争取民心，也带给竞争对手或继任者强大的压力。

选举时期，候选人总是会端出各种针对长者、学童或弱势族群的补贴，但在近十年来，“补助老人装假牙”成为一种流行的选举支票，深得高龄选民与其家人的认同。虽然补助假牙的政策多半在地方选举（即县市长、县市议员选举）才会被提出，但在这次全国性的选举当中，亦有立委带着假牙模型前往选委会登记，突显自己的主要政绩即是“假牙”，让假牙战争自去年延烧到今年，由地方烧进中央。

回顾2014年的地方选举，民进党台南市长候选人赖清德在竞选时提出“65岁以上长辈免费装置全口假牙”政见，民进党台中市长候选人林佳龙也喊出“全面补助65岁以上长者全口假牙”，基隆市、彰化县、苗栗县等地的县市候选人，也曾经提出相同或类似的假牙政见。

其中，在新北市长侯友宜、苏贞昌的对阵中，双方甚至一度在政见辩论会上为了“假牙”互相开杠。当时，民进党候选人苏贞昌提出“扩大补助老人假牙”政见，侯友宜则认为，这并非正确的补助方向，老人家恐会因为补助易得而“拔真牙、装假牙”，对此，苏贞昌则神回“会（有人）拿石头打碎自己牙齿只为了装假牙吗？”

侯友宜当时的主张，不乏学理根据。侯友宜拿出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资料指出，“顾真牙比装假牙更重要”。苏贞昌则回击，只要是牙齿好好的人，都不会刻意拔掉真牙去装假牙，侯友宜的说法很外行，且“桃园、台南、基隆都有（补助），只有新北市没有。”苏贞昌表示，自己会向中央争取经费，让老人更快乐。

在2014年选举结束之后，许多候选人都不吝兑现这项假牙政见，其中最受人瞩目的县市首长，当数台中市长林佳龙。林佳龙在竞选期间，提出要“每年编列3亿元、帮65岁老人装假牙”，当选后的那一年底，林佳龙宣布，已经补助辖区内的四万多名老人免费装假牙，市政府甚至邀请接受补助的老人跟市长一起共进午餐，一起“啃芭乐”以证明牙口健康，掀起假牙补助的高峰。

持平而言，假牙政策之所以成为台湾选举兵家必争之地，并非全无来由。随着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这批在经济起飞前度过儿童期的老人家，有很高比例的牙齿健康品质堪忧。根据卫生福利部心理口腔健康司〈（民国）104-105年度成年与老人口腔健康调查计划〉结果显示，台湾65岁以上长者平均自然牙数为16.7颗，80岁以上老人全口无牙率为12.7%，有牙周问题者更高达88％，比例高居全亚洲之冠。

老年人牙齿品质低落，又难以负担假牙经费，进而推动政治人物竞相补助假牙以争取民心，也带给竞争对手或继任者强大的压力。2018年市长选举，林佳龙落败，国民党籍市长卢秀燕上台后，因年度预算编列额度等原因，有部分老人的假牙补助时程被推迟，地方便开始耳语“换了市长就比较没钱装假牙”，大有不满之意。市府卫生局则再三保证，一定会筹措经费，让有需求的长辈得以早日装上假牙。

2020年，民进党平地原住民立委陈莹，带着大型假牙模型，在族人陪伴下登记参选，以“补助族人装假牙”作为她四年来的主要政绩。陈莹在现场表示，原住民的缺牙率非常高、但平均收入又普遍较低，无法负担安装假牙的昂贵费用，她自2017年开始即争取全国原住民都能平等接受补助，不必等到“全口掉光”再申请补助、不必再忍耐着不装假牙。

陈莹高调的举动，引来对手批评“假牙买票”，她则大力回击“照顾长辈的健康有什么错？你们的良心在哪里？谁敢挡这笔预算？我绝对跟你们拼命！”引来不少曾经受惠的族人发言相挺，感谢她替家中长辈争取的假牙补助。

一名资深国会助理观察，假牙补助除了让有需要的民众受惠、感念在心之外，“这也是一种深入民间做组织的方法。因为老人家通常对传统政治势力忠诚度比较高，对于那些想要挑战现任的新秀政治人物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交通建设

回顾台湾自1996年总统开放直选之后，每逢选举，执政的一方几乎都会开出不少重大建设支票，而兴建中的轨道交通设施也经常“刚好”在投票日前夕开通，似是要借此博得地方选民的好感。

“行政院决策，高铁南延屏东！”2019年9月10日上午，出身屏东县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到老家视察台铁六块厝车站南侧时，对台下的屏东乡亲宣布“高铁南延屏东方案”正式拍板定案。“水啦！”乡亲们报以热烈掌声。

“我很高兴当年从屏东开始，今天又回到屏东。虽然38年来我沿路都这样走，”苏贞昌指着一张旧照片，照片里头，他的竞选车卡在泥泞里动弹不得，众人正协力推着车辆，“但今天如果能够改善屏东的交通，打通任督二脉，让西部高铁、东部快铁，让台湾成为一体。”

此时，距离2020总统大选日，还剩下123天。

台湾高铁自2007年1月5日试营运以来，历经12个年头，已从最初的“板桥—左营”路线到如今加入云林、苗栗、彰化、南港站点，全长345公里，从北到南贯穿台湾人口最稠密的西部走廊，造就“一日生活圈”。

事实上，交通部运输研究所于1990年代开始规划高铁时，在《台湾西部走廊高速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第一阶段路线图是包含基隆与屏东的，甚至建议延伸路线至台湾岛最南端的垦丁。“但后来因为运量不够、效益不足就删除了。”当年参与高铁规划的淡江大学运输管理系教授张胜雄回忆，那时在权衡“基隆—屏东”跟“台北—高雄”的票价收入、投入成本后，在第一阶段便将基隆与屏东剔除高铁营运路线。

30年后，中央政府却决定将高铁路线南延屏东，所需经费约554亿元新台币。交通部说明，高铁延伸屏东是为了推动“西部高铁，东部快铁，打造环岛高快速铁路网”的其中一环；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也表示，这是落实交通平权、国土均衡区域发展。

对于这样的结果，张胜雄率先跳出来大力反对：“政府有义务提供人民基本、可达的运输服务，但高铁是『高等级的运输服务』，应该使用者付费、不能够花太多政府的资源。”他并以目前高铁各站周边新市镇的发展为例，认为以供给做为导向的交通建设，目前在台湾仍行不通，“至少从高铁这30几年的经验来看，我们没有成功的经验，而且运输系统往往是投资很庞大，若没有明确需求就去盖，就变成现在的蚊子馆。”

选前2个月，中央又决定将宜兰的北宜直线铁路改做高铁延伸宜兰，估算将花费955亿元新台币的经费。面对交通部在选举前夕不断大开轨道建设支票，张胜雄决定辞去交通部审查委员，甚至发起连署，要求交通部“建立公开且制度化的审议机制”、“公开所有重大交通建设的报告与审议过程资讯”。

回顾台湾自1996年总统开放直选之后，每逢选举，执政的一方几乎都会开出不少重大建设支票，而兴建中的轨道交通设施也经常“刚好”在投票日前夕开通，似是要借此博得地方选民的好感。

以1996年总统选举投票日3月23日来说，台北捷运第一条路线“木栅线”便抢先在2月27日开放免费试乘活动。该年，除了定向轨道建设之外，兴建中的国道一号及国道三号高速公路，自1995年7月至投票日前两天3月21日，一共开通5段交流道。

在2000年与2004年的选举中，通车的多半是高速公路路段。2008年总统选举的选前两周，高雄捷运正式开始营运，前一年的7月10日，交通部也宣布由台湾铁路管理局成立捷运处，预计将负责桃园国际机场捷运的营运，不过在马政府当选之后，交通部评估后决定改交由桃园县政府成立桃园大众捷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另外，台湾高铁也是在选前一年全线开通。

台北捷运自1996年通车后，至今仍陆续兴建中。2012年总统大选前一周，北捷橘线大桥头－辅大段通车；2014年年底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前夕，北捷绿线的西门－松山段也抢在选前两周通车。抢攻2020总统大选选票的新北环状线，第一阶段预计将在2019年年底上路。

另外还有像是2014、2018九合一地方选举前夕分别开通国道十号（高雄支线）里港交流道与屏东交流道，以及2016年总统大选前一个月，高铁新增三站苗栗、彰化、云林正式加入营运等，不一而足。许多国家重大交通建设，“恰巧”都在大选日前正式启用，虽然主政者都会强调，政府只是按照原订时程进行建设，但不少选民仍心知肚明，这就是选举前夕的红利。

民主化使得国家重大交通建设的决策与选举密不可分，甚至也让兴建过程旷日费时，台北捷运即为经典一例，网路上就流传着这么一条段子：“专制中国盖一条千里高铁只要四年，民主台湾捷运新庄线十几年还没盖好。”台北捷运在台湾经济起飞的1980年代开始规划，施工期凑巧碰上1990年代民主化浪潮，公民意识抬头、选举文化热络，在“威权技术官僚”过渡到“公民社会”的过程中，选举前夕难免仍有“以国家重大建设当选举支票”的现象，而交通建设不但与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更隐含着城乡之间的发展矛盾，往往成为多股社会力量拉扯的最前线。

“重大轨道交通建设盖得慢，这在所有民主国家里面都一样，不是只有我们。”张胜雄认为，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公民社会的意识仍有不足，导致选举时政治人物会以交通建设争取支持，民众也不思考这样是否有浪费公帑的问题，只为自己考量，“（交通建设）绝对不是说因为你有我就一定要有，而是要根据交通问题本身来思考解决方案，这才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