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选的十个关键字（上）宫庙、农会、地下电台、贿选、地下赌盘

1949年后，国共战争以“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沿金门、马祖群岛分治的形式，画下暂时句点。至2019年为止，台澎金马地区历经中华民国七十年的统治，繁衍三代人，与神州大陆的记忆日渐淡薄，人民亦各自生活在不同体制、文化与思想之中。

此刻，台湾新生代本土意识崛起，并历经二十年总统直选的洗礼，视“台湾”为自身政治共同体，欲挣脱中华民国留下的厚重大衣，过往的民国记忆与当前高唱“中国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碰撞，让“中国因素”成为台湾社会难以绕开的议题。

在预备选出同一位元首的的人群之内，有人全心捍卫中华民国国旗、有人完全不认同这面国旗；有人认为“台湾已是一个国家，名叫中华民国”、有人认为台湾国仍尚未建立。这些多元而难以完全和谐共存的立场，只要遇上选举，就会化为对特定党派的支持、与针对“对手”的强烈厌恶。

2020年大选前夕，因习近平提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香港反《逃犯条例》运动等事件，民众紧张感升高，使“亡国感”成为大选的热门关键字。而在快速都市化的过程中，台湾社会不同社群、不同地域的群体间对彼此缺乏理解，更让“亡国感”焦虑附着于“宫庙”、“农会”等元素之上，形成另类的误解与对立。

为此，《端传媒》将陆续推出系列报导，以〈亡国感的战争〉辨析亡国感的历史根源，并以〈大选的十个关键字〉系列追寻“亡国感”的地理维度，在选战的最前线，找出十个最常被提及却又未能完整解释的“大选关键字”，特写台式选举的前线风景，也探索“中共影响台湾选举”的虚与实。

今日刊出的，是十大关键字中的前五个主题：宫庙、农会、地下电台、买票（贿选）、地下赌盘。（下篇在此）本篇内容为综论，其中部分关键字将有深入专题报导，敬请锁定《端传媒》2020总统大选系列专题。

宫庙

宫庙是地方政治的中心。

2020年台湾大选前夕，“宫庙被中国渗透并以此介入选举”的说法甚嚣尘上。宫庙是什么？为何有些宫庙会频繁地到对岸交流？宫庙真的被“染红”了吗？

台湾宫庙数量众多，根据2017年统计，在行政院内政部登记有案的寺庙数量是12,305间，登记的信徒是953,599名，但实际人数远高于此。连在都市化程度较高的台北市，于2015年都仍有97%未登记为财团法人，以农渔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乡村更是如此。

这些宫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来自大陆的移民在来到台湾时，往往自原乡请來神明，在新的住居所修建庙宇，形成聚落中心。这些“地方公庙”与村落之间关系密切，不但是村庄里执行“法律”与责罚的场所，也是“公告周知”的碑文竖立所在。每逢酬神唱戏，更是村中大事，会吸引所有居民前来，可说是村庄里的公共空间。

即便历经了日本统治，这些宫庙依然是台湾村民的信仰中心、活动中心与公共空间。除了宫庙本身的祭祀活动之外，社区活动中心、社区发展协会的办公室、公共煮饭厨房、图书馆、托儿所等设施，多半与宫庙紧紧相依。庙前通常也会有摊贩、店铺聚集，形成小型市场，是地方的小型商业中心。

由于宫庙的“公共”与“政治”性格，使其在地方选举之中，占有一席之地。数年一次的地方选举，让各地方的政治势力与庙宇互动密切，成为社会关系确认、交换与展演的场所。知名大甲镇澜宫董事家族、立法委员颜宽恒，便是其中知名的、出身宫庙的政治人物。颜宽恒接受《端传媒》专访时指出，选举期间，总统候选人之所以频繁到寺庙上香祭拜，就是因为“宫庙是地方政治的中心”。

颜宽恒家族参与的大甲镇澜宫，便是宫庙与政治互动的经典案例。自日治时期开始，大甲镇澜宫便将辖区内四乡镇大甲、大安、外埔、后里的乡镇长与代表、村里长等地方政治人物纳为当然信徒代表。这种“街庄民有权制度”，在未有选举的年代，其意涵便是让四乡镇的民众共同拥有管理大甲镇澜宫的权力。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之下，镇澜宫并不只属于庙方管理阶层，而是属于四乡镇的民众。

但这样“共享”的理念，随着近代宫庙“组织化”与选举普及之后，开始出现了变化。在前现代时期，宫庙并不是一个固态的“宗教团体”，而更近似于一个“宗教社群”，成员流动、边界相对模糊，所谓的“庙方人员”，可能是地方上的乡绅、捐款较多的富人，或者受人景仰的头人。但在宫庙组织化后，因为必须确认庙方董监事、委员名单，将液态的人际关系凝结为固态的委员名单，反而让宫庙开始成为特定人士可以掌握、把持的对象。

一名选举时期的操盘干部分析，地方上的宫庙都有自己的人际网络，宫庙干部也通常是“在地方有影响能力、可以帮你拉一些票的人”，这时候宫庙的堂主、委员会的主委，只要被选举桩脚确认有实质影响力，就会被纳入重点辅选对象，甚至被拉进竞选团队之中，邀请他成为“助选”或“拉票”的节点。

农会

农会选举的重要性，并不是因为“掌握了农会就掌握地方势力”，而是“已经掌握了地方的人际与利害关系的团队，才能在农会选举中胜出。”

农会，是台湾特有的农民社团法人组织。虽然在名义上是一民间团体，却依法负担政府与农民沟通的责任，必须替政府宣导农事法令，也接受政府委托，以执行当前的农业政策，性质介于公与私之间。全台农会分为三级，分别为全国农会、县市农会与乡镇区市农会，从实际务农的乡村到繁华的都会地区，都有基层农会组织存在。

其中，最基层的乡镇市区农会选举，被视为地方选举势力操兵的最佳阵地。依法而言，农会会员是由农民自行申请加入，成为“农会会员”，会员可选出农会代表，代表选出农会理监事，再由理监事再选出理事长，最后由理事长派任总干事，总干事负责整个农会的经营。总干事握有农会的人事、财政权，但理事长则握有总干事的任命权。

“实际上操作，是有意愿出来选理事长或总干事的人先组成一个队，如果我想要拚这次农会选举，我想当总干事，就跑出来组一个队。”一名曾经参与过农会选举的地方政治人物分析，组队之后，开始进行分工，“我们想出来选这次农会选举，我们就先协商谁要当总干事、谁要当理事长？”

在农会选举的前阶段，就必须决定选后的角色分工，因为这牵涉到选举筹备阶段的“财务分工”比例。按行情来说，一次农会选举所需经费约在三千万至五千万台币之谱，部分竞争激烈的农会，甚至必须花费近亿。“无论要花多少钱，总干事与理事长都会是主要的出资者，有时候加上常务监事或其他理事。”

经过农会选举过程后，这组胜选团队已经将该乡镇地区的人际网络盘点了一次，“因为地方的人际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连任五届的人也可能落选、外地来的也有可能当选，本来这次挺我的，这几年可能已经跟我结怨了……诸如此类，你就是要把新的恩怨再盘点一次。谁是谁的人、谁对谁有影响力、谁这几年欠钱了只好任人摆布，可以一次摸清楚。”

换言之，农会选举的重要性，并不是因为“掌握了农会就掌握地方势力”，而是“已经掌握了地方的人际与利害关系的团队，才能在农会选举中胜出。”一名南部农会干部举例，“去年地方选举，大家都在说萧汉俊（高雄农会总干事）多厉害、帮韩国瑜多少票，事实上那是因为萧背后是王金平，王金平对地方关系是了如指掌，王金平也根本不需要去掌握农会，这些地方组织自然都会在他熟悉的、可以动到的范围之内。大家谈农会的这种说法，是倒因为果。”

台湾农会选举，恰好落在总统大选的隔年、地方选举的前一年，以本届为例，下次改选期程会落在2021年，“所以农会选举完，隔年马上就选县长、议员，再过两年选总统、立委。选完立委，又要再改选农会，周而复始。农会等于是一种练兵，你选完，整个盘基本上就照这样走，就对了。”

这位农会选举操盘手说，“用都市计划的概念来说，两年要做一次都市计划通盘检讨，我们基层农会选举，就是一次地方的『人际网络通盘检讨』。”

地下电台

（以电台去做）人的经营就会产生死忠的支持者，口语传播的信任度还是远远高过（其他）大众传播。

地下电台，又称海盗电台，是指未经合法申请、未取得主管机关许可就播音的广播电台。早年，广播电台是两岸军事对峙的兵家必争之地，必须取得许可才能播放，不少地方型的“名嘴”则直接架设相关设备，对特定区域民众“放送”广播节目。

由于电波功率有限，使这些小型地下电台的地方色彩浓厚，让民众觉得亲切。每天清晨至深夜，无论听众身在何处，只要一打开电台，就能听到电台主持人说着一口流利地闽南语，向民众亲切问好、嘘寒问暖。而听众也习惯性地每天 Call-in 至节目里，举凡婆媳关系、健康问题、交通事故或政治意见等问题，一股脑地全向主持人倾诉。

台湾的地下电台与政治的关系，一直都相当密切，随着台湾社会变迁与民主化运动，它的角色与所处位置也不停地在转变。过往，这些地下电台，会鼓动听众冲撞现有体制，而被称作“民主电台”。1987年台湾社会刚刚解严，电子媒体在党国体制之下，长期被党政军垄断。此前政府还因为要全面掌控广播媒体，设下“冻结广播频道申请”的限制，使得电台大多是非法经营，被称作“地下电台”——泛指未经“合法”程序申请核准、因而未持有执照的广播电台；它们不被政府承认，也不受政府管辖。

此后，为落实媒体开放政策，自1993年开始，主管机关新闻局公告将分十个梯次开放民间申设广播电台，希望“非法的”地下电台可以合法化。

由于地下电台设备费用低廉具有可接近性，以及话题尺度毫无限制等特性，很快地就受到众多“党外人士”的欢迎。整个 1990年代，台湾的地下电台就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蓬勃发展。

不到两年之间，几个重要的广播电台相继成立，民进党籍候选人张俊宏率先开设“全民电台”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接着资深电台主持人许荣棋成立《台湾之声》；吴清棋成立《绿色和平》；陈水扁、林美娜等人成立的《宝岛新声》；林树枝成立的《基层之声》等。

长久以往，主持人与听众累积了深厚的信任基础。对于不少地方政治人物来说，担任地下电台主持人是深耕地方、制造影响力的第一哩路。在电台的放送时段，主持人慷慨激昂的内容，将会通过电台穿过街头巷尾，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成为大选投票的参考指南。

“如果今天我真的出来选，没有人选得赢我”台南的地方广播电台“府城之声”台长身兼主持人志明（本名康银寿）十分有自信地告诉《端传媒》。

在社群平台与数位媒体大兴其道的同时，传统广播电台对南台湾基层选民来说，依旧很有影响力。这或许很难想像，但康银寿并未夸大其词，如果询问台南的地方民众（尤其是中老年族群），这些电台主持人可以说是神级 KOL（意见领袖）一般的存在。

举例来说，2016年2月高雄美浓发生大地震，康银寿在电台上表示希望大家捐献赈灾款项，不到三小时，听众就捐了八百万台币。地下电台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而康银寿因为与前台南市长赖清德私交甚笃，在赖清德任内，他曾担任过市府首席顾问。赖清德在任内也会固定时段上“府城之声”与主持人对谈，保持对地方的影响力。

尽管拥有强大的基层号召力，但许多地下电台普遍处于经费匮乏的情况，其中不少电台为了生存，开始贩卖药品，变成所谓的“卖药电台”。以康银寿为例，他除了是主持人之外，同时也经营“聚安堂药厂”，并在自家开设的中药馆里开设服务处，定期为民众进行免费法律谘询或报税服务，与许多地方议员所做的选民服务一模一样。

因此，对于许多地方政治人物来说，担任电台主持人也是深耕地方的敲门砖。一名不愿具名的电台主持人表示，现在许多电台为了生存，也会把时段卖给政治人物，让他们可以定期在广播上“传播理念”。

现任台南市立法委员王定宇在从政前，也曾于南都电台担任主持人数年。谈起这些地下、地方电台与地方政治的关系，王定宇认为，重点在于“人”，意即是“谁”收听这些电台。王定宇分析，电台听众多是计程车司机与工厂工人，这些人通常是讯息传播的节点，“（以电台去做）人的经营就会产生死忠的支持者，口语传播的信任度还是远远高过（其他）大众传播。”

以陈水扁竞选总统期间为例，中南部多家地下电台业者就曾号召计程车司机去堵住国民党党部或进行抗议。这是从党外时期累积的默契，通过地下电台的动员，形成一股具政治规模的力量。

在网路时代，电台反叛的“传统”看似式微，却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在年轻人当中重获新生。“音地台湾网路电台”负责人音地大帝，在 2014 年太阳花学运期间曾开办“大肠花论坛”一夕爆红，当时他所采用的形式就是以地下电台大量开放民众 call-in 的形式，搭配线上直播，对太阳花运动发表各种犀利的言论，吸引众多年轻人参与与观看。

实际上，早在十多年前，音地大帝就曾在现任立委林昶佐的邀请之下，担任主张台湾独立的“建国广场广播电台”担任主持人，尽管当时主要是以播报音乐为主，却是他以这个形式进行传播的第一站。此后，他就开始积极参与社运，并创办了“音地台湾网路电台”，关注台湾独立音乐为主，拥有丰富的主持经验与死忠听众。

整体而言，目前地下电台所能触及到的民众群确实不如以往，但实情是，这种媒介传播形式其实一直在演变，而从未被淘汰。一名北部的广播电台主持人分析，在北部，许多上班族、小资族也会在办公室收听广播，即便在网路时代，电台影响力是难以衡量的。

至于中南部的地下电台，仍持续与其他地方组织有政治、经济上的结盟，大多得以在选举期间发挥影响力。这样的特性，让电台主持人在台湾的大小选举中，仍能持续占有一席之地。

贿选（买票）

买票的重点不是多少钱、买了什么票，而是谁来买，要推我和谁去投票。这个“谁来买”的“谁”，往往就是政治人物费力撬动的“桩脚”，而被他“买到”的票，则象征着他能通过人情关系带动的票源。

贿选，是指选举之前，候选人透过组织动员的方式，提供现金或者有现金价值的礼品，诱导选民投票意向的行为。民间称之为买票，每逢选举，和造势一样少不了的，一定是买票。

台湾有句俗语戏谑说，“选举无师傅，用钱买就有”，然而如果今天某位外来者握有钜资，就真的能够保证在选战中胜出吗？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票吗？并不这么简单。

根据台湾法务部的归纳，历年查缉到的贿选样态之中，有以下几种主要型态：买票、卖票、搓圆仔汤、包揽贿选。

买票，意指候选人以金钱或其他利益要求选民投给他；卖票，指选民自己“兜售”自己手上的一票或亲友的“团体票”；搓圆仔汤，意指以各种协调、威胁、利诱方式，要求某一阵营候选人不要出来选举，以达成让其他候选人当选的目的；包揽贿选，则是由候选人以外的第三人出来进行贿选活动。

一名南部地区的桩脚，将买票行为解释得十分形象：“买票不是在路边兜售圆仔汤，四处走、看到人就卖，那样没有用，买不到票。买票不是银货两讫的概念。到投票的时候，有很多人其实根本没有决定要投你或是不投你，他对两方候选人可能都没有感觉，也不见得会出来投。但你如果透过某个亲情网络来『买票』，我不投就不好意思了。”

所谓买票，放在真实脉络中，是以现金和选票为载体，撬动、进而拉拢乡土社会绵密的人际网络关系。买票的重点不是多少钱、买了什么票，而是谁来买，要推我和谁去投票。这个“谁来买”的“谁”，往往就是政治人物费力撬动的“桩脚”，而被他“买到”的票，则象征着他能通过人情关系带动的票源。

都市地区人际关系疏离，造势常见，买票不常见。如果用人们熟悉的网路工具来类比，造势好比媒体对大众用大声公喊话，声量大，收效难以预测。但深入乡土人情的买票，就好比开动了一个社群网路，钱给了谁，他能带动几票，都可以预计，尽管从外来看犹如黑箱，但网路内部的转化率却可以算的清清楚楚。甚至一个人能带动几票，是不是真能带动，在这时也成了这个人的信用评级──它象征了这个人在乡村社群网路里的“影响力”和“信誉”。

另一名北部的村民则举例：“每次到了选举，家里的老人、公婆拿了钱，到选举时，不停狂call户籍在家、人在外地工作的小孩，一定要回来投票。不是因为他很忠贞于他要投票的候选人，而是他必须对那个买票的人『交代』，买票的人说如果今天你拿了我十票的钱，你就要给我投十票，没有的话，没有下一次。”这名村民表示，在没有年金时，乡下老人的零用钱，往往要靠买票的钱来换，买票的钱，则要靠自己对家里小孩的投票意向──不管是乡民代表、议员还是市长，不同等级不同钱──的影响力来左右。

这也是为什么，买票很少见到大笔的票数交易，一般都是十几、几十票买，因为，这才是社会人际网路的真实影响力边界。一名乡村地区的辅选干部便说，“在选举的时候，每个人的农村社会关系跟这个人的社会评价，都会被盘点过。”买票尽管违规违法，却常常是每次选举时，地区居民确认关系、地方头人展现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

“所以，历史上也不乏一些案例，是候选人花了大钱买票、最后依然落选的，我们大家都会笑他说，这就是不会买，赔了夫人又折兵，”另一名实际参与过“买票”的干部表示。

地下赌盘

境外资金到底有没有透过赌盘企图影响选举结果？无论是赌场经营者、调查站人员，都认为“有可能，但只能在两名候选人比数接近、战况激烈的时候发挥作用。”

台湾法规明令禁止赌博，但相比起赌博可能带来的收益，罚款金额可称低微。在赌博的诸多标的中，最具公共影响力的，便是选举。地下赌盘一直被认为是台湾选举形势的风向标，因为下注的都是真金白银，许多人认为这比正规民调更能体现选民的诚实意向。但另一方面，选举赌盘的庄家，也可以透过赔率的精细计算与桩脚设定，拉擡某一个特定派别的选情。

那是否意味着，地下赌盘就因此可以变成有心又有充裕财力的人干预选举的渠道？例如，中共操纵赌盘干预选举？采访中，在赌盘操作各个环节的角色都告诉《端传媒》，并不那么容易。赌盘真要影响选情，前提是战况本身已经很激烈，候选人咬得越紧，赌盘影响的空间才越大。

台湾的选举赌盘很多，彼此独立，不同地区有不同报价，有时候甚至只是几个朋友“揪团下注”，也能构成一个小型赌盘。但选举的最后结果、得票数却只有一个，因此，全国性的选举会制造出最大的套利空间：想利用总统大选赌盘获利的玩家，会利用各县市不同价差，在A地收了赌金之后，向B地的赌盘下注，在获利的过程中，也让各地报价趋势渐趋一致。“到了选举前夕，赌盘会比民调更准，就是这个原理”，资深的赌场经营者说。

依地下赌盘行规，赌客赢了拿钱，赌场经营者可抽取手续费。一般来说，下注以“支”为单位，每一支赌资一万元，经营者从中抽取五百元，也就是说，若是赌赢了一万块，赌客可以拿回九千五百元。除了赚取手续费，经营者还要设法平衡“赌盘主角”的收注金额，以免赌客一面倒押注某一方，经营者最后落得自掏腰包赔钱。但无论如何平衡，经营者本身的资金量都相当重要，因此平日经营赌场、当铺、地下钱庄的经营者很容易是庄家。

一名选举桩脚分析，外界甚嚣尘上的“宫庙参赌”或“农会参赌”难度反而比较高，“要动庙里的钱，没有那么简单，不可能所有理监事都同意你乱挪经费去赌博，农会也是一样，成本太高。还不如找平常就资金流动很大的单位来玩。”

至于境外资金到底有没有透过赌盘企图影响选举结果？无论是赌场经营者、调查站人员，都认为“有可能，但只能在两名候选人比数接近、战况激烈的时候发挥作用。”

一名观察村庄内亲友下注的人士指出，有心人士若抱着大笔资金想要影响选举赌盘，很可能采取“我出钱、你帮我下注”的模式进行。“好比说我今天给你五百万，说我想参赌，你帮我下注，买某某人赢。输了没关系，五百万当做掉到水里，但赢了我跟你对半分。这样你玩不玩？会玩吧？下场玩了以后，你就会希望那个某某人真的赢，所以就开始拼命拉票。”

地方调查站人员则观察，会在选举期间被揪去“下注”或者“代赌”的人，多半是意志力相对薄弱、财务状况也有问题的人，“这些人如果收到来路不明的资金说要帮忙下注，他可能已经赌疯了，没意识到这笔钱有问题。又或者，就算他意识到了，他也会选择不去想它，就继续玩。这就是赌徒的心理状态。”

但是另一名曾参与破获赌盘的退休警察，则认为“中共真的要介入赌盘，也没有这么容易”，他分析，台湾选举的赌盘分散，彼此之间互相独立，“如果B候选人明明落后于A，但却有人以高额资金异常下注B赢，那就会有两种结果，一是大家听到风声、纷纷跑来下这局，那确实有可能影响到选举；但也有可能别人觉得有人想操纵选举，不一定会跟，那他就变成自己玩自己的。”

几位选举操盘手都同意，如果战况越激烈，赌盘才越能发挥影响选情的效果。毕竟根据经济学原理，“如果要把落后很多的候选人玩到赢，那还真是要花千亿以上的金额，都还未必能成功做到。如果这种『反常』的赌盘真的玩得起来，那应该已经不叫赌博，这算是一种『透过赌盘买票』了。”